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第54章 戰國時代，地平線上的亞元(4)

第三級火箭將確保中國逐漸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獲得大國真正的權力基礎，把中國的命運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亞洲經濟共同體

美國的問題在於經濟，歐洲的問題在於政治，而亞洲的問題在於歷史！

亞洲的歷史並不短於歐洲，亞洲的政治智慧始終是亞洲人自信的源泉。豐富而深厚的文化積澱，歷久彌新的儒家傳統，豁達寬容的佛學精神，為亞洲經濟共同體奠定了堅實的文明與信仰的平台。

中國在未來的10年中面臨著經濟轉型的嚴峻挑戰，東亞地區的穩定與合作是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如果歐洲的世代冤家德法能夠摒棄前嫌，成為推動歐洲共同體的兩大力量，那麼同樣有着百年恩怨的中、日、韓，是否能夠解開歷史的心結，成為推動亞洲經濟共同體的先驅呢？

德法和解的關鍵在於建立了“煤鋼聯盟”的利益共同體。由於煤炭和鋼鐵都是國家發動戰爭不可或缺的物資，也是20世紀50年代工業最主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來源，因此，將兩國的經濟命脈置於“超主權”的“煤鋼聯盟”管理之下，將從根本上消除雙方發動戰爭的意圖與能力，舒曼計劃的宗旨就是“使戰爭不僅無法想像，而且在物質上也絕無可能”。可以說，沒有雙方利益的徹底捆綁，就難以實現真正的和解。更為重要的是，“煤鋼聯盟”探索出了一套現實可行的“超主權”經濟模式，奠定了歐洲共同市場的基礎。沒有一個規模足以與美國抗衡的市場規模，歐洲就不可能獲得主宰自己命運的最終權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洲再也沒有爆發過大規模的戰爭，從而結束了近500年自相殘殺的歷史，今天的歐洲人享受着和平帶來的豐厚紅利。和平相對於戰爭而言，永遠是一種文明的進步。

60多年前歐洲人創造的“煤鋼聯盟”，對於今天的亞洲具有更加現實，甚至更加緊迫的重大借鑒意義。亞洲雖然早已遠離了戰爭，但從來沒有遠離過戰爭心態。中、日、韓在近代結下的刻骨仇恨，非但沒有隨着時間淡化，反而在各自民間時時碰撞出復仇心態的激烈火花。三國之間彼此防範、相互警惕，耗費了大量外交、軍事和政治資源。

歷史上，英國制衡歐洲大陸的基本戰略就是挑動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戰爭。法國強，則拉攏俄、德等國建立反法包圍圈；德國強，則支持其他歐洲大國圍堵德國，在歐洲大陸相互消耗之中，鞏固了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美國崛起后，將英國人“離強合弱”的戰略發揮到了更高境界，在冷戰中，將歐洲置於圍堵蘇聯的第一線，既控制了歐洲，又消耗了蘇聯；在孤立中國的時期，則拉攏日、韓、澳、菲等國，以台灣為第一島鏈的核心，死死扼住中國的海上通道。霸權國家總是試圖挑動其他國家之間的爭端，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現在，中國在經濟規模上“不幸”成為了世界第二，老二的日子從來就不好過，老大的警惕和老三們的嫉妒使它們很容易形成統一戰線，共同對付老二。歷史上眾多強國在老二的位置上都慘遭暗算，最終摔了下去。20世紀初的德國，冷戰中的蘇聯，80年代的日本，無一例外地成了盎克魯撒克遜英語民族的手下敗將，它們失敗的內因就是鋒芒太盛，急於挑戰老大的地位，而外因則是未能打破老大拉攏老三們建立起來的軍事、政治、經濟的戰略包圍圈。

美國已經結束了伊拉克、阿富汗的戰爭，加上北非、中東眾多國家的政權更迭，使得美國對全球石油資源的控制力空前強化。對於每年超過一半的石油必須依靠進口的中國而言，美國人已經牢牢掐住了中國經濟的命脈，對海外市場，尤其是對歐美市場的極度依賴，使得中國表面上的繁榮實際上建立在相當脆弱的基礎之上。

美國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RodhamClinton）在2011年10月11日的《外交政策》中提出了“美國的太平洋世紀”的重大政策宣示，聲稱未來的政治將取決於亞洲，今後10年美國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將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鎖定於亞太地區，而與中國的關係是美國有史以來必須管理的最具挑戰性和影響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美中關係的發展沒有指導手冊可循，然而利益攸關不容失敗。

顯然，美國開始將全球戰略的重心開始向中國周邊轉移，防範和圍堵中國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南海諸國在自身利益和美國的慫恿下，逐漸開始形成對中國非常不利的統一戰線。東亞各國因為東海和南海石油資源而大打出手的局面，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想像。一旦中國被迫捲入局部戰爭，就毫無疑問地墜入了美國的戰略圈套，重蹈歷史上法德鷸蚌相爭，英國漁人得利的覆轍。

要打破這種歷史的宿命，東亞國家必須跳出傳統的思維方式，大膽借鑒歐洲貨幣與經濟聯盟的成功經驗，化干戈為玉帛，實現亞太地區永久的和平。

中、日、韓這三個主要的東亞國家各有致命之處，中國的脆弱在於經濟，日本的脆弱在於政治，韓國的脆弱在於軍事，而這些弱點都與美國有關。如果東亞三國團結起來，各自的弱點將被強大的聯盟所保護，以三國為核心打造亞洲的共同市場，擺脫歐美對亞洲命運的主宰，是所有亞洲國家共同的願望。

各國爭奪的無非是利益，與其進行這種零和博弈，不如共同分享利益。鄧小平很早就提出了“擱置主權，共同發展”的理念，這是符合亞洲國家根本利益的戰略原則。現在，應該對這一理念進行具體化，並勇於進行實踐。中日之間的釣魚島之爭，日韓之間的獨島問題，既涉及敏感的主權爭執，又牽扯到巨大的海底石油資源的切身利益，各方相持不下，幾近擦槍走火，葬送亞太地區的和平環境，使各國經濟發展瀕臨脫軌的險境，同樣的問題在南海地區也面臨著日益尖銳的戰爭風險。

如果“煤鋼聯盟”已經被歐洲人的實踐所驗證，那麼這種“超主權”的模式同樣可以在亞洲有爭議的地區進行複製。如果成立類似歐盟的“亞洲經濟共同體”的機構，以“石油聯盟”作為起步，將有爭議的海底石油資源讓渡給這一“超主權”的新機構，從根本上化解主權這一敏感而不可調和的矛盾，形成各國共同投資、聯合開發、利益共享的機制，將各國利益實現深度捆綁，使戰爭的爆發“既不可想像，也無法實現”，讓亞洲人民得以永享和平紅利。

通過“亞洲經濟共同體”的建立，中國將打破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圍堵，日本會獲得石油供應的可靠保障，韓國能得到中日聯合的安全承諾，東盟和印度可以進入一個統一的亞洲大市場。這將是一個對所有亞洲國家都有重大利益的戰略同盟！

亞洲人最難以忘卻的就是歷史，其實，牢記歷史的目的不是為了活在歷史中，而是為了不讓歷史重演！亞洲人最敏感的就是主權，其實，主權的背後是國家能夠主宰自己命運的權力！亞洲人最關切的就是利益，其實，利益共享所帶來的收益超過了爭奪的利益本身！

如果亞洲曾經是人類最古老文明的發源地，那麼亞洲人的智慧就不應該輸給歐洲人！如果亞洲的歷史曾經在列強的宰割下備受苦難，那麼今天的亞洲就決不能再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任何霸權！

亞洲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和獨立性將空前提高，並形成與美國與歐洲分庭抗禮的戰略格局。

建立亞洲美元市場：香港就是橋頭堡

“亞洲經濟共同體”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從“石油聯盟”起步，徹底拔掉亞洲地區戰爭火藥桶的引信，用海底石油的巨大利益紐帶將亞洲各國的命運緊密維繫在一個共同體之中。這是一筆龐大而高風險的投資，錢從哪裏來呢？

答案就是亞洲美元市場！

人們熟知的歐洲美元，最早指的就是流入歐洲並在那裏四處遊盪的美元，它們主要源於歐洲對美國的貿易盈餘和美國在歐洲軍事基地的美元軍費開支，經過長年積累，歐洲美元的規模越來越大。後來蘇聯、中東等國將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歐洲的銀行體系中，進一步擴大了歐洲美元的“金融異度空間”，再往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美元也紛紛湧入歐洲。後來，凡是美國境外流通的美元，統統被稱為歐洲美元。

國際銀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最早開始打歐洲美元的主意，如此龐大而不受監管的美元資金，僅僅用於投資美國國債，收益實在太不理想。他於20世紀60年代初，首創了歐洲美元債券這一新的投資工具，利用閑置或低收益的歐洲美元，為歐洲企業和歐共體的項目進行融資，歐洲美元債券的重大意義在於，歐洲人開始利用美元資源，借力打力，在發展自己的同時，並未落入美國國債的低收益陷阱，成為美國赤字財政的被動埋單者。

最近10年以來，亞洲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儲備區，貿易盈餘每年將滾滾的美元持續帶回亞洲，這些美元除了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主權國家的低收益債券之外，似乎沒有更好的去處。其實，這一問題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被歐洲美元債券創新所破解。

亞洲地區的美元儲蓄憑什麼一定要流向美國或歐洲的金融市場呢？為什麼只能投資於低收益的歐美國債呢？如果亞洲經濟發展速度明顯高於歐美，這些資金留在亞洲豈不是更能發現獲得高收益的機會嗎？

高收益、低風險、主權信用級別的項目，“石油聯盟”不是完全符合嗎？當年西格蒙德·沃伯格最初就是想用“煤鋼聯盟”這一項目來進行歐洲美元債券的首發，“亞洲經濟共同體”完全可以直接發行美元債券，將融來的資金用於亞洲地區海底石油的勘探和開發，這就是歐盟至今尚未做到的歐盟債券模式。“亞洲經濟共同體”發行的美元債券，將由各國的外匯儲備擔保，具備與亞洲各國主權信用同等的信用評級，未來可以進一步為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項目進行融資，將亞洲巨大的美元資產徹底盤活，為亞洲的經濟發展作出直接的貢獻，並獲得更高和更可靠的投資回報。

香港處於最佳的地理位置，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充足的金融人才，在戰後的60年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國際金融市場經驗，堪稱是亞洲地區的倫敦！目前，香港對於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定位尚不明確，未來應該大力發展股票市場、地產金融、貿易融資，還是人民幣離岸中心？香港政府顯得舉棋不定。實際上，亞洲美元匯聚中心和亞洲美元債券發行與交易中心，才是香港的一盤大棋！目前亞洲存在着高達數萬億美元的資產，未來將很快超過10萬億美元的規模！如果將這筆大買賣抓在手中，其他任何生意都只是小菜一碟了。

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將是東京和新加坡，如果中國力推“亞洲經濟共同體”，那麼顯然香港將是首選的金融運作中心，就像德法推動了歐共體的誕生，但巴黎和法蘭克福都沒能成為歐洲美元的集散地一樣，金融管制更寬鬆和國際化程度更高的倫敦始終是歐洲美元最活躍的核心。東京、北京、首爾、上海、新加坡的條件都不如香港優越，其中，國際化程度和金融市場經驗積累是最關鍵的差別。

以亞洲美元債券的發行和交易為核心，輔之以人民幣、日元、韓元和其他幣種計價的債券品種，香港將在未來成為可與紐約和倫敦一較高下的國際金融重鎮！

當年為香港設計了獨特的“一國兩制”，這一史無前例的制度創新，使得香港在亞洲所有的城市中具備了與眾不同的國際化色彩，它與亞洲各國的心理距離和地理距離都恰如其分，超主權的“亞洲經濟共同體”執行機構設在香港，應當是眾望所歸。

亞洲貨幣同盟：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戰略方向

1997年的金融風暴，使亞洲各國遭遇了激烈的匯率風暴，對亞洲金融市場的毀滅性衝擊，至今令人心有餘悸。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普遍採用了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迫切需要匯率市場的穩定，以規避國際貿易風險。在缺乏亞洲聯合的匯率機制的情況下，各國普遍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來充當最後的救助人。不過，在經歷了1997—1998年的金融風暴洗禮之後，大家對IMF的“救援”本質已經有了刻骨銘心的慘痛記憶，在歐美主導下的IMF救援機制，與其說是在救火，不如說是在打劫。

痛定思痛之後，亞洲各國紛紛提議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當然，完全可以想像的是，這一倡議立刻遭到了IMF和美國財政部的反對。不過，目前阿拉伯貨幣基金組織和拉美儲備基金都已經建立，AMF的建立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2008年的金融海嘯爆發和2011年的歐洲債務危機，再次凸顯了AMF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AMF目前的定位是一個匯率穩定基金，但並不包含類似歐洲匯率機制的長遠規劃。這是AMF難以獲得亞洲各國高度重視的原因之一，它僅僅是個救急的工具，而不是未來貨幣戰略的一個核心部分。如果要建立亞洲共同市場，那麼亞洲最終的單一貨幣就是邏輯上的必然，穩定匯率只是其中的一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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