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湯達自述（21）

“形式”所佔的比重每況愈下。看看休謨吧；假如在休謨的理性指導之下，寫了一段從1780年至1840年的法國史，哪怕用方言寫成，人們也會拜讀；其寫作方式如同《民法》一般。既然您因此受到了傷害，我會對《巴馬修道院》的風格進行修改，不過我會感到十分心痛。我並不欣賞時下流行的風格，因為它讓我急躁。克洛迪安、賽奈克、奧索斯之流大有人在。一年來，人們告訴我，有時必須要通過描繪風景或者衣飾等來為讀者解悶。但別人筆下的這些東西，已經讓我厭煩無比！我試試看吧。

至於在當代成名，若是沒有《巴黎畫報》，我根本想也不會想。十五年前我對自己說：如果我能得到貝爾丹小姐的芳心，托她的福每周被人吹捧三次，那麼我就能成為法蘭西學院的候選人。只有當社會中不再充斥那些粗俗的暴發戶，而且尤為推崇貴族，這個社會才不會再屈從於權貴的報紙。在1793年之前，公眾的認同才是書籍的真正法官，但如今，它對1793年上架的新書充滿期待，但又內心恐慌，因為它已不再是法官。請看一下聖托馬斯－達甘（巴克街，靠近110號）附近的一家小書店借給其貴族鄰居的書錄吧。最令我信服的是，想要取悅那些因閑散#小說的、膽小如鼠的人，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信件》，“致德-巴爾扎克先生”（三）1840年10月2829日於奇維塔韋基亞

人類內心的圖描｜LAPEINTUREDUC.URHUMAIN

我只記得《人類內心的圖描》是什麼樣。除此之外，我什麼也不知道。有些小說就像歷史一樣，賦予我部分才華，在我腦中留下廣闊的空間，但是這又略顯奇特，並讓我在需要事實論據的討論中顯得不合時宜。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為，例如在領導全局時是怎樣做的；我忘記了拼寫，正當我最集中精力思考時，我遺漏一個分詞或者某樣更為簡單的東西。

《日記》，1811年8月10日於巴黎

（……）愛爾維修作出的下列論斷完全合理：實用性原則或者利益是人類一切行為的惟一指南。但是，由於他內心冷漠，他從未體驗過愛情、友誼以及其他所有新奇獨特而強烈的激情。

可能愛爾維修從未想到這些興趣的存在；很久以前，為了證明這一點，我讀了他的作品：善良的讀者太容易上當受騙了，也許絕不該使用“興趣”這個詞，而用“快樂”或實用的原則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