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借秧歌講道理

巧借秧歌講道理

“老秧歌反映的是老經濟老政治，並指導老經濟老政治；新秧歌反映新政治新經濟，並指導新政治新經濟。”

1944年3月22日，在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座談會中指出：文化是經濟政治的反映，又指導經濟政治。老秧歌反映的是老經濟老政治，並指導老經濟老政治；新秧歌反映新政治新經濟，並指導新政治新經濟。一個秧歌叫《趙富貴》，聽說跑到吳起(鎮)去一演，就在演完那一天，連長那裏就跑去一個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來請求處罰，他說；我想開小差，不但自己想開小差，還組織別人開小差。還講出，在他被服里釘了多少法幣，後來一檢查，果然有一些法幣釘在那裏。講出來了，當然也就不處罰了。這就是我們的文化。早幾年那種大戲、小說，為什麼不能發生這樣的力量呢？因為它沒有反映邊區的經濟政治，成百成千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脫離群眾。開了文藝座談會以後，去年搞了一年，慢慢的摸到了邊，一經摸到了邊，就大受群眾歡迎。所謂摸到了邊，就是反映群眾,真正地反映經濟、政治，這就能有指導作用。

通過《趙富貴》的演出，反作用於開小差的士兵，說明了精神變物質的作用，主張用文藝的力量#小說去組織群眾，動員群眾、宣傳群眾，壯大革命力量。

（盛巽昌編著《與戲曲文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