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史》（12）

如今，日本和中國分別是世界第二、三大經濟體；中國、韓國、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在經濟增長率方面則居於世界前列；日本崛起成為戰後世界工業和技術的領先國家，並創造了新的增長紀錄。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群體共同努力的力量。

所付出的代價是東亞缺乏很個人的自由，還有使大多數個人服從於他人的社會等級秩序的盛行。在東亞，@個人總會被歸屬於精心設計的身份群體，每個人都會按照長幼尊卑原則找到自己的位置。人們可以發現這種狀況仍然存在於日本人見人就鞠躬的習俗當中：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互相鞠躬的兩個人中有一個人會比另一人鞠得更低。這是因為後者的身份或地位更高（主要根據性別、年齡和地位來判斷）。某些人或身份群體高於其他人的觀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文明的早期階段和孔子。孔子雖然不是這種觀念的創始人，但卻是集大成者，匯總整理了他認為應該傳承的傳統社會的價值。他強調“君子”典範的重要性，認為無需太多的命令，人民會去模仿君子的模範行為，社會因此得以和諧。孔子在《論語》中說，“君不君，臣不臣”。在整個社會等級秩序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幾乎所有的婦女都處於最下層，包括服從婆婆和丈夫的新娘、女兒，還包括長子之外的諸子。他（她）們在社會等級制壓迫下的不幸遭遇，在現存的歷史文獻中有部分記載。

雖然東亞儒家道德體系中包含着在我們看來是非正義的、不公平的成分，但是它也提倡居上位者（父親、長兄，特別是官員）要負責任，要有仁慈心。對於官員或是那些受過教育的、有文化的官員候選人來說，這是一個很不穩定的體系。在中國，受過教育的群體（即“紳士”）最多只佔全部人口的2%。可取之處是，紳士地位不能傳承，只能在某人考過科舉考試第一級之後才能獲得，而只有通過第三級的人才能成為官員候選人。對於紳士和那些權柄在握的人（包括父親），儒家強調一種責任感而不是權力意識：身居高位者要時刻不忘起表率作用，並時刻體察民眾的需求。當然，這種要求從來沒有很有效地實現。在每個時代（特別是宋以前），世襲貴族和軍隊將領常會控制整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