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第38章 財富分裂，折斷了夢想的翅膀(6)

戰爭永遠是一種強制性的財富重新分配的機制，它迫使政府進行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將富人集團的收入向參加戰爭的窮人子弟進行平移。無論是戰時軍人的工資，還是戰後複員軍人上大學的學費和軍人醫療福利，都為90%的窮人子弟提供了財富補貼，以及更加平等的發展機會。

從40年代初開始，10%的富人集團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從1927年的50%，跌到了1942年的35%，在1942年到1982年的40年中，美國90%的中下階級分享到了大約67%的國民收入，而10%富人的收入被壓制在33%左右。這正是美國戰後經濟繁榮和穩定的40年黃金歲月！

不過，富人集團並不滿意這樣的財富分配格局，特別是0.1%的超級富豪們的怨氣越來越大，1975年他們只拿到了2.6%的國民收入，而在1927年他們曾獨享10%的驚人份額。富人們怨聲載道，而超級富豪們更是怒不可遏。

20世紀70年代，以洛克菲勒家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決定徹底改變社會財富分配的規則，準備從根本上顛覆大蕭條以來逐步建立的福利國家制度，廢除國家對富人財富擴張的種種限制，讓財富分配的天平重新向他們傾斜。

1973年，約翰·洛克菲勒出版了《第二次美國革命》（TheSecondAmericanRevolution）一書，吹響了財富分配大革命的進軍號角。洛克菲勒明確指出，必須對政府進行激烈的改革，削減政府權力，“將政府的職能和責任，盡最大可能地轉到私人部門手中”。在書中，他刻意選擇了一些經濟案例，凸顯政府對金融、商業的管理毫無必要，對社會福利的支持是浪費錢財，只有不受任何限制地追逐利潤，以及與之相配套的金融體系，才是美國發展的動力源泉。

洛克菲勒“第二次革命”的一聲炮響，點燃了富人們壓抑已久的重新瓜分社會財富的慾望烈焰，在美國掀起了新自由主義的狂瀾。富人們指引方向，文人們猛烈炮轟，思想界、學術界、新聞界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政府運動，低效、無能、浪費、赤字、通脹的帽子鋪天蓋地，10%的富人集團巧借90%的窮人階級對20世紀70年代高通脹的不滿，借力打力，準備砸碎政府對金融和跨國公司的監管枷鎖。

說白了，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對公共福利的支持，妨礙了富人自由攫取財富的權力，他們要的是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在這樣的世界裏，政府不能約束富人對窮人的財富壓榨，但有義務防止窮人們起來反抗。

1976年，富人集團的“第二次革命”開始實施，在洛克菲勒資助下的精英組織“三邊委員會”，選中了毫不起眼的佐治亞州州長卡特作為總統的候選人，26名“三邊委員會”的骨幹被安插在卡特身邊，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卡特連面都沒見過。金融管制正是在卡特任內開始放鬆，後來的里根總統更是將去管制和私有化作為執政重心，老布殊繼承里根的衣缽再接再厲，克林頓的《金融現代化法案》一腳定乾坤，徹底將政府管制踢出了金融業的核心地帶。後來的小布殊則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放言要把政府關進籠子，而奧巴馬同樣沒有辜負富人集團的厚望，貧富分化創下美國立國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

制度性貪婪開始突破一切限制，他們將政府從經濟各個領域中全面擊退了，公營部門私有化，金融監管自由化，跨國公司壟斷化，銀行規模巨型化，各行各業“去管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富人革了誰的命呢？顯然是政府和窮人的命。從1978年開始到2008年的40年間，富人佔國民收入的份額逐步攀升，並再度達到1927年的水平，10%的富人席捲了國民收入的50%，而0.1%的超級富豪又一次獨享了10.4%的驚人份額！與此同時，國家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國債規模直線飆升，地方政府瀕臨破產，而90%的窮人實際收入卻倒退到1970年。

歷史竟是驚人的相似，當10%的富人佔有國民收入的50%之時，財富分裂的臨界點一旦突破，一場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同等規模的經濟危機再次降臨！就業復蘇同樣舉步維艱，貨幣寬鬆同樣效果極差，而2013年的貧富分化程度甚至比2007年更高，富人們拿走的國民收入份額不減反增！

奧巴馬競選時對貧富不公的猛烈抨擊，曾經打動了無數美國選民之心，他反擊貧富分化的決心是如此堅定和果敢，誓言是如此洪亮和清晰，聞者無不為之動容，“貧富分化同樣扭曲了我們的民主，它給極少數富人通過代價高昂的遊說和無限制的政治獻金，提供了超乎尋常的話語權，它把我們的民主制度賣給了出價最高的競價者，它讓絕大多數美國人懷疑華盛頓的政治機器被（富人）操縱來對付窮人，我們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並沒有代表美國人民的利益”。[12]

這是怎樣的一種制度？台上說的都是真話，而且是掏心掏肺的實話，干出來的事情竟是如此背道而馳！所謂口惠而實不至，奧巴馬真是樹立了鮮活的榜樣。

古人說，聽其言，觀其行。善哉斯言！

一個政府，無論它貼上什麼樣的制度標籤，採取何種改革措施，最終，貧富分化是逐漸好轉，還是日益惡化，這是判斷其性質的終極標準！

資產分化遠比收入分化更嚴重

貧富分化不僅體現在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均，更體現在資產擁有的巨大鴻溝。

一個年收入10萬的80后中產階級生活在北京，如果在2008年之前買房，他就能晉身為有房一族；如果到2013年還沒有買房，儘管他的收入在不斷提高，他也將喪失負擔房產的能力。房產就像一道財富的階級門檻，邁過去你會看到另一片世界，邁不過去你將永遠糾結。

在中國，房產是貧富差距的重要標誌之一；在美國，金融資產則是財富階層的等級壁壘。

當富人們在1976年發動財富分配革命時，首要突擊方向就是貨幣政策。貨幣主義的發祥地芝加哥大學，本來就是洛克菲勒財團用貨幣武裝起來的思想大本營，貨幣主義的興起對富人攫取社會財富立下了汗馬功勞。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被統治集團派去親自調教里根總統，同時也為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開小灶”，貨幣魔法被神化為包治經濟百病的萬靈藥。

超級富人們非常欣賞格林斯潘在1987年應付股災所採取的貨幣鐵腕，只要華爾街出現災難，美聯儲總是最先撲上去用印鈔票擺平一切麻煩。流動性救助和降息成了格林斯潘的拿手好戲，1987年股災只是牛刀小試。20世紀80年代末的儲貸危機時，美聯儲開始大規模救助銀行系統；90年代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危機中，中央銀行甚至出手拯救對沖基金，次貸危機之後就更是包攬了金融系統的所有風險。

伯南克比格林斯潘走得更遠，在印錢救銀行的規模上達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他是靠研究大蕭條起家，最令他扼腕長嘆的就是美聯儲在1929年到1933年沒有印出足夠的鈔票去挽救銀行，如此貼心的思路怎不讓超級富人們頷首讚許。

在美聯儲的精心呵護之下，華爾街大佬們全然沒了風險，賺了歸自己，賠了算國家。同時，通貨膨脹被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壓制了30年，長期利率走低成為世界共識，而資產價格暴漲則是理所當然。

在20世紀80年代僅有數百億美元資產的華爾街投資銀行，開始玩起了超短期回購和商業票據融資，然後反覆擴大長期資產規模的“養券”生意，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投行們竟坐擁上萬億美元的龐大資產，規模膨脹了上百倍。對沖基金、貨幣基金、保險公司也紛紛參與30年來最豐盛的資產盛宴。

吃大餐，就需要有大菜，這就是美國如吹氣球一般膨脹起來的債務規模。別人的債務就是金融體系的資產，國家債務、地方債務、公司債務、消費債務、按揭債務、學生債務、汽車債務、信用卡債務，都成了富人們的美味佳肴，利率不斷降低，債券就不斷升值，大菜變得更加開胃。有美聯儲守護着零利率，外加QE購債效果等同於負利率，資產升值更是令富人們眉開眼笑。

在1976年財富分配的轉折點上，美國所有負債不過5萬億美元，這是自17世紀殖民地時期開始，直到1976年為止的350年間積累起來的總債務。而1976年之後不過35年，美國的總負債就膨脹了10倍以上！以1/10的時間，欠下10倍的負債，這真是百倍的速度！

金融危機之後，負債不是爬升，而是在飛漲！在2008年到2009年區區兩年間，美國新增的債務總額就達到了5萬億，趕上了350年所積累的全部負債！

負債是對現金流的壓迫，而國家和民眾的超高負債，是對國民收入的巨大壓迫，它改變了社會財富的流向。在美聯儲的強力保護之下，富人們肆無忌憚地掠奪了窮人的財富。

在債務迅猛膨脹的一片繁榮之下，股票市場的資金高度充裕，公司擺脫了政府和工會的掣肘，大力削減了員工福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進一步壓縮了人力成本，同時獲得了巨大的稅差紅利，公司利潤獲得了驚人增長，30年股市的暴漲和源源不斷的股息分紅，使富人們的荷包更加膨脹。

在歷史上有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那就是豪強大戶很少納稅，當今世界也不例外。富人們不僅擁有壓倒性優勢的資產與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些資產與收入只承擔很低的稅負，這使得富人們的財富膨脹得更快，制定分配規則的權力更具支配性。

徵稅權是所有政府最重要的權力之一，也是一個社會進行自我平衡的關鍵手段。稅負不公平，財富分配就會失衡，貧富分化就是必然結果。一個社會出現制度性貪婪的重要標誌，就是稅收制度的均衡性被打破，從而造成不可逆轉的兩極分化，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帝國與王朝盛衰興亡的轉折點。

統治集團的貪婪墮落，不是會與不會的問題，而是快與慢的問題。社會制度如同一座建築，歷經風吹日晒，雨雪冰霜，它將必然走向老化，根基穩固並不斷維護的建築會持續更長的時間，而年久失修甚至自挖牆腳的建築則會加速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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