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與三國演義人物分析（轉）

歷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複雜，陳壽認為曹操在三國歷史上“明略最優”，“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曹操御軍三十餘年，但手不釋卷，登高必賦，長於詩文、草書、圍棋。生活節儉，不好華服。與人議論，談笑風生。“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但是，在《三國演義》中，曹操性格品德中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對他殘忍、奸詐的一面又誇大了。因此，羅貫中筆下的曹操是奸詐、殘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歷史》初中七年級課本（第一冊）第73-74頁說：“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三分史實，七分虛構’不能當真正的歷史書讀”。“曹操原是三國時期有作為的政治家，但小說卻誇大了他奸詐狡猾的一面”。從中學歷史課乃至語文課，我們僅僅知道小說與歷史不同，小說是允許虛構的，所以小說中的曹操人物形象與歷史評價不一致。

那麼“源”是否就是小說呢？如果說“源”就是小說，那麼，我們要問：為什麼不把劉備寫成反面人物呢？而《三國演義》又是我國第一部長篇歷史演義小說。顯然，通過對這一歷史小說中曹操人物形象與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不一致原因的研究，可以了解這一歷史現象和文學現象的根本原因，掌握認識這種現象的一般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提高歷史問題的研究能力，樹立歷史唯物主義觀點。

學術界對曹操的歷史唯物主義評價1999年新版《辭海》如此評價曹操：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官渡之戰大破河北割據勢力袁紹后逐漸統一了中國北部。他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的恢復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所統治的地區，社會經濟得恢復和發展。精兵法，著《孫子略要》、《孫子接要》等書。善詩歌《蒿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篇，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並反映漢末人民的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這樣評價曹操：“他在政治上代表着地主階級中比較寒微的階層，他能夠實行摧抑豪強，減輕人民負擔的開明措施，得到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是封建制度的強有力的維護者，合乎地主階級的需要。因此他在政治上迅速取得了成功，統一了北中國，為統一全國打下了基礎。”

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指出：“曹操不但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附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1959年1月，郭沫若先生髮表了《淡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給曹操以很高評價。郭老說：“自宋以來所謂‘正統’觀念確定之後，（曹操）這位傑出的歷史人物卻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的一大歪曲。”“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員，在今天，要替他恢複名譽”，並指出“曹操對於民族的發展和文化的發展有大的貢獻”，“長遠地把一位好人作為反面教員總是不大妥當的。但我們並不主張把《三國演義》燒掉，把三國戲停演或者一一加以修改，我們都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觀點見到的歷史真實性的基礎之上來進行新的塑造。新舊可以共存，聽從人民選擇。”郭沫若的新劇《蔡文姬》問世以後，曹操的舞台形象得到改變，漸漸地接近歷史真實。

1959年2月，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髮表了《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說：“最近我們高興地從新編的《赤壁之戰》中看到曹操的臉色已經有了一點變化，在他那蒼白的臉上已經透出了一點紅色，雖然透出的紅色是很淡很淡的，但是戲劇家敢於在曹操的臉上塗了一點紅色，這就說明了曹操在政治舞台上翻身已經有了一線希望了。”影響《三國演義》以曹操為反面形象的因素而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確是擁劉反曹的，作者奉劉備為正統，以曹操為欺君罔上的“亂臣賊子”。其塑造人物典型有所謂三絕，就是曹操奸絕，關羽義絕，孔明智絕，着力表現曹操是一個“託名漢相，實為漢賊”的“亂臣賊子”。《三國演義》的這種思想傾向來自哪裏呢？一、《三國演義》創作素材中“尊漢抑曹”正統論思想傾向的影響作者羅貫中是依據晉朝人陳壽著的《三國志》和南朝人裴松之採集的有關三國時軼事傳聞，以及范曄的《後漢書》中的有關史實，同時吸取了民間廣泛流傳的三國故事和舞台上的三國戲，經過綜合熔裁編寫出來的。

應該說，《三國志》等正史對於曹操還是持史家之公正的。裴松之就評價曹操說：“百戰敗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陳壽則由衷地稱讚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顯然，《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並不是《三國志》中曹操的翻板。那麼，我們就必須研究《三國演義》其它的創作素材——即民間三國故事和舞台三國戲的思想傾向了。首先，我們來看民間“說話”藝術中關於三國故事的思想傾向。宋代“說話”藝術興盛，有了“說三分”的專門科目和專業藝人。蘇軾《志林》記載：“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這時三國故事擁劉反曹的傾向已很鮮明。

再者，我們來看有關三國故事話本的影響的思想傾向。現在保存下來的有一種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它的情節不受史實約束，而是根據民間作家的樸素想像而大膽進行的虛構，表現了濃厚的民間傳說的色彩。如說曹操勸漢獻帝讓位給曹丕，這並不符合史實。據歷史記載，謝絕旁人勸他自立，表示“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假使能稱帝，他又何必等到他兒子？他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說明當時的政治野心家很多。可以看出，曹操如果代漢，必然引起國家分裂。事實上，曹操死後10個月，曹丕稱帝，吳蜀跟着建立國家，形成了三國鼎立局面。因此，我們可以說，曹操不但反對分裂，制止分裂，而且自己也避免製造分裂。當然，這不是說曹操客觀上不想做皇帝，而是當時形式使他不敢做，也不能做。所以司馬光說他“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態之不欲哉”。又據《曹操評傳——亂世英雄的足跡》一書的統計，《全相三國志平話》80多個段子中，90%以上寫的是蜀漢故事，着重描寫了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等人物的悲慘壯烈。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繼承了《全相三國志平話》的這些重要情節。這樣，《三國志平話》裏“尊漢抑曹”的思想也被羅貫中全部繼承了下來。

最後，我們來看三國戲的思想傾向。遠在《三國演義》產生之前，舞台上已經出現許多三國戲。據史料記載，宋元南戲有《單刀會》《跳檀溪》；金代院本有《赤壁鏖兵》《襄陽會》《大劉備》《罵呂布》等；元雜劇中的三國戲有四十多種，象桃園結義、三戰呂布、三顧茅廬、諸葛祭風、秋風五丈原等重要情節，元雜劇中都具備了。今天留下的劇本有關漢卿的《單刀會》《西蜀夢》，無名氏的《隔江鬥智》《連環計》等。到元朝，有關三國故事的雜劇，也毫無一例外地都站在“尊漢抑曹”這種觀點一邊，把曹操當作一名反面人物（原因詳見下文分析）。因此，《三國演義》吸取舞台三國戲的同時，三國戲中“尊漢抑曹“思想傾向也被繼承了下來。二、南宋漢族統治階級集團正統論的歷史影響據目前對曹操廟歷史的考證和詩歌文學的研究，在唐朝和北宋以前，在上層統治集團和封建士大夫階層名聲還是很好的。唐朝時大詩人杜甫有一首名為《丹青引贈曹將軍霸》的詩。詩中說：“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採風流今尚存。”杜甫明確地稱曹操為英雄。

曹操故鄉為沛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建有曹操廟，一直保存到北宋時期。有一次，宋真宗經過亳縣（當時稱亳州），看見廟貌已舊，就命令重修。左丞相穆修寫了一篇《亳州魏武帝帳廟記》。文章中頌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先顯盛大之業於來世”，並說這個廟是由於“為鄉里人所愛，后思懷其德，共自尊祀之，遂傳於今不息”。然而，當金人入主中國北部以後，女真統治者自以為是“地處涵夏，人傳正朔”的正統王朝，把南方的趙宋政權當作僭偽。他們把自己的位置比作曹操在魏，把南宋的地位比作劉備在蜀。金朝統治者根據歷史上的傳說，年年派人給曹操的七十二疑冢掃墓，他們贊成“帝位寇蜀”的正統論。與之相對的南宋統治者，為了對自己有利，則大力宣揚“尊漢抑曹”的正統論。那時的文人，出於對女真統治者恣意蹂躪的反抗，也在文學作品中有意識地揚劉抑曹。南宋初年的愛國詩人王十朋的作品只要涉及三國古迹，思想感情總是站在蜀漢這一方面。當採石抗金勝利后，身為知州的王十朋不僅修建了昭烈（指劉備）廟和武侯（諸葛亮）廟，而且在紀念劉備的文章中說：“我雖有酒，不祀曹魏。”曲折地反映了南方人民抵抗女真踐踏的思想感情。南宋著名愛國主義詩人陸遊在五言詩《書憤》中，則公開把金朝比作曹魏，把南宋比作蜀漢，並表示要“幫命中興漢，天心大討曹”。到了羅貫中生活的元末明初，漢族人民早就把北方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比作曹操了。

羅貫中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也不可能不受到這雙重思想的影響，及南宋統治階級正統論的歷史的影響和漢族人民反對少數民族統治者思想的影響。可以說，羅貫中吸取以“尊漢抑朝“的民間平話和三國戲為素材創作的《三國演義》，就是這種雙重思想影響的折射。三、作者本人政治思想的影響綜上所述，三國故事曾經長期在民間流傳，其中或多或少地貫注着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概括了他們對社會生活的觀察和體驗。《三國演義》根據歷史真實，同時集中民間傳說，明確地劃定了敵我界限，強調大漢正統，以藝術加工加重了人民的愛憎感情。它不但有一定的歷史根據，而且有群眾基礎。在南宋、元將近百年的歷史長河中，人民時常處在外族凌辱的痛苦境地，“人心思漢“、”身在曹營心在漢“成為普遍的愛國熱情。羅貫中是一個接近社會下層的作家，他收集整理了民間創作的大量生動的故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間創作原有的思想意義，這是值得我們予以肯定的。同時，羅貫中畢竟是一個封建文人，儒家綱常名教在他的世界觀中仍然根深蒂固，儘管，羅貫中在思想方面有關材料保存不多，但今天只能從他的創作中，看出他的一些社會政治思想，如同在《三國志演義》裏，他把劉備美化成為一個平生不做利己妨人之事的封建主；在他創作的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中，他把北宋皇帝趙匡胤歌頌成“曉夜無眠想萬方”，一心一意關注着百姓困苦的皇帝，說趙匡胤是“勤儉開基，這是天數輪迴”，“真龍出蛟蜃潛藏，大風起雲霧齊飛”，而把黃巾軍稱為賊，這些都清楚表明了羅貫中封建正統思想的濃厚。而這種思維傾向必定會在他的作品中體現出來。統治階級的思維是占統治階級地位的思想從以上分析中，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羅貫中在創作《三國演義》的過程中，必然受到人民群眾的愛憎（包括漢族人民反對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思想）的影響；同時，我們也可以大膽的推理：從藝術吸引力的角度看，羅貫中在他的三國演義中是不可能不反對曹操的，因為如果他寫的《三國演義》不繼承人民群眾創造的民間說話藝術中有關三國的故事和舞台三國戲中的“尊漢抑曹“的思想，那麼他寫的演義是不可能有多少讀者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早在北宋蘇軾《志林》就記載民間“說話‘藝術三國故事就有擁劉反曹的思維傾向，而這時根本不存在金人入主中國北部而漢族人民把北方的少數民族比作曹操的問題。（這可以推理出結論，因為蘇軾生卒年代為公元1037年——1101年，而金的紀年從公元1115年開始）顯然，有關三國故事民間文學的這種思想傾向是統治階級長期灌輸忠、孝、節、義之類的所謂正統思想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期在《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關於意識的生產》一節中曾闡明了這樣一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從宋元民間“說話”藝術三國故事——《全相三國志平話》話本——舞台三國戲——小說《三國演義》的發展軌跡中，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始終起着影響作用，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結論至此，全文的結論可以用下面的圖示加以概括：簡而言之，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論思想的影響和人民群眾的愛憎感情的影響，是小說《三國演義》以曹操為“亂臣賊子”為反面形象的根本原因，這也就是小說《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與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不一致的根本原因。這部作品的人物事迹，大多是實有其人其事，但也有不少是虛構的。很多情節在具體描寫時，作者是經過充分的補充和發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