蘇聯人為什麼不珍惜蘇聯

1991年底，蘇聯在歷史的瞬間劇變:俄羅斯終結社會主義，折回世紀初拋棄的資本主義。蘇聯劇變的原因何在？史家見仁見智:帝國主義和平演變說、斯大林體制弊端說、戈爾巴喬夫叛徒葬送說……還有，“蘇聯人不需要蘇聯”說——俄羅斯科學院一位著名的院士曾充滿愧疚和負罪感地說:“將蘇聯送進停屍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

豈非咄咄怪事？十月革命前俄國是一個經濟和文化落後的農業國:1913年，農民占社會人口66.7%，80%的人口是不識字的文盲，工人階級比地主、資產階級、商人和富農還少。蘇聯在70年間使這個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7年，農民降到占人口12%；蘇聯不僅摘掉文盲國家的帽子，而且70%以上的居民達到高等和中等教育水平，居民每萬人中擁有大學生數量已躋身世界四強。蘇聯因擁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成為與美國爭霸的世界第二超級大國。連蘇聯的對手丘吉爾，都不得不承認斯大林時期蘇維埃國家取得的巨大成就:“當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是手扶木犁的國家，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了核武器。”總之，在蘇維埃的年代裏，國家給了人民土地、麵包、知識，還有國家的強大與榮耀……但是，1991年3月，雖然多數蘇聯人在全民公決時表態保留蘇聯，而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819事變”，為挽救蘇聯進行最後一搏時，多數人卻未支持事變——在捍衛蘇聯的最後關頭，人們沒有付諸實際行動。

這是為什麼？莫非是蘇聯人“忘恩負義”？

馬克思說:“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讓我們循着這一論斷，在蘇聯國家與人民利益分配的視野里，尋找蘇聯人“不珍惜”蘇聯的答案。

急於走向“無階級”**社會

蘇聯**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馬克思主義誕生於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尖銳、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的1840年代。馬克思站在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的立場上，提出了**“公平”的理念——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消除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體勞動之間的差別；還提出了體現這種理念的社會——**社會。在**社會中，沒有階級、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所說的**，需要以生產力高度發達為基礎。但是，1930年代中期以後，布爾什維克黨人卻在蘇聯與發達國家生產力有很大差距的情況下急於向**過渡，建設“無階級”的社會。從十月革命以後，蘇維埃政權實施了4次“經濟戰略飛躍”，社會結構隨之發生巨大變化。第一次，在1917年～1920年代末，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和私有農民階級。第二次，在1920年代末～1940年代初實施工業化戰略，使佔俄國35%以上的農民和城市居民進入國有企業，成為工人與職員。第三次，在1950～1960年代，赫魯曉夫頭腦發熱，提出了“全面建設**”的目標，大幅增加對工業投資，工人繼續增加；同時將大批集體農莊轉為國營農場，大量集體農民成為國有單位職工。第四次，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為實現蘇聯經濟從粗放型向集約化轉型，大量培養知識分子，使知識分子成為蘇聯社會中增長最迅速的階層——1980年代中期，在國有單位就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職員上升至占人口88.5%，在集體所有制工作的集體農莊農民只佔人口11.5%。在蘇聯社會中，國有單位職工幾乎一統天下，蘇聯彷彿離“無階級”社會越來越近。

為了實現“無階級”社會的藍圖，蘇聯還不懈地進行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勞動差別的努力。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五次提高最低工資，提高國營農場職工和集體農莊莊員的工資，使工農之間、腦體勞動之間、高低收入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1940年，蘇聯工業工程技術人員平均工資是工人的2.15倍，1985年降為1.10倍。1970年，國營農場職工相當於工業職工月平均工資近83%，1985年提高到91%。集體農莊農民按家庭成員實際收入與工人、職員逐步接近，1960年是70%，1986年提高到92%。職工月平均10%最高工資與10%最低工資差距逐步縮小:1956年是8倍，1979年降低到4倍。

總之，蘇聯經過70年建設“無階級”社會的努力，社會結構日趨同質化；經過消滅三大差別的努力，三大差別逐步縮小。1977年蘇聯憲法驕傲地宣佈:“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走在“通往**的道路上”。

升遷路上的“不公平”與積怨

蘇聯追求和實現的“公平”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但是也出現了悖論:它在注重勞動者內部各階層收入數量“公平”的同時，忽視了機會的“不公平”。

早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蘇聯為了集中調動勞動資源支持工業化，建立了國家一元化行政命令式的勞動資源分配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無論招工、招生、大學和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畢業生分配，還是提級、提職、提職稱等各種方式的社會流動，均由國家機關規定指令性計劃、指標與程序，並且由國家機關對實施計劃的全過程進行監督。

國家一元化行政命令式的社會流動渠道，保持了勞動力的穩定供給和分配，為蘇聯實施經濟戰略、國家發展強大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社會流動的單一和統一，引發了諸多矛盾:社會流動的啟動和出發點是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人們的願望、興趣只能納入國家戰略的框架和指標內才能實現，產生了社會流動單一驅動力與人們多樣化的願望、興趣和抱負的矛盾；國家統一規定晉陞指標，產生了有限的晉陞數量與迅速增長的晉陞需求的矛盾；由國家統一規定工資標準，加之趨向均等的工資政策，產生了平均的工資數額與才能出眾者期望得到更多社會資源的矛盾，以及平均的工資數額與具有高遠抱負和卓越才能的社會精英嚮往超常支配社會資源的矛盾……1920～1930年代，蘇維埃政權是被資本主義包圍的孤島，人們能夠理解並支持壓抑個人願望，盡全力建設和鞏固國家。但是二戰以後，蘇維埃政權已經鞏固強大，國家已經有條件擴大個人職業發展的空間，可蘇聯未適時改革，未開闢出有益於發揮不同層次、不同特質才能的多條社會流動渠道，民眾仍然擠在國家掌控的一條升遷道路上，這對於興趣和能力千差萬別的個人而言是空間機會的不公平。何況，蘇聯國家實際上由執掌權力的領導幹部來代表，後來的事實證明，1960～1970年代以後部分領導幹部形成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利用手中重權大肆謀取私利，由他們分配大規模的社會資源，對全體人民而言，是一種權利機會的不公平。

在國家嚴格控制晉陞指標的機制下，蘇聯人的社會升遷道路特別擁擠、漫長。人們需要長久地排隊，等待晉陞，發展的願望受到壓抑，滋生了不滿的情緒。其中，因國家將高級技工控制在全體工人1%～4%，青年工人進工廠后提級要等5～10年；1980年代，工人對自己生活不滿意佔1/2以上。1960～1980年，知識分子增加2.87倍以上，而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一直停滯在0.1%；擁有副博士學位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1.1%～1.4%。在蘇聯，擁有博士學位才有資格當教授，擁有副博士學位才有資格當副教授。高級職稱指標奇缺，為獲得高級學位和高級職務的長久等待，使青年科學工作者對工作喪失興趣，感覺被“囚禁”在工作崗位上。加之工資額不高，1980年代，知識分子對自己生活“很不滿意、不完全滿意、不滿意”者佔2/3以上。再有，蘇聯建立了蘇共組織部門集中選拔領導幹部的體制，這是當時蘇聯人仕途上升的唯一渠道。由於蘇共組織部門嚴格控制幹部指標，升至領導幹部的數量更少:1980～1985年，領導幹部在蘇聯全體就業者的比例保持在千分之七，高級幹部在萬分之八以下；由於勃列日涅夫時期以後形成實際上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青年幹部升遷比以前更加困難:1957～1970年，在黨、共青團、工會等機關每1000名領導幹部中，大於55歲者增加了46%，小於29歲減少了37%，30～40歲減少了近30%。

在上述諸因素的影響下，升到社會上層的人年齡老化:知識分子在年過半百后才可能得到博士學銜，領導幹部大多在60～70歲以後才有機會升至高位。換言之，占社會多數的精力充沛的中青年工人、知識分子、幹部，處於該領域的低級或中級崗位上，享受的是一般的工資和生活待遇。多數勞動者生活待遇不能適時提高，對勞動報酬制度逐漸不滿。在一些地方，工人們的不滿引發了罷工。據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傑夫披露，從1960年代後半期開始，蘇聯每年都有罷工事件發生，時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幾乎每年都要向蘇共中央上報這類報告，但是這些自發性的罷工沒有引起政治局的嚴重不安，地方上也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以消除引發這些事件的原因。因此，70年代下半期，工業工人對勞動報酬數量的不滿在增長，結果引發了新的罷工。部分知識分子、特別是部分年輕知識分子則因對工資低、晉陞難不滿，演化為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不認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估計，多數大學生在許多方面把自己看作和黨是對立的；1/3以上的大學生從思想觀念上不贊成**和蘇聯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俄羅斯學者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以後，“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基本群眾中作了放棄社會主義原則的準備。這裏，知識分子對社會地位降低不滿，無疑是如此行動的客觀原因”。

蘇聯70年間生產力不斷提高，但是與西方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人均國民收入為例，1987年俄羅斯相當於英國該項指標47.4%，日本46.7%，法國44.8%，奧地利44.5%，德國41.5%，美國39.8%。蘇聯為了與美國爭霸推行“世界革命”戰略，竭力爭取軍費絕對數額與美國相當。從1967年至1984年，在美國和多數西方國家軍費開支佔國民收入比重總體呈下降的趨勢下，俄羅斯卻不斷加大該項指標——從12.1%增加到12.6%，結果，俄羅斯軍費開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遠遠高於西方和美國:達到美國1.4～1.9倍，英國2.3倍，法國2.5倍以上，德國3倍左右，奧地利10倍左右，日本12倍以上。1967～1984年，美國人均軍費開支從1049美元下降到968美元；同期，俄羅斯人均軍費開支從616美元增加到914美元。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在人均國民收入不抵美國一半的情況下，俄羅斯人均軍費開支1975年比美國多90美元，1980年多出128美元。

總之，在行政一元化社會資源分配體制下，老百姓難以迅速升遷，影響了生活待遇及時改善，而國家卻得以超常增加軍費開支，使老百姓承受的軍費負擔越來越沉重。其後果正如中國有學者所指出的，“在蘇共執政70多年間，蘇聯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蘇共……逐漸失去民心。”

蘇聯劇變:增加了分蛋糕的刀叉

1991年底，蘇聯劇變。所謂蘇聯劇變，從政治層面，是蘇共垮台，社會主義制度終結，從一黨制、議行合一的集權體制變為多黨制、三權分立的分權體制，以及中央集權的聯盟國家的解體；如果不考慮意識形態因素，在社會層面，是從國家一個主體對社會資源進行分配的體制，變為允許國家、群體以及社會成員等多個主體參與社會資源分配的體制。這種體制變化的實質，是從過去只由國家一把刀叉來分社會資源的蛋糕，由行政命令決定人們得多少，變為多個政治、經濟、社會主體都有權拿起分蛋糕的刀叉，自己參與意見，決定在社會資源分配中得到多少。

這種體制變化，是否蘇聯老百姓的選擇？

讓我們看看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在國家統一分配社會資源主流之下的潛流。蘇聯專家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以來，在國家統一招工、勞動安置的渠道之外，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無法控制的工人流動越來越大；1980年代中期，在國家統一分配畢業生的體制下，不服從分配，自謀職業的大學畢業生達到每年畢業生的一半；部分人由於對自己在社會資源分配中得到的份額不滿，自發從事起倒買倒賣的影子經濟——1980年代中期，已有1800萬人從事各種形式的影子經濟。研究影子經濟的俄羅斯專家認為，影子經濟除了具有經濟職能以外，還有社會職能，“為那些在官方機構中無法施展才能的人提供了一定的社會空間”。這些社會潛流，不僅表達了對國家一元化行政分配體制的不滿，表達了人們希望自己參與分蛋糕和多得蛋糕的願望，而且實際上在官方分配渠道之外，開闢出非正式、自發分配社會資源的渠道。一言以蔽之，蘇聯社會資源分配權力從集中轉向分散，從行政命令轉向人們自主，是老百姓的希望和選擇。

蘇聯解體以後有一個民意調查，也頗能說明老百姓在社會資源分配方面的願望。2003年，俄羅斯科學院綜合社會研究所在全俄進行了有代表性的問卷調查，讓受詢者對俄羅斯五個時代——1917年以前的俄羅斯，斯大林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葉利欽時代，普京時代進行評價。問卷提出19項指標，其中有8項正面的指標，用來對國家經濟、教育、社會保障、社會秩序等各個領域發展的成就進行評價；同時設置了3項正面的指標，對國家給予個人政治自由度、致富可能性以及職業發展和升遷可能性進行評價。除此而外的負面指標，對每一時代國家發展中是否存在消極現象和問題（如官僚主義、貪污賄賂、族際衝突等）進行評價。

調查結果，葉利欽時代評價最低:在所有正面指標中幾乎得分最低，負面指標中得分最高；對1917年以前的俄羅斯評價一般，在正面和負面指標中均得分平平。對蘇聯兩個時期國家發展均高度評價，斯大林時期有4項指標得分最高:國家有紀律和秩序、經濟發展迅速、在世界上威望高、人民熱愛祖國；勃列日涅夫時期有4項正面指標得分最高:教育有成就、有社會保障、科學與技術有成就、工業強大。對普京時期評價，3項與個人有關的正面指標:個人致富可能、有職業發展和升遷可能、有公民和政治自由，均得分最高。

在負面指標評價中，斯大林時代得到一項最高:“恐怖”；同時有兩項關乎個人的正面指標得分最低:1%的人認為斯大林時代有致富的可能，2.4%認為斯大林時代有公民和政治自由；有職業發展和升遷可能性倒數第二——3.8%（最低為2.2%，是1917年以前的時代）；普京時代有3項關乎國家的負面指標得分最高:55.7%認為國家有貪污賄賂，55.8%認為有犯罪和團匪活動；49.5%認為不相信自己的未來。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可以選擇，你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結果是，願意生活在葉利欽時代的只有1%；其次是斯大林時代，為3.6%。選擇願意生活在普京時代的人最多，是44.8%；其次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為35.8%。

人民不珍惜國家，還是國家漠視了人民？

這個民意調查說明，今日俄羅斯人高度評價蘇聯國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會主義道路，這不僅因為受詢者對斯大林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國家發展的高度認同，對1917年前國家的發展評價一般，而且因為，受詢者普遍認為1917年以前的政府已經將個人發展帶入死胡同——只有最少的受詢者認為，這個時代能給予個人職業發展和升遷的可能。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個調查中，俄羅斯人在對蘇聯國家發展高度評價的同時，對蘇聯國家給予個人發展空間的3項指標評價不高，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否定的。也許正因如此，多數受詢者選擇願意生活的時代，不是國家迅速發展強大而個人發展空間受限制（3項指標平均2.4%）的斯大林時代，也不是國家各項成就斐然而個人發展空間平平（3項指標平均18.2%）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而是儘管國家發展存在着嚴重消極現象，但是個人發展空間得到認可（3項指標平均52.8%以上）的普京時代。

其實，對個人致富、職業升遷可能，以及對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的評價，正是對社會資源分配體制和個人在分配中所得份額的評價。多數受詢者對蘇聯時期這3項指標的評價不高，反映了對蘇聯時期國家一元化社會資源分配體制以及個人分得均等份額的不認可。正是對此的不認可，影響到對蘇聯整體的態度——超過一半的受詢者儘管高度評價蘇聯國家取得的成就，卻未選擇願意生活在蘇聯時代。

這或許就是許多蘇聯人不珍惜蘇聯的原因吧！

這個調查還說明，人民由於對普京時期個人發展空間的認可，愛屋及烏，認可了國家發展存在嚴重問題的普京時代。這反映出，人民其實用個人福祉作砝碼，來衡量、評價國家，決定對國家的態度。換言之，人民不僅要“國強”，還要“民主”、“民富”。在和平與政權鞏固時期，人們尤認為這三者同等重要。蘇聯的問題正在於，國家鞏固強大以後漠視了人民自主發展的願望，致使人民與它產生了隔膜、疏離甚至對立。

普京，這位深受俄羅斯人民擁戴的“民族領袖”曾經說過，蘇聯解體是一個悲劇，誰不為此感到惋惜，就是沒有良心。同時，他也精闢地指出了蘇聯劇變的原因:蘇聯“經濟領域的行政計劃體制和政治領域的**一統天下導致國家陷入了如此境地:大多數人已經不珍惜國家，這樣的國家已經不為人民所需要”，這種體制，是“俄羅斯人民已經不能承受的制度”。

普京的這段話表明，蘇聯劇變並非蘇聯人忘恩負義拋棄蘇聯，而是行政命令式體制的國家已經不為人民所珍惜。戈爾巴喬夫實施“無限制公開性和民主化”的錯誤改革路線，使民主派得以利用和放大人民對國家不滿意的情緒，贏取群眾信任，向蘇共奪權，釀成蘇聯劇變的悲劇。這個悲劇向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敲起警鐘——執政黨沒有一勞永逸的合法性，只有堅持三個代表的思想，立黨為公，時時刻刻珍視和努力實現人民的願望與利益，國家才能得到人民的珍惜和需要，執政黨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並長久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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