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第44章 羅馬盛衰，淤血的貪婪之路(5)

對於大地產主而言，最省心的賺錢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給佃戶，坐收田租。至於修建水利、改良土質、優選良種這些雜事最好沒有，投資於土地就像投資於房產，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為最大原則，花錢去精耕細作並非他們的特長，更不是他們的本意。而普通佃戶們，既不會為別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資金，也缺乏投資的能力。帝國農業產出的下降已成為必然。

糧食供應逐漸成為帝國的心腹大患。希臘和小亞細亞的糧食由南俄羅斯供應，而那裏的產量日見低落；意大利的穀物原本依賴埃及、西西里、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結果葡萄園和橄欖園佔用了谷田，而谷田的生產率和產出量又在下降，意大利麵臨日益嚴峻的糧食危機。

儘管羅馬城享有特供權而不致發生糧食短缺，但其他城市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幾乎所有的帝國城市都面臨缺糧的困境，就是那些最肥沃地區的城市也不例外。每當飢荒來臨，社會上通常會爆發嚴重的騷亂，人民痛斥政府和議會考慮不周，政府則指責大地主和大商人囤積居奇。於是，“籌糧官”成了羅馬帝國官場道路上最為兇險的職位，他們不僅要保證搞到糧食，而且還必須負責糧價低廉。

當西班牙開始大規模種植橄欖樹之後，很快就成為質量最好的橄欖油輸出地，暢銷高盧、不列顛和其他地區，意大利的橄欖油被搶去了高端市場，甚至連本地市場也被蠶食。阿非利加的橄欖油在質量上不如西班牙產品，但在價格上卻很有優勢，因而被廣泛地用於燈油和化妝品，行銷整個帝國，意大利的橄欖油因此又喪失了低端市場，就連小亞細亞和敘利亞的橄欖油也來瓜分意大利的市場。

高盧、希臘、小亞細亞都在大力種植葡萄，葡萄酒市場的競爭空前慘烈，供應出現嚴重過剩，以至於皇帝圖密善（81—96年）下令限制葡萄酒和橄欖油的生產，無論意大利還是外省，都不得再開闢任何新的葡萄園，而且，現有的葡萄園有半數必須摧毀。

羅馬帝國刻意壓低糧價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資源錯配，農業危機體現在土地兼并導致的穀物生產萎縮，經濟作物嚴重過剩，基於農業的手工業消費品滯銷，商業活力下降，國家稅收陷入困境。

在共和時代，意大利最重要的拳頭產品除了葡萄酒和橄欖油，還有許多工業製成品在市場中佔據明顯優勢。隨着帝國時代的來臨，高盧（法國）的工業和商業迅猛發展，已經凌駕於意大利之上，它的南、西、北三面臨海均有良港，內陸河道縱橫八達，交通極為便利。高盧的天然資源也異常豐富，在接受了意大利的工業技術擴散之後，迅速成為製造業的中心和商業中心，其產品覆蓋了高盧、阿非利加、不列顛、西班牙、日耳曼尼亞的廣闊市場，意大利的工業品被擠出了西歐市場。

與此同時，帝國的東方也同樣擺脫羅馬的產品和商人。在高端產品中，小亞細亞和敘利亞行省的染色亞麻布、高級羊毛織物、上等皮革製品、精緻餐具、高檔化妝品、香水、調味品和顏料打遍帝國無敵手，而意大利的產品則很難打入東方的市場。意大利的商人們不僅不再出現於東方，同時也消失於西方。

至此，意大利在農業、製造業、商業領域的優勢業已喪失殆盡，金融業的壟斷地位也岌岌可危。隨着意大利經濟的空心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在喪失土地之後，失業農民大舉進城。帝國的城市中到處都是失去產業的流民，他們仇恨政府，更痛恨奪走他們產業的富人集團，他們對生活不滿，對未來絕望，只有兇狠的報復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燒。

在共和時代，參加羅馬軍隊的都是純良有產的莊稼漢；在帝國時期，入伍的儘是仇恨權貴的無產流民。

軍隊的變質，引發了更為兇險的政權危機。

軍事獨裁的經濟本質

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曾精闢地概括了羅馬軍隊高度的組織性和戰鬥力。在他看來，100名武裝人員可能無法對付1萬個暴亂的農夫，但1萬人組成的訓練精良的羅馬軍團，卻能夠使首都的百萬人口聞風喪膽，而45萬帝國的常備軍可以牢牢地統治5000萬以上的帝國人口。

羅馬的皇帝們被軍隊所廢立的人數之多，發生之頻繁，恐怕在世界史上都罕有其匹。這說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不是皇帝在領導軍隊，而是軍隊在控制皇帝，帝國中後期的情況尤其如此。

中國有句俗話叫“官逼民反”，當財富分配不公的矛盾激化到無法調和之時，往往是農民起義推翻整個統治集團，然後改朝換代。羅馬帝國的“農民起義”卻發生在體制之內，軍隊頻繁更替皇帝和爆發內戰是其主要特色。

共和時代的軍隊是以有地公民為基礎，他們奮勇作戰保護的是自身的利益，但帝國時代的軍隊主要來源於意大利城市的無產流民，他們形成了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流民集團，他們所代表的是絕大多數帝國的底層民眾。在帝國的經濟繁榮時期，他們並未分享到經濟增長的好處，反而被權貴和富人集團剝奪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作為整體階級，他們是臣服的寒門階層，而權貴與富人集團是統治者，他們的全部職責就是用勞役賦稅來支撐城市高級和複雜的文明生活。他們不論如何勤勞和努力，最終仍難逃土地被兼并和流離失所的下場，他們的憤怒和不滿在帝國的軍隊中不斷地滋生和蔓延。

當羅馬的皇帝們與元老院所代表的權貴和富人集團產生權力之爭時，軍隊就成為皇帝們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尼祿皇帝死後爆發的69—70年的內戰，使軍隊突然意識到自身是改變羅馬的強大力量，他們對權貴和富人集團的長期不滿和憤怒，在內戰中以極其殘暴和兇狠的方式發泄了出來。內戰雙方的軍隊，無論誰勝誰負，全部都在意大利和羅馬城大肆屠殺權貴和富人，許多共和時代的元勛貴戚家族被瘋狂的士兵們殺光滅絕，整個帝國為之戰慄！

這僅僅是軍隊向權貴和富人宣戰的序幕。

葦斯巴薌皇帝（69—79年在位）從軍隊起家，更加了解羅馬軍隊的狀況，他對軍隊的政治傾向和野心深感憂慮。在結束內戰之後，他開始清洗軍隊，不再從意大利本土的無產流民中招募士兵，而希望建立一支以行省有產階級為中堅力量的新的羅馬軍隊。這一策略曾維持了羅馬帝國近百年的內部穩定。

但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曾經發生在意大利的土地兼并狂潮，開始在所有行省蔓延，而且程度更為嚴重，從前充斥意大利的無產流民現象，現在則遍佈於整個帝國。羅馬軍隊再次淪落為一個充滿仇恨的暴力集團。

羅馬皇帝的統治權力來自於兩個基礎，權貴和富人集團的經濟力量和軍隊的武裝力量。但是，當這兩種力量陷入無可調和的尖銳衝突之時，皇帝只能傾向於依賴後者。

另一個軍人出身的皇帝塞維魯（193—211年在位）對此看得十分清楚，在他以武力平定內亂奪取帝位之後，他已經看到第二次內戰遠比尼祿死後的內戰更為血腥和持久，而內戰的本質乃是權貴和富人集團與軍隊所代表的底層民眾，為爭奪社會財富分配權而進行的激烈較量。他之所以能登上帝位，依靠的不是元老院，他的權力基礎是士兵的支持，元老院是在軍隊的壓力之下，才被迫承認了他登上皇位的既成事實。

他留給兒子們的遺囑說得明白：“你們要保持團結，只要讓軍隊滿意，其他的人不用放在眼裏。”他大幅增加了軍隊的軍餉，賜給退役士兵各種特權，用勒索富人集團的財富來收買軍心。這當然激起了元老院和富人們的激烈對抗，而塞維魯則以更殘酷的軍事鎮壓來對付權貴集團。

塞維魯的兒子卡拉卡拉（211—217年在位）即位后，走得比他父親更遠，他甚至公開宣佈，他的皇權基礎不在帝國的上層階級，而是建立在下層階級及其代表——軍隊之上。他毫不掩飾地表示出對貴族階級的蔑視和敵意，對富人集團的財富採取了系統性地榨取，而對下層階級的賦稅則保持不變。

為了從精神上打擊貴族階級，卡拉卡拉皇帝在212年，宣佈了一項著名的敕令，將羅馬公民的資格賜予所有帝國居民，這不僅從事實上剝奪了權貴階層的政治特權，而且受到了軍隊和底層民眾的廣泛支持。所謂階級矛盾，其本質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矛盾。卡拉卡拉利用甚至挑動這種矛盾來鞏固皇權，說明羅馬帝國已經不再進行有價值的財富創造，而陷入了有害無益的階級對抗的內耗之中。

在貴族書寫的羅馬歷史上，卡拉卡拉比殺人如麻的暴君更可恨，堪稱是羅馬史上最壞的皇帝。

自卡拉卡拉被謀害之後，軍隊更加放蕩不羈。隨後短短40年的時間裏，居然走馬燈般換了至少57個皇帝，除了極個別的皇帝屬於正常死亡之外，其他皇帝一律死於非命。軍隊已經完全失去了耐性，他們對貴族統治秩序的破壞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戰戰兢兢的皇帝們稍有招致軍隊不滿的政策，立即就有殺身之禍。

靠土地兼并發家致富的富人集團，終於引火燒身，遭到了殘酷的清洗。不甘心失去特權的權貴和富人集團企圖維護自身的利益，由此引發的就是連綿不斷的內戰。軍事獨裁體制的羅馬，不僅使皇權嚴重依賴軍隊，而且使整個帝國的生存也必須依賴軍隊。

內亂不止，則外患必至。帝國周圍的蠻族，原先被羅馬的強大所震懾，有近百年不敢輕舉妄動。但眼看羅馬經濟凋敝，內戰不斷，民心瓦解，於是從四面八方開始不斷騷擾帝國邊陲，進而發展到大舉入侵。

皇帝為鞏固皇權必須強化軍隊，帝國為擊退入侵也同樣需要增加軍費。奧古斯都的帝國初期，羅馬常備軍不過20多萬，軍餉每人每年225第納爾，這就已經吃掉了大半的財政收入；一百多年後的卡拉卡拉時期，帝國不得不維持45萬的常備軍，軍餉則飆升到每人750第納爾，財政負擔高出6倍有餘，而經濟卻在嚴重萎縮。到戴克里先（284—305年）執政時期，經過近50年內亂，帝國經濟幾近崩潰，而軍隊卻擴張到60多萬，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貨幣貶值已是家常便飯，惡性通脹正在蓄勢待發。

貨幣貶值與超級通脹

歷史學家都說2世紀是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五賢帝”政治清明，物價高度穩定，軍隊服從國家，蠻族不敢挑釁。其實，帝國3世紀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軍事危機，全部源於這一所謂的“盛世”時期。

帝國的軍事擴張停止后，當時的農業生產力本不足以維持龐大而複雜的城市文明，帝國強行推進的都市化運動，不得不依靠對農業的過度壓榨。“穀賤傷農”的結果，勢必導致帝國農業經濟的逐步破產；“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縱容了富人集團對農民的掠奪，迫使失地農民湧入城市，增加了政府“維穩”的成本，進一步壓低了糧價，並加劇了土地兼并；遍及整個帝國的無產流民應徵入伍，改變了羅馬軍隊的成分，怨恨和不滿的武裝暴民集團，最終必然危及政權的穩定。

“五賢帝”所戮力推行的行省都市化運動，並非基於經濟自然發展的規律，而是着眼於帝國統治的政治需求，並為富人集團所樂見，龐大的帝國公路網的建設，非但沒有產生合理的經濟效益，其建設和維護的巨大成本，反而成為拖累行省經濟的沉重負擔。當這種負現金流的貨幣循環難以維持之時，苛捐雜稅與日俱增，經濟活力逐步萎縮。

“五賢帝”之一的圖拉真（98—117年），成功地吞併了多瑙河流域的緩衝之國色雷斯，卻陷入了北方日耳曼人和東方伊朗人兩面夾擊的戰略困境，北部邊境的形勢驟然複雜起來。他在東方兼并美索不達米亞的軍事冒險，並未帶來和平的紅利，反而激起了強烈的民族敵對。雖然圖拉真贏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卻遭遇了財政上的慘敗，羅馬帝國幾乎傾家蕩產。

農業凋敝，商業蕭條，貧富分化，稅源枯竭，帝國日常開支的缺口越來越大。

117年，圖拉真不得不將第納爾的含銀量，從奧古斯都時代的95%，降到了85%，貨幣貶值幅度高達10.5%，這相當於對整個帝國持有現金的人口徵收了10.5%的隱性貨幣稅，以彌補巨大的財政虧空。

圖拉真的繼任者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是另一位舉世公認的“五賢帝”，他不得不收拾圖拉真留下的爛攤子。北部邊境的蠻族再次大舉犯境，不列顛爆發了新的戰爭，毛里塔尼亞戰火不止，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發動了流血暴亂，一系列新的戰爭迫在眉睫。最終，哈德良被迫放棄了美索不達米亞，不是他的勇氣和膽略不夠，而是帝國的財力已不足以支撐征服戰爭。

到了馬可·奧勒留（161—180年在位）即位時，帝國的情況繼續惡化。他是羅馬史上最受尊敬的“五賢帝”之首，在戎馬倥傯的歲月里寫下的名著《沉思錄》，至今仍廣為流傳。他東征安息人的戰爭規模不亞於圖拉真，在羅馬精銳部隊盡數東調之時，多瑙河流域的蠻族再次犯境，迫使皇帝回頭西征。幾場大戰下來，羅馬帝國的財政再度瀕臨破產。

皇帝曾立誓不再新增稅種，他聲稱寧願變賣自己的財產來維持帝國運轉。財政危機將皇帝逼得走投無路，他還真的開始拍賣家產，而且持續了兩個多月之久。但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帝國當然不可能靠皇帝賣家當來維持。最後，皇帝還是違背了自己的諾言，開始增稅加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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