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 歸隱（大結局）

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利用現在的局勢，發展我國和東亞聯盟的實力，目前西域的自然改造已經告一段落，黃河的治理也初見成效，國家經濟運轉正常，擺在我們面前的其實就是劉少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說過的‘先進的生產力同落後的上層建築的矛盾’.

許多原來的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合現在飛速發展的國民經濟，中華民族有強大的生產力，目前國家在宏觀經濟控制中應該清醒的看到，我們現在面臨的商品過剩是‘絕對過剩’，而不是‘相對過剩’，國家和政府有義務和責任去給這些過剩的商品找出路，當然，我上面講的這些過剩也包括東亞聯盟中的高麗和日本這樣經濟發達的國家，日本加入東亞聯盟以後同美國經濟脫軌，走出了長期低迷的谷地.

但是尋找新的市場仍然是長期的難題，東盟這幾個經濟發達國家加起來的總值按實際購買力來計算恐怕要超過整個世界的一半以上，這樣的壓力將會長期的壓在我們頭上。我建議，對於那些貧窮的國家要求他們用資源、主權、土地來交換我們的產品，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宴席。

對於中亞的幾個國家，我們要加緊經濟擴張，要弄出的條件只能是我們接受的了，而日本和高麗沒有辦法接受才行，東亞聯盟內部不能搞內訌，否則，我們精心打造的外部防禦就前功盡棄了。

那麼要實現上面的目標，我們首先是要內部團結，認識一致，現在的大好局面是經過幾代*人辛勤努力的結果，我們要正確的認識這個歷史，也要正確的評估這個歷史。

但是到了今天，再去提過時的口號就不合適了，*應該是全國人民的，而不是某個階級或階層的，他代表的利益是全國人民的利益，是中華民族的利益。這並不是說黨的性質變了，而是黨的內涵升華了，從中國*建立的那一天起，我們的先輩就把繁榮昌盛中華民族作為最基本的責任，這個責任是我們推卸不掉的。

*是為全國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也是體現我們中國民主特色的政黨，她不是哪一個人的，更不是哪一群人的。這正是我們主席現在提出立黨為公和執政為民的實際意義和現實意義。”

會議上大多數人被的論點給弄的有點發矇，而常委中卻都在點頭，我繼續說下去，“全面評估我們過去的各種管理制度，有利於我們今後的發展，特別是在我們黨賦予新的內涵以後，對於國家控制的外延就更大，我們在今後發展和開拓的疆土會更多，內部沒有理順就是拿到了也會丟失，成吉思汗拿了那麼多，最後所剩幾何？

所以，我認為當前最緊要的是把一些制度理順，把那些在下面放任自流的權利收上來，建立嶄新的幹部制度、監督制度、稽查制度、彈劾制度，政府職能部門要建立時效處理制度，對於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要在規定的時間內上交到高一級部門，實在沒有地方交還有人大嗎，還有黨中央嗎。

對於國家軍隊的管理也要徹底的打破條塊交叉管理的制度，建立新型的轄制方式，對於軍隊的預算制度也要進行改革，國家現在並不是缺錢，可是為什麼部隊的經費老是那麼緊張呢？就是預算制度是個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部隊發展，層層上報，層層砍指標，可是依據？不合理，不科學。

這些制度的建立不是我說的這麼容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以前研究不夠，力度也不大，這次，我提議，由中央主席負責，安排具體專門人士借鑒國內外的經驗和模式，借鑒歷史上的教訓，在短期內拿出實施預案給大家討論，經過反覆修改的方案出來后，經黨代會和人代會通過後執行，我們要儘可能的在制度上保證我們黨和政府的廉潔，保證我們的黨可以長盛不衰。”

到會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們沒有想到我會冒出這麼多讓大家忌諱的論點，更沒有想到，我說起來百無禁忌，有幾個書記竟氣憤的站起來批評我是在亂黨亂政，組織部長更是義正詞嚴的說，“司徒同志的觀點是與馬列主義背道而馳的，也是同*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理論相矛盾的，更是黨章所不能允許的，是亂黨謀國禍國殃民的大陰謀，對於國際形勢的推斷和國內政治決策也是越俎代庖，違反組織原則的，我們是不稱霸的國家，那樣擴張豈不是要我們去爭霸全球？豈不是又要把我們的國家投入到水深火熱之中去？儘管司徒同志為我黨做出過一定的貢獻，但是在思想上卻不能和黨同心同德，建議解除他的一切職務和給其留黨查看的處分。”

我一聽樂了，“好啊！我正發愁退休不批哪，早知道可以這樣退休，我還不用廢那麼多心思哪。我同意組織部長對我的處理意見。”一種玩世不恭的心態油然而生。

會議的議題一下子變了，黎珠江首先表態，“司徒的思想已經脫離了馬列主義政黨的精髓，雖然有些是代表民眾的呼聲，但是，我們黨的工作方針不是由個別民眾的呼聲來決定的，是廣大黨員來決定的，反腐敗不能擴大化，這在歷史上有教訓，起碼司徒同志應該停職反省一段時間，中央也要認真研究他的說法，起碼是一個好的反面教材嗎，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現實中的階級消亡了但是不等於意識形態里的階級消亡了，一旦有機會，現實里的階級還會捲土重來，這是我們要警惕的。”這幾句冠冕堂皇的話把我給置於死地了。許多自詡馬列主義的專家都附議組織部長的建議，儘管主席和總理反對，我還是被會議決定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對於這樣的離職，我心裏還是很不服氣的，一個人要想給國家給人民做點事情怎麼就成了彌天大罪了？但是，好在我又自由了，又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總的來說還是開心的。

小易和小陳都寫了辭職報告，先後去了我的公司任職。其他的軍地幹部也受我的牽連，提前退休的退休，調職的調職，好在我們這個班子是廉潔的，沒有一個人因為經濟問題工作問題被審查，撤職。這樣突然的人事變動給地方帶來影響是必然的，遺憾的是那些被株連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是我的所謂親信，而大多都是官場上的低能兒。

主席和總理在送我離開北京的時候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有力的握着我的手，一邊一個，默默無語。最後主席說了一句，“當國家和民族需要你的時候，你還是要來啊！”我抬頭望了望晴朗的天空，麻木的嘆了口氣，“搞政治我不行，你們也強不到哪裏去，你們好自為之吧。”

（大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