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一章 五卅風潮

他們在四月份的時候大量的自發組建了護憲義勇軍，譚延愷大概是被他們浩大聲勢嚇壞了，經過省府的徹夜討論，各方才達成了協議，將這些軍隊整編為正規軍以便約束。但是，譚延凱的軍隊本就少，它可沒有那麼多的軍官來進行這一次大擴編，因此只好用了原來的指揮人員並配大量提拔湖南籍黃埔生進入軍官行列。但是即便如此，此次由群眾自發，勞動黨推動的武裝護憲行動，也對湖南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這些工會和農會會員用鐵犁把投向叛軍的大量的大地主的加以逮捕，甚至是處決，他們的土地被強行分配，由於動員的需要，地主們控制的民兵武裝不是被征入軍隊，就是被當作反革命武裝給消滅掉。據1924年的統計，湖南佔有5畝以上土地的自耕農的比例大概是47%，但是到了1927年，新的統計資料卻顯示該比例增長到了79%，是南方各省中比例最高的，正如後世的經濟史專家所言，此次護憲戰爭雖然不乏暴力、誣陷，但是卻為湖南成為後世的糧倉開闢了道路。

湖南在此次平亂戰爭中的動員程度要遠遠的高於廣東，這大概跟湖南的敵我力量對比極為懸殊不無關係，在此情況下，任何勢力只要他不想背叛軍消滅，都不可能阻止群眾的動員。相反，儘管他們心中或許不願意，但是他們至少表面上仍然歡呼這種行為，因為群眾某種程度上是為他們而戰，如果抵抗勝利了，他們是最大的獲益者，如果失敗了，他們也不是最大的損失者。五月份是戰局發生奇迹轉變的一個月。在月初，督府軍還基本基本防守，但是到了月底，不但軍隊已經大反攻，相反，由於上海的突發事件，英國人原本期待的大勝利卻幾乎變成了這個垂死的帝國勢力在東方的災難。

上海一直是日本在中國投資、特別是輕工業投資的最大中心，這裏有着日本人的大量紡織廠。隨着工會勢力在上海的逐漸壯大，很多企業被迫同意增加工人的工資，滿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中資企業尤為積極，因為同盟企業的經營經驗表明，提高工資並不必然減少企業的收益和競爭力，如果工資的上漲能夠調動工人的積極性，那麼工資上漲的負面影響就會被抵消，與此同時企業還能夠獲得穩定、忠誠的員工隊伍。但是，很多外資企業，特別是競爭力不足的英日企業卻頑固的抵制工人的要求，隨着工聯的成立，他們把鬥爭的矛頭首先指向了日本的上海企業。

5月15日，就在廣東立憲都督府調集五個師五萬餘人圍攻廣州、湖南政府軍和叛軍在長沙外圍展開一場血戰的時候，日資上海內外棉的管理人員開槍打死了勞動黨員顧正紅，打傷工人1０多人。此次事件看似偶然，但是實際上卻是雙方互相長期敵視和對抗的產物。2月份的時候上海日商紗廠工人罷工迫使日本企業提高了工資。但是日方並沒有屈服，不久以後，日企就借故部分停產，停發工資。

於是雙方只能採取進一步的對抗行動以分高下，5月14日,日商紗廠工人再次罷工。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廠方宣佈停工，工人顧正紅帶領工人衝進廠內，要求上工和照發工資。隨即雙方發生暴力衝突，導致顧正紅死亡、10多名工人受傷的暴力事件。此後，即不見日方的道歉，更不見賠償，日方的藐視中國人尊嚴的行為激起了國人的極大憤怒，也導致了內外棉工人的全面罷工。在勞動黨和國民黨的動員下，上海學生首起響應,從18日開始分別到南京路、新世界等鬧市區募捐，援助顧正紅家屬及罷工工人。

19日，我向罷工工人以私人名義捐助2萬元，並代表同盟官方嚴厲譴責了日本企業藐視中國人尊嚴的惡劣事件，要求中日雙方政府合作調查事件的肇事者，查明真相，並且要求日資企業道歉、賠償。在我的帶頭下，很多巨富們都開始捐款，上萬塊對於他們來說只是皮毛，但是對於鬥爭的人們卻是很大的激勵了。與此同時，同盟的輿論開始對日本發出警告，有些人建議同盟政府限制向日本的石油、糧食出口，迫使日本政府做出讓步行動。

對於此時還是很小事件的顧正紅事件，上海租界當局做出了錯誤的判斷，或許不是他們本國政府的本意，這些在上海作威作福慣了的領事、巡捕門一開始就很自然的站錯了隊。18日，募捐的當天，租界當局竟然以“擾亂社會治安”為名逮捕數人。我懷疑，這幫自命文明的人大概是受了什麼好處。在次日的聲明中，我對租界政府公正性表示了公開的懷疑，指責租界巡捕**，這成了我要求中外聯合調查的理由。

23日，我在督府約見美、日、英、法、德等各國駐瀋陽總領事，再次向他們表達了我的意願，我想他們發出警告，此次事件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引發全國的抗議運動，那時恐怕各國的在華利益都會遭到損害。但是，他們當中，只有德國領事出於兩國的友誼，公開發表了申明對我的建議表示支持，有顏惠卿在，自然我的建議也就是北京外交部的觀點。美國領事對我的話將信將疑，但是，由於私人關係，當然也顧及了美國政府的形象，他對槍殺暴力事件表示了譴責，並表示對“擾亂治安事件”感到不解，建議中國和各國聯合此次事件，還中國人一個公道。

瀋陽的領事們的聲明很快的就被北京的各國公使們大致的重複了一便，圈內人都明白北京和瀋陽外交界的不同尋常的關係。24日，當上海工人悼念顧正紅時，再次發生了四名學生無辜被捕的事件，當然我再次發表了聲明，強烈懷疑租界領事和巡警收授賄賂，枉顧法律，與此同時，各大報紙紛紛開始登載目擊證人證詞，那就是一個調，租界是個**橫行地方，中國人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如此的論調，無疑是給自視文明的人一個狠狠的耳光，各國公使立即公開“闢謠”，表示覺無此事，但是當記者追問對眾口一詞怎麼看時，各人又開始支支吾吾。

5月下旬，陳炯明在遭受重大傷亡后，被迫撤離了廣州城，帶着不到兩萬的殘兵敗將逃往廣東西南，他企圖在湛江獲得英國人的補給，或許他還與進一步進入廣西的打算。督府軍在城市爭奪戰中也付出了重大的傷亡，死傷接近15000人。而在湖南，動員起來的湖南省軍越戰越強，起初的部隊由於指揮官經驗不足，士兵沒有充分的訓練，他們雖然人數眾多，卻被迫防守。但是，他們的優勢就是損失了馬上有人補上來，而叛軍則不同，他們不得民心，死了一個就少一個。到了下旬的時候，叛軍在損失了近一萬五千人後，終於失去了攻擊的能量。

英國人現在是鬱悶的不得了，我想他們原來的計劃大概是，先是趙部舉兵，引誘兩廣軍隊北上，然後陳軍乘虛攻佔廣州，斷兩廣軍隊後路，最後南北合擊一舉消滅南方的革命勢力。他們的計劃本身還算完美，執行的也十分出色，特別是暗殺廖仲愷、鄧鏗行動的成功使得南方一度陷入了指揮混亂之中。但是，英國人忘記了一點，那就是革命中的戰爭往往是充滿變數和不可預測性的。趙陳的叛變造成了全國上下的一致聲討，就連吳佩孚和英國本身也不敢公開表示對叛軍的政治支持。

當陳炯明進入廣州后，他才發現，已經革命化了的廣州城是不歡迎他這個可恥的叛徒的。警衛團士兵除了同葉挺一起突出城外的部分外，還有不明人數的士兵在市民的支持下堅持戰鬥，這使得廣州城遲遲不能穩定，再加上他們得不到廣州周邊地區的支持，不明情況的陳軍行動遲緩，沒有迅速打擊東部黃埔一帶和南部順德、番禺一帶的督府軍，給了汪精衛以調集援軍的機會。另一個意外是，本以為兩廣軍隊南下后，還有五萬多軍隊的趙恆剔將會輕易的取得湖南的勝利並南下會師廣東的局面並沒有出現。

由於湖南的廣泛動員，湖南新軍配合留守的湘軍和白崇禧的一個旅以傷亡超過兩萬五千人的代價先是五月中上旬擊敗了叛軍對長沙的進攻，接着在中下旬有擊敗了對叛軍對湘潭和易家灣機場迂迴進攻。特別是易加灣機場保衛戰，雙方的死傷超過接近一萬五千人，這個比較簡陋的機場是湖南在24年修建的一個戰略通道，正是通過這個通道，同盟的軍事援助源源通過空中運輸進入湖南。而湘潭則是湖南鋼鐵廠的所在地，他的鋼鐵株洲兵工廠的必備原料。

湖南軍隊的防禦作戰為兩廣軍隊的集結平叛贏得了時間，對全局和危險的軍事局勢缺乏全面考慮得陳炯明在廣州逐漸形成了作困之局，通過與皖系的談判和密約，汪精衛解除了江西方面的擔憂，調集了韶關和粵東軍隊，逐漸對陳部形成了合圍之勢，面對逆勢陳炯明不願主動放棄戰略中的廣州，而是進行防禦作戰，希冀趙軍能夠戰勝湖南軍隊后南下后他會師。但是，湖南政府軍的頑強抵抗使得他的願望一次次落空，最後在督府軍的總攻下被迫突圍，主力部隊所剩無幾。

當然，當英國人還在為他們在西南本來唾手可得勝利懊惱不已的時候，一件突發事件點燃了英國在東方的災難。5月30日，租界當局不顧中國方面的強烈抗議準備非法審訊被捕的工人和學生，同日，上海各校學生2000多人到租界內進行反帝宣傳講演，聲援工人鬥爭，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學生等。不料，英巡捕又拘捕學生一百多名，關押在南京路的老閘捕房。上海各階層群眾數千人，趕到捕房周圍，要求釋放學生。捕撈雙方爆發暴力衝突，當場打死10多人,打傷數十人，造成了五卅慘案。

英國人的行為令人納悶，因為五四以後，各國都開始注意到了中國民間社會的力量。在我看來，至少英國高層不會選擇在這個時候造成如此的血案，他們就是要顯威風也不需如此的“野蠻”。當天夜晚，我通過新華廣播電台向全國發表公開宣言，我指責了英國人的行為“喪失了文明人的最後一點矜持”，我想他們發出了嚴厲的警告“不顧中國民眾的意願，必將為英國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帶來災難習性的影響”，我還在宣言中呼籲“一切與中國民眾真誠友好的國家支持中國民眾要求。”

我的廣播激起了全國的反抗情緒和士氣，據對後來人們回憶資料的整理，中國幾乎所有能夠得到消息的城市都不約而同的發生了各種規模不等的“團聚”活動，這預示着一場可能比五四風潮更加驚人的全國抗議運動即將發生。多年以來我努力創造和平環境，利用和平環境、採用各種手段發展各地的民主勢力和組織的行為成果在這場運動中得到了檢驗。6月1日，北京外交部發表聲明，對英國租界當局進行了強烈的抗議，指責這是“野蠻人的行為”。

同日，熊克武宣佈中止同英國人關於西藏問題的談判，“直到英國人滿足中國的要求。”英國人幾年來一直要求同康藏當局談判，企圖和平返回西藏，但是此次事件卻使英國人的長期努力受到承重打擊，因為雙方的談判已經接近完成了，無怪乎英國外交人員後來回憶說，“那個上海的愚蠢的領事的行為破壞了他幾年的努力。”與此同時，全國發生了超過500萬人的遊行，抗議的浪潮一日之間席捲全國大地，由於大大超過人們的預想，國外輿論普遍驚呼這“石破天驚”的一舉。

2日，我受到群眾運動的鼓舞，我再次約見各國領事，再次想他們發出警告，這一次看他們神情就知道他們再不會把我的話當耳旁風了。由於五卅事件，本來中國針對日本的不滿情緒竟然奇迹般的轉移到了英國人頭上，我真不知道是英國高層的發瘋，還是上海英國租界當局的“妄為”。在我的求證中，英國領事支支吾吾，我知道他大概也不清楚真相，不過他想我保證，他將會儘快搞清真相。而美國領事則當場表示支持中國人要求聯合調查的要求，並且十分願意居中調停。

英國人的反應十分的遲鈍，我在約見中，已經十分的含蓄的表示了，如果英國人不做出適當的是中國體面的讓步，那麼同盟很可能迫於形勢對英國人做出經濟抵抗，並且暗示這種抵抗很可能擴展到全國範圍。當日約見之後，我還親自登門拜訪了日本領事，我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說動日本儘快抽身，一次只打擊一個敵人，這是我的原則。對於此事，日本人有兩種選擇，一種就是和英國站在一條線上，這樣即使最後他勝利了也恢復出重大的代價，另一種就是乘機把中國的怒火引向英國，讓英國人來背黑鍋。

當然，如果可能后一種選擇無疑是最有利的，但是如果中國關閉了同日本妥協的大門，那麼日本人只能採取前一種策略，中外雙方也這能在互相的敵對中，比拚誰更有耐力了，不過對於雙方來說都會造成重大的損失。我在與日本領事的會見中，以五四風潮為例，沒有必要為了上海灘上的一個企業行為使兩國敵對，重演當年的慘劇。我像日本方面保證，只要日本人願意，我願意從中周旋，以最小的代價平息此次事件。

6月3日，美國大使表示支持中國的聯合調查要求，並對英國人的行為表示“不可理解”。但是，在各國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局勢已經開始另一個方面發展。一方面，日益壯大的形形色色的維護國權組織此時又把收回權利的訴求同此次事件聯繫起來，其中有兩個要求特別引人注目，一個是要求修改、甚至是廢除領事裁判權，另一個是大部分的地方，特別是內地省份公開要求各省政府正式收回鹽稅權。另一方面，廣東政府為了報復英國，開始發起了席捲廣東和香港的罷工和抵抗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