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二章 經濟鬥爭

日本和英國在東方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這不代表他們不會在某些方面採取相同的立場，而他們立場某種程度上也取決於中國的態度。相較於英國，有着五四的教訓的日本似乎更加明感一些，我之所以將英國推上前台，有兩個對外戰略目的，一個目的是，我要掩飾自己的目標。日本人對我擴軍備戰不可能沒有一點警覺，但是我要盡最大的程度掩飾自己的真實目的和戰略。另一個目的是麻痹日本人，在它以為我要對付它的時候，我卻突然掉轉了槍口，我想這種麻醉劑還是很有效的。

去年的日本的政黨內閣確立后，政治傾向自由化的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成為首相。與此同時，加藤的連襟、三菱財閥岩崎彌之助的女婿幣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從此，被很多歷史學家認為的將日本帝國帶入死亡的“幣原外交”主導了日本的對外政策。幣原在華盛頓會議期間，曾經出任日本駐美公使，長期在美國的他認為日本的綜合實力與美國相差甚遠，因此不應該主動向美國挑起爭端。基於這一點，他認為華盛頓會議對日本更有利，因為他約束了強大的西方強國利用勢力繼續損害日本的國際利益。

因此，幣原主張維護條約體系，在條約體系的範圍內以外交為主維護日本的國際利益線。幣原還深感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在外交上陷於孤立、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反日運動迭起的尷尬的處境，他認為要改變這一不利局面，就必須改變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屆議會上提出了新的對華方針“四原財”：不干涉中國內政；維護日本“合理”的權益；對中國的現狀抱同情和寬容的態度；兩國共存共榮，實行經濟合作。帶有濃濃的“睦鄰外交”的色彩的幣原外交一出籠就受到了我民國黨上下一致歡迎，我還公開宣稱這是“東方和平的主要基石之一”。

去年的徐州戰爭期間，剛剛出籠的幣原外交經受了嚴重考驗，面對殘酷的中國內戰，日本的激進勢力宣稱只有武力才能解決問題。加藤一邊向朝鮮增兵，一邊通過外交途徑企圖通過不流血的手段達到目的。在最關鍵的時候，幣原甚至秘密的訪問了瀋陽，因為同盟的態度實際上是決定了戰與和。正是考慮到了日本的“幣原外交”對於中國的戰略地位，我才臨時放棄了通過登陸作戰佔領連雲地區，幫助直系完全奪占徐州的原定策略。

在我的友好回應下，“幣原外交”在日本的政界站穩了腳跟，正是基於這個國際戰略，日本內閣才推出了裁軍計劃，開始削減日本軍隊，並減少軍費，將財政收入投入到振興日本經濟中去了。因此，在後世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前幾年，中國將經濟資源猛烈的轉入備戰，而日本則相反。當然，情況也不是完全那麼的好，雖然加藤取得了裁軍的基調，但是，軍費減少也是有限度的，特別是陸軍軍費反而有所增加，只是基於日本海軍的戰略優勢以及華盛頓體系的約束，加藤才實現了裁減海軍及軍費的目的。

由於抵抗運動愈演愈烈，特別是在極短的時間裏，抵抗運動就擴展到全國範圍，幣原在日本內閣會議上堅決主張丟卒保車，他認為應該採取靈活措施，給中國一個下台的機會。但是海陸大臣卻極力反對，我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這麼歇斯底里。不過，話說回來，他們的理由也不是沒有道理，在他們看來，日本企業的競爭力在於低工資，在上海的日本紡織廠，工人每日勞動很少低於十二個小時，僅得工資4．5角左右，不到日本國內紡織工人工資的1／3。因此，提高工資無疑在摧毀日本經濟的基礎。

但是，在幣原外交派的努力下，6月5日，日本官方還是發表了“日本將會秉着中日友好的誠意調查事件的真相，給中國民眾一個答覆”的“友好言詞”。到5日，捲入抵抗運動民眾已經超過2000萬以上，各種激進的口號，什麼“野蠻人，滾回去！”、“同胞們，團結起來，餓死日本人！”、“同胞們，炸了英國佬控制的海關！”開始席捲全國。原來在四川等少數省份已經收回的鹽稅權，一下子席捲了整個西部，僅僅幾天內，就有上百個英人控制的鹽稅機構被砸毀，一半以上的省份通過了將鹽稅權收回的議案。

因此，在我看來，日本人明智的選擇了在關鍵的時候躲過了中國鬥爭的鋒芒。但是，高傲的英國人卻沒有這麼細心，大概英帝國可憐的東方政策根本就沒有經過英國高層的認真討論，所有的一切都有在東方的總督、公使、領事們為所欲為。愚蠢的英國人竟然對中國的要求沒有意思友好的回應，他們堅決否認了租界的**行為，甚至向上海外海集結了軍艦向中國示威，但是這樣的艦隊或許會對沿海產生一絲的威脅，但是對於遠在西部被地理環境很好的保衛起來的諸侯們來說卻沒有什麼真正的威脅，卻只是激怒了中國人的怒火。

6月6日，民眾再次走上街頭，經過我的努力，民國黨和國民黨也發佈了聯合宣言，表示兩黨將合作，“維護國人的尊嚴，查明真相”。雖然由於兩黨的分歧而沒有達成在目標上的共識，但是兩黨的宣言無疑表示了兩黨將會合作推動全國的抵抗運動的政治意願。7日，在兩黨宣言的鼓舞下，超過五千萬的民眾走上城市和集鎮，開始了針對列強特別是英國人抗議。當然，在我的影響下，在內地的大部分省份，日本只是一個技術問題，而英國則變成了一個“尊嚴問題”了。

同日，由國民黨控制的上海總工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和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推舉代表組成的上海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成立，提出取消領事裁判權、懲凶、賠款等17項要求。與此同時，北京外交部也發表了正式的官方觀點，提出了聯合調查、修改領事裁判權和尊重工人的權利的正式主張。我也發表了講話對北京的要求表示支持，我的講話中再次重申了對租界**的強烈懷疑，並以此為理由，要求修改領事裁判權，要求對涉外案件實行中外聯合司法，與此同時，我還西方的社會現實說明了工人組織工會，爭取最低工資的正當性。

民國黨的要求相較於國民黨要溫和的多了，實質性的措施也就是要求修改領事裁判權這一條。在我的精心策劃下，鬥爭的矛頭逐漸的轉向英國，我想日本人肯定在這邊竊喜。德國人再次表達了他們的友好態度，因為德國人在中國很受歡迎，他們從經驗中知道他們在中國不會遇到什麼不公正的待遇。美國人表示，只要中國的相關法律完善，修改甚至廢除領事裁判權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日本人由於國內爭論激烈，只好繼續採取實際上的觀望態度。只有高傲的英國人，繼續表示這強硬的態度。無疑，這使得他成為中國人的絕好的靶子。

12日，諸省經濟同盟通過決議案，對進入同盟市場英國包括棉製品、鋼材在內的三種主要商品實行懲罰性配額制，嚴厲限制英國商品的進口。激進的人們甚至主張是英國貨就不用，但是我壓下了這種主張，我不是要驅逐英國人的勢力，而是要迫使英國人做出讓步，因此台階還要要留下的。當然，在經濟同盟秘書處的通電中還表示，如果英國不做出讓步，那麼經濟同盟將會進一步加重懲罰措施，直到英國人做出讓步為止。13日，同盟議會通過議案，敦促同盟政府採取強硬措施，迫使日本做出讓步。

與北方的態度相比，南方就激進了不少倍，原因之一大概是英國人策劃了針對廣州政府的如此天大陰謀是不可能保密的這麼久的，特別是在軍事形勢已經十分明朗的情況下。國民黨及其他的盟友勞動黨發動了針對英國人的大規模抵抗運動，一時之間，英國的船隻片帆不能入廣東。不僅如此，他們還發動了將英國人推入幾乎毀滅境地的省港大罷工。6月16日，香港海員、電車工人、印刷工人首先罷工，接着其他行業的工人也紛紛響應，罷工人數達25萬人。工人聲明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對“五卅”慘案提出的17項條件。

與此同時，針對英帝國主義在香港執行的歧視華人政策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選舉、勞動立法、減少房租、居住自由”六項要求。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五四時期旅大地區的影響，超過10萬的工人在蘇兆征等人的率領下回到廣州，對英國人進行了非暴力抵抗運動。6月20日，回到廣州的罷工工人偕同廣州工人、農民、學生和革命士兵共10萬餘人舉行示威遊行時，愚蠢的英國人再次製造了慘案。當遊行隊伍經過沙基街時，和英**隊發生衝突，造成了死亡52人、重傷170餘人、輕傷者不計其數的“沙基慘案”。

英國人的行為把整個中國推向了憤怒的境地，21日，經濟同盟通過經濟提案，停止向英國的一切進口。與此同時，幾乎所有的西部省份都在民間壓力下宣佈收回英國控制的鹽稅權。英國控制的沿海海關多出發生了爆炸事件，不久以後，鐵血社宣佈對此事負責。與此同時，正在準備西征陳炯明的督府軍在俄國人的策劃下，準備首先給英國人點顏色看看，解除西征的後顧之憂。22日，廣州政府命令督府軍開進廣州的英國租界並宣佈收回。

與此同時，我還與日本密商，並放出風聲，準備組成東方聯盟，打擊英國人在東方的勢力。風聲一傳出，美國人就坐不住了，他可不想因為英國佬的事使得同盟和日本之間建立非同尋常的關係。據說，當美國公使連夜和英國公使協商時，那個可憐的閑散慣了的英國公使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終日。23日，在民眾的壓力和全國的形勢所迫下，英國人最親密的盟友吳佩孚也發表了反對英國人的通電，因為吳也感覺到了同盟日本接近帶給他的巨大危機，這個時候，扣上一個國賊的帽子，很可能把他推向毀滅。

24日，南方政府軍開始反攻，在兩廣，先前調到梧州的李宗仁第4師和廣州的部隊採取鉗形攻勢，調集了4個師向拼湊的只有不到三萬人的陳軍發動進攻。在湖南，賀龍和陳賡同時向常德、益陽一線發動進攻，意圖一舉割斷北部和西部叛軍的聯繫。陳趙軍精銳已經大部損失，失敗主義情緒在部隊中蔓延，又得不到各界的支持。因此，他們的6萬大軍徒有其表、不堪一擊，一經接觸，就全面潰敗，其速度超過了人們的想像。很多有良知的士兵紛紛脫離前線，或者乾脆陣前反戈。

法國人看情勢不對，在廣州政府保證不損害法國利益的條件后，迅速的關閉了對陳炯明的補給通道。7月4日，陳炯明在雷州宣佈投降，在此前後，湖南叛軍在失敗已經成定局的情況下，紛紛出現投誠現象，而那些曾經的土匪們又逃入了他們在湘西的老巢，趙恆剔帶着不足三千人的殘兵敗將逃入湖北。10日，為了避免同湖南的衝突，並保證自己的戰略環境，吳佩孚在獲得了湖南在將來的直皖衝突中的中立保證后，將趙恆剔遣返湖南，自此，南方的平判戰爭獲得了輝煌的勝利，當然，他們也付出了重大的損失。

12日，英國人在遭受了慘重損失，並且已經沒有希望扳回的情況下，表示願意同中國方面聯合調查時間起因，並表示同意同中國就領事裁判權問題進行談判。作為友好表示，第二日，根據經濟同盟的決定，恢復了對英國商品的進口。而此時的日本，更是絕的不得了，他為了避免聯合調查這種帶有對自己羞辱性的行動，在13日就公佈了對事件的調查結果，“結果顯示企業管理人員的妄為導致了這場誤會。”日資企業宣佈解聘了這些人員，交由日本領事進行司法解決，與此同時，他們還向北京發出邀請，希望派人觀察，以示公正。

至於工人的待遇問題，日資企業表示，15日的衝突是場誤會，當時企業確有困難，不過現在“這些困難都以解決。”此前工人的待遇將會得到保證。在日本方面做出讓步后，上海的工商界在遭受了慘重損失后，有了下台的台階，14日，他們宣佈停止罷市。事後，經濟界人士總結說，上海的抵抗行為遠沒有同盟合理，上海的罷市一罷就全不工作了。而同盟則不同。只有日資企業罷工，或者有勾結行為的企業才會面臨罷工的威脅。因此，同盟的企業界都十分支持罷工，可說甚至比工人還要積極，因為工人的鬥爭為他們踢走了競爭對手。

反觀上海，無節制、無選擇的罷工行為，雖然打擊了對手，但是卻使得自己的工商業也受到了損害，使自己的長久抵抗力受到削弱。在南方，只有於同盟經濟關係密切的江蘇的很多地區採取了同盟的鬥爭方式，事實證明，不論是同盟還是這些南方地區，罷工都沒有影響他們的企業收益，反而由於市場的突然擴大，他們迎來了突然的收益高峰。五卅運動中的經濟鬥爭不但為中國爭回權益提供了基礎性的條件，相反他的許多新的經濟發明才是更有影響力的。英國人很快發現，他們控制的海關根本不能控制中國的對外貿易，因為中國人發明了很多非關稅壁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