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曾的最後十年（14）

1932年4月13日，他在上海地方維持會講話，“民國政體雖改，但操持政治者，仍非從事生產之人民自身，乃另是一路專靠政治吃飯之人，與前清官吏無異。近幾年來標榜一黨治國，治國者與生產人民更截然為二事，黨專靠政治吃飯，而不必從事生產，從事生產者絕對不準與聞政治，結果黨之政治目標，乃為自身利益，而不為生產階級圖利益，此今日痛苦煩悶所由生也。”他說生產階級起來問政，並未人人都從政的全民政治，可以由生產階級中的有識有力者先問政治，逐漸普及。“今日武力所以據國內最高地位，皆頻年武力解決政治之故也。又聯絡政治上要人，以圖改良政治，亦不可靠，此不過彼此利用，維持一種小局面，若圖全部改良，不可能也。”他主張，生產階級與統治階級合一，生產者自行統治，方法就是生產階級聯合起來，以調和生產全階級的利益為目的，要求統治階級採納實行並監督之。當時國難會議即開，聽說有決議在憲政未實施前，先設立一國民代表會，他認為和他的意思相似，希望大家利用這一組織，改良政治，以解除我們的痛苦與煩悶。

1933年4月5日，李烈鈞報告運動開放政權經過，說這次中政會議決，7月開全國代表大會，商議提前開國民大會，並開放黨禁，全系蔣介石同意幫忙，蔣實有覺悟，等等。民憲協進會同人各抒意見，有人以為未必有誠意，也有人以為時機已晚。4月6日，楊永泰也說，蔣對開放政權事，說國民黨秉政數年，竟喪失國土*四省之多，辦得好，國民黨固應還政於民，辦不好更應還政於民，如國民要我們戴罪圖功，也不能不努力。他與張君勱、薛子良談話。薛子良說，開放政權，實蔣提議。蔣說北方現狀，戰既不能，和亦不可，無論欲和欲戰，都須由國民決定，始免反對云云。也就是說蔣的此舉是想將和、戰責任加在國民身上。

4月19日，他靜坐默想，思考憲法運動能否挽這一危局，產生了一些疑慮，感到一般人民智能不足，想以民主圖治，幾乎近於偽善自欺。民主固然是向上合理的目標，但從當時救亡的急迫來看，他甚至覺得發揮政治力的效率成了當務之急。6月21日，他從李烈鈞那裏得知，國民黨開放政權的事又發生變化，以後政局的改良，難再指望於國民黨了。

這一輪熱鬧的憲政運動，起自“九一八”后的民族危機，到1933年漸漸落幕。1934年1月24日，他在日記中感慨，“余輩以領導政治自命，不能為當局者設詞，亦不能專作民間無責任之論。應有確信為必須而又可行之主張，在野以此唱導，在位以此實行，然後不致欺民誤國。如在野則阿順世論，取悅群眾，得位則又顧慮環境，拋棄持論，言行不相顧，實屬不信不忠，今人陷於此病實多，余輩宜切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