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遺失的美好”（11）

因此，民主黨派中唯有“第三黨”與現代中國相伴時間最長，也只有它有更為充裕的時間干預中國現代文學的體制——但是，民主黨派鮮有與現代文學體制發生關係，因為相比之下，到了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隨着國共兩黨的高度對立，社會矛盾極其尖銳，民主黨派也發現了只有政論、集會等參政形式才能實現黨派的政治理想。而且那時新文學的體制基本上已經定型。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下，《絜茜》月刊與“第三黨”的關係很容易被後來者忽略，以至於對於許多現代文學研究者來說，現代文學中除了紅色、左翼的期刊，其餘刊物基本上都是反動、右翼的。

文學在中國社會政治現代化中的意義不言而喻，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邏輯起點便是以文學革命為起因的新文化運動。因而筆者認為，作為第三種政治力量的民主黨派儘管並沒有如國共兩黨一般，過多地干預中國文學現代性生成的過程，但兩者關係的研究價值仍不容忽視。尤其是對《絜茜》月刊的重讀，實際上等於重新認識中國大陸民主黨派（除國共之外其他政治力量）與現代文學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從本質上看都是中國社會政治實現現代化的力量。但是具體來講，一國社會政治的現代化，並非單純只依靠一兩個政治領袖或是政黨去實現的，而是要依靠其他政黨、社團、組織甚至起着轉折意義的個人的共同奮鬥。

《絜茜》月刊說明了民主黨派也曾意圖依靠文學來改變中國的現實，從鄧演達介紹張資平加入“第三黨”並任命其為中央宣傳委員，直至《絜茜》兩次創刊，我們都可以看做是“第三黨”這個勢力微弱的政黨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頗為不得已的文學實踐嘗試，再從張資平日後“脫黨”並把刊物扔給丁嘉樹自己“拍屁股走人”的史實來看，他絕非是主動靠近“第三黨”並尊崇其信仰的，而是鄧演達在特殊時機的“政治利用”——張資平優柔寡斷的人格與軟弱貪生的本性決定了他在歷次政治鬥爭中都處於進退失據的一面，最終落下一個漢奸的名聲。

其次，《絜茜》月刊提供了現代文學中“底層敘事”的多重實現方式。

“底層敘事”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一個宏大命題與重要概念，一直貫穿中國文學現代性發生、形成的始終。一般來說，現代文學的底層敘事有兩條大的脈絡：一條是以魯迅、許欽文、葉紹鈞再到蕭軍等人的作品為代表的鄉土文學，主要描寫近代中國農民在戰爭與現代化進程中的生存問題；另一條則是以郁達夫、蔣光慈與成仿吾等人的作品為代表的城市文學，主要描寫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城市中產業工人與小知識分子在外來資本、官僚資本與禁錮的高壓政治下，如何面對理想破滅、貧富分化的現實生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