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社會矛盾

趙頊在上京翹首以盼之時，王安石等人也已經出發了，帶着汴京五十六萬官員、軍隊和百姓，順着汴河漕運水道一路南下。

汴河之上已經不能用千帆來形容這次遷都的壯舉，整條汴河水道上早在一個月前就已經禁止任何船隻駛入，現在卻是整條汴河水道上都是船隻。

遷都船隊從汴京出發，順着汴河一路南下，途經陳留、襄邑、應天府、永城、宿州、靈壁、盱眙七座大城市，然後從盱眙入隋唐大運河，途經淮陰、楚州、高郵、揚州四座大城，最後從瓜州進入長江，往東達到長江口，折向進入松江，中途進入黃浦江，到達上京。

這條水道長期以來的作用就是把東南的錢糧輸送到汴京，維持汴京的虛假繁榮。

此時，王安石與司馬光等人都站在船頭，望着一路浩浩蕩蕩的船隊，望着一路上因為這條水道而興起的大城市。

“君實還是擔心官家再開邊事？”王安石問道。

“不全是官家那邊，你不是說職方司最近傳來北遼軍隊大規模調動的消息嗎？”司馬光擔憂地說道。

見王安石一臉憂鬱不再說話，司馬光搖頭嘆息道：“如今大宋嚴重缺糧，官家還是堅持要拓展海外，設立金州，需要供應十萬人的口糧還可以從流求調撥，這也就算了。可是，官家還要西征印度，攻打朱羅國，說好只派一萬水師過去支援三佛齊就可以了。官家卻硬是抽調了五萬遠征軍，五萬保甲軍，要去擴大凌牙州，這裏又是十萬人的口糧。如果北遼乘機發難，後果不堪設想！”

司馬光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古代，一旦出現糧荒，伴隨而來的一定是兵災。所謂兵災，就是為了搶糧食。中國曆朝歷代，治亂循環，其實都是農業的脆弱性導致的。

精耕細作下的農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但是農業又是非常不穩定的基本上靠天吃飯的產業。許多王朝差不多都是被天災所毀滅的，旱蝗水震，是農業國家的殺手。

旱災、蝗災、水災、地震，這四大殺手，一旦露出獠牙，那麼糧食就會歉收，在精耕細作農業下增長起來的人口就會面臨毀滅性打擊。大量人口將死於飢荒！隨後是為了奪取糧食而爆發的兵災，兵災一起，十室九空！

在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就締造了一個半億帝國，漢朝人口達到了五千萬。而漢武帝一朝前期，漢朝的版圖還不包括廣大的南方地區。可是，直到現在大宋開發了南方地區，大宋的人口也不過八千萬。

漢朝的農業生產力水平根本無法與宋朝相對比，那麼阻擾大宋人口暴增的原因在那裏？還是農業的脆弱性。

隋朝時期，中國的人口達到七千萬。隋朝大亂，人口銳減，在唐朝初立時，只有一千五百萬。唐朝末年，人口規模達到六千萬，還沒有超過隋朝末年的水平。然而，歷經五代之亂，當宋朝定鼎天下時，人口銳減到三千萬，這還是因為五代之時，南方人口仍然保持着一定增長。

到現在，大宋歷經一百多年的發展，人口才上漲到八千萬。人口增長是緩慢的，而要銳減只需要一次天災，只需要一次兵災。中國的治亂循環的根源就在這裏。

很多人認為中國治亂循環的根源在於人地矛盾，這其實是一個誤解。比如，現在的大宋，東南人口最多，人平均土地面積最少，但是東南卻是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不僅可以滿足自己，反而能夠接濟汴京，生產出大量的商品糧。同時，也使得工商業更加繁榮。

而湖廣地區和西南山區，人煙稀少，人平均土地面積最大，但是因為人口太少，無法做到精耕細作，而廣種薄收的生產方式，導致糧食產量極低。

但是，因為古代交通不便，生產力水平不高。成本高額加上收回成本的時間太長，修建水道馳道，遷徙人口開發，都是需要十分豐富的儲備才能進行的。要開發一個地區，必須要運糧過去，作為開發的物資基礎，然而，交通不便，運糧消耗太大，本來就不多的糧食儲備大部分消耗在了運輸途中。開荒就和打仗一般，是極其消耗錢糧的。

大宋本來極為富有，儲備豐厚，但也被趙頊的大遷徙大開發折騰得差不多了，就連民間的最後一點潛力都被榨乾了。

如果趙頊不是穿越為帝，並且控制了軍隊，這樣的大移民大開發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見，人地矛盾是局部的，是相對的。脆弱的農業才是根源，交通不便才是根源。

“這也沒有辦法，官家畢竟太年輕了，我們只能竭盡所能為官家補漏洞了。其實，官家也有他的考慮。官家的眼界遠比我們要遠得多，我們總是忤逆官家也不好。皇權與相權之爭，自唐起就越演越烈，朝堂之上的傾軋，受苦的還是底層百姓，但願這次大選是一個終結點。”王安石安慰道。

“職方司的密報說，官家派出的十萬印度遠征軍，沒有向廣東路各州要一粒糧食。”軍部尚書熊本說道。

“哦，看來官家又是和上次一樣，拿軍備從交趾換糧食了。這樣也好。”司馬光心裏也平靜了一些。

從趙頊命令遠征軍從交趾換糧食，司馬光知道了趙頊也認識到了大宋的糧荒危機。只是，交趾已經與占城、真臘打了兩年仗，交易的糧食應該也不會很多。所以司馬光心裏也只是平靜了一些而已。

“君實，別忘了，占城稻是從哪裏來的。北方豪族之家大都囤積了大量的糧食，各級官府已經高價向他們收購了一些，南方百姓，裝備了突火槍，打獵也積攢了一些肉食。沿海各地，出海打漁的百姓越來越多，遠的已經到日本去打魚了。從日本北海運來的海魚一船接一船，這可比幫助日本開荒要划算的多。海衛軍以捕魚練兵，縱橫海上，其中捕獲的大魚不知道有多少，基本上實現了軍糧自給。如此算的話，東海與南海就是大宋的大糧倉，大宋的疆土面積等於增加了一倍。糧食的問題根本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嚴重！只要連續三年，大宋不發生大規模的災荒，糧食危機就能渡過。”王安石對大宋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交趾和占城兩國都是大規模種植占城稻的國家，因為地理位置比較好，算來，也是一個大糧倉。從交趾得到十萬人的糧草，並非難事！後世的的東南亞、中國、印度各國都是水稻種植大國。在還沒有引進美洲的玉米、番薯等高產農作物之時，水稻是舊大陸農業產量最高的農作物。

如今，大宋的主要農作物，糧食作物有：稻、麥、豆、粟、黍五種，經濟作物有：棉花、甘蔗、茶樹、油菜、苧麻、桑樹六種。還有從天方世界引進的一些蔬菜：胡蘿蔔、菠菜等，本土的蔬菜也有蘿蔔、白菜等。各種農作物種類高達三百多種。

這些都是歷史上有記載的，隨着趙頊的到來，各種農作物得到研究和推廣，特別是甘蔗和占城稻。新式的先進的農具得到普及，直到十二世紀才普遍使用的鋼刃農具已經提前實現普及。由於這些，王安石才有信心，在三年內渡過糧食危機，有信心推行十年大治天下的計劃。

要知道，修建水利馳道都是十分耗費錢財的事情。如果按史學家司馬光的看法，一定是堅決反對的。以史為鑒，歷史上的秦隋兩大王朝，就是因為修建馳道水道，太過耗費民力，才引發大規模農民起義的。

“介甫，十年大治的計劃，使我們商議好的。這件事，由你主持，我放心。就怕官家在這個過程中干涉太多，官家雄心勃勃，到時，怕是稍微有點功績，就想着做漢武唐宗了。有時候，我也的確佩服官家的高瞻遠矚，可是官家這個人不踏實，就怕高瞻遠矚變成好高騖遠了。”司馬光解釋道。

“官家有時候的確讓人捉摸不透，但官家絕非嗜血暴戾之徒，他似乎總在害怕什麼事情，才變得不可接近，但也並不完全聽不進諫言。這點，君實應該比我要懂得到吧！”王安石回應道。

“太祖皇帝開創大宋之時，有言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家看似對政事堂放權了，但是很多時候又乾坤獨斷，完全聽不得反對的聲音。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官家這種性情，總是讓人不放心。大宋的江山社稷不能寄托在官家的性情上。官家的遠見和剋制，我也十分讚賞，但畢竟不是沒有君主都能夠做到。如果官家的性情成為了一種傳統，被後代昏庸之君模仿，我們再多的苦心經營，又怎麼經得起昏君的摧殘？”司馬光辯解道。

“這個君實放心。官家對我好像有種天生的信任。這次大選，官家不是同意了嗎？大選過後，完善體制，限制官家利用聲望控制百姓和軍隊的事情，就拜託給你了。大宋要長治久安，自然要看的還是制度。畢竟昏君常有，賢君百年難得。太祖皇帝立下的祖制，已經被官家破壞殆盡，重建更完善的治國體制，已經刻不容緩。”王安石一臉笑呵呵地說道。

王安石之所以笑着說道，是為了避免被司馬光認為這是炫耀，炫耀官家只信他王安石。王安石所說的從制度上而不是從禮法上限制君主的權力，這是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邁進的前奏。

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事實上包含着諸多的矛盾：周邊民族政權與宋朝的矛盾，宋朝國庫空虛與大宋富有的矛盾，南方士大夫與北方士大夫的矛盾，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大地主大商人與中小地主商人的矛盾，地主土地資本與商人貨幣資本的矛盾，手工業開始脫離農業自立與農業生產能力脆弱的矛盾，宋朝中央集權與各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新興的商品經濟思想與傳統的農本經濟思想的矛盾。

諸多矛盾所反應的正是文明邁進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激烈變動和鬥爭。如果加上趙頊穿越而來，又多了一重矛盾，歷史發展局限與催動社會快速發展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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