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三晉往事（五）

從“七七蘆溝橋事變”到太原淪陷，短短几個月的時間，閻錫山的十幾萬晉綏軍主力，已經喪失了70%，手中僅剩下兩三萬人；山西半壁河山，陷入敵手，一些未淪陷的地區，政權也已處於癱瘓狀態。又一路向南潰退的閻錫山此刻並沒有絕望。一方面是因為以臨汾為中心的晉南還在閻錫山的掌控之中，而另一方面在抗戰爆發以來，閻錫山頗為信任的青年才俊—薄一波一直都沒有令他失望。

薄一波於1937年8月所組建了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雖然沒有參與晉北和太原的戰役，但是發展迅猛。平型關鏖戰之時，薄一波所統率的“青年抗敵決死總隊”已經發展到一個團兵力，準備在五台山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但是在太和嶺口—閻錫山前線指揮所駐地。薄一波卻向閻錫山提出：“上黨地區是軍事重地，我要求率部隊到那裏去，建立一個抗戰的立腳點。”

上黨地區位於今天山西省的東南部，主要為長治、晉城兩市.它是由群山包圍起來的一塊高地。其東部、東南部是太行山脈，與今河北、河南二省分界；西南部為王屋、中條二山，與今河南省分界；西面是太岳山脈；北面為五雲山、八賦嶺等山地。上黨地區地高勢險，因此自古為戰略要地，狄子奇的《國策地名考》上說“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戰國時代有名的長平之役便是由於緣於秦趙兩國爭奪上黨。

當時的閻錫山剛剛以天鎮、陽高戰役擅自撤退的名義槍斃了晉綏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李服膺跟隨閻錫山多年，閻錫山為了平息山西民怨而殺他，多少有些“揮淚斬馬謖”的意味，同時也反應出當時閻錫山對晉綏軍將領們的失望。因此當薄一波提出率部到上黨去發展的提議，立即得到了閻錫山的同意。閻錫山更認為薄一波一介書生能有此等眼光而大喜過望，立即任命薄為山西第三行政區政治主任（后改為山西第三區專員公署專員）。

閻錫山並不知道薄一波的背後早有朱德和**兩位戰略家的指導。“青年抗敵決死總隊”挺進上黨揭開了中國**人建立太行、太岳抗日根據地的開始。而自太原失守后，國民政府在華北的抵抗基本結束，其政府官員也基本跑光了。舊政權雖已被日軍摧毀，但在廣大農村和大多數的小城鎮，日偽政權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華北大地之上出現了一段短暫的政權真空。**中央敏銳地抓住了這個寶貴的時機，**強調：“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建議：把八路軍在三個月內擴大到十萬。那時，在華北廣大地區，到處是要求一心想將日寇趕出家園的民眾，到處是潰兵扔下的槍支，人與槍結合起來，加上**的領導，立刻就變成了抗擊日寇的武裝力量。

而薄一波抓住這一契機，正式向閻錫山建議，組建5至10個旅的新軍。閻錫山聽了非常贊同，馬上批准先組建5個旅，並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名義發佈命令，由薄一波全權負責，從速組建。而從新軍組建開始一直到臨汾失守之前，閻錫山對新軍的態度是支持的，因為此時他一直依靠的山西舊軍**的一面已經充分暴露，部隊在日本人的進攻面前一敗塗地，地方政權全部瓦解，即便尚未淪陷的地區竟然無人敢出來執政，連縣長也無人敢當。“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窮人心惶惶，軍官扔部屬，小兵扔大槍”，就是這種現實的真實寫照。

面對這種狀況，閻錫山深感要想求得“存在”，依靠舊軍、舊政權已經不可能，而犧盟會和新軍敢於深入敵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堅持抗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這就成為他當時能夠依靠的唯一的力量。閻錫山對犧盟會和新軍的發展和活動，很少加以限制；對**人提出的絕大部分建議和意見，也都能夠採納和實施。而且在公開場合或者小圈子內部，閻錫山都表示了對新軍支持和讚揚肯定：“‘決死隊’是革命的，抗戰是最堅決的”，“薄一波不是軍人，但他們練下的軍隊能與敵人打，這就是因為他們的辦法是革命的、進步的”。犧盟會和決死隊是“革命青年”，一切辦法自然都是革命的。

在閻錫山的支持之下“青年抗敵決死總隊”由原來的四個總隊（相當於四個團）發展成四個縱隊（相當於十二個團），並成立了政衛隊。原來只有幾百人的工衛隊，也發展成相當於三個團的工人武裝縱隊。此外，還成立了許多獨立的抗日游擊支隊，各縣又組織了人民武裝自衛隊。通過閻錫山，犧盟會還推薦和委任了不少縣長和縣武裝自衛隊長。

1938年1月，晉察冀邊區成立人民政府，經各界民主選舉產生了“臨時行政委員會”，但還要得到國民黨政府批准才“合法”。一天，薄一波從敵後到閻錫山的駐地辦事，梁化之告訴他：**在晉東北成立一個“晉察冀邊區臨時政府”，來過七次電報，並派胡仁奎來活動，請求批准。閻錫山回答說：“我只管一個晉，怎麼能批冀，還有察呢？”

薄一波立即找到閻錫山，說：“聽說晉察冀邊區要申請成立臨時行政委員會，這是件大好事，應該馬上批。正如你所說，現在兵荒馬亂，正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時候。這個委員會中，有七個委員是我帶到五台山地區準備在那裏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人，他們都是我們的人。你批准了，我們的勢力就可以擴充到河北、察哈爾。因此，批準是上策，不批準是失策。”閻錫山聽后覺得有道理，馬上就批准了，並電告國民黨中央政府行政院備了案。中國**對這一段時期在山西發動群眾，組建抗日武裝的薄一波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說他是“戴着閻錫山的帽子，說著**”的話，可謂形象。

但是從1938年初開始，日軍華北方面軍為使華北、華中連起來，以圖佔領徐州、威脅武漢，即開始了向黃河北岸中**隊的進攻作戰。2月初，日軍從北面、東面分兩路向晉南大舉進攻，欲打通同蒲線，奪取風陵渡，聚殲中**隊於黃河北岸。為實現這一進擊意圖，侵華日軍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集中第二十、第一○九師團，第一○八、第十四師團各一部向山西省南部及西部進犯，採取兵分兩路、分進合擊、迂迴包圍的戰法。其中，一路由太原沿同蒲路南下，一路由平漢路沿邯（鄲）長（治）路西進，由此造成晉南重鎮臨汾陷於被圍危險之中。而當時閻錫山的第二戰區長官部、衛立煌的第十四集團軍總部、山西省綏靖公署、**中央北方局以及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等軍政機關都駐在臨汾，戰場態勢可謂極為不利。

日軍的大舉進犯，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放棄已經醞釀多時的反攻太原作戰計劃，而組織東線防禦，以抵禦東線日軍向西進犯，穩定晉東南局勢。但是除了八路軍在靈石、孝義以西地區、午城、井溝一線打了幾場漂亮的伏擊戰之外，**各部皆接戰失利，紛紛從臨汾轉移到呂梁山的隰縣、大寧、吉縣等地。當時，閻錫山數次向國民黨中央政府請求，蔣介石才允許第二戰區指揮部過黃河移至宜川縣秋林地區，但不準其部隊到黃河以西，只能在山西堅守作戰。閻錫山此時也提出了“守土抗戰”的口號。在毫無退路的情況下，閻錫山命令他的第十九軍組織了川口戰役。王靖國將兩個師部署於隰縣東北的川口和大麥一線，想阻擊日軍前進，但又以失敗告終。

臨汾淪陷，日軍打通了同蒲路佔領了風陵渡。從事實上已經掃蕩了閻錫山在山西所有的地盤。閻錫山經蒲縣、大寧、鄉寧、吉縣，退到陝西宜川縣桑柏村之後，似乎回過味來了。這時，八路軍和犧盟會、決死隊等抗日進步力量，卻在敵人後方，在山西廣大農村和山區，積極發動群眾，建立敵後政權，開闢抗日游擊根據地，使抗日救亡的烈火熊熊燃燒起來。閻錫山看到這種局面之後，進一步感到抗戰不到一年，崩潰了的是他的軍事力量，瓦解了的是他的舊政權，而強大起來的卻是**、八路軍和犧盟會、決死隊等革命力量。這種為他人作嫁衣的感覺，使閻錫山惴惴不安。

1938年12月汪精衛叛國投敵；1939年國民黨五中全會蔣介石發表“抗戰到底”就是“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狀態”的談話；會後連續頒發了《共黨問題處置辦法》、《防止異黨活動辦法》、《淪陷區防止共黨活動辦法》，實行“防共”、“溶共”的**政策。在這種形勢下，閻錫山的政治態度顯著起了變化，走向陰謀**、對敵妥協的道路。1939年3月在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召開的“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

會議中，閻錫山鼓吹妥協論。他一再說，抗戰削弱了“二戰區”，壯大了**八路軍，“要自謀生存之道”。認為中國抗戰前途將是：“中日不議而和，國共不宣而戰。”、“抗戰與和平是個政治問題。不能說主張抗戰就對，主張和平就不對”；“不能說汪精衛是漢奸”；“蔣(介石)先生腦筋中決無抗戰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協的問題了”。講到統一戰線，閻說：“今天光講抗戰不講復興是不對的。共抗戰是朋友，共復興是同志。今天要團結同志，打擊朋友。我不能背上棺材抗戰。”閻錫山鼓吹對日妥協投降的言論，遭到以薄一波為首的犧盟會和新軍代表的抵制和反對。犧盟會方面要求閻向全國發出聲討汪精衛的電文，遭到他的拒絕，他說：他“從來沒有用個人的名義去反對另一個人”。

到了5月底，犧盟會、決死隊的主要領導幹部都陸續回去了，但閻錫山為了讓犧盟會、決死隊群龍無首，執意把薄一波留下，不準回去。當時薄一波已經看出，閻錫山要“攤牌”了。為了擺脫羈絆，及早返回部隊，薄一波找到閻錫山，直截了當地說：“梁化之說得對，決死一縱隊完全是**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員，也不可能回到山西軍序列。不過我回去，還可以做點工作。你看怎麼樣?”閻錫山猶豫好久，說：“也對。”這才同意放行。可薄一波一走便是金鱗脫得金鉤去。抗日決死隊再也沒有回到他閻某人的掌握之中。

閻錫山原以為，經過這麼長時間的部署，只要一聲令下，便可大功告成，遂於1939年12月初，命令陳長捷指揮第六十一軍、第十九軍等部，圍攻駐守在晉西南的決死隊第二縱隊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接着命令山西的晉綏軍向新軍發動全面進攻。然而精明的閻錫山卻又一次打錯了算盤。晉綏軍的進攻遭到新軍堅決的反擊，八路軍也大力協助。經過半個月的激烈戰鬥，徹底粉碎了晉綏軍的進攻。新軍除決死三縱隊損失一部分外，其餘33個團全部離開了閻錫山，分別在晉綏根據地和晉冀魯豫根據地與八路軍會師。“十二月事變”后，在八路軍總部指導下，經過整軍，決死一、三縱隊正式編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戰鬥序列，決死二、四縱隊則納入第一二○師戰鬥序列。

對於這個結局，閻錫山深記在心。後來他曾經對人提起：“我一生辦事，都能按我的設想打算去做，並且多有成果。但是在成立新軍這件事上，吃了一夥年輕人的虧。這是我事先沒有想到的。”但是對於薄一波的才幹閻錫山還是欣賞的。曾慨嘆：“我山西是個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這兩個人都為我所用，我就可以統治全中國，可惜他們都跑到**那裏去了。”而閻錫山更沒有想到的是他正是在薄一波和徐向前的手中丟失了整個山西。

就在閻錫山發動“十二月事變”的同時，侵華日軍由於在中國抗戰軍民的打擊之下，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迷夢早已破滅，困難日益加深，已經陷入持久戰的汪洋大海之中。於是，開始製造所謂的“和平”，企圖採用誘降的手段滅亡中國。閻錫山一貫親日**，本來就是侵華日軍誘降的對象。早在太原淪陷不久，偽省長蘇體仁就秉承日軍的意旨，授意偽省公署秘書曲憲純（閻錫山的表侄）找閻宜亭（閻錫山的族侄，太原西羊市晉恆木廠商人），到晉西向閻錫山面交蘇體仁的信件，告知日軍願和閻錫山“親善合作”，不再以兵戎相見。閻錫山當即複信，表示願意與日軍“合作防共”。十二月事變后，閻錫山既然決心**，更是日軍拉攏他投降的大好時機。

此後雙方更是多次秘密接觸，1941年3月，閻錫山再次派趙承綬到白壁關與日軍駐汾陽若松旅團的宮內參謀會談。口頭商定了所謂《汾陽協定》，日方答應先給閻錫山50個團的裝備，撥發步槍五萬枝，機槍五千挺，以便消滅**。只要閻錫山通電脫離重慶國民政府，發表“獨立宣言”。便先進駐孝義，待日方將晉中府十縣政權交閻方接管后，再進駐太原；接管雁門以南政權，擴充力量后，再進駐北京；屆時日方將華北政權交閻錫山接管，組織“華北國”。條件不可謂不優厚。

此後雙方物資頻繁交換，關係越加密切。閻錫山則積極準備回太原。這時，晉系與日方勾結已成為公開的秘密。蔣介石為了維持抗戰的局面，不得不派軍令部長徐永昌、銓敘部長賈景德到晉西，勸阻閻錫山，並答應解決山西的困難。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的王世英也會見了閻錫山，抓住閻投降的危機問題，對時局作了詳細、透徹的分析，使閻不得不在聯日的同時，靜觀時局的變化，等待美、日和談的結局，看一看日本將要南下太平洋還是北攻蘇聯。1942年12月1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接着，太平洋戰爭爆發。閻錫山大吃一驚，只好改變態度，由積極投降改變為等待觀望，對《汾陽協定》的履行，也暫時停止下來。

1942年4月，日軍見策動閻錫山的工作始終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便再次邀請閻錫山親自到太原談判。隨後，又經過一個多月的往返磋商，最後閻錫山同意親自在吉縣安平村與日軍舉行會議，會議決定在5月6日舉行。安平村有107戶人家，是山區的一個大村莊，在吉縣城南是晉綏軍前哨陣地。村南隔一條溝，便是日軍防地，雙方隔溝相峙。

因為會議氣氛十分緊張，談了一個上午，雙方不得不“暫時休會”，共進午餐。閻錫山舉行宴會，招待日本山西派遣軍司令官岩松等人。飯後各自回到休息室休息。這時，楊貞吉得到報告，發現在日本人來的路上，有許多騾馬向安平村前進。楊立即報告了閻錫山。閻錫山聽后，認為這是日本人在會議上沒有達到目的，要用武力相威脅，便搓手搖頭，十分驚惶，決定逃走。

據說那一隊騾馬馱着的是4000萬法幣，法幣是當時蔣介石政府發行的貨幣，跟汪精衛發行的偽幣和日軍發行的軍票比，絕對是硬通貨。手裏有了法幣，就可以保證軍需物資的採購和後勤供應。在村口待命的馬隊接到暗示，要把錢送到談判窯洞裏。負責送錢的日軍軍官一定是興奮過度，當即大聲對下屬發出軍令指示∶法幣，前進！在窯洞裏的閻錫山冷不丁聽到這個聲音，大驚失色，二話不說，甩手起身奪門而逃……。因為在日語裏“法幣”的讀音和“炮兵”完全相同。閻錫山在日本軍校學習過，對這句話是再熟悉不過了。當然這不過是安平會議的一個笑談，不可當真。

1938年10月—1941年12月的中日相持階段之中，日本的確在中國戰場之上佔盡優勢，但是鑒於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與所剩無幾的戰略資源和後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政府知道它沒有能力管理所有佔領了的中國國土。日本的作戰方針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華”，轉變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並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

而在佔領區內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民眾加入皇協軍的隊伍，製造了大量的偽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中國國民政府內部也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了更為溫和的語氣外，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分擔給中國，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后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

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戰爭最為緊張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中國抗戰的士氣受到巨大打擊。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汪精衛在軍統策劃的刺殺事件中生還，這使得他徹底投向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方開展秘密談判，年底秘密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在這樣的大氛圍之下，精於算計又與汪精衛頗有淵源的閻錫山完全不對和談動心是不可能的，從“聯共抗日”到“聯日抗共”的轉變其實並不困難。畢竟“卧床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八路軍自1937年開進山西以來，便於當年秋冬先後創建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三大抗日根據地。面對這樣的局面，一直視山西為自己禁臠的閻錫山又怎麼可能不急在心頭呢？

誠如其對心腹部下所說的：“目前咱們的處境很不好，蔣介石要借抗戰的名消滅咱們，不發給咱們足夠的經費，也不給補充人員和武器，處處歧視咱們，事事和咱們為難。**對咱們更不好，到處打擊咱們，八路軍在山西各地有嚴密組織，把老百姓都攏過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們，那就只有被消滅。咱自己的人也不穩定，宜生（指傅作義）已離開咱們，陳長捷也在動搖。青年幹部左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傾的跑到蔣先生那裏做官賺錢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專門拉咱的幹部。咱們如果想在中國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後怎麼轉變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還能談到其他事業嗎？抗戰固然是好事，但又沒有勝利把握，就是打勝了，沒有咱們也不行。權衡情況，目前只有暫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發展咱們自己，這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也是咱們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