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重論遼宋澶州之戰
【轉載】重論遼宋澶州之戰的爆發原因及其後果（作者：96nn）
【本文作者系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3級碩士研究生】
發生於公元1004年，即宋真宗景德元年、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的澶州之戰，是遼宋兩國之間規模最大的一場戰爭，也是遼宋關係從長期對抗走向和平相處的轉折點。此戰雙方參戰軍隊多達數十萬，結果以訂立“澶淵之盟”而結束，從純軍事角度上看是打成了平手。而在政治角度上，傳統的觀點認為：雖然北宋在戰役初期處於守勢，但由於在寇準為首的主戰派領導下進行了頑強抵抗，使遼軍在澶州一帶難以前進，“宋真宗大膽地離開開封，率援兵趕到澶淵‘前線’，他的果敢行為使契丹懾服”⑴，“當宋真宗和寇準一行同往澶州途中時，契丹大將蕭撻覽在前線被宋軍埋伏的床子弩射死，契丹士氣大挫，加上孤軍深入，開始有議和之意”⑵；儘管真宗急於講和而答應了繳納“歲幣”的條件，但在遼朝的南下企圖被完全挫敗這一點上，仍然可說是一次成功的戰役。
但是，從文獻對澶州之戰的過程、及戰役前後雙方狀況的記載上看，事實恐怕並非如此。由於遼朝是該次戰役的發起者和進攻者，本文就將着重從遼朝方面討論澶州之戰爆發的真正原因及其對後來局勢的影響。（遼於聖宗統和元年改國號契丹，道宗咸雍二年恢復為遼，因習慣稱謂緣故，本文均稱其為遼朝。）
一．遼朝在戰爭中的求和行為
發動戰爭的目的是隱藏在遼朝當權者心中的事情，自然不會在史料中得到明確記載，要知道這一目的，就必須從其戰前戰後的行為上入手分析。而在史料里對此戰敘述最為詳細的事情，莫過於議和的過程。
在誰先提出講和的問題上，出於為本國辯護，遼宋雙方史書各有各的說法。遼朝史料聲稱：“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遺（王）繼忠弧矢、鞭策及求和劄子，……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⑶而宋朝方面則記載：“是時王繼忠為契丹請和，以書遺普，且置密表以請。”⑷“上發視之，即繼忠狀，具言‘……臣嘗**昔歲而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為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⑸由於宋朝的多部史書對遼方王繼忠首先致書求和的過程記載甚詳，乃至連密表內容都有敘述，而遼朝史料則對此一筆帶過，故而相比之下宋朝方面“遼朝首先求和”的記載應較為可信。
根據宋朝史料記載，“初，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王繼忠戰敗，為敵所獲，即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契丹母老，有厭兵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石普，且緻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詞甚懇激。只等言契丹主與母召至車帳前面授此書，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帥，獲報簡即馳以還。”⑹也就是說，與傳統“遼方講和之意始於蕭撻覽澶州陣亡”的看法相反，遼朝早在進攻重鎮瀛州、甚至可能在定州戰鬥之前就已經作出了和平的試探。而在此之後，“先是，王繼忠得上手詔，即具奏俯石普以聞，言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丙午，上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乃授（曹）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⑺尤其是曹利用途中經過王欽若鎮守的天雄的時候，“孫全照疑契丹不誠，勸王欽若留之。契丹既數失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繼忠又與葛霸等書，令速達所奏。……繼忠尋亦聞利用留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⑻遼朝講和心情之急迫可見一斑，也說明遼方的和平請求是出自真心的，並非為了麻痹北宋。
按常理講，在戰爭中主動進攻的一方在剛剛進入敵境時即發出和談請求，且一再催促，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為什麼遼朝卻作出如此反常的舉動呢？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換一種方式來進行思考：是否遼朝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沒有靠這場戰役打敗北宋、掠奪土地和財富的**頭，而僅僅是希望藉此壓迫宋朝講和呢？對於這一點，從遼軍在南下過程中採取的作戰方式上可以更明顯地發現其證據。
二．遼軍的作戰方式
遼朝此次以傾國之力深入中原，面對的形勢與以往不同。
遼太宗滅亡後唐和後晉的兩次戰爭，都是乘其疏於防範的時機迅速深入，“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眾送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⑼搶在中原王朝集中兵力之前打亂其防禦部署，從而取得了勝利。
但是這一次情況卻完全不同，在發動進攻之前，宋朝就已經得到遼軍準備大規模南下的情報，並開始了應戰準備。“（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內出陣圖示輔臣，曰：‘今敵勢未輯，尤須防遏。屯兵雖多，必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壽、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岜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敵鋒。……若敵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敵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以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敵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又令石普統兵萬人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俟敵北去，則西路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自余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領之，以張軍勢。’”⑽“普又言，賊遣使至境上，偵伺其事，臣於役所設地關陣，四面為塹，每立營柵，皆據險以扼賊路。”⑾“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⑿“（王）顯上疏陳三策，以為‘大軍方在鎮、定，敵未必敢引眾南侵，若車駕親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會河南大軍合勢攻殺。或契丹主與母氏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下，迫河與駕前諸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趨彼帳，攻其營寨，則緣河游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或分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敵，此亦出其不意也。’”⒀可以看出，北宋在戰前就已經作好了相當程度的準備工作，靜候着遼軍的到來。
事實上，遼朝在全面開戰之前也曾進行過試探性的攻擾，但被宋軍擊退，“三月，威虜軍守將破契丹於長城口，追北過陽山，斬獲甚重。”⒁“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斗意。准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⒂試探進攻的受挫，說明宋朝早已有所防備，可是遼朝卻仍然在贏得高粱河、岐溝關兩戰的名將耶律休哥、及聖宗登基時的輔政重臣耶律斜軫這些大將均已去世的情況下，開始了傾其舉國之力的南征。遼朝如此執着於大舉南下，且不遺餘力地進攻一個早有準備的、統治範圍和經濟軍事實力遠在唐、晉之上的大國，其背後的目的肯定不會只限於削弱北宋或掠奪土地、人口、財富那麼簡單，否則大可等待其他時機而非現在出擊。
進攻發起后，遼軍採用的是主力單路進軍、長驅直入的方針。“契丹主與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率兵御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旂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趨保州，……進攻州城，不利而北。”⒃“是日，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於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敵勢益熾，其輕騎俄為我裨將所擊，乃率兵東駐陽城淀。”⒄“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皆累累而墜。逾十數日，多所殺傷。契丹主及其母又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⒅“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眾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⒆“契丹逼冀州，知州王嶼擊走之。”⒇“丁巳，詔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赴澶州，……以其介澶、魏之間，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21)而當遼軍兵臨澶州門戶——天雄的時候，“（孫全照）於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敵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攻東門，良久，舍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22)在擊敗自天雄出城的援軍后，“敵遂陷德清”(23)。
可見與傳統看法不同，遼軍的攻擊是非常吃力的。雖然宋軍由於缺乏統一指揮而各自為戰，但遼方卻並未在攻堅戰中佔到任何便宜，河北的軍事重鎮保州、定州、瀛州、冀州和天雄軍一個也沒能拿下，僅得到宋朝已經棄守的德清。其之所以將眾多有敵軍堅守的據點甩在身後，不是為了快速進軍而主動捨棄攻城，而實在是因為無法攻克才不得不被動放棄。
與此同時，被扔在後面的邊境宋軍也按照原來的戰略部署行動，積極配合主戰場，主動出擊到遼境之內。“知府州折惟昌奏：奉詔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朔州境，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眾，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24)“乙巳，保莫州、岢嵐威虜軍並言擊敗契丹，群臣稱賀。是役，張凝、田敏皆以偏師抵易州南，擄獲人畜鎧仗凡數萬計。”(25)
儘管如此，遼軍還是不顧一切地向前進軍，“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陣。”(26)同是北方民族進攻河北，可以拿這時的情況和後來金軍的南侵作一下比較，金軍的兩次入侵都是由宗望、宗翰分別率領東西兩路人馬南下，擊潰宋軍主力、攻陷沿路重鎮后，相互呼應而進；而澶州之戰中的遼軍則恰恰相反，應該說，此時河北宋軍主力尚保持完整，諸重要據點也均在宋朝手裏，集中了傾國之力的遼軍主力如此孤軍深入，在其他方向又缺乏呼應，退路根本無法保障，一旦在黃河岸邊陷入僵持，處境將會極其危險。此刻遼方無論是國家決策還是前線戰略，都掌握在聖宗身邊的承天太后蕭燕燕及重臣韓德讓手中，“左飛龍使韓杞至宋朝，先授幼帝書，再升殿跪奏云：‘太后令臣上問皇帝起居。’此可知太后專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27)而“神機智略”(28)、“習知軍政”(29)的承天太后，和參加過多次重大戰役、“性忠厚謹愨，智略過人”(30)的韓德讓決非等閑之輩，當然不會無故讓己方陷入這樣的險境。況且縱使遼軍能夠擒獲宋真宗、攻下開封，在此種狀況下也不可能滅亡北宋。而當年太宗耶律德光哪怕擊潰了後晉主力軍隊、滅亡石晉、成功進入開封后，仍然僅只兩月就倉皇北還、客死途中。對遼朝統治階層來講，這一教訓可謂深矣，不可能不在其心中留下陰影，承天太后和韓德讓又怎會跑去步他的後塵？同時反過來講的話，他們這樣的人又怎會象史書中記載的那樣，因為王繼忠的簡單勸說就輕易改戰為和？如果宋朝史書所記的確屬實，這隻能證明他們在此之前就有意議和，只是在王繼忠面前逢場作戲而已（或者王繼忠在進表中對宋真宗所說的只是一個託辭而已）。
這一切都說明遼朝發動這次戰役的目的並不簡單，表面上似乎是要擊潰北宋軍隊、奪取宋朝土地、掠奪人口和財富，其實那隻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真正的意圖原本就在於想要儘快結束遼宋多年以來的武力對峙局面，迫使宋朝簽訂一個雙方都能遵守的長期和約，即“以戰迫和”。而明確了這一點，也就可以解釋遼朝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發動攻勢、為何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就那樣急於講和、為何孤注一擲地全軍直撲宋朝皇帝所在方向了。
三．希望講和的原因
遼朝急切希望講和的原因來自多個方面。一是連年興兵，國力和民力負擔沉重；二是由於戰爭影響，遼朝和中原漢地的榷場貿易被迫長期停止。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有各自的獨特產品，互相取長補短進行交易是必須的事情。如果雙方斷絕貿易，在宋朝來講，除戰馬較重要外，失去畜產品和毛皮等奢侈品的供應並不是什麼大事，且宋遼貿易中不存在宋夏貿易中青白鹽這樣的重要進口物資，而對於馬匹輸出，遼朝就算在和平時期也是嚴格控制的，因此貿易開通與否對宋朝影響不大；但在遼朝則事關重大，因為對契丹游牧民來說非常重要的茶葉、以及深為中原周圍諸民族喜愛的絲織品、細瓷器等物資的來源都已斷絕，其損失比宋朝大得多，故而遼朝要求恢復貿易的迫切性也比北宋為大。
除去上述二者，還有一個更為關鍵的因素，也是導致遼朝不得不發動戰爭以迫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遼朝周邊政治環境的惡化。
觀察遼史關於戰爭的記載可以發現，遼朝經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代，一進入聖宗朝之後，對外戰爭的次數立刻激增，其主要方向一為高麗，一為西北和党項諸部族。
高麗和宋同為農耕民族，文化傳統相同，在面對游牧民族入侵的時候具有一致的利益，雙方都有着相互聯合的願望，但卻往往迫於遼強大的軍事實力而各保自身，始終未能在戰場上實現聯合。早在宋太宗兩次北伐時，宋朝就向高麗表示了合作對敵的意圖，“三年，出師北伐，以其國近契丹境，常為所侵，遣監察御史韓國華齎詔語之曰：‘……今國家照顧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諸獷俗？……可申戒師徒，迭相掎角，協比鄰國，同力湯平。”(31)但是由於高麗對近在己家門口的遼朝心存忌憚，而宋朝又剛剛統一，高麗不了解其究竟有多大的實力，恐怕一着不慎引火燒身，因此採取了觀望的政策。而遼朝自然不會坐視兩個敵手的聯合，在聖宗剛剛即位的第四年，便“詔諸道各完戎器，以備東征高麗”(32)，拉開大舉入侵的架勢威懾高麗，成功地使其未敢在宋軍北伐時動手反遼。挫敗北宋的進攻后，遼朝開始教訓背後的“壞小子”，“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恆德伐高麗。”(33)高麗向北宋求援，而此刻的宋朝剛剛從雍熙北伐慘敗的噩夢中脫身，對耶律休哥統領下遼軍可怕的攻擊力記憶猶新，不敢輕易和遼朝進行大戰，婉拒了高麗的請求。高麗不是遼的對手，迅速戰敗，“自是受制於契丹，朝貢中絕。”(34)
高麗試圖將對遼關係升溫，除放棄宋的年號而改用遼朝年號外，還遣使求婚，但遼在這一問題上開了個巨大的玩笑，“（統和十四年）三月壬寅，高麗王治表乞為婚，許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恆德女嫁之。”(35)此次許給高麗的新娘之父，恰恰就是3年前率兵攻打高麗的遼軍統帥，這不能不給高麗方面造成極度屈辱的感覺，後來因蕭恆德之妻、蕭恆德和高麗國王治先後死去，和婚約定作廢，而高麗也由此發現遼朝不是值得依靠的國家。於是高麗開始了新的反遼準備，並於澶州之戰的前一年再次請求宋朝的支援，“（咸平）六年，（王）誦遣使戶部郎中李宣古來朝謝恩，且言：‘晉割幽薊以屬契丹，遂有路趣玄菟，屢來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師屯境上為之牽制。’詔書優答之。”(36)而遼朝經過多年的戰爭，看到自己不可能徹底打垮北宋，這樣下去只能陷入一場沒有盡頭的消耗戰爭，現在又面臨宋麗聯手、腹背受敵的窘境，要儘快結束和北宋的戰爭狀態、以騰出手來擊垮相對弱小的高麗就自然而然地被提到日程上來，因此才有了澶州之戰求和的一幕。
東面的高麗對遼朝來講是個麻煩，而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以及西邊遼朝管轄範圍內的党項諸部落同樣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儘管同大漠之南的契丹相比，漠北的阻卜、達旦等民族要弱得多，但這並不等於他們就不會威脅遼的邊疆。自遼太祖四面征討、迫令周圍部族臣服之後，由於受到遼朝相對先進的技術文化的影響，西北方向諸部族的力量一直在逐漸增強，由此才最終導致金朝統治期間乃蠻、克烈、蒙古等勢力的崛起。而在遼朝時期，他們也始終是懸在遼朝背後的一把刀子。按照《遼史紀事本末》記載，太祖討伐平定周邊之後，在太宗和世宗統治的24年裏，遼與西北諸民族的戰爭僅發生過4次；穆宗和景宗時期的31年中則上升到8次，與次同時還和東面新興起的女真發生了3次戰爭（包括其入境擄掠）；而在聖宗朝前22年間，也就是從其繼位到澶州之戰前，遼朝與西北敵烈、達旦、阻卜及西面党項部落的戰爭甚至達到了10次之多，且其中還有遼軍戰敗的記錄，而同時和女真的戰爭也達到了4次(37)。可見遼和周邊部族的衝突在不斷激化，發生戰爭的頻率持續上升，無怪乎蕭撻覽要“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38)了。這就要求遼朝必須將戰略方向從南方轉向西北，採取有效的措施確保邊境安寧。
最後，一手促成澶州和戰的承天太后及韓德讓，分別在此之後不久的統和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去世，其是否意識到自己年事已高，希望在有生之年為年輕的聖宗留下一個平穩的局勢從而冒着如此之大的危險開戰呢？這雖已無法得知，但卻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四．和談過程中的鬥爭
既然遼朝從一開始發動澶州之戰的目的就是尋求和平，而北宋希望的也是和平，那麼戰爭最後的結局就必定是講和而不會有其他結果，即是說“和議”這個結局並不是靠宋朝的頑強抵抗換來的，而根本就是事先註定了的。從這一意義上講，澶州之戰實際上是一場遼宋雙方為自己爭奪有利的談判地位的戰役，對此遼朝心知肚明，只有北宋還蒙在鼓裏，因而決定了宋方必然在談判中處於被動。
這裏要提到一個問題：如果說遼朝的目的是獲得和平的話，那麼它為什麼不在開戰前大方地作出友好表態，而非要打這一仗不可呢？這就關係到敵對國之間談判的一個原則，即儘可能利用自己的優勢，在談判中最大程度地爭得對自己有利的和平條件，而假如沒有優勢的話就要創造出優勢來。可以說，在岐溝關之戰後直至澶州之戰前，遼朝一直擁有着對北宋的軍事優勢和心理優勢，這點從雙方平時的戰略上就可以看出。自宋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后，遼朝始終在對宋作戰中取攻勢，經常利用其騎兵的機動力優勢攻入宋境之內，而宋朝則在整體上居於守勢，“不須力戰，但控扼備御，不失機便可也。”(39)而此時一旦以和平狀態講和，必然是一個在平等基礎上的和約，遼朝長期以來保持的優勢就會在無形之中喪失掉，其當然不會甘心。同時如果遼朝在對峙中首先提出講和，宋朝很可能會將其認為是遼朝支撐不下去的表現，談判態度就會強硬起來，遼朝提出的條件將很難得到滿足，和約簽訂后北宋也可能因輕視遼朝而不認真遵守，搞不好還會讓“從宋朝那邊騰出手穩定後方”的計劃告吹。因此深通謀略的承天太后和韓德讓才會用發動一場戰爭深入宋朝腹地的方式，壓迫北宋接受遼朝的條件，在戰場上把本方一直以來的優勢轉化為和約上的有利條款，另一方面也在岐溝關之戰過去十幾年、宋方對遼軍的恐懼開始淡化的今天，讓宋朝再一次領教遼軍的厲害，在其心理上投下陰影，使其不敢在遼朝轉身他顧的時候悔約。而澶州之戰中遼方之所以急於在戰局有利的形勢下言和，惟恐“夜長夢多”，其用意正在於此。
宋朝方面也不是傻瓜，明白在戰局不利時言和是大忌。宰相寇準作為主戰派的核心，從戰爭開始時就故意在滿朝上下面前表現出強硬和樂觀的態度：“急書一夕凡五至，准不發，飲笑自如。日明，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准。准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淵。”(40)而在王繼忠在戰役初期致書求和的時候，真宗及群臣也都考慮到此時戰況利於遼朝，己方不宜輕易許和，“上曰：‘……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眾，躬行討擊耳。’”(41)“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寇。”(42)因而始終未作積極響應，意在等待戰局的好轉。
當遼軍兵鋒直逼澶州的時候，戰局的轉折點終於到來了，“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前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竟前輿曳至寨，是夜，撻覽死。敵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43)遼軍主將、也是最有勇謀的大將蕭撻覽的死使其受到了沉重打擊，主將陣亡的軍隊一時是難以正常作戰的。這種情況下，已經孤軍深入的遼軍在仍然可以打下去的宋朝面前隨時都面臨著失敗的危險，不論和約條款好壞，在第一時間內講和已經成為必須之舉。而此時宋方的議和使節曹利用也總算在遼朝反覆催促下到達了遼軍大營，遼方立即迫不及待地與其“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書與利用俱還。”(44)
敵軍已處危境，是否議和成為宋朝內部激烈爭論的問題，寇準反對此刻言和，認為趁此機會一舉全殲這批遼軍，可以將遼朝的主力消滅乾淨，明言：“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后，戎且生心矣。”(45)而宋真宗則認為現在宋朝已經居於優勢，不用怕遼朝再提什麼苛刻條件，正是講和的大好時機，因此排除寇準的反對堅持議和。於是寇準提出要遼“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46)但是作為皇帝的真宗心中厭兵，執意儘快讓遼朝對和約滿意，而且朝中多數輔臣也認為寇準的主張不妥，甚至“有譖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而許之。”(47)寇準雖主張對遼強硬，但終究和其他人一樣，也未能識破遼朝比宋朝更需要和平這一點，故無法用它說服真宗及群臣，只能被迫同意和談。
遼方故作強者姿態，提出將當初周世宗北伐時收復的瓦橋關以南地區歸還遼朝，遭到宋方堅詞拒絕：“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爾！實**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48)“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49)在遼軍大營，曹利用不畏對方的恫嚇，據理力爭，指出：“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50)這番話擊中了遼方的要害。遼軍此時身處困境進退兩難，身後未佔領任何重要據點，前方澶州宋軍戰鬥能力尚強且士氣旺盛，當真宗到達黃河北岸澶州前線的時候，“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怖駭。”(51)連到澶州談判的遼使韓杞也對隨從說：“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52)一旦戰事久拖不絕，宋朝堅壁清野，各地勤王之軍陸續到達，河北宋軍諸部再斷其退路，二十萬遼軍只有全軍覆沒一途。遼朝君臣為立刻實現停戰，只好放棄割地要求。
遼朝退而居其次，要求北宋進貢金帛，而這是宋方心中可以接受的條件。早在曹利用第二次至遼軍大營即前往交涉和約條款之前，宋真宗就有所交代：“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53)寇準怕曹利用被遼朝的威脅嚇住，將其“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准，準將斬汝。’”遼朝果然未能在曹利用身上突破寇準定下的三十萬這一底線，以北宋每年給予絹二十萬、銀十萬“歲幣”的條件訂立了和約。而為了使宋方在付出歲幣之後獲得心理平衡，遼朝主動作出一個虛假的“讓步”，即依照宋真宗和遼聖宗年齡的差異，尊宋為兄，遼為弟，讓宋朝覺得似乎是得到了很大的面子，實際的利益卻被遼朝拿走了。
和約簽訂后遼軍北撤，一些宋朝將領提出借遼軍疏於防範之機起兵追擊，全殲敵人，如楊延朗就請求：“敵頓澶州，去境北千里許，人馬罷乏，雖眾易敗，凡所剽掠，悉在馬上。原飭諸軍扼要路掩殺，其兵殲，則幽、易數州可襲取也，”(54)而遼方最害怕的就是這點，“柬之又言：‘收眾北歸，恐為緣邊邀擊。’”(55)“王繼忠具奏北朝已嚴禁樵採，仍乞詔張凝等無使殺傷北朝入騎。”(56)一再強調希望北宋切勿追擊。宋真宗認為協議既已達成，就無必要再啟戰端了，“上謂輔臣曰：‘……朕**矢石之下，殺傷且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寨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且求結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聚眾，中外同憤，使其覆亡，諒未為晚。’”(57)“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58)在和戰之中選擇了前者，眼睜睜地將遼軍全部放回了本國。
五．和約訂立之後雙方的情況
對這來之不易的和平，遼朝終聖宗一朝都是相當珍視的，始終嚴格遵守約定。“安肅軍言部民數輩，私至北界易州，州將執之送還。詔諭邊臣，如北人擅至封內，亦登時執送。”(59)“癸未，河北轉運使盧琬，言契丹諸族酋長欲緣界河放獵，及借西山草地打圍。上曰：‘契丹誓約甚明，未嘗逾越，此必傳者誤耳。’……既而邊表言諸族出畋，屢遣人告部下無得越境，今已北去。”(60)“麟府路鈐轄言，契丹率兵捕賊至境上，恐謀侵軼。上曰：‘此疑者過也。’遣內侍王懷信往察之。丙午，懷信言契丹執盜馬舍利而還，果無它。”(61)宋朝王旦就曾評價“契丹守盟甚堅”(62)。
北宋一方也對此作出了回應，“丙辰，詔諭緣邊諸軍各遵守契丹誓約，不得輒與境外往還，規求財路。”(63)“庚申，岢嵐軍請修舊方田，火山軍請築月堤，上以違契丹誓約，不許。”(64)“（李）允則言：‘……但擇邊將謹守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上曰：‘茲朕意也，邊將皆如是，朕豈復有北顧之憂乎？’”(65)“禁緣邊河南州軍民於界河捕魚。時契丹民有漁於界河者，契丹即按其罪，移牒安撫司，因命條約。”(66)甚至雙方談判共同解決邊境部族歸屬的問題。
從以上的記載中還可以發現一點，即宋朝方面尤其是皇帝，在面對有對方背約跡象的邊境事件時是相當從容的。“上封者言：‘契丹國主取十月於幽州受冊，宜因輦運邊儲，以兵數千聲言援送，且為守寨之備。’上曰：‘若此則自生事。’不許。”(67)“並代副部署石普言，契丹雖與朝廷和好，而私署唐龍鎮來懷正官，信使不絕，漸違誓約，潛有侵軼，望令邊塞設備。上曰：‘修好累年，北鄙寧靜，不當自為猜慮。普止聞流言，不知國家大體耳。”(68)
相比之下，遼朝則沒有辦法做到如此從容。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聽從王欽若勸誘，製造“降天書”事件，東赴泰山封禪，之前特意“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境上，告以將有事於泰山。時議東封，六師必須從行，恐契丹不察，妄生猜慮，欲遣使諭言。……既而契丹報云：‘中國自行大禮，何煩告諭？其禮物慮違誓文，不敢輒受。’”(69)話雖如此，正在尋找機會一舉解決高麗問題的遼朝還是深恐北宋此時背盟，“癸丑，河東轉運司言，偵得契丹點集兵馬，邊民頗懼，望增屯兵。上曰：‘近北面亦言戎人聞國家東封，調發輦運，慮因行討伐，率眾堅壁，以打圍為名，巡邏境上。且朝廷自與之修好，固無釁隙，若聞其疑擾，即驟增防兵，彼必愈致猜慮。’乃詔邊臣率如常制，無得生事。”(70)在見到宋朝果真沒有北犯的意思之後，遼朝才撤走增駐的邊防軍隊。可以看到，與北宋相比，遼朝更為害怕對方撕毀和約，和平對遼比對宋重要的多。由此也可說明能令遼朝當初以國運做賭注發動澶州之戰的東西，沒有比和平更確實的了。
在穩下了北宋一面后，遼放手發動了旨在徹底迫使高麗屈從、甚至征服高麗的戰爭。統和二十七年，高麗康兆發動政變，“二月，大良君詢即位。康兆廢穆宗，尋弒之。”(71)新登王位的王詢繼續抗遼政策，“詢又於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跨江為橋，潛兵以固新城。”(72)遼朝以高麗弒君為借口，於第二年再次東征高麗，“十一月，契丹帝來侵，王幸羅州。”(73)“十一月乙酉，大軍渡鴨綠江，……丙子，銅、霍、貴、定等州皆降。……二十九年正月乙亥朔，班師，所降諸城皆叛。至貴州南峻岭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遺棄，霽乃得渡。”(74)此次遼聖宗親自率領出征，雖然在戰場上擊敗了高麗軍隊，但卻無法統治高麗的土地。隨後高麗向遼請和，而遼朝的回答是要高麗國王親自赴遼，被拒絕後又要求高麗交出鴨綠江東岸的防禦要地興、鐵、通、龍、龜、郭六州，“（開泰）二年，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地，未幾還。三年，資忠復使，如前索地。”(75)談判又一次破裂，從開泰三年開始，遼軍連年入侵高麗，卻始終無法擊破高麗的防禦。終於，開泰八年，遼朝十萬大軍深入高麗境內，迫使高麗答應了與宋斷交並停止採用大中祥符九年改用的宋朝年號，而精疲力竭的遼朝也明白要征服高麗是不可能的，從而滿足於高麗稱臣入貢這種名義上的屈從，不再繼續用兵，持續多年的遼麗戰爭終於畫上了句號。
在遼朝用儘力氣艱難地進行着對高麗的泥沼戰爭的時候，北宋的態度就成為了至關重要的砝碼。由於考慮到遼朝騎兵的彎刀近在眼前，而偏遠的高麗卻“貢奉累數歲不一至”(76)，儘管高麗儘力請求北宋的軍事支援，宋朝仍然覺得輕啟刀兵、勞民傷財不如保持和平，而假如遼深陷於高麗的話，“契丹或微弱，則愈依朝廷，必無負約之理”(77)，因此決定保持中立，婉言謝絕了高麗的請求。應該說，宋朝的這一決定對遼朝的幫助是巨大的，使其可以把大量原本用於對付北宋的軍隊調往高麗戰場，毫無後顧之憂地進行了對麗戰爭。
在和高麗作戰的同時，遼朝也充分利用了對宋的和平狀態，騰出手解決西北問題。從統和二十三年至太平十一年，在聖宗朝的后27年中，遼共進行了16次對西北蒙古高原諸部族和党項、回鶻的戰爭，這些戰爭的結果是非常有效的，隨後興宗統治的24年裏，周邊部族安靜了許多，在西北方向的戰爭總共只發生過2次，直到道宗朝才重新增加起來(78)。
可見，統和二十二年澶州城下的這一和約對遼朝是極為必要的，它是遼朝能夠改善周邊政治環境、維持統治穩定的前提；與此相比，每年三十萬的歲幣收入反倒變成為一種副產品了。
評價
在綜合了各個方面之後，可以看出：澶州之戰是遼朝為了換取同北宋的和平、及迫使北宋信守和約，而發動的一場以戰迫和的戰爭。遼朝目的明確，為達目標甚至不惜冒全軍覆沒的危險。
平心而論，當遼軍在澶州城下陷入危局的時候，宋朝是可戰可和的。若戰，可一舉消滅遼朝賴以依靠的主力軍隊、乘勢北上反攻，雖說以北宋的實力不大可能徹底滅亡遼朝，但藉此機會收復幽雲失地應該沒有什麼問題；若和，雖不能如寇準所說“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此種要求縱使遼方一時迫於情勢而答應，以後也決不會遵守），但是卻完全可以達成一個互不割地賠款的平等協議，由於遼朝追求和平、轉顧其他戰略方向心情之急迫，和平是其開戰的主要目的，能否從宋朝那裏得到好處則要退居其次了，且此刻遼朝已經領教到宋軍並不是一觸即潰的豆腐渣，對於這樣的平等和約應該是能夠認真遵守的。
但北宋君臣上下卻未能看穿表面上咄咄逼人的遼方所使用的障眼法，雖勝於戰場之上，卻敗於討價還價之中，在戰局有利的情況下執意簽訂了對己不利的和約。與寇準同為宰相的畢士安就在朝中有人認為三十萬歲幣太多的時候說道：“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79)這番話不能不說代表了宋朝包括皇帝在內的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理。這一對遼朝更重要的和約保證了其專心對周圍用兵，相反卻以宋朝的大額歲幣為代價，可謂是遼朝外交的一大勝利。在宋朝來講，則是一個徹底的失敗，並由此創造了一個向敵國贈送錢財換取和平的極壞先例，“這實際上是變相的納貢”(80)，這種政策使宋朝君臣在心理上形成了花錢既可高枕無憂的傳統，對宋朝後來在對外政策上的軟弱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間接原因。
⑴《草原帝國》[法]勒內_格魯塞
⑵《中國古代史》朱紹侯張海鵬齊濤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
⑶《遼史》卷八十一列傳第十一_王繼忠
⑷《東都事略》卷四十二列傳第二十五_石普
⑸、⑹、⑿、⒀、⒃、⒄、(41)《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七_真宗
⑺、⑻、⒅、⒆、(21)、(22)、(23)、(24)、(25)、(26)、(42)、(43)、(44)、(45)、(48)、(50)、(52)、(53)、(54)、(55)、
(56)、(57)、(58)《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八_真宗
⑼《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三六_仁宗
⑽《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四_真宗
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五_真宗
⒁、⒇《宋史》卷七本紀第七_真宗二
⒂、(40)、(46)、(47)《宋史》卷二八一列傳第四十_寇準
(27)、(28)《契丹國志》卷十三后妃傳_景宗蕭皇后
(29)《遼史》卷七十一列傳第一_后妃景宗睿智皇后蕭氏
(30)《契丹國志》卷十八列傳_耶律隆運
(31)、(34)、(36)、(72)《宋史》卷四八七列傳第二四六_外國三高麗
(32)、(33)、(75)《遼史》卷一○五列傳第四十五_二外國記高麗
(35)《遼史》卷十二本紀第十二_聖宗三
(37)、(78)《遼史紀事本末》卷六_西北部族屬國叛服
(38)《遼史》卷八十五列傳第十五_蕭撻凜
(39)《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二_真宗
(49)《宋史》卷二九○列傳第四十九_曹利用
(51)《契丹國志》卷七_聖宗天輔皇帝
(59)《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_真宗
(60)《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四_真宗
(61)《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七_真宗
(62)《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三_真宗
(63)、(64)、(65)《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九_真宗
(66)、(67)《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三_真宗
(68)《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八_真宗
(69)、(70)《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九_真宗
(71)、(73)《高麗史》卷八十六_年表
(74)《遼史》卷十五本紀第十五_聖宗六
(76)《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四_真宗
(77)《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七_真宗
(79)《宋史》卷二八一列傳第四十_畢士安
(80)《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