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第42章 羅馬盛衰，淤血的貪婪之路(3)

在羅馬大擴張的時代（公元前150—公元前50年），首先受益的就是羅馬的貴族階級，大量的戰利品、錢幣、朝貢、奴隸、牲畜、糧食、金銀珠寶，從四面八方湧向羅馬，大部分裝進了貴族們的荷包里。征服還使羅馬貴族階級變成了國際大地主，大片被征服的土地併入了羅馬的版圖，數不盡的谷田、牧場、森林、湖泊、漁場、礦山和採石場任由他們主宰。

另一個獲得巨大利益的就是豪商階級，他們從經營、佔用和侵吞羅馬的國有資產中獲取了巨額暴利。在戰爭中，他們以糧食、衣物、武器高價供應軍隊，再從政府、將軍和士兵的手中廉價收購戰利品，大發戰爭橫財。擴張與征服，使羅馬的豪商們第一次放眼世界，他們發現了新設行省這塊超級肥美的大餅。元老院指派的行省總督們原本就是豪商們的老關係，而總督對行省的統治權力幾乎毫無限制。

羅馬著名政治家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曾對羅馬的西西里總督進行控告：“通過新的、無原則的管理，從農民錢袋中榨取無數的金錢；對待我們最忠實的盟友，就像對待民族的死敵一樣……著名的古代藝術品，其中有些還是富有的國王們的禮品，全遭這位總督的劫掠。他不僅如此對待城市的雕像和藝術品，而且還掠奪最神聖、最受崇拜的聖殿；如果一個神像的製作工藝超過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那他就絕不會留給西西里的人民。”[8]

總督們的無法無天與豪商們的惡性貪婪交織在一起，就如乾柴遇上烈火，一發不可收拾。豪商與總督們共享着利潤超級豐厚的行省包稅業務，為經營田地的農戶提供土地抵押貸款，向滯納稅款的城邦和個人提供高息放貸。例如，布魯特斯（MarcusJuniusBrutus）給城邦的貸款利率高達48%，西塞羅聞訊驚愕不已。

豪商們還壟斷了政府的一切外包業務，羅馬和各行省的公共建築、道路橋樑、下水管道、驛站驛道、花園苗圃、大型廣場等巨型建設工程一律外包給豪商們。同包稅制一樣，只要關係到位，金額就好說，羅馬政府不差錢。巨額的利潤滾滾而來，讓豪商們做夢都能笑醒過來。豪商們最終形成了羅馬帝國的騎士階級。

貴族和騎士階級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財富之後，他們骨子裏認定最安全的資產就是土地田產，更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如火如荼。隨着公有土地的私有化，要求保護私有土地權的呼聲越來越高，西塞羅就是保護私有產權的主要代表，他指出：“行政官員必須首先關注的問題是所有人應是其財產的主人，公民的私有財產權不致由於國家的行動而遭到侵犯。”“要知道，建立憲政國家和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使財產私有權獲得保障。”“那些負責照顧國家利益的官員，應當制止掠奪一個人而使另一人致富的形式……他們應盡其所能使嫉妒不能阻擋富人的道路。”

與早期共和時代不同，現在羅馬擁有着數量巨大的各國奴隸，他們成為羅馬帝國土地上的主要勞動力。伴隨着帝國擴張的步伐，國內數十萬土地無產者被安置到羅馬新征服的亞洲和非洲行省進行殖民，剩下的農戶也紛紛淪為佃農。僅僅在公元前的最後30年中，羅馬在海外的殖民地就高達100個，集體移民了25萬成年男性，幾乎占羅馬成年男性的1/5。帝國時代的詩歌與文學中常有對羅馬農民階級絕跡的感慨，羅馬共和的基礎已經消亡了。

環顧整個意大利，城市裏住着一些相當富有的豪強大戶，他們很多是大地主，在意大利和羅馬的行省中擁有良田千頃，牧場無邊無際，成千上萬的奴隸們為他們辛勞工作，奴隸出身而富有專業知識的管家們為他們監管着龐大的產業。另一些豪強大戶則是城市的大地產主，他們靠出租房屋、店鋪、倉庫等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包稅階層和承包商們已經發展成羅馬的金融家，他們穿梭於羅馬和帝國的各個行省之間，建立起一張從皇帝、元老院到行省總督們的龐大人脈網，經營着包稅、高利貸、銀行、投資等金融業務，帝國巨大的資金流在他們的金融網絡中日夜不息，川流不止，即便是在睡夢中金錢也在為他們不停地工作。

在羅馬城卡斯托爾神廟附近的公共廣場中，每天都擠滿了各色投機者，他們在這裏買進和賣出包稅公司的股票和債券，交易各種現金與信用的貨物，競購帝國的農莊、地產、店鋪、船隻和貨棧，以及來自各國被拍賣的奴隸和牲畜。

在廣場附近的街道里，各類店鋪鱗次櫛比，擁擠着成千上萬的手工業者、店鋪夥計、有錢人的奴隸、來自各地的代理商，他們競相向客戶們推銷着各種手工業製品和農產品。

就在繁榮背後，也有陰暗的角落，羅馬出現了少數超級富人構成的騎士階層，也誕生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流民集團。

在羅馬偏僻街道的大雜院裏，住着大批失去地產的農民、失業的無產者、退伍沒有着落的士兵，他們生活在不滿、沮喪和怨恨之中，只要有人願意出錢，他們隨時願意出賣自己的選票和拳頭。用西塞羅的話說，他們“是可憐的，飢餓難耐的烏合之眾，是國庫的剝削者”。

正是這些烏合之眾，後來大量參加了羅馬軍團並改變了軍隊的性質，從流民集團演變為暴民集團，成為羅馬帝國最危險的顛覆性力量。

貨幣經濟的帝國時代

羅馬軍事上的大擴張，同時也刺激了貨幣經濟的大爆發。

羅馬共和時代以農業立國，傳統上具有重農輕商的明顯傾向，貨幣經濟並不發達，羅馬的貨幣演化正說明了這一點。

在羅馬最早的300年中，除了希臘在意大利的殖民城市之外，羅馬沒有造幣之事，商品交易的最早媒介是牛羊，10隻羊的價值等於1頭牛。隨着金屬的開採，銅取代了牛羊，成為羅馬一切價值的基準，銅以羅馬磅為計量單位，又叫阿斯（AS），1磅重約328.9克。比起高度重視商業文明的希臘，羅馬早期貨幣顯得十分粗糙，由各個地區自行鑄造。既然貿易規模和市場交易遠不如希臘，那麼社會對貨幣的精確度和成色的要求就沒有希臘那般迫切。

早期羅馬最通行的貨幣是青銅鑄造的阿斯錠，它們常常重達5阿斯（約1.6千克），貨幣的不便反映出羅馬商業的繁榮程度遠不及希臘時代。隨着商業的逐漸發展，貨幣的使用越來越頻繁，沉重的貨幣開始變得更小更輕更精確，以適應日常生活的小額交易，青銅的重阿斯幣成為主流通貨，每枚重約272克～341克之間。直到第一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之前，重阿斯幣都是羅馬共和國最流行的貨幣。

布匿戰爭（公元前264—公元前146年）的爆發，徹底改變了羅馬的經濟面貌，長期和大規模的戰爭，迫使羅馬農民必須長時間地脫離土地生產，這就迫使正式而開支浩大的軍餉制度必須建立起來。軍餉發放一方面加速了貨幣鑄造，另一方面又促進了國內貨幣的統一。實際上，戰爭對貨幣經濟的推動作用甚至超過了商業，戰爭同時還創造出一個巨大的國內統一市場，統一的貨幣流通於統一的市場，羅馬開始從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嬗變。

在貨幣制度上，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銀本位取代了銅本位，白銀第納爾（Denarius）漸漸淘汰了笨重的銅阿斯幣。羅馬從前也有銀幣，但主要是由希臘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殖民地鑄造和流通的，這些地區雖然在地理上靠近羅馬，但在心理上卻更傾向於希臘，包括他們的鑄幣也是沿襲希臘精巧的銀幣德拉克馬（Drachma），而完全不像羅馬笨重的銅阿斯。

早期的羅馬人不搞銀幣而鑄銅阿斯，並非是他們不喜歡白銀，而是由於意大利中北部缺乏銀礦。但是，當羅馬軍團擊敗了迦太基，逐步控制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殖民地之後，西班牙的大銀礦讓羅馬人發了橫財。

由於發放軍餉的迫切需求，羅馬人於公元前211年整頓貨幣，開始在全國統一發行白銀第納爾。第納爾含銀4.5克（相當於1/72羅馬磅），其價值被規定為1白銀第納爾相當於10羅馬磅的青銅貨幣，從此第納爾成為羅馬最主要的流通貨幣。[9]

到了凱撒時代（公元前49—公元前44年），羅馬開始發行金幣奧里斯（Aureus），含金量為8克左右，其價值相當於25個銀第納爾，但黃金奧里斯的價值太大，較少作為流通貨幣，而更多地用於大額貿易和賞賜。

羅馬的軍團與羅馬的白銀第納爾齊頭並進，橫掃地中海兩岸。羅馬軍隊每佔領一個地區，第一件事就是關閉當地的造幣廠，或僅僅允許鑄造小額的輔幣。羅馬造幣廠成為整個地中海地區最大的造幣廠，其他造幣廠由羅馬授權才能生產銀幣，而且必須按照羅馬的幣制進行鑄造。[10]

從公元前150年到公元前50年，在羅馬大擴張的100年中，羅馬的貨幣流通量猛增了10倍，其中大部分是銀幣第納爾。在滾滾的貨幣洪流推動之下，羅馬的商品流動和經濟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來自埃及的小麥、亞麻、葦紙，迦太基和西西里的糧食，小亞細亞的羊毛、木材和地毯，高盧的穀物、肉類和羊毛，西班牙和不列顛的各種礦物，波羅的海地區的琥珀、毛皮和奴隸，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象牙、黃金和奴隸，以及亞洲的香料、寶石、調味品和中國的絲綢，從四面八方湧向羅馬。在巨大的商品交換刺激下，羅馬的經濟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轉型，它不再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生產型社會，而是越來越明顯地轉向工商業為主的消費型經濟模式。

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海外糧食供應，使羅馬的物價低得驚人，羅馬城市人口曾高達100萬，另外還要供養幾十萬的常備軍和龐大的官僚體系，刻意壓低糧價成了羅馬帝國維持穩定的必要條件。對於意大利的農業生產而言，這種極低的糧價無異於從根本上摧毀了本國的糧食生產。小土地農戶已經全然喪失了市場競爭力，而谷田價格也空前低迷，農民的大規模破產為豪商們的土地兼并提供了天賜良機。大地主們採取了大規模的奴隸生產和耕種技術改良，降低了糧食的生產成本，即便如此，仍然無法同海外低價糧食進行競爭。

於是，在羅馬的很多地方，種植穀物僅僅為了滿足大莊園勞工所需的糧食，大地主們忽略了不賺錢的穀物，而轉向高利潤的經濟作物和畜牧業。意大利的葡萄酒、橄欖油和羊毛生產，成了羅馬帝國的畸形價格體系中最具競爭力的產品。普遍而言，羅馬的農業經濟中，畜牧業的利潤高於種植業，而種植業中，葡萄園的利潤高於菜園和橄欖園，谷田的收益最差。據估算，較大田莊每羅馬畝的小麥產量價值僅為38個第納爾[11]（畝產值約10個第納爾）。

如果以銀價每克4元人民幣計算，帝國初期的1個第納爾大約相當於今天的15元人民幣，糧食畝產價值僅為150元。

農業既然被海外糧食的競爭擠垮，羅馬用來平衡貿易的只能是葡萄酒、橄欖油和頗具競爭力的羊毛製品，以及逐步佔據優勢的手工業製品。

意大利的紅釉陶器壟斷了所有的市場；新興的玻璃器皿製造，特別是上色和雕花的漂亮製品，幾乎打垮了玻璃的原產地敘利亞；意大利的西北地區成為了冶金業的中心，青銅和銀製品的競爭力卓爾不凡，農具生產和鐵質兵器行銷整個帝國。另外，意大利製造的五金用具、油燈、珠寶、香膏等也是市場的熱門貨。

儘管意大利的工業品佔據了一定的優勢，但仍遠不足以抵償行省和海外的商品流入。羅馬越來越像一個超大型的消費都市，而意大利就是它的郊區。羅馬的畸形消費不是源於自身強大的生產能力和合理的市場交易，而更多的是依賴對行省的壓榨和盤剝。

羅馬的消費繁榮還刺激出很多高利潤的新興行業。羅馬的富人們對奇珍異獸的需求量頗大。據記載，一位莊園主飼養了一大群雞、鴨、鵝、孔雀、野豬等，每年的盈利高達1250第納爾，遠超經營農莊的收入。瓦羅在《論農業》中提到，一個養鳥專業戶飼養了5000隻鳥，每隻售價3第納爾，僅養鳥年盈利就高達1500第納爾，其利潤相當於經營200羅馬畝（約756畝）的較大農莊的兩倍。飼養珍禽獲利更厚，一隻孔雀售價50第納爾，用於孵化的孔雀蛋一顆售價高達5第納爾，在100隻孔雀中，僅小孔雀繁殖年進項就高達15000第納爾。

通過包稅、貢賦、高利貸、承建、貿易壟斷所獲取的巨額利潤，從行省向羅馬集中，再向土地進行轉移，造就了羅馬一大批超級富豪。如前三巨頭的克拉蘇，他所擁有的地產價值高達4億第納爾，堪稱羅馬的首富。他常說，一個無力用自己的財產維持一個軍團的人，算不上是一個富人，而維持一個羅馬軍團一年的費用高達150萬第納爾。凱撒也是一位大地主，在出征阿非利加之前，他向士兵們許諾：“當所有戰爭結束的時候，我一定分配土地給全體士兵們，不是和蘇拉一樣，從現有土地佔有者手中奪來土地分配給士兵們……而是把公有土地和我自己的土地分給士兵們，同時，我也一定給他們購買必需的工具。”

4億第納爾是個什麼概念呢？大約相當於400萬～500萬噸小麥！英國17世紀的首富的身家大約為2.1萬～4.2萬噸小麥，羅馬的首富是1000多年後英國首富的上百倍！

羅馬的財富分裂之嚴重，已到令人震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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