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門道——升級與優化（2）

其實，食品安全及部分產品的質量問題原本在國內就已經風聲不小了，我們也知道，中國許多產品的技術質量及安全標準本來就是比較粗和比較低的（以前鬧得很熱鬧的蘇丹紅問題，實際上是先在其他國家鬧起來的，我們國內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標準，是有了動靜之後才補定的標準），問題是這些比較低和比較粗的標準，在國內的執行尚不理想，因此，與國外那些相對比較細密、比較嚴格的技術質量標準相比，出問題是遲早和多少的事，不出問題反倒奇怪了。與前幾年以來的轟轟烈烈的科技創新運動相比，嚴重的產品安全與產品品質問題所受到的關注遠遠不夠，無論是行業研討還是政府首腦露臉的相關重要活動皆少得有限。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行政模式在通常應由商業機制發揮作用的發展領域則相當發達，也極易操作，同時也容易有政績效應；但一遇到這種涉及底線的領域，則政府反應的滯后就十分明顯，因為這不是簡單的財政預算投入與大會號召就能有所進展的問題，重要的是進展了也不易表述為我們領導習慣的經濟業績。長於發展而弱於保底就慢慢形成了很多地方領導總是更強調發展而較少解決保底問題的習慣，這種現象存在於經濟VS環保、存在於創意產業VS文物保護、存在於新技術VS農業產業化等類領域，好抓的往往是發展型的前者，而不是底線型問題的後者。

保底需要一批有保底使命的人員、需要有保底的財政條件保證、需要有保底技能的訓練、需要建設保底的流程體系，當然還要有針對保底問題令行禁止的法制權威。從中國的特色來說，保底部門的地位、一把手抓不抓保底、保底成效的業績考評及對仕途是否有重要影響，這些都決定了保底工作會不會保得到及保得好不好。底保得不好，丟臉丟在家裏，在國內丟久了，就難保不丟到家外、國外去。

遊說才是政策的生命

美國的遊說（lobby）大致分@三類：其一是直接遊說，例如美國農場主協會、美國製造商聯合會、亞華協會、來複槍協會，它們以會員制形式存在，收取會費，很清晰地顯示自己代表會員與會員所在行業或圈子的利益；其二是代理遊說，主力是律師事務所、政治性公關公司、政策性策略公司，它們接受特定機構的委託，收取費用，用一套專業方式與社會關係網絡來完成代理任務，而且它們往往有專門的註冊遊說人員，例如我這次接觸到的威廉斯默侖策略機構，以及挺有點名氣的卡西迪公關公司，對於這類機構，圈內人一望即知它們就是為人遊說的，但圈外人還以為它們是做一般商業廣告、律師服務或者諮詢業務的呢；其三是傾向性遊說，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所謂獨立思想庫，思想庫一般有一定的政策立場的傾向，例如布魯金斯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立場，而企業研究所就比較傾向保守主義立場，那些捐助者也往往以此立場分類。思想庫通常提供政策設計，具有遊說能力，且其領導人物與主事者往往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與話語權，同時也被大家貼上了比較明顯的立場標籤；但是它們較前兩類則更能表現出表面中立性，儘管實際上它們的資金來源與政策選擇本身就具有傾向性。這三者在美國都非常發達，而且互相補充，從多個角度滲透和影響着政策決定者，構成了一個綿密的價值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