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遺失的美好”（5）

如果照此路數發展下去，張資平應該會成為“抵抗文學”中的領軍人物。抗戰軍興時，他跟隨着其他學者奔赴廣西大學任教，結果日軍轟炸廣西，自己又遭到同事們的排擠，旋遭廣西大學的解聘，不得已他又從廣西躲避至越南，最後乘船從越南回到了上海——選擇回滬的張資平等於在邏輯上終結了自己“抗戰作家”的生命，“第三個張資平”遂粉墨登場，“漢奸”這一頭銜遠遠大於之前的任何文學貢獻所給他帶來的名聲。

回到上海的張資平開始遭到“吉斯菲爾路76號”日軍特工總部的騷擾、恐嚇與利誘（日軍希望通過他的“變節”瓦解中國的抗戰知識分子陣營）。開始他是非常堅決地拒絕，後來不堪其擾的他只好屈服，允諾只擔任偽“農礦部技正（工程師）”這一虛職。自此之後，生性孱弱的張資平終於一步錯而步步錯——一方面受到良心的煎熬（他曾辭去日中文化協會出版部主任一職），一方面又面臨生命的威脅，於是便在威逼利誘之下逐漸走向變節。雖然只在偽政權內“被迫”做到“偽中央研究院”地質學研究員，但是由於之前其知名度太大，且又在日軍淫威下“為求自保”而未能“以身殉國”，遂成為名噪一時的“文化漢奸”。

筆者在這裏詳敘張資平的創作生命及其分野，乃是為了審理《絜茜》月刊的創刊背景及其思想主潮。

《絜茜》創刊於1932年1月15日，通過張資平的上述經歷我們可以知曉：在創作上，此時的張資平正是因為《天孫之女》大紅大紫時，人生中最華美的一段剛剛啟幕；在政治上，他又是“第三黨”的新成員，而且該刊創刊前一個月的11月29日其好友兼“入黨介紹人”鄧演達又遭到當局暗殺，甚至在該刊流產的“第三期”預告中還準備刊發鄧演達的遺稿——因此，於情於理來講，作為《絜茜》主編的張資平此時都沒有做“御用文人”的可能——準確地說，當時的他對於國民政府當局是充滿不滿情緒的。

那麼，從《絜茜》的解讀，應該從對張資平“去蔽”的文學史本身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