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10章 英國：金權的制高點(4)

謀定而後動：羅斯柴爾德終成霸主

對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當然對於打擊對手來說，羅斯柴爾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爐火純青的看家本領。

他們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場上大量吃進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國公債，將其價格炒高。隨後在同盟國亞琛峰會的節骨眼上，突然在市場上海量拋售這些法國公債，一下將其價格打到崩盤的價位，市場立刻一片恐慌。此時，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購這些公債以穩定價格，結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由於現金流吃緊，巴林家族幾乎垮台。幸虧參加峰會的各大國政治領袖不願看到法國國債崩盤對歐洲局勢可能產生的爆炸性影響，梅特涅和普魯士、俄國的親王、首相們紛紛出面從政治上支持巴林家族，因為他們自己的身家財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這些法國公債上，於公於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國公債。法蘭西銀行又果斷出手整頓金融市場、遏制市場投機，這才穩定了局勢，法國公債價格重新穩定走高，巴林終於幸免於難，不過也驚出一身冷汗。撫古思今，唏噓長嘆，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誰的暗算之下。

但這只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打擊巴林家族的小試牛刀。他們真正的戰略算盤是，既然巴林—霍普財團壟斷了法國賠款公債的承銷權，那麼羅家就應當謀求成為俄普奧三國“神聖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將這三個歐洲大帝國整合進自己的金融網絡之後，再與羅家在英國公債市場上的優勢地位有機結合起來，從東西兩個戰略方向上對巴林家族的金融網絡進行毀滅性打擊，最終將巴林家族的勢力從歐洲金融舞台的中央排擠出去。

經過25年漫長的反法戰爭，歐洲各國無不打得民窮財盡、遍地廢墟，急需獲得大量資金恢復國民經濟。作為歐洲反法戰爭的主力軍和主戰場，普魯士、奧地利、俄國三國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發達的金融市場上大量融資。

正如若干年後英國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經過25年漫長的血腥戰爭，歐洲必須獲得資金來維持和平……法國需要很多錢，奧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魯士所需稍少，俄國則需要好幾百萬。”而當時歐洲“第六強權”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財力都投入運作法國賠款公債，根本無暇他顧。羅斯柴爾德家族抓住這一戰略時機果斷出手，先後與普魯士（1818年）、奧地利（1820年）和俄國（1822年）分別達成代理髮行巨額國債的合同，將這個在歐洲權傾一時的“神聖同盟”牢牢地納入自己的金融網絡。而這三國對於羅斯柴爾德在倫敦金融市場的控制力也嘆為觀止：“羅斯柴爾德對倫敦的所有金融業務都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影響力。大家都認為，而實際上也最接近於事實的是，他們完全控制了倫敦金融城融資匯兌的利率。作為一個銀行家族來說，他們所掌握的權力近乎無遠弗屆。”

事實上羅斯柴爾德對神聖同盟三國的影響力十分深遠，關係非常密切，以致人們指控內森·羅斯柴爾德是神聖同盟的“保險經紀人”，幫助神聖同盟撲滅歐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義浪潮）。到1821年內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脅信，因為“他與外國強權的聯繫，特別是對奧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持，使得那個政府（梅特涅）能夠策劃鎮壓全歐洲的自由”。

羅斯柴爾德的勢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強權”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整個巴林家族的商業素質和進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員興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轉向了文學藝術和其他聲色犬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亞歷山大本人越來越少過問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了縱情山水、藝術追求和下院的政治鬥爭。由於巴林家族的非猶太身份，在傳統反猶的歐洲政界機會更多，這就將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壇鬥爭，對於金融業務的精力投入相應降低。而高手過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資方向也出現了失誤。首先是大量投資地產，由於陷得過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銀行自有資金支持地產投資，結果使得巴林投行業務的自有資本金從1821年的62.2萬英鎊，在兩年內銳減到這個數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羅斯柴爾德卻有更充足的資金和分佈更廣的分支網絡支持其投行業務。而巴林家族投資拉美的業務屢屢受挫，損失極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實力。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大趨勢就是，從1809年到1939年間，世界上自有資金過百萬英鎊的投資銀行家有31位，其中猶太人就有24位，佔到總數的77.4%，而英國國教信徒只有4位，僅佔12.9%，巴林就是這四家中的一家。整個19世紀中，猶太銀行家們從德國起家，迅速撲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核心，英國方面軍有朗熱家族，德國方面軍包括奧本海默、孟德爾遜、布雷施勞德、沃伯格、厄蘭格家族，法國方面軍則包括福爾德、海涅、貝列特、沃爾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國方面軍包括貝爾蒙特、賽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庫恩、雷波、高曼家族。這些家族形成了集團軍作戰的態勢，互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鎖，逐漸形成了一張龐大而綿密的金融網絡，外人越來越難以打入這個圈子。結果在投資銀行這個猶太銀行家所主導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夠得到的商業機會越來越少。

此消彼長，巴林家族的衰退，給了處於上升期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趕超的機會。羅斯柴爾德家族也確實抓住了這個機會。首先是1822年的俄國650萬英鎊公債的承銷被羅家一舉拿下，而在這之前俄國政府公債業務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財團壟斷。為此，巴林—霍普財團指責羅斯柴爾德家賄賂了俄國駐倫敦大使列文親王，才拿到了這筆公債合同。

1824年法國政府國債準備發行，此時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反客為主，巴林家族淪落為參與者而非從前的決策者。坐鎮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召集他倫敦的堂兄弟、法國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開會，提出了重組法國債務的計劃，羅斯柴爾德和拉斐特對巴林的意圖極不信任，因此兩家在協議的補充條款上加上了這麼一條：如果巴林退出，他們兩家就自己把這筆法國債務處理好，從而將巴林家族排擠出處理法國債務問題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訴正陶醉於政治漩渦的亞歷山大·巴林：“總的來說羅斯柴爾德家計劃周詳，非常聰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戰時的拿破崙一樣，一旦有突髮狀況，他們就會像其他人一樣墮入平凡。我真希望我們能擺脫出他們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勢越發明朗，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無可爭辯地成為國際金融領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羅斯柴爾德倫敦分行的資本金有114萬英鎊之多，巴林家族相應的資本金只有49萬英鎊，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總資本金高達500萬英鎊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銀行的分紅還有12萬英鎊，一年之後卻虧損了5.6萬英鎊，巴林家族甚至連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雖然巴林在資本金的賬面數字上仍然超過除羅斯柴爾德之外其他所有銀行家族，但是美國巴爾的摩、紐約和波士頓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崛起速度驚人，緊隨其後，其資本金達到35萬英鎊之多，並且增長速度超過巴林。巴林雖然勉強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國際巨額信貸融資和國際關係領域依然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經變成了羅斯柴爾德。

金融家與政治家

毫無疑問，政治和金融從來是手拉手的。

羅斯柴爾德

19世紀中期以後，羅斯柴爾德家族鞏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時開始向權力巔峰攀登，他們在政壇上的影響力和作用越來越浮現出來。他們同各國首腦政要結成非同尋常的私人關係，廣泛深入參與國政大事的決策和施行。從不登檯面的幕後“師爺”逐漸演變成各個黨派和政界勢力不敢小覷的新生力量，進而成為被極力爭奪的重要對象。

英國自由黨領袖格朗維爾伯爵鄭重向女王進言，羅斯柴爾德代表着一個特殊階層，以他們巨大的財勢，出眾的頭腦，無所不至的人脈關係和對下院眾多席位發揮着不可忽視的影響，最好儘快把他們納入貴族階層，以防他們歸入保守黨的陣營。

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英國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關係非同尋常。迪斯雷利的當選，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羅家這個財大氣粗的金主的背後支撐。迪斯雷利多次讚揚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其他猶太富豪對自由黨的忠誠。而在他執政期間，英國政府的海外擴張以及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支持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羅斯柴爾德和首相迪斯雷利互相稱呼為“我最親愛的朋友”“我們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賴的朋友”。

英國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猶太人，在英國政府的政治生涯長達30餘年。他從1838年就認識了羅斯柴爾德並成為羅家親密的朋友，他於1848年首次當選首相。1846年，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就幫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國鐵路的投機生意。首相是資深政治家，同時是一位多產的文學作家，但在個人理財方面卻極不運氣，始終面對一團糟的欠債。多虧萊昂內爾出手幫忙，僅1846年就幫迪斯雷利還了超過5000英鎊的欠款。

坊間一直流傳迪斯雷利個人財務狀況極糟，負債纍纍。而羅家的錢袋始終跟在他身後，出手料理着首相的欠款。對此羅家給予了正式否認，並列出一張清單，說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發表文學作品所得的稿費，足以還清欠債了。的確，羅家作為債主應該對首相的財務狀況最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瑪麗安沒有孩子，幾乎把羅家的5個孩子視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羅家共度。1845年夏天，瑪麗安宣佈立羅家6歲的女兒伊芙琳娜為迪斯雷利夫婦全部財產的唯一繼承人。羅夫人夏洛蒂受寵若驚，謙遜推辭。但首相夫人已經把遺囑都寫好了：“我們早是一家人了。”並且把最心愛的蝴蝶配飾指定給伊芙琳娜佩戴。

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誠信奉猶太教，將萊昂內爾認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無數次傾心長談中充分交流他們對政治和國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說《科寧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認為是以萊昂內爾和迪斯雷利為原型的綜合體，在出身背景、職業、宗教信仰、個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儼然是萊昂內爾的翻版。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國另外一位首相羅斯伯里伯爵甚至還成了羅家的女婿，他娶了漢娜·羅斯柴爾德。1884年，羅斯伯里時任英國外相，羅家倫敦銀行從剛發行的埃及貸款中撥出5萬英鎊給羅斯伯里使用，這筆錢就直接划進漢娜的賬戶。羅家銀行越來越能將天下事、國事、家事融會貫通，一舉拿下。

由於政界關係做得到位，從1865年至1914年之間英國總共發行了40億英鎊的各國債券，羅家承辦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額。在他們之前的巴林銀行，其後的摩根集團，以及同時期的美國賽林格曼都難以望其項背，羅斯柴爾德銀行在世界金融市場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對於所有政治家而言，戰爭無疑是昂貴的。1899年，波蘭作家兼銀行家伊萬·布勞其估計，在主要歐洲國家之間開戰的費用大約是每天400萬英鎊。1902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霍布森（JohnHobson）說，只要羅斯柴爾德銀行和它的關係戶們反對，沒有一個歐洲國家能打得起戰爭。

蘇伊士運河：羅斯柴爾德的金融閃擊戰

對於英國而言，從大西洋到它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徑就是從直布羅陀海峽，經馬耳他到埃及，再從埃及到印度，這是一條被英國視為不容任何挑戰的“帝國生命線”。作為海洋帝國，英國必須依靠海軍，而海軍則依賴堅固的海外基地。19世紀英國海軍全盛時期，英國已經建立起完備的海軍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達；在印度洋，有孟買和亭可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馬特；在紅海，有亞丁港。這些海軍基地分別地處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着全球海上重要的航運水道。但是，埃及的蘇伊士卻是一個通往帝國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關鍵地區，恰恰是這一地區構成了帝國生命線最薄弱的環節。

埃及自1801年趕走拿破崙，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執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國，1840年被迫接受《倫敦條約》，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統治時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勢力乘虛而入。1851年英國獲得了修建亞歷山大至蘇伊士鐵路的特權。1854年，法國獲得修建和使用蘇伊士運河的租讓合同，1869年，法國工程師費迪南·勒賽普斯在法國資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蘇伊士運河，從此將地中海與紅海連成一體，大大縮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運距離，成為極具戰略價值的黃金水道。每年通過運河的70%的船隊屬於英國，英國與印度貿易的50%通過蘇伊士運河進行，難怪蘇伊士運河被俾斯麥稱為“大英帝國的脊柱”。

不過，這個帝國脊柱有可能被英國的最大競爭對手法國攔腰斬斷，這是讓英國人始終寢食難安的一個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