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愚忠論，可以休矣
題外話：這幾日，鍋鍋在痛苦的反思《青龍血裔》的寫作思路，最近鍋鍋感到對於《青龍》的寫作越來越艱難和緩慢，寫出的東西，來自己都不滿意，為了改變這種情況，鍋鍋在徹底的修真與徹底爭霸間反覆思索着。影響了《岔路》的寫作，這裏說聲對不起的同時，將一片網文轉過來，大家共賞。
鍋鍋，2005年12月22日晨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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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岳飛之“忠”
劉坤太
提起岳飛，立即就會使人聯想到他背上刺的“盡忠報國”。八百多年來，岳飛一直是統治階級宣揚“忠君至上”的典範。解放以來，現代史林諸賢，曾屢屢為評價岳飛之忠而操筆伐戈，僅從五十年代關於岳飛是否“愚忠”的大辯論至今，見諸報章刊頭的專文，已逾數十篇之多，至於史家評史兼論及岳飛之忠者，更是無以盡計。然縱觀諸家之說，大約可分為兩派：其一是所謂“愚忠”說，認為岳飛之忠，是絕對忠君，其所作所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驅使下乾的。甚至直到臨刑前，“還愚不可及地希求趙構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飛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業，”鑄成千古奇冤，使岳飛“卻被自己無限忠誠的皇帝慘殺了”。1985年2月，黃君萍氏在《晉陽學刊》上又大論《岳飛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論述了這寫觀點。其二，是承認岳飛之忠里包含有忠君思想，但決不是對皇帝無限忠誠。如王曾瑜先生所說：“岳飛確有忠君思想，但並不如後世人渲染得那麼嚴重……岳飛的悲劇在於既要愛國，又得忠君”。而龔延明先生則更具體地指出：“在抗金鬥爭和反對趙構、秦檜妥協投降政策上，岳飛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對待農民起義問題上，岳飛確有忠君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爭論數十年，卻始終沒有哪方能“大獲全勝”。
由此看來，僅僅對岳飛忠君與否進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對此公案，筆者學疏識淺，本無發言之權，但因近年留意於宋代社會倫理思想，對岳飛之“忠”曾嘗試着進行了一些“質”的分析，偶有一點淺見，現陳述於後，以就教於諸賢。
一、宋代“忠”的內涵
“忠”，是中國封建社會倫理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規範。它不僅有一個形成的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社會人身上體現時，還有着不同的內涵。評說岳飛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體內涵。
本來，在先秦時期，“忠”是表示各種人際關係可靠程度的概**，不僅具有廣泛的社會適用性，也具有非常豐富的倫理學內涵。自秦漢封建**形成之後，“忠”便成為君王對臣民的單向絕對要求。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間，也不再用“忠”來表述相互情感和關係，“忠”的內涵，被強制的唯一地釋為“忠君”。可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間，“君權天授”的迷信，被農民起義和統制階級內部的激烈傾軋所粉碎。兵強馬壯的軍閥武夫，只需挾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弒帝，自稱孤寡。如大臣馮道幾易新朝，卻全無不忠不義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強兵逼君“禪讓”而建國之後，為了鞏固趙宋王朝的統治，才重新宣揚“忠君”。如歐陽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為褒貶。宋真宗時，太子喻德魯宗道私入酒肆飲宴賓親，被糾察抓獲，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為誇讚，譽為忠於君而不敢隱己私的典範。
但是，畢竟是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誰會痴信“忠君”之行為天經地義呢，所以，儘管宋王朝皇帝費盡心思，一直沒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對魯宗道的小題大做，正是當時社會欠缺“忠君”風範的反證。
自北宋中期之後，一些有影響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揚“忠君”的啦啦隊，但卻旗幟鮮明地摒棄了只強調臣民絕對服從君王的愚忠概**，轉而強調君王應以社稷國家之久遠利益為忠的前題，即所謂“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時刻“為江山社稷計”。如理學創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為君盡君道亦天理也，”
君王背天理而使臣，便不能望臣盡忠。王安石則更尖銳地指出：
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易也。然桀、紂為不善而湯、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為不義。
不難看出，這些大宋臣民已沒有多少“愚忠”的意識，竟然不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公開宣稱：若君王多行不義，臣民不僅不必忠其君，甚至“放”（趕跑）、“弒”（殺掉）之，也是理所當然！注意，這是前代人所不敢言，後代人所不敢想的“忠”，而宋代人卻對此說得滿不在乎。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並不僅僅在理論上反對“愚忠”，在實踐中走得更遠。到北宋末年，金兵大舉南下，整個漢民族被推到危亡關頭，而**的宋王朝統治者，卻在金貴族的屠刀下乞求哀憐，甘心出賣中原民族的利益，無恥地背叛了漢民族國家。放棄了組織宋朝人民反抗民族壓迫、拯救民族危亡的起碼職責，在這種情況下，宋朝人民包括一大批文武官兵，馬上無情地唾棄了賣國之君，公開發出以“忠於社稷，忠於國家”為忠的“忠義”怒吼，“忠”的概**再次升華，把僅有的一層名義上“忠君”的薄紗也徹底撕破了。最突出的例子是：當宋欽宗為求和而罷免抗戰派官僚李綱時，汴京城裏立即爆發了以陳東為首的數十萬軍民大示威，他們殺主降官、殺宮使，隨時準備沖入皇宮，旗幟鮮明地把矛頭對準賣國皇帝，逼着宋欽宗立即恢復李綱、种師道的職務，讓他們率眾抗金。並且理直氣壯地宣告：這種行動，是“以忠義挾天子”！這是中國封建歷史上第一次由臣民強迫皇帝去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利益！也是宋人第一次公開突破以“忠君”為忠的思想藩籬，給“忠”這一傳統倫理概**賦於新的內涵。
隨後，當宋欽宗一意孤行，與金兵訂立城下之盟，下詔割讓河間、太原、中山三鎮以求和時，兩河人民不僅不對換皇帝“愚忠”，反而焚毀詔書，殺掉欽差割地使！“抉其目而臠之”。用“城自為戰，人自為戰”，誓與國土共存亡的壯烈行動，表達對皇帝極度輕蔑，對國家的無限忠城！
到南宋初年，忠於國家，已成宋人最光榮最基本的職責，也成為社會檢驗某種行為是否“忠義”的主要尺度。於是，當人們並不知宋高宗逃亡何處時，卻始終不懈地投入抗金救國鬥爭：北方蜂擁興起無數“忠義民兵”，接連又出現了壯烈的陝州保衛戰、徐州保衛戰、楚州保衛戰……就連曾與宋王朝統治階級血戰到底的各路農民、漁民、士兵起義軍，也毫不猶豫地把矛頭指向金兵，而與宋朝抗金軍民站到了一起。
正是因為社會以國為忠，使南宋小朝廷投降求和比決心抗金更難。曾幾何時，當宋高宗和秦檜一夥打着“盡孝”的幌子，借口迎梓宮而賣國投降時，朝野之間不僅不對皇帝惟命是從，相反，各階層人士都強烈表示反對和憤慨。小小的樞院編修官胡銓憤而上《乞斬秦檜書》，兩日之間，坊刻萬千，傳遍天下。在曆數秦檜誤國的同時，也毫不客氣地痛斥宋高宗道：“陛下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污………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羞忍恥…….天下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臣僚范如圭則警告皇帝：“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為仇敵之臣哉！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於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這“意外之患”是什麼？為何“不可勝言”，宋高宗心裏也很清楚：顯然是指天下“六軍萬姓”要憤而唾棄皇帝！決不會是百姓對他的“無限忠誠”！
從“以忠義挾天子”，到范如圭不可勝言的“意外之患”，都清楚地說明：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忠”的內涵，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忠於社稷。
順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後期，雖然南宋小朝廷亦極力宣揚以“忠君”為忠，卻和北宋一樣收效甚微。就連極力鼓吹三綱五常的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許弟子們絕對“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愛民如子，使臣以禮”，然後才可決定是否“事君以忠”。並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盡禮而臣子仍盡忠，必將“致君臣不以善終”，這不是忠君，而是“賊其君者也”。可見，在宋代這樣的社會裏，岳飛之忠，是不會象後世宣傳的那樣“愚忠”的。
二、岳飛之忠，志在民族國家
偉大的民族英雄岳飛，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這樣一個漢民族危亡不定的時代里。他是以“忠勇”贏得英名的，他所“忠”的對象是什麼？宋高宗獎給他“精忠岳飛”旌旗時，當然是希望岳飛忠於自己的，可是岳飛背上深入肌膚的四個大字卻是“盡忠報國”！國是指什麼，僅僅是皇帝嗎？僅僅是趙構本人嗎？
許多人一再撰文強調：在中國封建時代，國家和君主、祖國和朝廷，完全是同一個概**，岳飛當然也不會分辨清楚的。因而“盡忠報國”，即是為趙宋王朝盡忠，為朝廷盡忠自然也就是為皇帝盡忠。可是，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兩宋時期社會思想的實際內涵變化，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恰恰是從宋代開始，準確地說，從北宋末南宋初開始，“朕即國家”的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極其尖銳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堅決抗金與趙構秦檜一夥投降派面前，宋人將皇帝與國家分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尊師周寶珠先生在《試論南宋軍民與岳飛反對宋高宗對金投降活動的鬥爭》一文中，對這種現象曾作了精闢論述，先生列舉了這樣三條史料：
1、當宋欽宗下詔割太原等三鎮時，宰相何粟居然當朝痛斥宋欽宗一夥道：
“況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豈可遵乎？！”
2、當宋高宗和秦檜一夥準備對金屈膝求和時，樞院編修官胡銓憤而上《乞斬秦檜書》。其中寫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過御史方廷實，當紹興議和時，方廷實在奏章中寫道：
“…………嗚乎！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請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難看出，何粟、胡銓把天下說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過是不敢“造次”而說出不是趙家天下，卻具體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實說出的才是宋人的心裏話。天下國家是誰的？是中國人的天下（當然是指宋朝統治區內各族），具體說就是“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說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國家的本質區別，那就根本無法理解以岳飛為代表的宋朝軍民，為何能如此自覺地進行如此英勇的抗金鬥爭了。
作為一名武臣，岳飛不能象方廷實那樣直言不諱，也不可能象何粟、胡銓等文臣那樣激揚文字，可是，岳飛在忠於陛下還是忠於國家的問題上，卻一點也不含糊：他抗金鬥爭的一生，清楚地證明了這位民族英雄對祖國地熱愛和對宋高宗賣國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徑的仇視。
讓我們略舉幾例：
——建炎初年，當宋高宗、黃潛善、汪伯彥一夥積極策劃拋棄中原，南下逃跑時，身為從七品下等軍校的岳飛，居然“越職言事”“親自上書批評皇帝：
“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我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乘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結果，被以“越職言事奪官”。倘若不是以國為計，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險，竟敢於直言指斥權相誤國，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親征。試問，如果岳飛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從，愛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儘可能逃得快一點，逃離金人遠一點，哪裏還會犯顏直諫，要皇帝親冒矢石，拯國家、民族人民於水火呢？顯然，這完全是出自岳飛為國家分憂的主人翁精神。
——當金兵猛攻建康時，身為右相兼江淮宣撫使的杜充，完全置敵於不顧，不僅不組織軍民抗擊，反而蓄意投降。岳飛明知主帥怯敵，諸將不協，面對洶洶強敵，自己雖“以孤忠效命，亦無補於國家”，但他還是浴血力戰。當其他潰將劫持輜重四散逃亡時，岳飛想的卻是“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率眾連戰兩日，斬敵首以數百千計者不知其幾，直至迫不得已，才整軍撤離。這時，既無朝廷號令，亦無主帥指揮，岳飛想到的卻只是國家。建康失守后，當杜充降敵，大將戚方率眾為匪，一些將校眼看糧盡援絕，皇帝下海后，不知去向，便也勸岳飛自謀生路，有些人甚至卻岳飛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這種時候，“忠於皇帝”早已沒有任何號召力了。岳飛當然也不會想到為那個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卻堅定不移，並且激勵將士們“以忠義報國”。絕不應“降而為虜，”或“潰而為盜”。並且說：“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在及其堅難的情況下，他一直與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圍，準備相機收復建康，連續多次重創金兵。當他率師移駐宜興時，他曾滿懷激情地揮毫題壁述志：
“余駐大兵宜興，…….徘徊暫歇,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
從表面看，岳飛要迎還二聖，似乎屬於“忠君”其實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
——當紹興八年，宋高宗與秦檜一夥決意求和時，岳飛不僅接連上章反對，並且和宋高宗“對着干”，一方面加緊練兵，準備軍需，一方面派人大力連接中原義兵，相約以“岳”字旗為號，一旦準備就緒，便要舉兵北伐。與此同時，岳飛還明確表示：“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不當這不為國家盡忠的窩囊官。當宋高宗怕岳飛舉兵阻礙和議，想把岳飛召到杭州進行說服時，岳飛立即上書“屏跡山林，以養微軀”，嚇得宋高宗急忙連下嚴詔，勒令岳飛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於“盡孝”，要迎回“帝后梓宮，”請求支持議和，岳飛卻毫不客氣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議！”繼而又復奏道：
“不可與（金）和！緣虜人羊犬之性，國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復三京陵寢，事畢，然後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願也。”
當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定了和議后，詔書傳來，岳飛卻在所謂的賀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場：
“臣…….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臣願謀定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嵇顙以稱藩！”
這哪裏是賀表，簡直可稱為檄文！
宋高宗為粉飾醜行，對文武臣僚加官進一秩時，岳飛堅決不肯接受，並且一再強調：
“夫虜情奸詐，臣於昨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傷亡，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眾人，實欲盡忠於王室，**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則以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伏乞睿照”。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節”，岳飛認為，容忍皇帝與金議和一事，是有損於自己的民族氣節的，倘若再因此而陞官受賞，則更有辱於人格，與自己“盡忠報國”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國家榮辱為榮辱，以社稷興亡為己任的岳飛，才敢於兜頭給宋高宗、秦檜一夥潑下一盆冷水。一個滿心忠君的人，是無論如何也干不出來的。
——當紹興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軍壓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詔岳飛等全線抗金。時岳飛苦心經營大舉北伐已達三年，中原義軍，已在兩河結成起犄角之勢，單等岳飛揮戈北上。西線上的抗金將領吳介（王旁）胡世將等，頑強地抗擊金兵，把金兵阻擊在鳳翔，在東線上，抗金將領劉奇（金旁）以五千精兵打退金兀朮十萬大軍的猛烈攻擊。另有韓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陽軍，劉光世率部進攻和州，張俊部王德已進軍宿、亳，形勢對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見局勢緩和，便要岳飛住手，專派司農少卿李若虛星夜趕往鄂州（今武昌），傳旨岳飛“兵不可輕動，宜班師”。岳飛見旨后，義憤填膺，反覆向李若虛申明形勢大義。為了“忠君”，李若虛再三堅請岳飛遵旨班師，岳飛堅決不從，寧可違抗皇帝而招來殺頭之禍，也決不讓國家失去這次難得的抗金良機，毅然抗詔揮師北伐。正是這種無限忠於祖國的義舉，才能使李若虛大為感動，也毅然表示：“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於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進軍朱仙鎮，打出宋朝的國威。倘若岳飛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義舉！
僅從上述幾例，我們不難清楚地看到：岳飛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國家，並不以皇帝的意志為轉移。
三、“愚忠”之論，可以休矣！
既然宋人“忠”之概**如此，岳飛之“忠心報國”又如此，為何史學界許多人一直要說其“愚忠”呢！這裏倒並非是誰人有意貶低岳飛，而是對一些史實缺乏分析而產生的誤解。筆者既要論岳飛之忠，自然亦要對此試條析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