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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進了！”
我們笑着。我們大叫着。我們歡呼、雀躍。我們全家人都聚在自家的小房子裏收聽着比賽實況，就跟巴西全國的其他人家一樣。
300英裡外的里約熱內盧，在熱情喧囂的家鄉人民面前，強大的巴西正在世界盃決賽中對陣弱小的烏拉圭。下半場開始后2分鐘，巴西前鋒弗里亞卡擺脫一名防守隊員，送出一記銳利的低平球，越過守門員，打進了球網。
巴西1，烏拉圭0。
這進球真漂亮——即便我們無法目睹，也是如此。我們這個小城鎮上沒有電視機，其實，巴西的第一個電視台就是在1950年世界盃時才建立的，但是只有在里約才能收看。所以，對我們而言，對大多數巴西人而言，就只能通過電台收聽比賽了。我們家有一台大收音機，四方形的機身，圓形旋鈕，還有v形的天線，就放在客廳的角落裏。而現在我們正在它的旁邊，瘋狂地跳着、歡呼着、高叫着。
那時我9歲。但現在我仍記着那種感覺：歡快、自豪，我最愛的兩個事物——足球和巴西——正與勝利結合在一起，這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了。我記得當時母親舒適的微笑，還有父親，我的偶像，那幾年他一直因自己的足球夢破滅而憂慮不安，也突然煥發了青春，他擁抱着來家裏聽球賽的朋友，歡喜若狂。
這種快樂，持續了19分鐘。
當時的我，跟數百萬巴西人一樣，尚未學到人生的教訓——在人生中，跟在球賽中一樣，終場哨聲響起之前，沒有什麼事是肯定的。
啊，當時的我們又怎麼可能知道這個道理呢？我們都是年輕人，在一個年輕的國家，熱愛着一個“年輕”的體育項目。
我們的旅程才剛剛開始。
1950年7月16日，每個巴西人都記得這一天，它就像親人離世一樣永遠銘刻在我們心頭。而在此之前，很難想像有東西能將這個國家聚攏在一起。
當時的巴西國民因各種因素而難以凝聚，巨大的國土面積即是其一。我們這個小城鎮——巴魯，位於聖保羅州的高原上，似乎與魅力非凡的海濱首都、本屆世界盃決賽地點的里約有着天壤之別。里約意味着森巴舞、熱帶氣候和比基尼女郎——這是大多數外國人對巴西的印象。而巴魯，在比賽那天冷得嚇人，母親只好把廚房的爐子點着了——這是件很奢侈的事，但母親覺得這樣能提升客廳里的溫度，不至於讓前來聽球賽的客人們凍死。
如果身在巴魯都感覺距離里約是如此偏遠，那麼那些在亞馬孫平原、廣闊的潘塔納爾濕地或東北部乾旱的岩石地區的人們什麼感覺就不難想像了。巴西的國土面積比美國本土要大一些，而在當時，人們感覺巴西要大得多。當時極其富有的人才買得起汽車，而全巴西都幾乎找不到可供汽車行駛的鋪面道路。到家鄉外面看一看——這只是一個只有少數幸運兒可能實現的夢想。我15歲才看到大海，更不用說見到身穿比基尼的女郎了。
事實上，地理因素只是造成巴西國民難以凝聚的因素之一。巴西，在某些方面來看是一個富饒的國度，黃金、石油、咖啡……資源豐富，而這個國家似乎同時具有兩副面孔。里約的富翁和政客們住着巴黎風格的大廈，玩的是賽馬，享受的是海濱度假。但在1950年巴西首次承辦世界盃時，有一半的巴西人都吃不飽肚子，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識字。我跟弟弟妹妹就屬於那些赤着腳走路的那一半巴西人。這種不公平源自我們的政治、文化和歷史，而到我為止，我們家脫離奴隸身份才剛剛三代人。
多年之後，在我退役之後，我見到了偉大的納爾遜·曼德拉，在所有我獲準會面的人當中——教皇、總統、國王、荷里活影星等等，他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曼德拉對我說：“貝利，在南非，我們有太多人種，有太多語言。而在巴西，你們的資源那麼富饒，還只說一種語言，葡萄牙語。為什麼你的國家還是不富強？你們國家為什麼不團結？”
當時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現在也找不到確切的答案。但在我這一生中，在這73年時間裏，我目睹到了進步。我知道我們會不斷進步，因為我看到了它的開始。
是的，人們可以咒罵1950年7月16日這一天，只要他們喜歡。我能理解，因為我也這樣做過。但在我記憶中，這是巴西人的心第一次凝聚在了一起。那一天，整個國家的人都圍聚在收音機旁，一起歡呼，一起痛苦……第一次，整個國家心氣相投。
那一天，我們開始發現足球的真正影響力。
我關於足球的最早的記憶，其實是街頭臨時拼湊的踢球遊戲：低矮的磚房、坑坑窪窪的泥土路，進球，歡呼，在冷冷的空氣里大口喘氣。我們一踢就是幾個小時，直到踢得腳疼，太陽下山，母親叫我們回家。沒有高檔的球具，沒有昂貴的球衣，只有一個球——或像球的某樣東西。而這都無法掩蓋這一運動的魅力。
我對足球的一切知識，最早來自我的父親——若昂·拉莫斯·多·納西門托。跟幾乎每個巴西人一樣，人們都記不住他的本名，而都叫他的綽號“唐丁霍”。
父親出生於巴西的米納斯吉拉斯州一個小鎮，小鎮的葡萄牙語本意為“大礦區”，因為在殖民時期這裏曾發現了大量金礦。父親與母親塞萊斯特相識時，他仍在服兵役；母親那時還在上學。他們結婚時母親15歲，16歲時就懷上了我。他們給我取名叫“埃德森”，為的是紀念托馬斯·愛迪生，因為在我出生的1940年，電燈剛剛出現在我們的小鎮上。父母對其深為震撼，就決定以他的名字給我取名，以此來向他表示敬意。結果卻是，他們漏掉了名字中的一個字母；但我還是很喜歡這個名字的。
父親認真對待服兵役這件事，但他真正熱愛的是足球。他身高約1.83米，身材比一般巴西人都要強壯，在他那個年代尤其如此，並且，他的球技非常好。他高高躍起，頭球得分的能力很強，曾經在一場比賽中攻入5個頭球。到現在為止，這仍是一項全國紀錄。多年之後人們會誇張地說——貝利在巴西唯一沒有打破的紀錄就是他父親保持的！
這不是巧合。我相信，父親本能成為巴西足球史上的偉人之一，但他沒有得到證明自己的機會。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正在米納斯吉拉斯州一個名叫“trescoracoes”（特雷斯科拉松伊斯）——意為“三顆心臟”的小鎮參加半職業聯賽。說實話，他們的境況很不好，因為只有少數幾個精英俱樂部的薪水還算不錯，其他大部分俱樂部都窮得叮噹響。所以，足球運動員總背着一種恥辱，就像舞蹈家、藝術家等職業——其從業者追逐的是熱情，而非金錢回報。我們家在不同的城鎮間漂泊，父親在哪裏踢球，我們就搬到哪裏。曾經有一年的時間，我們全家住在一個旅館裏——那種與豪華毫不沾邊的旅館，後來我們常常將其當成笑料，說那是個供球員和差旅商人、流浪漢落腳的零星級酒店。
1942年，就在我2歲生日之前，似乎所有的付出終於有了回報。父親迎來了事業的轉機，他被米內羅競技俱樂部——米納斯吉拉斯州最大、最有錢的俱樂部招入麾下。父親終於找到了一份既能踢球又能養活我們全家的工作，甚至能使家庭邁入小康的行列。那時父親25歲，他的輝煌前程才剛剛開始。但是，就在他的首場比賽中——對陣的是里約的聖克里斯托旺俱樂部，當父親全速與對方一位名叫奧古斯托的後衛撞在一起時，災難發生了。
奧古斯托沒什麼大礙，他康復之後繼續踢球。但父親那時正處在巔峰時期，卻災難性地傷了膝蓋——韌帶，或許是半月板。我說“或許”，是因為當時沒有核磁共振對其進行細緻檢查；事實上，當時的巴西，連運動醫學都沒有。我們不知道他傷在哪裏，也不知道該如何治療。我們只知道在傷處敷上冰袋，抬高它，聽天由命。不消說，父親的膝傷再也沒有痊癒。
因為無法再度出場比賽，父親很快就被俱樂部解僱，回到了特雷斯科拉松伊斯的家裏。父親從此就靠打短工掙錢，家裏的生計常常難以為繼。
即便是在境況最好的時候，家裏的生活也很艱難，現在父親回到了家裏，養着膝蓋，希望它能痊癒，從而能夠再次返回米內羅競技或者其他賺錢的俱樂部里踢球。我理解他這樣做的原因，他認為這是能給家人像樣的生活的最佳途徑。但是，因為他不再踢球，家裏就幾乎沒有了收入，而在上世紀40年代的巴西，又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體系。更嚴峻的是，家裏又多了兩張吃飯的嘴——我的弟弟雅伊爾、妹妹瑪利亞·露西亞又出生了。另外，祖母安博羅西娜、舅舅豪爾赫也搬來與我們同住。
我們兄妹幾個都穿着二手衣服，有時候甚至是穿用裝麥子的麻袋改成的衣服，也沒有錢買鞋。有時候，家裏僅有的食物就是麵包加上一片香蕉，有時則是舅舅從工作的雜貨店裏帶回家的大米和豆子。而與很多巴西人相比，我們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因為我們從未挨餓。並且，家裏的房子還算寬敞，全家人並未住在貧民窟（用巴西話說，是favela）里。但是房子的屋頂漏水，一下雨就滿地是水。全家人始終是在提心弔膽地過日子，因為大家——包括兩個小孩子在內——都不知道下一頓飯從何而來。任何經歷過這種貧困的人都有這種體會，這是一種忐忑、一種恐懼，一旦進到你的骨頭裏，就永遠擺脫不掉。說實話，時至今日，我有時候還有這種感覺。
搬到巴魯之後，家裏的境況稍稍有了好轉。父親在卡薩盧西塔尼亞商店找到一份工作，其老闆正是巴魯競技俱樂部——bac——的老闆，而bac是巴魯兩支半職業球隊之一。周一到周五，父親就在商店裏幹着跑腿打雜的活，煮咖啡、送咖啡、寄信等等。到了周末，他就是bac的明星中鋒。
在球場上，父親展現出了曾經一度讓他接近成功的足球才華。他攻入了很多進球，1946年他帶領bac得到了聖保羅州的半職業聯賽冠軍。他還有種非凡的魅力，即便經歷了足球生涯的厄運，他仍保持優雅和勇氣。巴魯的每個人都認識他，喜歡他，而我也總被人認出是“唐丁霍的兒子”——這個稱謂我從過去到現在都心感自豪。但家裏的日子還是很難，我甚至曾經想過——如果不能為家裏的飯桌上帶來食物，名氣管個什麼用。
我曾經想過，為什麼父親不去學另一門技能，從事另一種職業。但是足球就是這麼慷慨，又這麼殘酷。中了足球的魔咒，就永遠沒有脫身的時候。當父親發現自己的夢想已近破滅，他就將自己的身心和夢想都放在了另一個人身上。
“啊，你覺得自己踢得很好了，嗯？”
我低頭盯着雙腳，笑着。
“踢這裏。”他說著，指着家裏牆上的一個點。
如果我踢出的球擊中了目標，他就會咧嘴一笑，接着又沉下臉來。
“很好！換另一隻腳！”
砰！
“用頭頂！”
砰！
就這樣，一連好幾個小時的練習，有時直到夜晚，就我們兩個人，我和他。這些都是足球的基本功：盤帶，射門，傳球。絕大多數的時候，我們都沒有機會到鎮上的球場裏練習，就找塊空地練起來：家裏的小院子、外面的街道（即魯賓斯·阿魯達大街）都是我們練球的場地。有時候他給我講自己比賽的經歷，有時候則是給我演示學來的或自創的動作。偶爾他還會給我說起他的哥哥，父親說，他哥哥是一個中場球員，得分能力比他還強，但在25歲就去世了——納西門托家裏又一個前途無量卻中道夭折的慘劇。
大多數時候，我們就是在練球，學習足球的基本技能。回頭想想，有些練習十分有趣，其中有一個就是將足球掛在樹枝上，我一連幾小時用頭頂它。但跟父親教我如何用頭將球頂入球網的技術相比，那就是小兒科了。他會雙手抱球，用它一遍遍砸我的前額，嘴裏還說：“別眨眼！別眨眼！”他的觀點是，要想把頭球練好，首先就是在頂球時睜着眼睛。他甚至對我說，只要是在家裏閑着沒事，就要拿球自己砸自己的頭。我聽他的話，就這麼做了，現在想想，當時的樣子一定很滑稽。但是，很顯然，父親認為這種練習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對的，這種訓練使我在職業生涯中獲益匪淺。
除了頭球，父親還重點讓我學會兩種技能：一是在控球時將球控制得離身體越近越好；二是不管什麼動作，雙腳要做到同樣好。
為什麼他要重點強調這兩個技能？也許是因為我們受到練習場地的限制——巴魯的街道、後院、小巷等等。也許父親意識到我瘦小的身材。成年後，我的身高只有1.70米，即便在那個時候，我的身高也算是比較矮小的。所以，跟父親不同，我在球場上沒有身體優勢。如果我不能將對手撞開，不能比他們跳得更高，那我腳上的技巧就得比他們更好，我得學會將球變成身體的延伸。
說實話，父親教我這些其實是冒着很大風險的，因為母親很不願意她的長子成為一個足球運動員。在母親看來，足球就是一個死胡同，是一條通往貧困的道路。她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無微不至地照料着全家人。而當家裏充斥着夢想家時，她肩上的擔子就更重了。她想讓我把空閑時間都用在學習上，用知識去改變命運。從過去到現在，她一直就像是坐在我們肩頭的天使一樣，總在鼓勵我們去做正確的、高尚的、有益的事。她想讓我們所有人過得更好。所以，開始那幾年，每當她逮到我踢球，就會痛罵我一頓。有時候比這還厲害！
母親良苦的用心阻擋不了父親和我。她又能做什麼呢？我們父子二人都中了足球的魔咒。隨着時間推移，我們仍是在小院子裏練球。母親走到旁邊，雙手叉腰，聽天由命般長嘆道：“嗯，真好，又把你的大兒子拉進去了。等他吃不上飯的時候，可別跟我抱怨說後悔沒讓他學醫、學法律！”
父親則抱着她的腰，笑着答道：“別擔心，塞萊斯特。等他把左腳練好，就什麼都不用擔心了。”
體育夢破滅的父母轉而去訓練自己的兒女重走自己的道路——這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也常常伴隨着風險。有的孩子厭惡這種期望所帶來的壓力，有的則是不堪承受壓力而崩潰，有的孩子則再也不會去碰球。
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原因很簡單：我愛足球。我喜歡腳上有球、臉上灑滿陽光的感覺，還有隊友間的友情、進球后全身過電一般的興奮……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歡跟父親在一起。在我們練球的那些時間裏，父親絕不可能認為我有一天會因為踢球而變得出名、有錢，在那個年代，這種想法是絕無可能的。我想，他只是愛這項運動，並想把這種愛傳給自己的兒子。
他做到了。我想說，我對足球的愛從未衰減過。它就在我的內心深處，就像宗教信仰或母語一樣。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但令我驚異的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仍無法將對足球的愛與對他的愛分割開來。
我這一生中，有幸在世界上近乎所有最好的球場裏踢過球——里約的馬拉卡納球場、巴塞隆拿的諾坎普球場，甚至還有紐約的洋基體育場。但我最早踢球的地方，還是神聖的“魯賓斯·阿魯達球場”——它其實根本不是一個球場，而是巴魯老家門前的一條土路。鄰居家的孩子們就是我最早的對手。我們把舊鞋當作球門，街邊的房子就是球場界線（大多數時候是這樣），若是一個大腳把路燈或窗玻璃踢碎了，我們就瘋狂逃散；而我常常是受到指責的那個人，因為小鎮上的人都知道，我是這群孩子裏最迷戀足球的人。我想，這恐怕也是身為“唐丁霍的兒子”不利的一面吧。
我認為足球比其他任何運動項目都更能將人凝聚在一起，這一點在我們的街頭足球中得到了印證。其他運動，如棒球、板球或美式橄欖球，都需要昂貴的器具或精心組織的球隊；而對巴魯這些貧窮、無組織的孩子來說，以上條件是遙不可及的。而足球，只需要一個球就行了。不論是1對1踢，還是11對11踢，獲得的樂趣是一樣的。在我們這個小區里，我幾乎隨時都能找到6或10個孩子一起踢球。我們的母親就在近旁，她們能看護着我們避免出什麼事。但在上世紀40年代，在這樣的巴西小鎮上，她們的擔心根本沒有必要——街上沒有汽車，幾乎沒有暴力犯罪事件，並且，街坊四鄰彼此都認識。所以，不論在什麼時候，“魯賓斯·阿魯達球場”幾乎總有球賽，除非裁判——我的母親，把我們驅散。
足球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加入進來，不論是矮小還是高大，強壯還是瘦弱，只要會跑會踢，就能上場。所以，我們的街頭球賽集結了五花八門的球員，每次比賽都像是聯合國開大會：敘利亞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當然還有很多跟我一樣的巴西黑人。
從這一點來看，巴魯就是巴西的縮影，後者吸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移民。巴西就是一個大熔爐，其人口組成多種多樣，幾乎跟美國一樣。外人-大多不知道，聖保羅的日裔人口僅次於日本。巴魯距離聖保羅有200多英里，其面積是聖保羅的百萬分之一，但我們這裏的移民同樣很多，他們的祖輩最初都是在巴魯小鎮之外的咖啡種植園工作的人。我的鄰居中，既有姓kamazuki的，又有姓haddad的，還有姓mari的。足球讓我們把彼此的差異置之腦後，有時候踢完球，我會去夥伴們家裏，吃日式炒麵、羊肉麵餅或巴西豆米飯。在這個小小的地球村裡，我種下了對其他文化着迷的種子，在其後的歲月里，我幸運地沉湎其中。
在小夥伴們中間，我踢球的熱情最高，所以往往由我負責把大家分成兩隊。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為什麼呢？嗯，不謙虛地說，父親對我的訓練已經開花結果，而這正是問題的所在。我所在的一方常常會以12:3或20:6的成績碾壓對方，別的孩子，甚至那些比我大的孩子都不願跟我做對手。所以，開始的時候，為了保持大家的興趣，我就不按人數分隊，比如說，這邊3個人，那邊7個人，我則在那個人少的隊伍里。但是這樣還是不行，所以我就在上半場擔任守門員，盡量保持雙方的比分均衡，下半場才開始攻擊。而幼年時擔任守門員的這個決定給我的人生帶來了一個奇怪的影響，並讓我獲得了那個全世界聞名的綽號。綽號在巴西是個很有趣的東西，幾乎每個人都有綽號，有的人甚至有三四個。那時，我的綽號其實是“迪科”，家裏人都這麼叫我。我弟弟雅伊爾的綽號是“佐卡”，我們倆要是不踢球，就跟別的孩子到幾個街區外的火車站玩，看那些來自聖保羅或別處的旅客，這是我們觀看世界的窗口。其他日子裏，我們就去鐵路橋下的巴魯河上釣魚。我們買不起漁竿和釣魚線，就借來圓形木框的紗窗，把魚從水裏撈上來。有時候，我們去巴魯小鎮外面的樹林裏玩，或者是從樹上摘杧果和李子，或是打鳥。那裏有一種名叫tiziu的鳥，而我的另一個外號就因此而來，因為它又小、又黑、又快！
我的童年其實並不都是快樂的時光，因為家裏的經濟狀況不佳，我在7歲時就開始打零工了。舅舅豪爾赫借給我一點兒錢，我買了一套擦鞋工具——一個小盒子，幾個鞋刷子，還有一條皮帶用於挎着鞋盒走動。開始時，我給朋友們或家人擦鞋練習技術，熟練之後就到火車站給過往的旅客擦鞋。幾年之後，我又去了一家鞋廠工作。還有一段時間裏，我將街坊里一位敘利亞女人做的pastel——一種美味的油炸餃，常用碎牛肉、奶酪或棕櫚芯做餡——送到小販那裏。他然後就去穿鎮而過的3條鐵路線中的一條近旁，把這些食物賣給旅客。
這些零工都掙不了多少錢，巴魯是個窮地方，跟巴西其他地方一樣。擦鞋的那段時間裏我就發現，這裏有太多擦鞋匠，但是鞋太少了。不論掙多掙少，我總是把錢交給母親，她就用那些錢給家人買食物。家裏稍稍寬裕的時候，母親就會給我幾枚硬幣，讓我去看戲。
還有學校。我在學校里的表現跟在球場上比起來就差得遠了。我對足球的熱情把我變成了一個冥頑不靈、桀驁不馴的學生。有時候，我會從教室里走出來，在院子裏盤帶一個紙團玩。為了讓我遵守紀律，老師們對我用盡了方法——讓我跪在一堆干豆子上，或是將紙揉成一團塞到我嘴裏不讓我上課時說話，有一位老師甚至讓我面壁站着，雙臂伸展，就像里約的耶穌基督雕塑一樣。我記得有一次我惹了大麻煩：我爬到了老師的桌子底下看她的裙底……
時間長了，我對學校也厭倦了。可以做的事情有那麼多，而我逃學的次數也越來越多。當時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在上世紀40年代末，巴西的學齡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上學，其中只有六分之一進了中學。話雖如此，這也不是個恰當的借口。很久之後，我為自己在校期間未能用心學習而後悔，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又付出了很多。
不論是好是壞，我都將大多數精力放在了球場上面。在這裏我們無須考慮貧窮，無須考慮父母，也不必因以往的悲慘而耿耿於懷。在球場上，沒有窮富之分，在這裏，踢球就是一切。日復一日，我們在球場上交談、呼吸、生活。我們當中很少有人知道，足球即將成為巴西有史以來最大盛事的主題。
那時跟現在一樣，沒有什麼事情能像世界盃一樣讓所有人為之興奮激動。每過4年，這項賽事都將世界各國聚在一起，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裏比賽、慶祝、遊行。它就像是一個盛大的聚會，整個星球都受邀參加。在過去56年時間裏，我參加了每一屆的世界盃，或者是作為球員，或者是作為球迷，或者是作為這項運動的“宣傳大使”。以我的“權威”經驗而言，再沒有什麼事情比世界盃更好了。當然，奧運會也很好，但在我看來，奧運會裏的比賽項目太多了；而在世界盃上，只有足球——其*不斷疊加，最終在決賽時到達頂點，那時一個新的世界王者橫空出世。
現在的世界盃似乎已經成了一個雷打不動的習俗，但在1950年，世界盃首次踏上巴西土壤時，它還只是一個相對新穎的想法而已，並且它的根基並不牢固。第一屆世界盃僅僅開始於20年前，在1930年。當時一位名叫儒勒斯·雷米特的法國人——當時的國際足聯主席——決定為這項最受人歡迎的體育項目創立一個展示的平台。他的想法是，每4年將世界各國球隊聚在一起同台競技，時間就在每兩屆夏季奧運會中間，希望能夠提高各國足球隊的公眾形象，並促進世界和諧。遺憾的是，當時只有男子世界盃，而在幾十年之後才有人提出了一個極好的、姍姍來遲的主意，同樣為女子足球舉辦世界盃比賽。
開始的幾屆世界盃，其參賽國可謂形形色色，有古巴、羅馬尼亞、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等，還有像巴西、意大利這樣的足球強國。世界盃的聲望和觀眾人數逐屆增長，到了1938年法國世界盃時，其球場已經大到可以容納數萬人。但當年的世界盃也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比賽前奧地利退出了比賽，因為在3個月前他們被德國吞併了。那一屆的德國隊招入了數名奧地利頂級球員，但他們第一輪就被淘汰了，而在巴黎球場進行的那場球賽，現場觀眾火藥味十足，甚至往球場裏扔瓶子。不幸的是，這種牽扯進政治因素的世界盃其後還有。
1年之後二戰爆發，世界盃——跟很多別的活動一樣——被長久擱置。1945年戰爭結束，但大多數歐洲國家飽受戰火摧殘，一心重建城市和工廠，很多年後人們才又想起該辦一屆全球足球比賽了。到了1950年，世界盃終於回來了，但國際足聯需要一個國家來承辦這場賽事，這個國家得是未被戰火波及，並有能力建造球場及其他相應設施的，於是他們選中了巴西。
雖說有了主辦國，但很多國家已經遍體鱗傷，無法派出球隊到南美參賽。那時可不像現在能坐着噴氣式客機出行，從歐洲到巴西需要30個小時的行程，中間還得在佛得角和累西腓等地中轉。德國當時尚被盟軍佔領並一分為二，被禁止參賽。日本也是如此。蘇格蘭和土耳其在最後時刻退出了比賽。最終，歐洲這個南美之外足球力量最強的大洲只有6個國家參賽。這對他們而言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但對巴西而言就是個天賜良機。我們仍盼着自己的首個世界盃冠軍，它卻總是跟我們擦肩而過。現在，競爭者少了，又是在自己家門口舉辦，我們怎麼可能再讓它從手邊溜走？
在巴魯，跟巴西的其他地方一樣，我們都因世界盃而發起了燒；也許並不全是比賽的原因，而是我們都已經深信不疑——我們已經將世界冠軍納入囊中。那時我剛剛9歲，但早已懂事。“世界盃是我們的了！”我記得父親在晚上收聽收音機里播報的世界盃準備工作進展時，就這樣一遍遍自信滿滿地說，“世界盃是我們的了，迪科！”
在小夥伴們中間，我們也討論着賽后的慶祝和遊行，還爭論着誰要去看獎盃。我們一邊在街頭踢球，一邊幻想自己就是世界冠軍。事實上這件事非常怪異，因為不論我走到哪裏，都找不到一個認為巴西可能得不到世界盃的人。
巴西煥發了新的能量，每個人都能感覺得到。人們走路似乎都在跳躍，想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即便是在巴魯這樣偏僻、與世界盃有關的僅僅是些風言風語的地方也是如此。我們這些在“魯賓斯·阿魯達球場”踢球的小孩也心潮澎湃，想做點大事表現一下。我們把往常的街球比賽升級，成立了“正兒八經”的球隊，就像巴西國家隊、父親的bac球隊一樣。我們還想有真正的裝備——球衣、球褲、鞋、襪子，當然，我們還需要一個比一團襪子更像樣的足球。
但是有個問題：我們連1毛錢都沒有。
我向大家建議說，或許我們可以把手裏的足球貼畫湊起來換錢。足球貼畫在當時非常流行，就像現在的棒球卡一樣，每張貼畫上面都有一個球員照片，外加幾句話的簡介。我的想法是，大家把手裏的貼畫都拿出來，放在一本集郵簿里，主要收集的是里約和聖保羅的球隊貼畫，因為那樣會更值錢。然後再找一個買家，將貼畫換成一個真正的足球。
大家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議，但這點錢距離我們的目標還差很遠。一個名叫澤波多的小孩建議說，我們可以在馬戲團和電影院裏賣烤花生掙錢。啊，好主意！可是到哪裏去弄花生呢？後來我們才發現，原來澤波多早就有了主意，他狡猾地笑了笑，說我們可以從鐵路旁的倉庫里偷一些。
聽到這個主意，我們當中有幾個孩子很不安。我記得母親的嚴厲警告，她說偷竊是一種嚴重的罪惡。我能感到，其他小孩子也有同樣的想法。但澤波多很善於遊說，他說，不去偷倉庫的話，可以到火車車皮里拿一些，畢竟，誰會在乎少了幾包花生呢？
“還有，”他補充道，“誰不同意就是臭狗屎！”
好吧，我們反駁不了他，於是就戰戰兢兢地去了火車站。作為隊伍的非正式領袖，我跟另一個孩子被大家推舉出來，鑽進車皮里去偷花生。我還心存疑慮，但……為了足球吧，我想。
進入車皮之後，我的腦中全是母親的樣子，她叉着手看着我們，搖着頭，眼裏全是譴責和悲哀。但是到了這一步，悔改也晚了。我們把麻布袋割開，花生就像潮水一樣涌在地板上。我們瘋狂地將花生裝進衣服兜里，用襯衫兜起來，還裝滿了一個帶來的銹鐵桶。時間是如此漫長，終於，我們帶着贓物跟其他孩子會合。我們快速地跑回家，一路上高興地笑着、叫着，就像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我們把花生烤熟，按計劃將其賣出去，用得來的錢買了球褲。這些錢還不夠買球衣的，而再次到火車站“碰運氣”實在是個壞點子，於是，我們就降低標準，買了比賽背心。雖然襪子和鞋仍然沒有着落，但我們已經很興奮，無暇去考慮了。起初我們把自己的球隊稱為“descalsos”——意思是“赤腳者”；後來卻發現，在巴魯已經有好幾個叫這個名字的球隊了——當然，其名字的起源與我們一樣。
後來我們把球隊命名為“setedesetembro”，那是一個小鎮的名字，而它又是因為巴西獨立日——9月7日而得名。有了裝備，又有兩三個好球員，我們開始正兒八經把自己當一回事了。每場比賽之前，我們都會一本正經地排隊入場——好吧，走上大街，就像父親的球隊所做的那樣。我們跟近處的幾個球隊排好賽程，並且贏下了大部分比賽，有時候甚至是兩位數的得分優勢。踢球時，我花樣百出，用頭、用膝……有時候，我會狂笑着過人，突破對方倒霉的防守隊員，然後破門得分。
一天晚上，父親從雜貨店下班回家，一副心緒煩亂的樣子。晚飯過後，他說要跟我談談——單獨談談。
“今天，我經過你跟朋友們踢球的地方，我看見你了。”他說道。
我的眼睛亮了起來，他一定是看到我的精彩表現了？
“我很生氣，迪科，”他繼續說道，“我看見你嘲弄別的孩子。你應該尊重他們。你的才華？那都不是你的，是上帝賜給你的！”
“上帝沒有賜給別的孩子同樣的才華，那又怎樣？你沒有權利表現出高人一等的樣子。”
“你還只是個孩子，”他嚴肅地說道，在我面前搖了搖手指，“你還什麼都不是，什麼都不是。有一天，等你取得了成就，那時再慶祝也不遲。但就算那樣，你也要保持謙遜！”
我愣住了。我記得，那一刻我只想跑開，躲到自己房間裏（我跟弟弟佐卡共用一個卧室）。但是，跟往常一樣，父親的建議的確是真知灼見，而那次談話的內容在很多很多年之後還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並且，事後看來，他的這些話理應是對全巴西的警示。
世界盃終於開始了，我們的街球比賽也暫時停止了，為的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世界盃上面。開始時，巴西國民積攢已久的狂喜似乎實至名歸。在里約舉行的開幕賽上，巴西隊以4:0大勝墨西哥隊，阿德米爾獨進兩球。他來自瓦斯科達伽馬隊，被人稱作“下巴”。原因？當然是因為他長着一個大下巴。巴西隊的第二場在聖保羅的帕卡恩布球場舉行，對陣的是瑞士隊，其比分讓大家稍稍清醒了一些——2:2。但隨後2:0輕取南斯拉夫隊，又迅速撫平了大家的擔憂。小組賽結束，巴西隊挺身進入決賽圈。
從那一刻起，巴西隊就像是一頭被驚醒的猛獸。巴西隊先是將強隊瑞典7:1屠殺，其中4個球是“下巴”打進的。4天後，又以近似的情況大勝西班牙隊，6:1，5名球員貢獻了總共6個進球。巴西隊球技高超、攻守均衡、防守牢固，進攻手段多種多樣，在主場球迷面前上演着完美的盛宴，而巴西的家鄉父老則對他們報以歌聲、五彩紙屑和狂熱的愛。毫不費力又毫無懸念，巴西距離冠軍只有一步之遙。也許父親是對的，世界盃是我們的了。
總決賽的對手是我們每個人都樂意看到的——烏拉圭隊。烏拉圭位於巴西南部，農牧業和沙灘是其兩大特色，其人口只有200多萬，比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的人口還少。他們跟巴西不同，是一路磕磕絆絆進入決賽的，先是2:2與西班牙隊打平，然後憑藉終場前5分鐘的進球才以3:2戰勝了瑞典隊。
總決賽的場地也是最好的：那是里約專為世界盃而建的馬拉卡納球場。這個輝煌而龐大的建築不像是個球場，更像是一座皇城，而政府在建造馬拉卡納球場時一擲千金，為的就是讓自己的球隊在這裏加冕。參加球場建設的工人有1萬多人，臨近完工時，工人們都進到看台上，做出為進球歡呼的動作，以對看台進行“測試”。幸運的是，球場的柱子和橫樑都經受住了考驗。2年後球場完工了，它能容納20萬名觀眾，是世界上最大的體育場，比排名第二的蘇格蘭格拉斯哥漢普頓公園球場還要多4萬人。
巴西的媒體和政客已經忘乎所以，似乎在比着看誰對馬拉卡納球場——往大處說是巴西——的溢美之詞更加華美。刊文說：“巴西已經建成了全世界最大、最完美的球場，它印證了巴西人民的能力，也反映了我們在各個方面所取得的進步。現在，在這個精彩絕倫的舞台上，巴西將向全世界展示我們的魅力和體育榮耀。”
這些話看起來就像小孩子在吹牛炫耀，但跟比賽當天的情況相比，它就不值一提了。里約的大街小巷全都是狂歡節一樣的遊行隊伍，人們都唱着專為慶祝巴西獲得世界盃而編寫的歌曲，很多工人當天都請了假，在家裏擺上啤酒和甜點，以備賽后狂歡吃喝。一家報紙甚至在頭版刊登了巴西隊的照片，其大標題是：這就是世界冠軍！
在巴西隊步入球場時，隊員們高興地發現，馬拉卡納球場裏座無虛席——當天有大約20萬人到場觀戰，時至今日仍是足球比賽的一項紀錄。比賽前，球員們都獲贈一塊金錶，上面有這樣的銘文：贈與世界冠軍。接着，唯恐有人尚未領會其中意義，里約熱內盧州的州長向球隊、觀眾和全國致辭：
“你們，巴西的兒郎，是這場比賽的勝利者……幾個小時之後，你們將受到數百萬同胞的歡呼和讚美……在這個半球，你們無可匹敵……你們比任何對手都更加優秀……我早已將你們視作王者！”
在這些狂熱的欣喜之間，只有一個聲音語帶警告，但說出這句話的人絕非是信口雌黃。
“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次比賽，跟其他比賽是一樣的，只是更難打一點兒。”巴西隊主教練弗拉維奧·科斯塔在比賽前一天對記者們如此說道，“我害怕的是，球員們在球場上時，就好像球衣上早已綉上了冠軍徽章一樣。”
這裏有一個問題：這麼天花亂墜地宣傳，到底是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太單純？太傻？
還是有別的原因？
這麼多年來，我懂得了一個道理——有時候也是吃了很多虧才學到的，那就是，球場上發生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對巴西來說是這樣，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如此。你得把視線從白線圈起的球場裏挪出來，看看球員的生活，看看球隊，尤其要看的是這個國家的政治狀況，這樣才能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很明顯，在1950年的世界盃上，足球只是整個故事的一個篇章。歷史上首次——但肯定不是最後一次，巴西的政客們發現這項賽事是一個黃金機會，可以用來增強國家的聲望——還有他們自己的聲望。在那段時期，在歐洲人和美國人眼裏，巴西只是一個身處熱帶的窮鄉僻壤，是個香蕉共和國，霍亂和痢疾肆虐，人口大多數是印第安土著和不識字的奴隸後裔。這些話聽起來很刺耳，或政治上不正確，但這就是事實。這種觀點，甚至連巴西的官員都屢次明說，其中就包括里約市的市長。他說世界盃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向世界證明我們不是“野蠻人”，巴西能跟世界上的富強國家一拼高下，並取得勝利。
這只是對巴西的片面看法，事實上，數百年來巴西都以其多重魅力吸引着外界的人，甚至連我們的獨立也頗有傳奇色彩。跟大多數拉美國家不同，巴西並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1808年，葡萄牙皇室因拿破崙的入侵而逃離首都里斯本，將朝廷轉移到了里約熱內盧。這是第一個踏上殖民地的歐洲皇室，而在殖民地建立流亡政府更是絕無僅有的事。而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即便在拿破崙被打敗、其軍隊已對葡萄牙毫無威脅之後，有些皇室人員——包括攝政王的兒子佩德羅一世——都決定留下來。
為什麼？嗯，這麼說吧，我曾數次到過里斯本，那是一個很冷的城市。但在里約，這裏有細膩的沙灘，扇形的海灣，翡翠的群山，還有美麗、熱情、多樣化的人民。佩德羅一世每天早上走出王宮，走過一條短街，兩旁都是巨大的棕櫚樹，然後到弗拉門戈灣游個泳，順便欣賞一下麵包山上的美景……所以，當王室的其他成員在1822年給他寫信，讓他返回葡萄牙時，他做了情理之中的回答——讓他們見鬼去吧。“少廢話！”他公開宣稱，“我不走了！”就這樣，沒流一滴血，巴西就獨立了。那時是9月7日，也就是我跟小夥伴們球隊的名字出處，而那一天仍被稱作“留下的一天”。
這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也並不算多麼離奇，因為在巴西，你不必身為帝王就能享受同樣的生活樂趣。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移民都為巴西的人民和遍地的機遇所傾倒，決定留在這裏。但佩德羅一世的故事也反映出我們的政客為何在1950年如此焦慮——巴西已經獨立一個多世紀了，但我們的政局仍是一團亂麻。從“留下的一天”算起，巴西就沒過上一天安穩日子，不是革命就是政變，地區暴動層出不窮。就在20多年前，聖保羅還因抗議里約政府而發生了叛亂。在二戰期間，巴西士兵曾經英勇地與盟軍——民主的一方——並肩作戰，回到故鄉時卻受到獨裁政府的統治。世界盃開始時，巴西剛剛起步發展，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仍不確定。佩德羅·珀迪高在他關於1950年世界盃的書中寫道：“巴西是一個沒有多少榮耀的國家，它剛剛擺脫獨裁統治，杜特拉政府面臨的是一派蕭條。”換句話說，巴西的政客們認為——尤其是在1950年——他們需要證明點東西，於是就將目光放在了足球上面。
另外，在1950年還有一個大問題慢慢浮現。這是另一段歷史，而對納西門托家來說意義重大。
根據新聞記者多年以來的調查，我們認為，我們的祖先最早來自今天的尼日利亞或安哥拉。“納西門托”可能是源自巴西東北部一個大牧場。我們的祖先應該是早年間運到巴西的580萬黑奴之一。據估計，這個數字是運到美國的黑奴的20倍。曾有一段時間，巴西的奴隸比自由人還多。巴西還是世界上最晚廢除奴隸制的國家之一，巴西廢除奴隸制是在1888年，美國內戰結束后又過了20多年。
換句話說，奴隸是這個國家一個巨大的話題。著名社會學家、上世紀90年代曾任巴西總統的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將奴隸制稱作“巴西不平等的根源”。此時的我們並不像美國那樣，有着強制執行的種族隔離政策，其原因部分源自多年來混居情況太普遍。其結果就是，刻意區分黑白總是會惹上麻煩；而黑人和白人之間的暴力事件更是少見。人們普遍認為，尤其是在我成長的上世紀50年代，巴西是“人種民主制”。美國的曾說我是“快樂地生活在世界少有的幾個不會因膚色而影響生活的地方”。
但是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獲得自由身的奴隸和他們在巴西的後代，其生活尤為艱辛。雖說沒有官方的強制隔離政策，但事實上，巴西黑人往往得不到教育、醫療及其他能夠維持並提高生活水平的東西。我還記得成長過程中所體驗到的貧困，又想到父母童年時可能的狀況，我認為——雖然其方式並不明顯，但歷史一定是有責任的。對我們家來說，“奴隸”並不是一個遙遠或抽象的概念，因為我外婆的父母就是奴隸。我們家為自己多年來所取得的進步而驕傲，我——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為自己是個黑人而自豪。但無須否認，即便是在現在的巴西，你的膚色越黑，你就可能越貧困。
基於以上原因，即使到了1950年，巴西的絕大多數人民仍然過着艱辛的生活，有些人甚至連飯都吃不飽。這種狀況常常令巴西的政客們有些尷尬，這也許就是他們如此大力宣傳世界盃的原因。里約的官員們不僅僅是想向世界證明他們所取得的進步，還竭力讓自己的國民相信這一點！
多年之後，我們會為自己在1950年的所作所為而感到愚蠢，但我相信，當父親說“世界盃是我們的了”這句話時，他可能只是在複述從收音機里聽到的話，而這些話，想必也是出自政客之口——有時甚至是直接命令媒體這樣宣傳。所有的巴西人被這些宣傳所蠱惑，而其影響還會滲入球場，導致不幸。在我的一生中，曾目睹類似事件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10
當朋友和家人陸續走進我們家準備聽球賽的時候，我心裏還有一個疑問。
“爸？”
“什麼事，迪科？”
“我能跟你一起去市裡慶祝嗎？”
通過眼角的餘光，我能看到母親正朝父親猛搖頭，但父親假裝沒看見。
“好，”他笑着答道，“但是時間不能太長，玩一會兒就回來。”
我被快樂衝上了雲霄，輕飄飄地跑到收音機前，使勁靠近身子聽着比賽的情況。馬拉卡納球場的觀眾興高采烈地大聲喧鬧着，收音機里的解說員開始逐一介紹巴西隊的成員。這是一支可怕的隊伍，是高超的球技和生機與活力的混合體。濟濟尼奧，我最喜歡的巴西隊球員，他被譽為球場上的達·文西；巴博薩，世界頂級守門員，在6場比賽中僅失4球；阿德米爾，就是“下巴”；還有左後衛“小鬍子”，他正在里約最大俱樂部之一的弗拉門戈隊效力，他入場時得到了熱烈的歡呼。
終於，解說員念到了1950年巴西國家隊隊長的名字。他是個令對手膽寒的防守隊員，還是球隊的精神領袖；他似乎對這次大賽的壓力毫不動容，也許跟他以前的工作經歷有關吧，在踢足球之前，他是一名聯邦警察。即便用防守隊員的標準來衡量，他也不是一個得分型球員——在他為巴西的瓦斯科達伽馬俱樂部打的297場比賽中，他一球未進。但他是防守端的中流砥柱，是球場上的鎮靜劑，所以，他是這種決賽上不可或缺的隊員。
他就是奧古斯托。
就是那個8年前在米納斯吉拉斯的比賽中與我父親撞在一起的人。
時運弄人。一個人痊癒了，成了巴西隊的隊長；而另一個帶着膝傷黯然返鄉，在收音機前聽着前者的比賽。
也許當天父親心懷羨慕，但他並沒有說出口；我想，他最想要看到的是巴西隊能贏下比賽，別的都不重要了。
11
上半場的比賽異常激烈，巴西隊的進攻一波接着一波。我們由5位前鋒組成的強大攻擊線，在可怕的“下巴”的帶領下，向烏拉圭的球門狂轟濫炸。看過那場球賽的人都說，上半場的比分本應是巴西2:0或3:0領先，但烏拉圭的守門員羅克·馬斯波利把所有的射門都擋在了外面。人們都說，他有幾個撲救非常幸運。其實在隨後的歲月里，羅克得到了一個“幸運兒”的外號——他曾兩次中了烏拉圭國家彩票大獎。所以我猜，1950年7月16日這一天，巴西隊碰上了羅克的幸運日。
下半場開始，弗里亞卡的射門終於突破了羅克的十指關。母親和父親擁抱在一起，我和朋友們衝出屋外，外面到處都在放煙花，我的耳朵都震得發出歡快的嗡嗡聲。在馬拉卡納球場內，現場的觀眾也在拋撒彩色紙屑、燃放煙花。人們的情緒終於引燃了，全國大狂歡拉開了序幕。
我和朋友們返回屋裏的時候，家裏的慶祝仍在繼續。父親和朋友們喝着啤酒，談論着當初在bac踢過的比賽，並未十分關注收音機里的聲音。
這時，我們聽到國家電台的解說員衝口而出：
“烏拉圭進球了！”
嗯——什麼？
“烏拉圭進球了！”
那位解說員後來解釋說，他之所以將這句話重複了一遍，是因為他知道聽眾在聽到第一遍時不會相信自己的耳朵。
屋子裏一片死寂，我們聽着解說員複述進球經過。
“精彩的進攻配合，最後帶來扳平比分的進球。”解說員講道，聲音突然低沉了很多，“‘小鬍子’的球被吉賈斷下，他傳出一記低球……漂亮的傳球……斯基亞菲諾從左路插上，破門得分。”
巴西1，烏拉圭1。
到現在為止，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1950年世界盃採用的是循環制賽事，主要是因為參賽的球隊太少了。根據前面的積分，巴西只要在決賽中與烏拉圭打平，就能獲得冠軍。再說，比賽只剩20分鐘了，而我們的球隊在前面的比賽中平均每場丟球數還不到1個。所以，我們的防守隊員是不會允許對方再進第二個球的。
但是，就在烏拉圭破門那一刻，一種奇怪的感覺出現了。馬拉卡納球場的觀眾感覺到了，遠在巴魯的我們也感覺到了。我們所有的自信和大吹大擂似乎一下子灰飛煙滅，就像氣球突然漏光了氣。我們把自己抬得太高了，摔下來就是致命的後果，而就在那一剎那，所有的巴西人都感覺站在了懸崖邊上。
我偷看了父親一眼，他眼睛睜得很大，癱坐在椅子裏。
在馬拉卡納球場內，現場的20萬名觀眾也不知怎的突然鴉雀無聲。
這種靜默，科斯塔教練後來說：“把球員們嚇壞了。”
而打進一球之後的烏拉圭，這隻賽前並不被看好的獵犬，嗅到了血腥味兒。
12
足球跟國家大小無關，跟球員的身材無關，勇氣、技術和努力才是其決定因素。老天啊，我本應比其他人更明白這個道理。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們竟然忘記了——烏拉圭的足球傳統一點兒都不亞於巴西。烏拉圭國家隊在世界上也以“garracharrua”而聞名，這是一個方言詞，意思是勇氣和鬥志。他們在上世紀10年代之前就將黑人球員招入國家隊，這一點比包括巴西在內的其他南美國家都要早。烏拉圭曾獲得兩次奧運會足球金牌，甚至奪得過世界盃的冠軍——就在1930年於烏拉圭舉辦的首屆世界盃上！那屆世界盃跟1950年世界盃類似，同樣有很多世界強隊未能參賽。當時全世界都受到經濟大蕭條影響，很多歐洲球隊都不能參賽，因此很多人都說烏拉圭能獲得1930年世界盃冠軍實屬僥倖，然而，這些人的話說得太絕對了。
當烏拉圭人來到里約參加決賽，卻發現被人當成巴西隊奪冠的陪襯時，他們做出的正是一個昔日王者的反應——他們不服。烏拉圭的球員怒不可遏，憋着勁加強訓練；而在他們的怒氣中，球隊教練和隨隊官員看到了機會。
比賽當天上午，烏拉圭駐里約的領事曼紐爾·卡巴雷羅拿着20份印着“巴西是世界冠軍”大標題的報紙來到烏拉圭隊下榻的酒店，這時隊員們正準備吃飯。卡巴雷羅把報紙扔在餐桌上，說：
“我是來慰問你們的，你們被打敗了。”
隊員們立刻炸了鍋。其中有個名叫尤西比奧·特傑拉的球員，一貫以脾氣暴躁而聞名，他站起身來，一拳捶在牆上。
“不，不，不！他們不是冠軍！”他高叫道，“讓他們看看誰是冠軍！”
還有另一個說法是這樣的：烏拉圭的隊長奧布杜里奧·瓦雷拉隨後把這摞報紙拿到酒店的廁所里，他把報紙扔在地上，隊員們魚貫而入，往巴西球員的照片上撒尿。
在踏上球場的那一刻，烏拉圭隊員的緊張感消失了，而上半場的平局也讓他們不再對巴西心懷畏懼；戰無不勝的巴西隊也不過如此，而下半場巴西隊的首個進球更激起了烏拉圭隊的鬥志。奧布杜里奧從球網裏把球拿出來，抱在懷裏，朝在場的每個人——裁判、觀眾——咆哮了整整1分鐘。當他最後把球放下，讓比賽繼續時，他對隊友們喊道：
“打敗他們！不然就沒命回家了！”
這麼說有點誇張了，但他並不是當天第一個在巴西誇大其詞的人。烏拉圭隊員隨後的勁頭正是奧布杜里奧所希望看到的，接着他們就打進了扳平的一球。又過了10分鐘，阿爾西德斯·吉賈這位烏拉圭優秀的右邊鋒又有了一次獨自面對巴西球門的機會。
13
電台里繼續解說著比賽：
“吉賈回傳……朱利奧·佩雷斯長傳右路……吉賈沖向球門……射門。球進了。烏拉圭進球了！吉賈！烏拉圭的第二個進球！烏拉圭2比1領先了……下半場比賽已經過去了33分鐘……”
14
也許是感覺到了即將到來的失敗，也許是被客廳里的靜默嚇到了，也許因為我僅僅是個孩子，在烏拉圭打進第二個球之前，我就跑到外面跟朋友們玩去了。我們心不在焉地踢着球，為自己的進球而歡呼慶祝，但我們能感覺到屋裏的氣氛不大對勁兒。
過了一會兒，父親的朋友們慢慢地拖着腳步從我們家走出來，臉上帶着苦惱的表情。那時，我就猜到結果了。我把球放在地上，深吸了一口氣，走回屋裏。
父親背對着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
“爸？”
他轉過身來，臉上掛着淚。
我愣住了。我從未見過父親流淚。
“巴西輸了。”他嘶啞着聲音說道，似乎無法說出這四個字，“巴西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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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輩子，再沒有見過像那場比賽失利之後巴西人那樣的悲傷。”多年以後，為烏拉圭打入制勝一球的阿爾西德斯·吉賈如此說道。接着，他又稍帶自豪地說：“歷史上只有3個人能用一個動作讓馬拉卡納球場安靜下來——教皇，弗蘭克·辛納屈，還有我。”
終場哨聲響起，看台上數千球迷哭了起來。那一刻巴西國內有多少人流下眼淚，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當時球場內的氣氛太壓抑了，在烏拉圭的隊員們等着儒勒斯·雷米特——當時的國際足聯主席、世界盃的創始人——走上球場為他們頒發獎盃時，其中有些球員心裏想的只是快點跑到更衣室里去。“我比巴西人哭得還厲害，”為烏拉圭打入第一個進球的斯基亞菲諾說道，“因為我能看到，他們太痛苦了。”
馬拉卡納球場外面，憤怒的球迷點燃了一堆堆的報紙，其中就包括那份貿然宣稱巴西是冠軍的報紙。球場並未燒壞，但市長立在門口的雕像被人們推倒了，還將其腦袋扔到了附近的馬拉卡納河裏。幾個小時之後，巴西隊隊員們茫然地從球場裏走出來，其中幾個恍惚着走進附近的酒吧里，一連幾天在裏面借酒消愁。為巴西隊打入唯一進球的弗里亞卡被一群球迷認了出來，他們朝他大喊着獲勝的烏拉圭隊員的名字：“奧布杜里奧！”“吉賈！”弗里亞卡說：“那些喊聲，我一輩子都忘不掉了。”
在隨後的數周、數月時間裏，這種悲傷的情緒與日俱增。賽前的大肆宣傳已是聳人聽聞，現在的哀傷和反省比之更甚。在人們看來，我們就像是剛剛經歷了一場戰爭，巴西戰敗，傷亡無數。他們認為，這場比賽不是11名隊員技不如人，而是整個國家的挫敗，它說明巴西永遠都擺脫不了“落後”的禁錮。有些人甚至灰心喪氣地說，巴西永遠都不會贏得世界盃，永遠都不能跟世界強國一較高低。
甚至一些很客觀的人也認同這種觀點。著名的人類學家羅伯托·達麥塔說，這場失利是巴西現代史上最慘的悲劇，因為它使人們相信，我們的國民都是失敗者。雪上加霜的是，這場失利恰恰發生在這個國家剛剛有了點夢想的時候——在體育項目上，在國家聲望上；我們冒着風險，剛想施展一下手腳，就碰壁了。又過了很多年，巴西的國家自尊心才得以恢復。“每個國家都有無可挽回的大災難，就像遭受核彈的日本廣島。”巴西體育記者尼爾森·羅德里格斯這樣寫道，“而我們的大災難，我們的廣島，就是1950年敗給烏拉圭。”另一位記者羅伯托·姆伊萊特還將吉賈打入制勝一球的黑白錄像與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的鏡頭進行了對比，說它們“有着同樣的情節……同樣的動作、節奏……同樣精確無情的運行軌跡”。
1950年這批巴西國家隊的球員們隨後在各自的俱樂部球隊裏都取得了不錯的成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們一輩子都沒有獲得世界盃冠軍。有些人到死都念念不忘那次近在眼前的機會。濟濟尼奧，那屆國家隊裏我最喜歡的球員，他說他把世界盃亞軍獎牌放在獎品箱子的角落裏，任其氧化黯淡。“我不願擦它，”多年後他如此說道，“在巴西，足球亞軍就是廢物，還不如打不進決賽。”儘管他極力想要忘記，別人卻不放過他。此後的幾十年時間裏，每年的7月16日，濟濟尼奧都會接到電話，“要是不接，它就會響上一天。巴西各地打來的電話，問為什麼我們輸了那屆世界盃。”
有一些球員承受的痛苦比別人更大，那就是黑人球員。著名記者馬里奧·菲里奧在一書中說，很多巴西人都將此次失利歸咎於巴西的“人種劣勢”——一個讓黑人球員出賽的黑人國家總是低人一等的。這種觀點無疑是迂腐而令人作嘔的，但事實——或巧合——恰恰佐證了這種說法，因為巴西國家隊的兩位“最黑的”球員都跟烏拉圭的兩個入球有關。“小鬍子”是負責盯防斯基亞菲諾的人，而後者打入了烏拉圭的首個進球；在此後多年時間裏，“小鬍子”一直被人奚落為“懦夫”。他此後過着深居簡出的生活，不願跟國家隊的朋友們來往，因為他怕有人會提到那場比賽。還有守門員巴博薩……他承受的指責更多、更重。
在以後的日子裏，我曾多次見到過巴博薩。他住在里約，那屆世界盃之後繼續為俱樂部踢球，直到41歲才帶着諸多榮譽退役。但無論他怎麼努力，都無法擺脫人們的指摘、嘲笑和埋怨，幾十年後依然如此。1994年他想到特雷索波利斯的訓練場探望國家隊，希望能在他們去參加美國世界盃前為他們鼓勁送行，但被對方拒絕了，因為他們認為巴博薩是個“災星”。他於2000年4月去世，在世的時候他曾數次對我和別人說：“在這個國家要是犯了罪，最高量刑是30年，我不是罪犯，卻過了遠遠超過30年的牢獄般的生活。”
其實，巴西的失利並不怪巴博薩，也不怪其他隊員。濟濟尼奧說，所有妄自尊大、目中無人的言論，不論是在報紙上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你親手贈給敵人的利刃”。科斯塔教練則將失利的原因歸咎於“在球迷、媒體、管理者身上泛濫的‘我們已經贏了’的氣氛”。巴西是被自吹自擂殺死的。每個想借世界盃謀利的人——尤其是那些政客——都應該為失利承擔責任。他們憑空造出力不能及的期望值，而當現實超出了他們的預料時，巴西隊就註定了失敗。
“打敗我們的不是烏拉圭的第二個進球，”科斯塔教練說道，“而是第一個。”
話雖如此，很多人還是不會接受這種解釋。悲哀的是，馬拉卡納失利的陰影至今還籠罩在我們心頭。巴博薩說，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日子不是1950年7月16日，而是20年後一個普通的下午，一位婦女和她年幼的兒子在商店裏認出了他。
“看，”那個女人指着巴博薩對兒子說，她的聲音很大，足以讓巴博薩聽得清清楚楚，“就是他傷了全國人的心。”
16
大家也許會問：你開始時不是說1950年世界盃對巴西是件好事嗎？
請聽我解釋。
的確，那屆世界盃的結果令人-大失所望。對巴博薩，對其他很多人而言，確實沒有什麼值得津津樂道的。但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那一天的經歷極其寶貴——它將我們凝聚成一個民族，在此後幾十年時間裏令我們持續受益。
圍聚在收音機旁邊，共同承受着失利的痛苦，巴西人終於有了共同的體驗。在巴西的歷史上，第一次，富人和窮人有了共同語言；不論是在里約、巴魯、聖保羅還是亞馬孫平原深處，不論是在街頭巷尾、麵包店還是辦公室，我們有了一個共同的話題，可以跟任何人談論。現在人們對這種情況已經習以為常了，但在當時，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它製造了一個故事，讓大家意識到身為一個巴西人意味着什麼。我們不再彼此陌生，從此再也沒有隔閡。
並且，此事過後，巴西人脫掉了一層單純和幼稚——甚至可以說是頭腦簡單，不再像決賽那天下午以及之前的幾個月一樣了。這種品質並未完全消失，但我們的確變得成熟了一些，不再輕信政客、媒體的話。這在後面的歲月里，對我們的政治，對我們的文化都意義重大。
最後一點：對像我一樣心懷足球追求的那一代人而言，1950年7月16日給了我們極大的激勵。看到父親在客廳里哭泣，母親在旁邊竭力安慰着他，我走進了父母的房間裏。那裏牆上有一張耶穌的畫像，我淚如雨下，對着畫像說：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是我們？上帝啊，我們為什麼要受到懲罰？”
上帝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的失望慢慢平息下來，轉而被另一種情緒，一種深刻而堅定的信念所代替。我擦乾眼淚，走回客廳，把手放在父親胳膊上。
接下來我說出口的——說實話我不知道這句話是從哪裏冒出來的——也許只是一個9歲的孩子安慰父母的話，但鑒於此後所發生的事，這句話真的意義非凡。
“沒關係的，爸，”我對他說道，“有一天，我發誓，我會給你贏一個世界盃。”英雄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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