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第17章 法國：金權的割據(5)

戰時的法國被經濟搞得焦頭爛額，拿破崙三世趕忙出台一系列利率調整政策刺激經濟。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和霍廷格家族聯手在政府拯救經濟危機的行動中大力支持財政刺激政策，把貝列拉家族排除在外。於是，當法國財政部1854年和1855年一筆接一筆大發克里米亞戰爭債券的時候，羅斯柴爾德銀行自然是首選。貝列拉這時才反應過來，竭盡全力向拿破崙三世爭取。而法國財政部長告訴拿破崙三世，法國國內市場對戰爭債券的容量已接近飽和，於是法國將大部分戰爭債券轉往倫敦發行。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早張開包袱，法國債券生意應聲落袋。貝列拉終究鬥不過早已謀劃在先的羅斯柴爾德，又眼巴巴地看着羅家法國銀行和倫敦銀行美美地把法國戰爭債券大餐吃了個乾乾淨淨。

貝列拉在法國鬥不過羅斯柴爾德，趕緊把手伸進土耳其，要搶土耳其的戰爭債券。誰知羅家又佔了先機，已經搶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戰爭債券也歸了羅家倫敦銀行。1857年《泰晤士報》說：“土耳其國家銀行就快成為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另一個分部了。”

奧地利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並沒有直接參戰，可是它也沒閑着，傾舉國國力擴軍備戰，終於迫使俄國從多瑙河撤軍。奧地利沒來得及偷樂，就發現本國財政已陷入嚴重危機，貨幣日貶千里。奧地利財政部長向詹姆斯發緊急求救信：“在我們的貨幣完全變成廢紙之前，只有你能拯救我們”。詹姆斯答應聯合其他羅斯柴爾德分支共同拯救奧地利，條件是奧地利政府原先許給福爾德的貸款現在得歸羅家銀行，於是福爾德原以為到了嘴邊的鴨子又飛了。

普魯士政府的開銷在戰爭期間增長了45%，早就不堪重負。有俾斯麥做主，普魯士的戰爭債券全歸了羅斯柴爾德法蘭克福銀行。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還因為國作出突出貢獻被授予普魯士紅鷹勳章。

仗打到1856年，歐洲各國幾乎同時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多家銀行倒閉。1852年到1855年，各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長分別是：奧地利42%，英國68%，法國53%，俄國88%。公債貶值則是：英國15%，法國15%，奧地利24%，普魯士11%。戰爭資金漸漸“貧血”繼而“斷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里米亞戰爭終於收場。

羅斯柴爾德銀行其實不在乎打仗的輸贏。到19世紀50年代末，英國、法國、土耳其、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數家羅斯柴爾德銀行為金主。羅斯柴爾德銀行又在戰爭期間把老對手新對手們整的整，滅的滅，它在政府公債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無人能夠撼動。

即使在所有銀行都難逃破產命運的1857年，也沒有一家羅斯柴爾德銀行虧損，最大的損失不過是盈利減少而已。

天主教銀行家：第三股勢力

法國的銀行家族勢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猶太銀行家與清教徒銀行家兩大陣營對壘。猶太銀行家族中間，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顯而易見的領袖。清教徒銀行家族體系中間，首領就是米臘博家族。天主教銀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猶太銀行家那樣飽受宗教迫害，這也是他們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從1870年普法戰爭以後，第三股銀行家族，即天主教銀行家族勢力逐漸在法國形成。這個集團包括達維里爾（Davillier）、魯伯薩克（Lubersac）、達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萊西德科斯（Lehideux）等銀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勢力其實是一種不太穩定的勢力，他們很快又分成兩派。一派天主教徒銀行家跟羅斯柴爾德陣營逐漸結成了聯盟，並且支持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業集團聯手，而重工業集團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國鋼鐵大王施內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領軍者。在這三股勢力中，羅斯柴爾德家族居於明顯的優勢地位。

金權的進化：從所有權到控制權

在法國的歷史上，無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還是貝列拉家族，這兩大勢力集團都跟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繫，但是他們同法國的實體經濟的聯繫卻相對來說弱很多，除了在鐵路方面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實體經濟行業投資興趣並不大。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工業革命前期的資金需求量對於儲蓄相對充足的法國而言，已足夠使用，充裕的資金供給使得國際銀行家們在競爭中利潤不高，因而缺乏足夠的動力；二是政府和外國戰爭的公債需求量極大，利潤既高又有保證，屬於暴賺加穩賺的投資。另外，資本稀缺的國家，其項目回報率相當可觀，又有當地政府的擔保，也屬高利和可靠的投資。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銀行家的資金其實並不直接進入本國實體經濟循環，而是在國際上追逐高額利潤。

從銀行的運作模式來看，在法國工業資本主義崛起初期的紡織、冶金、運輸和機械等行業的融資需求有限，法國的私人銀行模式足以應對。同時，熱愛儲蓄的法國人投資方向比較保守，傾向於買賣穩定可靠的政府和企業債券，而並不特別熱衷股票類冒險高的投資。如果投資實業，他們則傾向於投資私人和家庭企業，而不太願意投向那種大型的商業機構或者公司，所以大規模的股份制銀行在法國發展一直很慢，這一點和英國類似。

但是，隨着大規模鐵路項目的建設，這一局面發生了深刻變化。

法國鐵路建設的高峰期是1830—1870年，鐵路工程的建設往往需要大規模的資本運作，而這種規模的資金需求就遠非傳統意義上的私人銀行體系所能負擔。私人銀行的投資主要是依賴某一家銀行的儲蓄，這種銀行模式在大工業時代，特別是在近代工業體系鐵路建設的崛起過程當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戰。金融體系為了適應工業革命後期的大規模融資需求，必須建立起全新的股份制投資銀行、存款銀行、儲蓄銀行，還包括一系列保險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通過把眾多散戶的儲蓄集中起來，然後再經由投資銀行的投融資運作，將這些數量龐大的資金投向實體經濟中資金需求量特別巨大的工業領域，產生可觀的回報。

在新型股份制投資銀行模式下，私人銀行家的角色就從過去使用自有資金的放貸者變成了調動公共資金的管理者，其實這個過程對私人銀行家是非常有利的。從前，由於私人銀行家使用自有資金放貸，私人銀行對行業的金融控制力一目了然，缺乏隱秘性可言。而新型的資產管理者角色，由於運作的是公眾的資金，在放大了對社會財富控制力的同時，不動聲色地增加了隱秘性。在這種資產管理模式中，他們並不公開自己的身份，並且主要是從幕後來運作，這一高明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安排將公眾的視線進行了有效隔離。

在這一系列新興的金融機構背後，董事會的成員基本上還是同樣的銀行家族。巴黎巴銀行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從1870年到“二戰”爆發，法國經歷了第三共和時代，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猶太銀行家族是支持第三共和的主要金融勢力集團，但是清教徒和天主教銀行家族則傾向於反對第三共和。羅斯柴爾德為首的猶太銀行家族通過控制法國最大和最重要的股份制投資銀行機構——巴黎巴銀行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到20世紀初，巴黎巴銀行對法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至1931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控制的巴黎巴銀行，一共持有法國35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家族成員和家族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在120家公司中控制着180個董事的席位。這種控制是經過非常精妙的金融資本主義手法來設計的，如股權中的無投票權和多重投票權的精心設計，原董事投票增選新董事等方式，都是實現由極少數特殊股東控制多數股東財富的有效手段。再比如，特權股東所持有的股票中擁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權，但是發行給公眾的股票中，每股只有1/10的投票權，如此運作可以確保特權股東對公司董事會的任命和公司運作的實際控制權。

為了抗衡巴黎巴銀行的影響，清教徒銀行家在1904年成立了一家自己的股份制投資銀行，這就是巴黎聯合銀行（UnionParisienne）。1904—1919年，以巴黎聯合銀行為核心，清教徒銀行家將各種金融勢力整合在一起，與以巴黎巴銀行為核心的猶太銀行勢力集團進行抗衡。實際上清教徒銀行體系和猶太銀行家體系對法國政治和經濟權的爭奪，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國政治和經濟系統的癱瘓。特別是1934—1938年，這兩大勢力集團的爭鬥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導致法國在大蕭條中復蘇緩慢，更嚴重的後果就是1940年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迅速失敗。

從法國上市公司的情況來看，1936年巴黎的證券交易所註冊的公司總數是1506家，其中大約有600家是關係國計民生的超級重要公司，另外還有大約200家非上市的重要公司，法國經濟中的重量級公司大約有800家。在這些公司中，猶太銀行家族集團控制了400多家，他們的競爭對手控制了300多家，只有100多家是屬於不受控制或者其他勢力控制下的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被德國佔領的4年裏，猶太銀行家族的資產受到剝奪，其中也包括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當然戰後這些權力被勝利的一方全部收回，戰敗的德國還需要連本帶利地進行賠償。

包括兩大銀行家族勢力集團在內，據統計有183個大財閥控制了當時的法國，成為法國著名的“200家族”前身。此外，金融家族加強了對政界和新聞界的滲透，銀行家投資新聞界或自己辦報者也比比皆是。這一切給法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帶來了深刻影響。除了拉攏權貴之外，金融巨子們紛紛親自出馬，躋身政壇，出任拿破崙三世財政部長的阿希勒·福爾德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銀行家族的代理人進軍政界的也不在少數，如1962年戴高樂總統任命的法國總理蓬皮杜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法國銀行的總經理，蓬皮杜從1962年到1968年任法國總理，從1969年到1974年任法國總統。

金權的力量在經過200多年的進化后，已經在法國樹大根深，難以撼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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