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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進了！”

我們笑着。我們大叫着。我們歡呼、雀躍。我們全家人都聚在自家的小房子裏收聽着比賽實況，就跟巴西全國的其他人家一樣。

300英裡外的里約熱內盧，在熱情喧囂的家鄉人民面前，強大的巴西正在世界盃決賽中對陣弱小的烏拉圭。下半場開始后2分鐘，巴西前鋒弗里亞卡擺脫一名防守隊員，送出一記銳利的低平球，越過守門員，打進了球網。

巴西1，烏拉圭0。

這進球真漂亮——即便我們無法目睹，也是如此。我們這個小城鎮上沒有電視機，其實，巴西的第一個電視台就是在1950年世界盃時才建立的，但是只有在里約才能收看。所以，對我們而言，對大多數巴西人而言，就只能通過電台收聽比賽了。我們家有一台大收音機，四方形的機身，圓形旋鈕，還有v形的天線，就放在客廳的角落裏。而現在我們正在它的旁邊，瘋狂地跳着、歡呼着、高叫着。

那時我9歲。但現在我仍記着那種感覺：歡快、自豪，我最愛的兩個事物——足球和巴西——正與勝利結合在一起，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了。我記得當時母親舒適的微笑，還有父親，我的偶像，那幾年他一直因自己的足球夢破滅而憂慮不安，也突然煥發了青春，他擁抱着來家裏聽球賽的朋友，歡喜若狂。

這種快樂，持續了19分鐘。

當時的我，跟數百萬巴西人一樣，尚未學到人生的教訓——在人生中，跟在球賽中一樣，終場哨聲響起之前，沒有什麼事是肯定的。

啊，當時的我們又怎麼可能知道這個道理呢？我們都是年輕人，在一個年輕的國家，熱愛着一個“年輕”的體育項目。

我們的旅程才剛剛開始。

1950年7月16日，每個巴西人都記得這一天，它就像親人離世一樣永遠銘刻在我們心頭。而在此之前，很難想像有東西能將這個國家聚攏在一起。

當時的巴西國民因各種因素而難以凝聚，巨大的國土面積即是其一。我們這個小城鎮——巴魯，位於聖保羅州的高原上，似乎與魅力非凡的海濱首都、本屆世界盃決賽地點的里約有着天壤之別。里約意味着森巴舞、熱帶氣候和比基尼女郎——這是大多數外國人對巴西的印象。而巴魯，在比賽那天冷得嚇人，母親只好把廚房的爐子點着了——這是件很奢侈的事，但母親覺得這樣能提升客廳里的溫度，不至於讓前來聽球賽的客人們凍死。

如果身在巴魯都感覺距離里約是如此偏遠，那麼那些在亞馬孫平原、廣闊的潘塔納爾濕地或東北部乾旱的岩石地區的人們什麼感覺就不難想像了。巴西的國土面積比美國本土要大一些，而在當時，人們感覺巴西要大得多。當時極其富有的人才買得起汽車，而全巴西都幾乎找不到可供汽車行駛的鋪面道路。到家鄉外面看一看——這只是一個只有少數幸運兒可能實現的夢想。我15歲才看到大海，更不用說見到身穿比基尼的女郎了。

事實上，地理因素只是造成巴西國民難以凝聚的因素之一。巴西，在某些方面來看是一個富饒的國度，黃金、石油、咖啡……資源豐富，而這個國家似乎同時具有兩副面孔。里約的富翁和政客們住着巴黎風格的大廈，玩的是賽馬，享受的是海濱度假。但在1950年巴西首次承辦世界盃時，有一半的巴西人都吃不飽肚子，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識字。我跟弟弟妹妹就屬於那些赤着腳走路的那一半巴西人。這種不公平源自我們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而到我為止，我們家脫離奴隸身份才剛剛三代人。

多年之後，在我退役之後，我見到了偉大的納爾遜·曼德拉，在所有我獲準會面的人當中——教皇、總統、國王、荷里活影星等等，他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曼德拉對我說：“貝利，在南非，我們有太多人種，有太多語言。而在巴西，你們的資源那麼富饒，還只說一種語言，葡萄牙語。為什麼你的國家還是不富強？你們國家為什麼不團結？”

當時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現在也找不到確切的答案。但在我這一生中，在這73年時間裏，我目睹到了進步。我知道我們會不斷進步，因為我看到了它的開始。

是的，人們可以咒罵1950年7月16日這一天，只要他們喜歡。我能理解，因為我也這樣做過。但在我記憶中，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了一起。那一天，整個國家的人都圍聚在收音機旁，一起歡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個國家心氣相投。

那一天，我們開始發現足球的真正影響力。

我關於足球的最早的記憶，其實是街頭臨時拼湊的踢球遊戲：低矮的磚房、坑坑窪窪的泥土路，進球，歡呼，在冷冷的空氣里大口喘氣。我們一踢就是幾個小時，直到踢得腳疼，太陽下山，母親叫我們回家。沒有高檔的球具，沒有昂貴的球衣，只有一個球——或像球的某樣東西。而這都無法掩蓋這一運動的魅力。

我對足球的一切知識，最早來自我的父親——若昂·拉莫斯·多·納西門托。跟幾乎每個巴西人一樣，人們都記不住他的本名，而都叫他的綽號“唐丁霍”。

父親出生於巴西的米納斯吉拉斯州一個小鎮，小鎮的葡萄牙語本意為“大礦區”，因為在殖民時期這裏曾發現了大量金礦。父親與母親塞萊斯特相識時，他仍在服兵役；母親那時還在上學。他們結婚時母親15歲，16歲時就懷上了我。他們給我取名叫“埃德森”，為的是紀念托馬斯·愛迪生，因為在我出生的1940年，電燈剛剛出現在我們的小鎮上。父母對其深為震撼，就決定以他的名字給我取名，以此來向他表示敬意。結果卻是，他們漏掉了名字中的一個字母；但我還是很喜歡這個名字的。

父親認真對待服兵役這件事，但他真正熱愛的是足球。他身高約1.83米，身材比一般巴西人都要強壯，在他那個年代尤其如此，並且，他的球技非常好。他高高躍起，頭球得分的能力很強，曾經在一場比賽中攻入5個頭球。到現在為止，這仍是一項全國紀錄。多年之後人們會誇張地說——貝利在巴西唯一沒有打破的紀錄就是他父親保持的！

這不是巧合。我相信，父親本能成為巴西足球史上的偉人之一，但他沒有得到證明自己的機會。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正在米納斯吉拉斯州一個名叫“trescoracoes”（特雷斯科拉松伊斯）——意為“三顆心臟”的小鎮參加半職業聯賽。說實話，他們的境況很不好，因為只有少數幾個精英俱樂部的薪水還算不錯，其他大部分俱樂部都窮得叮噹響。所以，足球運動員總背着一種恥辱，就像舞蹈家、藝術家等職業——其從業者追逐的是熱情，而非金錢回報。我們家在不同的城鎮間漂泊，父親在哪裏踢球，我們就搬到哪裏。曾經有一年的時間，我們全家住在一個旅館裏——那種與豪華毫不沾邊的旅館，後來我們常常將其當成笑料，說那是個供球員和差旅商人、流浪漢落腳的零星級酒店。

1942年，就在我2歲生日之前，似乎所有的付出終於有了回報。父親迎來了事業的轉機，他被米內羅競技俱樂部——米納斯吉拉斯州最大、最有錢的俱樂部招入麾下。父親終於找到了一份既能踢球又能養活我們全家的工作，甚至能使家庭邁入小康的行列。那時父親25歲，他的輝煌前程才剛剛開始。但是，就在他的首場比賽中——對陣的是里約的聖克里斯托旺俱樂部，當父親全速與對方一位名叫奧古斯托的後衛撞在一起時，災難發生了。

奧古斯托沒什麼大礙，他康復之後繼續踢球。但父親那時正處在巔峰時期，卻災難性地傷了膝蓋——韌帶，或許是半月板。我說“或許”，是因為當時沒有核磁共振對其進行細緻檢查；事實上，當時的巴西，連運動醫學都沒有。我們不知道他傷在哪裏，也不知道該如何治療。我們只知道在傷處敷上冰袋，抬高它，聽天由命。不消說，父親的膝傷再也沒有痊癒。

因為無法再度出場比賽，父親很快就被俱樂部解僱，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松伊斯的家裏。父親從此就靠打短工掙錢，家裏的生計常常難以為繼。

即便是在境況最好的時候，家裏的生活也很艱難，現在父親回到了家裏，養着膝蓋，希望它能痊癒，從而能夠再次返回米內羅競技或者其他賺錢的俱樂部里踢球。我理解他這樣做的原因，他認為這是能給家人像樣的生活的最佳途徑。但是，因為他不再踢球，家裏就幾乎沒有了收入，而在上世紀40年代的巴西，又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體系。更嚴峻的是，家裏又多了兩張吃飯的嘴——我的弟弟雅伊爾、妹妹瑪利亞·露西亞又出生了。另外，祖母安博羅西娜、舅舅豪爾赫也搬來與我們同住。

我們兄妹幾個都穿着二手衣服，有時候甚至是穿用裝麥子的麻袋改成的衣服，也沒有錢買鞋。有時候，家裏僅有的食物就是麵包加上一片香蕉，有時則是舅舅從工作的雜貨店裏帶回家的大米和豆子。而與很多巴西人相比，我們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因為我們從未挨餓。並且，家裏的房子還算寬敞，全家人並未住在貧民窟（用巴西話說，是favela）里。但是房子的屋頂漏水，一下雨就滿地是水。全家人始終是在提心弔膽地過日子，因為大家——包括兩個小孩子在內——都不知道下一頓飯從何而來。任何經歷過這種貧困的人都有這種體會，這是一種忐忑、一種恐懼，一旦進到你的骨頭裏，就永遠擺脫不掉。說實話，時至今日，我有時候還有這種感覺。

搬到巴魯之後，家裏的境況稍稍有了好轉。父親在卡薩盧西塔尼亞商店找到一份工作，其老闆正是巴魯競技俱樂部——bac——的老闆，而bac是巴魯兩支半職業球隊之一。周一到周五，父親就在商店裏幹着跑腿打雜的活，煮咖啡、送咖啡、寄信等等。到了周末，他就是bac的明星中鋒。

在球場上，父親展現出了曾經一度讓他接近成功的足球才華。他攻入了很多進球，1946年他帶領bac得到了聖保羅州的半職業聯賽冠軍。他還有種非凡的魅力，即便經歷了足球生涯的厄運，他仍保持優雅和勇氣。巴魯的每個人都認識他，喜歡他，而我也總被人認出是“唐丁霍的兒子”——這個稱謂我從過去到現在都心感自豪。但家裏的日子還是很難，我甚至曾經想過——如果不能為家裏的飯桌上帶來食物，名氣管個什麼用。

我曾經想過，為什麼父親不去學另一門技能，從事另一種職業。但是足球就是這麼慷慨，又這麼殘酷。中了足球的魔咒，就永遠沒有脫身的時候。當父親發現自己的夢想已近破滅，他就將自己的身心和夢想都放在了另一個人身上。

“啊，你覺得自己踢得很好了，嗯？”

我低頭盯着雙腳，笑着。

“踢這裏。”他說著，指着家裏牆上的一個點。

如果我踢出的球擊中了目標，他就會咧嘴一笑，接着又沉下臉來。

“很好！換另一隻腳！”英雄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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