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創造慷慨文化的時代（11）

儘管這種能力具有如此傑出的特性，但是對教育來說，卻並非積極的。

瑞爾森大學管理者的不安是正當的，因為大學教育從來不僅僅是或者主要是效率問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比如，老師提出氫和氧會發生什麼化學反應的問題，不是因為他不知道水是怎麼來的，而是因為他想讓學生學會自己去尋找答案。

帶着答案上講台，簡簡單單提問題，不要求學生將思考過程內化，這樣的老師是教不好學生的。

事實上，僅提供答案的做法是與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的。然而，對技術信息進行處理的群體始終都在分享他們的觀察和技能。

在同等條件下，與同伴分享所得與困難的學習者，要比孤軍奮戰的人群進步得更快、更多。

一輪又一輪的爭辯，都沒有清楚地說明瑞爾森應該持何種立場。實際上，答案雖然不那麼清晰*，但至少有一點是確定的--個人與集體工作的再平衡正中大學教育的要害，而這種再平衡通常的結果是對不同利弊的權衡。

實際上，爭論的雙方處在了兩個極端--永遠禁止任何兩個人互相交流，以及要求每個人隨時都與別人交流。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兩者都不可取，因此有必要進行新的協商。毫無疑問，看似基本的原則實施起來並不輕鬆，因為這些原則其實並不基本。

瑞爾森大學的政策中包括很多學院和大學在學習小組方面約定俗成的規定，而它們的設立都依賴於一些不言自明的傳統假設：18歲的孩子不可能成為全球出版商；學習小組需要在實實在在的教室里聚會；一張桌子不可能坐得下146個人；學校發生的事，外界不應該知道，等等。

瑞爾森大學的反應一部分是由於這些假設在這個時代已不再適用，因此突然需要改變政策而造成的。

在阿凡尼爾的懲戒聽證會上，公共討論主要集中在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他並不是facebook小組的創建者，只是恰好當了管理員，所以他的行為與其他學習小組成員並沒有太大不同。

此外，沒有任何一個參與者企圖隱瞞他們加入的決定--他們甚至以真實的地牢給小組取了名字，這讓人很難相信他們認為自己在作弊（考慮到建立一個秘密郵件組是何等容易，如果他們真的是想作弊，那麥克威廉姆斯永遠也發現不了他們）。

校方接下來似乎也意識到他們最初對阿凡尼爾的指控有點小題大做了，他們把阿凡尼爾在參加學習小組期間取得的考試成績降低了等級，但並沒有開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