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第55章 戰國時代，地平線上的亞元(5)
以構建亞元的思路看，AMF的長期目標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現，第一階段就是建立類似歐洲“蛇形匯率機制”的亞洲匯率機制（AERM，AsianExchangeRateMechanism），主要目的就是將各國匯率穩定在一個機制的框架之內。為此目的，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儲備基金。實際上，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在《清邁倡議》中，就已經提議亞洲由各國外匯儲備中拿出1200億美元，作為緊急援助資金來幫助陷於危難的國家穩定匯率。其中，中國和日本的出資均佔到了儲備庫總額的32%，韓國佔16%，東盟國家佔20%。東盟內部各國的出資金額也各有不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均為47.7億美元，菲律賓為26.4億美元。當金融危機發生時，這五個東盟成員國可以使用相當於本國出資2.5倍的資金來渡過難關。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當該區域的部分國家面臨流動性困難時，由於缺乏獨立的區域監控實體，儲備基金計劃難以實施。
2011年歐洲爆發的債務危機，很可能在未來的幾年中再度衝擊亞洲的金融體系，亞洲匯率機制應該加速籌建。不過，亞洲各國的政治態度決定了這一進程的快慢，如果各國能夠取得建立亞洲共同體的戰略一致，那麼在5年之內建成亞洲匯率機制是有可能的。
這一機制的核心就是穩定亞洲各國的匯率波動，只有區內貨幣的相對穩定，才能有效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並且為最終實現統一的亞洲共同市場奠定基礎。它的關鍵之處在於確定各國之間貨幣相對浮動的最大限度，當任何一對貨幣的匯率浮動超過了這一限度時，跌破下限的國家都有義務動用自身的外匯儲備干預市場，以恢複本國貨幣的匯率穩定。在最極端的困境中，AMF的外匯儲備基金將啟動緊急救援。這種救援相當於一種外匯貸款，當受援國擺脫危機后，它有義務償還救援貸款。
AMF第二階段的任務，就是建成亞洲貨幣體系（AMS，AsianMonetarySystem）。這首先取決於亞洲共同體的建立，以及亞洲共同市場的推進情況。當亞洲各國在關稅、補貼、農業、資本與人員自由流動等方面達成共識后，統一的亞洲貨幣單位（ACU，AsianCurrencyUnit）將作為區內貿易結算的貨幣單位。ACU也是由“一籃子”亞洲貨幣所組成，這些貨幣佔據與其經濟與貿易地位相當的權重，共同形成亞洲貨幣價值的基準，每5年調整一次，以反映各國經濟地位的變化。
當ACU誕生后，亞洲匯率機制將由任意一對貨幣之間最大浮動限度的機制，調整為各國貨幣相對於ACU的浮動，這樣將由外匯儲備大國承擔更大的責任，以便吸引更多的國家參與進來。
ACU將承擔起亞洲貨幣價值之錨的歷史重任，更是未來亞元誕生的基礎。
AMF第三階段，也是最關鍵的階段，就是固定各國貨幣與ACU之間的匯率，經過一定時間的準備期，當政治條件和經濟環境允許時，將ACU作為亞元的貨幣基準，條件成熟的國家可率先實現本國貨幣與亞元的兌換，AMF將脫胎換骨為亞洲中央銀行。
AMF從建立之初就應該有推動亞元和建立亞洲中央銀行的長遠考慮，如果僅僅作為外匯救助基金和IMF的輔助角色，這樣的定位顯然太低。AMF應該發揮推動亞洲政治聯盟和經濟整合的中堅力量，而不是一個“被推動”的機構。這要求AMF應該成為各國政府、中央銀行、財政部、研究機構、學術組織、媒體和民眾之間最活躍、最有效、最積極的溝通者。
另外，亞元的推進應該汲取歐元的教訓，寧緩勿急。中、日、韓可率先建立起匯率穩定機制，中國和日本的外匯儲備旗鼓相當，韓國也不弱，這三家聯盟不會產生誰救誰的爭執與扯皮，避免德國在推進歐洲匯率機制的過程中，時刻擔心自己的外匯儲備會被法國和其他國家“揩油”的顧慮。實際上，歐洲匯率機制的推進速度之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德國的這種顧慮和無休止的討價還價，浪費了大量寶貴的時間。中日韓三國之間一旦達成政治共識，在操作細節上又有歐元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亞洲匯率同盟的推進速度應該大大超過歐洲。
當中日韓的匯率同盟穩定運行一段時間之後，再陸續向東盟10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漸次開放。這些國家加入匯率同盟基本都是奔着好處來的：一是希望一旦本國貨幣遭遇不測，匯率機制能夠幫上大忙；二是嚮往進入一個更大的亞洲共同市場。此時，需要設置一定的達標門檻。
最艱難的時刻是在啟動匯率聯盟的初期，這種難度並不是操作細節所帶來的麻煩，甚至也不是中日韓的政治意願，而是來自於美國的巨大壓力。能不能和敢不敢頂住這種壓力，爭取主宰自己的命運，這是亞洲貨幣聯盟成敗的最大疑問，也是亞洲命運的最大疑問！
人民幣，還是亞元？這是一個問題
對於中國而言，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能帶來更多的利益呢，還是推動亞元會產生最佳的效果？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從歷史上看，英鎊和美元曾先後成為主要的世界儲備貨幣，而馬克和日元即使在其經濟全盛時期，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地位從來沒有超過10%，這是德國和日本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所註定的。
由於本國市場容量有限，德國和日本必須以世界市場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拓展空間，在出口產品的過程中，必然伴隨着國際貨幣的迴流。反過來說，一國的貨幣要想作為世界主要的貿易與儲備貨幣，就必須持續輸出本國貨幣，方式只能是貿易逆差和海外投資。德國和日本如果變成貿易逆差國，輸出海量的馬克和日元，進口的外國產品將很快充斥它們相對狹小的本國市場，而它們自己的工業能力將被瓦解，從而葬送其經濟強國的地位。日本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曾經大力推動日元在海外的投資和日元貸款，近30年的努力並未產生明顯的進展，日元很難走出去。人們願意持有日元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未來能夠在日本市場中買到商品，如果日本國內市場規模不夠，持有日元的動機將被大大削弱。
因此，國內市場規模狹小的國家，無論其經濟如何強大，它的貨幣都不可能成為主要的國際貨幣。國際貨幣只有市場規模龐大的國家才能玩得動。
大英帝國當年曾經擁有橫跨地球1/5的大陸，佔世界1/4人口的龐大的市場規模，輸出英鎊所帶來的逆差絕對數字很大，但在英帝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卻不高。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對外貿易僅占經濟總量的3%～5%，其巨大的國內市場使美國根本不在乎美元匯率的波動。輸出貨幣是要有本錢的，家大業大的國家，首先能夠扛得住這種壓力，然後才能享受其好處。
中國的現狀是國內消費僅佔GDP的1/3，海外市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依託，這種外向型的經濟格局和偏小的國內市場容量，註定了人民幣國際化在中國經濟轉型成功之前，很難獲得實質性的突破。最好的效果不過是當年馬克和日元在國際貨幣中的地位，不足以為中國帶來更大的現實利益。
中國經濟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着海外的石油和原材料供應，以及歐美市場的需求，這種繁榮的基礎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如果歐美經濟的債務驅動模式難以持續，如果局部戰爭導致石油與原材料的供應中斷，中國的經濟繁榮又如何持續呢？同時，人民幣的供應與美元緊緊綁在一起，在人民幣完成“刮骨療毒”之前，人民幣的國際化不還是披着人民幣外衣的美元再輸出嗎？在比較脆弱的經濟基礎之上，依託着相對狹小的國內市場規模，走出去的人民幣會是強大而堅挺的貨幣嗎？人民幣升值帶來更多的是貨幣投機者們的興奮，而遠不是世界各國真誠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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