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第44章 統治精英與“隱形寡頭”(3)

“米爾納小組”的德國政策基於兩點核心

一方面，他們認為歷史是正義和邪惡鬥爭的結果。德國人分為“普魯士獨裁者”和“好人”。如果普魯士獨裁者失去權力和影響而後者受到寬大處理，德國會永久地脫離“亞洲專制”回到“西方文明”。從框架上講，這個理論合理，但困難重重。因為，不可能有區分“好”“壞”德國人的客觀標準。事實上壓倒性多數的德國人參與了“一戰”，《圓桌》1918年12月刊持同樣觀點，但是“米爾納小組”沒有記住，他們仍認為“壞”德國人1918年和皇帝一起被趕走了。德國皇帝只是其他四大權勢集團的代表。德國的四大勢力集團包括普魯士軍官、容克地主、政府官僚和工業巨頭，為保存自己，他們拋棄了已成為負擔的皇帝。他們的權力和影響依然存在，甚至更大。軍隊大佬能以比皇帝更直接的口氣命令政府總理。總之，1918年在德國沒有發生革命，“米爾納小組”對此視而不見。布蘭德應為此負主要責任，他認為，只有德國經濟儘快恢復才能避免混亂和社會動蕩。在傳統的銀行家看來，經濟繁榮離不開在位的工業資本家和銀行家。另外，布蘭德堅信，如果對德國減輕賠款和提供信貸，舊工業集團會很快恢復經濟活力。

另一方面，小組成員菲利普·科爾（PhilipKerr）倡導英國從16世紀以來慣用的權力平衡政策，即扶持歐洲大陸第二強權對抗第一強權。“米爾納小組”從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的經驗中發現，向歐洲大陸輸出自主或議會制的政府是不可能的。因為法國堅持武力是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礎，特別堅持在德國駐軍以及建立由國際聯盟直接領導的國際警察部隊，小組和法國的隔閡加深。根據“米爾納小組”的基督教理念，武力對道德問題無效，只能使擁有它的人腐敗，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真正基礎是習慣和傳統。這樣權力平衡有了雙重目標：以妥協使德國成為可救贖的罪人，以再生的和凈化的德國對抗“邪惡”的蘇聯，削弱民族情緒過重的法國。

而希特拉的崛起恰恰是利用了英國統治精英的誤判，並看透了美國新興權勢集團試圖取代英帝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的念頭，和猶太國際銀行家迫切渴望打垮大英帝國的殖民體系，以獲得在巴勒斯坦重新實現以色列復國大業的夢想，希特拉將這兩種鼓勵德國進行侵略性擴張政策的政治力量和金融扶持有機地整合起來，加速了德國的經濟復蘇和軍事重建。可以說，希特拉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歐美各大強權和猶太金融勢力之間的勾心鬥角，達成了自己的戰略目的，將幾大強權玩弄於股掌之間，表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

從20世紀20年代起，羅茲會社致力於建立英美特殊關係，最終實現盎格魯—美利堅的統一。在《悲劇與希望：我們時代的世界歷史》一書中，奎格雷講到，為了實現上述戰略目的，美國和英國之間存在着一個“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

對美國輿論影響最大的5份報紙——《波士頓晚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和《華盛頓時報》都掌握在這個權勢集團的手中。而且這些主流媒體的一把手們互相“舉賢不避親”，比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主編曾是英國《圓桌》雜誌的美國聯絡人，而《圓桌》雜誌的原主編洛田勛爵擔任英國駐美大使時，曾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撰稿人，又曾任羅茲信託基金的秘書長。鼎鼎大名的多個華爾街金融家都曾任美國駐英國的大使。

奎格雷指出，至少在20世紀早期，美國重要大學的決策權在“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手中。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摩根集團基本上控制着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決策權；耶魯大學則在美國標準石油的洛克菲勒集團麾下；普林斯頓大學歸屬普天壽保險公司。不過，雖然這個“美利堅權勢集團”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它還是未能徹底控制美國政府。20世紀初，美國政府在“進步運動”的壓力下，通過了幾條對該權勢集團不利的稅收法律，尤其是財產繼承稅，於是這些集團逐步將由華爾街主導的巨額私有財產向免稅的基金會轉移，成功地完成了財富隱形的華麗轉身。

羅茲會社成員之一的美國政治評論家、政府顧問沃爾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對20世紀美國社會和外交政策產生了深刻影響。著名的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由他最先草擬，美國在“一戰”、“二戰”和冷戰時期的心理戰戰略也由他主持制定，他是外交關係協會和英國羅茲會社之間的關鍵聯繫人。作為從威爾遜到尼克遜的美國歷屆總統的重要謀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陪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赴巴黎和會期間創立了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無論其成員背景還是使命，是影響輿論的方式還是對美國內外政策的影響，外交關係協會都堪稱美國的“影子政府”和英國羅茲會社在美國的翻版。美國對外決策集團的重要喉舌、外交關係協會的“機關報”《外交》雜誌即為該委員會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旗幟性刊物。《外交》雜誌的重要撰稿人囊括了美國對外政策的幾乎所有重量級謀士，包括李普曼、喬治·凱南、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就是最先發表在該雜誌上的。

1919年召開“巴黎和會”時，英國和美國都想趁身居戰勝國的地位之際，建立一個由他們主導的國際社會體系。“巴黎和會”結束后，李普曼和其他參加會議的美國人，大多都是羅茲會社的成員，在巴黎的一家飯店裏成立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作為羅茲會社的一個分支，“外交關係協會”最早是以“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美國分會”的名義進入美國的。1921年，“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美國分會”與一個由紐約的銀行家、律師於1918年創建的主要討論戰時商界、銀行界問題的名為“外交關係協會”的組織合併，並沿用“外交關係協會”的舊名，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迄今為止，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已經存在了80多年，它無疑早已背離羅茲最早希望英格蘭重新統治美利堅的初衷，卻正在逐步實現着盎格魯—美利堅利益集團稱雄世界的夢想。當中國為全球化歡呼的時候，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了這個巨大的社會機器背後羅茲會社冷峻的面孔和得意的微笑？

說這個世界正為少數秘密團體所操控並不是什麼新奇的觀點，也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正像一位英國學者所說：“我們早該想到，有權有勢者和富人們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來做事的，這就叫資本主義。”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表面上是民主、自由與多元化的社會，過去的金融寡頭們已經成功地被神聖的民主制度趕出了權力的殿堂。有權有勢的超級富豪家族們彷彿人間蒸發了一般，再無蹤跡可尋。歷史被改變了嗎？資本主義不再為少數權力集團服務了嗎？國際銀行家果真主動放棄了至高無上的權柄，歸隱山林過普通人的生活了嗎？

人性其實是不會改變的，貪婪與控制的慾望從人類誕生之初直到現代社會，從來就沒有改變，在可以想像的未來，也不會改變。改變的僅僅是貪婪和控制的形式。從商業資本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從金融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再到當今的所謂多元資本主義，少數權勢集團對社會大多數人的統治，其本質從未改變，只不過今天的統治手段和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直接的、可見的、赤裸裸的金融寡頭們躲到了幕後，代之而起的是新興和龐大的基金會體系，它們已成為當今西方世界統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背後控制者仍然是從前的金融家族們。

基金會：財富的隱身大法

“大道無形”，“大隱隱於朝”，中國人很早就洞察了人心的奧秘。最深刻的道理往往隨處可見，一切統治者的最高境界就是令對手有形而使自己無形，如此方能做到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20世紀初，國際銀行家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巔峰的狀態時，其家族資產富可敵國，政治影響力權傾朝野，但副作用也非常嚴重。金融寡頭的勢力越大，對立面就越廣，反抗力量越強，不滿情緒越重，仇恨意識越明顯。最可怕的是，當社會各種反對勢力聯起手來，金融寡頭必將深陷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

當國際銀行家終於參透這個道理，似乎大家相約好了，各大家族幾乎同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一起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了。對此他們給出了一致的低調解釋，稱家族的後代對財產控制不再感興趣，各自追求多樣化的興趣和事業，而家族財產多改為投資構架。隨着現代社會新興行業和高新科技的飛速發展，家族傳統積累下的財產已大大縮水。風水輪流轉，世界已經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也是完全不同的人，老的家族永遠地衰落了，傳統富豪家族在當今已退出歷史舞台，聚光燈轉向了“後起之秀”們。

真相果真如此嗎？

實際上各大富豪家族的財產根本沒有萎縮，而是被合法合理地隱藏起來了。各位超級富豪不過是在眾人面前“華麗轉身”，成功“隱形”了。財富的實際控制權和支配權，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們的掌心。非但沒有離開，他們對財富的控制力反而被放大了。只不過，過去的財產標籤直接明了，明白地寫在各位的頭上，而現代的富豪們早已取下標籤。他們無影無蹤，無聲無息，可又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其統治方略逐漸達到了“大道無形”的境界，主要依靠代理人在前台作秀，而他們自己則深深地藏身幕後，掌控着社會的運作。

這一完美的新型財富遊戲規則，就是目前在歐美實際操縱社會運作的龐大的基金會體系。

20世紀上半葉，金融資本主義完成了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金融勢力集團從直接控制工業資本主義的第一線轉變為間接控制的幕後操縱模式。新興的公司經營構架的核心是：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廣泛募集社會公眾資本，其目的就是以最小的資金通過最大限度的槓桿效應去控制超大規模的社會財富，在最廣泛程度上控制社會各行業中的骨幹龍頭，形成壟斷資本主義的金字塔底座，而從外部形式上並不顯示出其真正控制者的身份。公司表面由職業經理人運作，但董事會和關鍵股權控制力完全集中在極少數金融家族手中。遊戲規則的核心之處就在於金融家族所控制的龐大的基金會體系和其他投資集團，通過表面的代持機構，來實施“形散而神不散”的關鍵股權和董事會的控制力。代持機構就是那些著名的金融機構和資產管理公司（StreetNames），它們的作用是起到“防火牆”的功能，以便於金融家族所控制的基金會與投資集團，將公眾的視線屏蔽在實際持股人圈子之外。越是到了多元資本主義時代，這種現象越是普遍。

但要參與這種新型遊戲，富豪家族必須首先作出“犧牲”。正所謂“欲練神功，引刀自宮”，捨得捨得，不舍怎能得？捨去名義，得到實質。財富隱身大法的“入門功夫”就是捐獻，而捐獻的理論基礎就是：放棄所有權，擴大控制權，從而合法地隱蔽財產。富豪們失去的僅僅是富豪排行榜上和媒體聚光燈下被“燒烤”的鎖鏈，而得到的是幕後清涼的自由度和倍增的財富控制力。

基金會避免了富豪們最痛恨的高達50%的遺產稅、收入所得稅、贈與稅，更妙的是基金會的投資增值還逃避了資本利得稅。在完全免稅的情況下，基金會的資產如滾雪球般迅速增長。美國國會報告顯示，由於基金會的存在，美國每年高達2/3的總收入是免稅的。相應地，國家稅負的壓力被越來越重地壓在了永遠沒有可能建立自己基金會的中產階級身上。超級富豪們的基金會資產就像癌細胞一般迅速擴張，它不斷地從中產階級的家庭財富細胞中汲取營養，社會財富分配更加不公。

據統計，1969年美國596家基金會的凈收入超過了美國50家最大銀行凈收入的2倍。從1790年建立第一個基金會以來，美國的基金會數量越來越多：

1900年以前，18家

1910到1919年，76家

1920到1929年，173家

1930到1939年，288家

1940到1949年，1638家

1950到1959年，2839家

到了2002年，竟高達62000家

基金會僅需要每年“貢獻”5%來進行慈善事業，而國際銀行家賺錢的手段豈止獲得區區5%的回報？更何況，這5%的慈善投資，還可以用來實現社會影響力和學術研究控制力，為自己贏得更好的社會輿論環境和法律政策傾斜，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

如今，富豪們也學會了同樣的遊戲。為什麼要上富豪排行榜呢？為什麼要把財富寫在自己名下，而不是寫在其他人名下，卻受自己實際控制呢？擁有財富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滿足虛榮心，而是實現可永續存在的控制力！這就使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往往通過股票代持的辦法以避免曝光。中國與歐美的不同在於沒有類似歐美的“合法的”、“永續的”、“免稅的”、“可繼承的”、“財務隱秘的”、“可互鎖的”、“可衍生的”法律載體，來幫助富豪們隱藏財富，以實現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顯性支配向隱性支配轉型的重大財富控制戰略“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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