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第43章 統治精英與“隱形寡頭”(2)

羅斯柴爾德的眼睛牢牢盯着戴比爾斯鑽石業的巨大商業價值，而羅茲的目光則越過奈提的肩膀，看向非洲乃至全世界廣袤無垠的沃土。羅茲眼裏的鑽石更象徵著他對實現政治影響的孜孜追求。在給奈提的信中，羅茲說一定要讓戴比爾斯成為“另一個東印度公司”，從非洲開始構建“最終實現理想的框架”。

羅茲會社：英國統治精英的“黃埔軍校”

沒有一個珍視自己安全的國家會允許米爾納集團完成他們的抱負，那就是一小撮人可以在政府和政治之上駕馭如此大的權力，可以在製造公眾輿論的信息渠道上施加如此大的影響，可以完全壟斷有關他們所處時期的歷史的撰寫與傳授。

卡洛·奎格雷

歷史的撰寫權也許是政治中的最高權力了，因為後人永遠無法完全經歷以前時代的生活和感受，他們對過去發生的一切只能依賴歷史書籍的折射，歷史材料的取捨、裁剪、編輯、評論都能極大地改變人們對事物的看法。誰能控制歷史書籍的撰寫權，誰就能掌握歷史這面鏡子的最後“成像效果”，它可以把丑展現成美，將魔鬼變成天使。歷史塑造了人們的意識，歷史左右着今天的判斷。

克林頓的大學導師卡洛·奎格雷（CarrollQuigley）教授在他1949年所著的《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一書中提到，成立於1891年的羅茲會社將“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是一個對20世紀的世界歷史有着巨大影響而又鮮為人知的秘密組織。

1877年羅茲24歲在牛津念大學時寫下第一份遺囑，遺囑中他闡述創立秘密會社的“崇高”目的：“將大英帝國的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體系；由英國國民對所有可資生存的地方進行殖民……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統一整個帝國；在帝國議會實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將分散的帝國成員統一起來，從而奠定永無戰爭，符合人類福祉的世界。”

按照羅茲的設計，這一目標最好由若干相互忠誠，願意為共同事業獻身的人通過秘密結社來實現。實施的手段則是從幕後施加政治和經濟影響，同時“操縱新聞、教育和宣傳機構”。為實現這一目標，羅茲通過遺囑，將他所有的財產用於在全世界建立一個為英帝國服務的、類似基督教會的、由“宣傳家”組成的秘密組織——羅茲會社。

羅茲會社由3個同心圓的圈子構成。內層核心圈由羅茲本人主導，成員皆為大富大貴之輩，擁有龐大個人財產，共同秉持永葆大英帝國的理念，結成“羅茲秘密會社”（RhodesSecretSociety，1901年後被稱為MilnerGroup，“米爾納小組”）；第二圈是“塞西爾小組”（CecilBloc），由索爾茲伯里侯爵（RobertCecil，LordSalisbury）主導的政治圈的權勢人物組成；最外圈由《歷史研究》的作者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J.Toynbee）的叔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Toynbee）和金融家米爾納勛爵（LordMilner）擔綱主導，成員清一色知識分子，稱為“湯因比小組”（theToyn-beeGroup）。

在羅茲會社的三個小組中，第二個小組負責影響大英帝國的教育和宣傳，控制《泰晤士報》長達半個世紀，並通過獎學金對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發揮着重要的影響力。三圓同心，相輔相成，“湯因比小組”提供意識形態的支持，“塞西爾小組”施加政治影響，“米爾納小組”則提供財力後盾，三位一體組成影響英帝國和世界命運的秘密組織。

至1938年，羅茲會社吸納大批富有的上層社會人士，形成了英國最有影響的政治勢力。

羅茲會社的核心成員皆通過標準程序選拔成長：牛津大學最優秀的學生受甄選進入萬靈學院，通過重重考驗和淘汰后的“種子選手”入選“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泰晤士報》、《圓桌》雜誌、外交部或殖民辦公室進行歷練。當然，這些人至多只能進身至第二個圈層，在學術界廣泛佔據要害位置，通過新聞媒體引導並影響輿論，比如大名鼎鼎的伊賽亞·柏林（IsaiahBerlin）就曾進入過第二圈層，《歷史研究》的作者阿諾德·J.湯因比則從早年就進入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羅茲會社的策略是通過影響關鍵性的少數精英來制動更多人，目標瞄準社會上的精英人物。

透過以下歷史事件，我們可以了解到標榜“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的羅茲會社是如何影響近代歷史的：

煽動了1895年的“詹姆森突襲”（JamesonRaid）

導致1899—1902年的布爾戰爭

創立1906—1910年的南非聯盟

1910年創建大英帝國期刊《圓桌》雜誌（羅茲會社的喉舌）

長期影響牛津大學的3個學院：萬靈學院（AllSouls），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新學院（NewCollege）

控制《泰晤士報》超過半個世紀

控制了1919年赴法國參加“巴黎和會”的英國代表團

是“國際聯盟”的主要設計者和管理者

1919年成立和控制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1917—1945年主導着英國對愛爾蘭、巴勒斯坦及印度的政策

影響1920—1940年對德國的綏靖政策

至今仍然控制有關從布爾戰爭以來大英帝國內外政策的歷史資料的來源及撰寫

“英聯邦”的概念就是由它提出並廣為宣傳，從而變為現實的

羅茲會社在美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英帝國自治領、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設分舵。聲名遠揚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就是羅茲會社在美國的分支。羅茲會社在英帝國的各個自治領地不定期秘密集會，統一規劃部署，從幕後對政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施加影響，操控新聞、教育和宣傳機構，首要目標是由英國以聯邦的形式統一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國家，最終建立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實現“天下大同”。國際上流行的世界政府、世界貨幣、世界稅收等冠以“世界”的構想基本都源於這個會社。

“塞西爾小組”的核心人物索爾茲伯里侯爵是三任首相，在位長達14年，超過英國近代史上任何一位首相。他發揮影響的方法是：第一，向政治、教育和新聞三個方向滲透；第二，招募有才幹的人（主要從萬靈學院），用聯姻、名譽或權位把這些人與塞西爾小組聯繫在一起；第三，以儘可能隱蔽的方式將核心成員安置在重要的權力位置上，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

“塞西爾小組”其他核心成員還有：貝爾福（英國外相），利特爾頓子爵（Lyttelton，ViscountCobham），威漢姆男爵（Wyndham，BaronsLecon-field），格羅夫納公爵（Grosvenor，DukesofWestminster），帕爾默伯爵（Palmer，EarlsofSelborne），卡文迪許公爵（Cavendish，DukesofDevon-shire），蓋松-哈迪伯爵（Gathorne-Hardy，EarlsofCranbrook）。

“米爾納小組”

“塞西爾小組”在1903年塞西爾家族的領導人索爾茲伯里侯爵去世以後，仍繼續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它的新領導人貝爾福缺乏野心和決斷，使這個組織慢慢變得鬆散，逐漸被“米爾納小組”取代。米爾納不乏野心和決斷，為達成政治目標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幸福和社會生活，而這是喜歡享樂的貝爾福不能接受的。米爾納敏銳地意識到繼續依靠家族關係鞏固集團是不可能的，於是轉向了意識形態。索爾茲伯里尋求用朋友和親戚關係建立一個集團，玩政治遊戲維護他們所喜歡的舊英格蘭。而米爾納不是個保守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擴張和整合英帝國的社會福利體系，這對於英國生活方式是必不可少的；進而把“展現人類最美好和最高能力的英國生活方式”推行到全世界。不過，世易時移，後來他更強調在“米爾納小組”內部的宣傳活動和理念統一。

阿諾德·湯因比的思想對“米爾納小組”的影響有三方面：第一，英國歷史代表着偉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變，最有利於英帝國的完整統一；第二，任何人最關心的應該是為國家服務的責任感和義務；第三，工薪階層在英語社會中做社會服務工作，特別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泰晤士報》是“米爾納小組”影響精英人物的重要一環，它所針對的是有影響力的少數精英人群而非普羅大眾。它和“米爾納小組”的其他自立的分支通過緊密合作影響讀者並提高每個分支的影響力。外界看來就像同一真相的不同側面。比如，一位議員（小組成員）宣佈一項政策，幾乎同時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出版同一主題的研究報告，萬靈學院的研究員（小組成員）出版一卷同一主題的書（通過小組有關的出版社），《泰晤士報》“社論”會以批判角度分析議員的政策但最終會贊成，同期兩本出版物會在報紙的“文學副刊”（英國最有影響的文學評論刊物）里被評審（同一評審）。“社論”和“文學副刊”的評審都是小組成員匿名寫的。最後，《圓桌》一篇匿名文章強烈鼓吹同一政策。雖然每個計策和步驟隻影響一部分人，但這些策略的累積效應卻非常顯著。如有必要，羅茲信託的秘書可以去美國對前羅茲獎學金的得主進行一系列非正式採訪，同時說服一位退休的傑出政治家（比如印度前總督）在牛津萬靈學院或新學院為紀念去世的學監的揭匾儀式說幾句。令人好奇的“巧合”是，美國的採訪和牛津揭匾演說都強調同一話題。

《圓桌》雜誌的第一期在1910年11月15日出版，上面沒有出版社和五篇文章作者的署名。這個傳統一直延續下來。雜誌辯解說匿名是為了更獨立和自由。真正的原因要實際得多。創刊時區區幾位編輯和作者多是無名小卒，如果署上名會讓讀者訕笑。當某些作者演變成“大人物”，編輯覺得有必要保護他們的政治聲譽，於是通常的做法是為作者匿名直到他們去世，即使那時也不公佈他們發表的文章。《圓桌》是羅茲會社或“米爾納小組”的首要宣傳工具。《圓桌》的編輯和作者被稱為“圓桌小組”。他們的堅定信念是自由、文明和人類尊嚴只有通過大英帝國才能得到最好的發展。

小組成員的觀點通常是一致的，最大的分歧來自這個小組最薄弱和最保守的經濟領域。直到1931年以前，小組的財經觀點來自羅伯特·布蘭德（RobertBrand），他是朗熱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朗熱兄弟也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代表19世紀末國際銀行家族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繁榮的關鍵是銀行和金融。健全的貨幣、平衡的預算和國際金本位，會帶來經濟繁榮和提高生活水平。這跟米爾納的觀點是對立的。米爾納堅持金融應該服從於經濟，經濟應該服從於政治。如果基於金融原因的通縮政策造成經濟或政治上的不良後果，它應該被廢除。米爾納認為，1919年由布蘭德倡導，英帝國執行了12年的金融政策是災難性的，因其造成了失業、衰退和出口的毀滅。他主張通過關稅和其他壁壘把英帝國和世界隔離開，通過政府支出、資本與勞工的自我調節和社會福利來鼓勵經濟發展。

其實，“米爾納小組”的觀點代表着主流國際銀行家對黃金與貨幣的思想理念發生了重大改變，黃金對政府財政支出和戰爭融資的限制已經不能滿足銀行家的需求，大規模廉價貨幣的思想逐漸成為新的主流。

米爾納的觀點是基於“壟斷資本主義”甚至“國家資本主義”，而非布蘭德提倡的過時的“金融資本主義”。這個觀點在1931年後被“米爾納小組”的大多數成員接受。同年金本位被廢除，徹底證明了1919年由布蘭德倡導的金融政策完全失敗。結果在1931年後，“米爾納小組”倡導由政府鼓勵的壟斷資本主義佔了上風。事實上，米爾納和湯因比一直都不相信經濟上的個人主義。

實際上，米爾納和布蘭德的分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布蘭德的意見在1919年到1931年間主導了“米爾納小組”，而1931年後米爾納的觀點佔了上風。這些事實證明，英帝國1919年到1945年間執行的財經政策和同期“米爾納小組”的政策完全吻合。而“米爾納小組”從“一戰”后就在保守黨理事會中占統治地位。可見“米爾納小組”對英國國內政策影響之大。

1919年到1939年，“米爾納小組”的成員在內閣中佔1/5到1/3。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英國政府對德國採取“米爾納小組”提倡的“綏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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