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龔自珍的詩文看天朝沒落（10）

沒有機會拯救這個國家，卻又深刻洞悉這個國家如何危若累卵，龔自珍變得更加敏感，更加偏激，乃至更加癲狂。三十多歲的壯年時期，龔自珍就以愛罵人、會罵人、敢罵人而著名——罵人給他帶來的唯一好處，恐怕就是第六次會試時終於得以金榜題名。

顯而易見，龔自珍是那個時代的異見者，而且是一個無所顧忌的高調的異見者。雖然他曾感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但他對時政的批評卻無所畏懼。這種無所畏懼，引來了關心他的朋友們的焦慮，怕他因過於激烈的言論被當局處分。如常州庄綬甲就擔心他的《乙丙之際箸議》太尖銳，會給他帶來不測之禍，寫信勸他刪改。但龔自珍不以為然，以一詩作答：“詩格漸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如何？常州庄四能憐我，勸我狂刪乙丙書。”與龔自珍齊名的魏源也對龔自珍稠人廣座之中好議論時局提出警醒，希望他明哲保身，學會低調，“吾與足下相愛，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擇言之病”，並告誡他，朋友之間的促膝交心與社交場合的應酬是完全不同的，切不可在大庭廣眾之中亂議朝政。至於比龔自珍更年長也更傳統的老文人諸如王芑孫，則直言不諱地多次寫信批評他，說他詩文中的指斥“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足下將持是安歸乎”？然而，委婉的勸說也好，激烈的批評也罷，都難以更改龔自珍的直率心性。因而，在19世紀上半葉的京城，龔自珍的存在總是顯得不合時宜，這也就難怪他的仕途總是極其不順利。可以說，龔自珍因不得志而激烈批評時局，而他對時局的激烈批評又反過來使他更加不得志。他被正人君子視為異端，他的理論被正人君子當做歪理邪說。其情其景，就如同在瞭望台上的人看見了自己所乘坐的船隻，正在撞向前方的礁石，但是，當他大聲呼喊，大聲提醒時，卻無人理睬，甚至把他當成瘋子和受虐狂加以嘲笑。這個看見礁石的人，不僅是孤獨的，也是絕望的，憤怒的。

龔自珍對他所生活的時+激情小說代和國家的批評與指斥，使他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而他的行事風格與做派，又讓普通人對他感到難以理解。張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譜外紀》中記載說，龔自珍寬額頭尖下巴，雙目似炬，虯須如戟。當他喝高了，喜歡用一隻手拍打另一隻手的手腕。每當與朋友縱談天下大事，“風發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當時京城裏的普通老百姓和士大夫，都把他稱做龔獃子。張祖廉還講到，龔自珍在京城做官時，曾經乘一輛驢車獨游丰台，在一片芍藥花深處席地而坐。大約是獨飲無聊，龔自珍拉住一個過路的體力勞動者共飲。酒至半酣，他縱聲高歌，把芍藥花的花瓣都震得掉了下來。

如同中國史上不少天姿聰慧而又具備政治敏感的知識分子一樣，龔自珍在天下人昏昏欲睡之時，率先察覺到了社會總崩潰的危機不可避免。但是，儘管他自視甚高，他其實也沒法給這個奄奄一息的國家開出有效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