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天才（2）

近幾十年來，西方傳記片試圖去神化，通過展示人性弱點，來證明這是一個真實的、立體的人物。

實際上，再全面再客觀的描寫也免不了主觀的取捨，假定所有情節都是真實的，依然可以把人物當做泥塑，想捏成怎樣就捏成怎樣。

所以，寫別人有時更多是在寫自己，《公民凱恩》大家都知道原型是報人赫斯特，但從精神上凱恩完全是奧遜威爾斯的投影。

我1978年跳級考上大學后，母校便傳出各式各樣我刻苦學習的故事。

誠然，當年的升學率不足10%，我所在的小鎮中學更低至1%，但我上大學有很大的偶然因素，更沒有經歷痛苦的複習，那些勵志故事純屬天方夜譚，有些略有影子，但在流傳過程中被添油加醋了。

前些年，我有機會跟母校的老師閑聊，說起此事。我說：“我還沒作古，也不是名人，幹嗎把我說成那樣的好學生？”對方答道：“你是學生們的榜樣，當然我們得把你宣傳成那樣。”說來諷刺，我雖然是高等教育的受惠者，但對中國教育的觀點更接近韓寒。

可就在我離開家鄉+激情的幾年裏，我已經被好心的老師和家長們塑造成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了。

或許因為這個經歷，每次看到報刊上的好人好事，電影裏的真人真事，我都一笑置之。

人，是很複雜的，無論是600頁的傳記，還是兩個半小時的傳記片，充其量只能捕捉到一個側面。

你從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那是因為你急需一個指路人，那個人的故事碰巧充當了這項職能。

如果你本身在人生的路途上探索過很多，你就會知道，傳記里的人只是走了其中一條，而且未必是適合你那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