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荀子的禮治及其局限性（7）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

《荀子·王霸》，另可參見《荀子·富國》。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

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

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

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荀子·王制》。以上清楚表明，荀子學說中的平民百姓和孟子那裏的至少同樣軟弱。

儘管荀子未必真的認為君子應該像御馬那樣統治人民，但是這個類比本身顯然沒有對平民百姓體現任何尊重。

因此，荀子的禮治理論並不能解決孟子仁政理論遭遇的問題。應該承認的是，荀子的人性假定未必是憲政理論的致命障礙；恰好相反，它為我們提供了真實的希望。

自霍布斯以降，西方政治哲學多少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基調之上，因而共同問題成為如何針對既定的人性缺陷和弱點設計一套良好的制度。

荀子無疑帶有強烈的制度主義傾向，他的許多論斷即便對於今天的制度建設仍然富有啟示。

事實上，兩個出色的法家學生--韓非和李斯--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學說，嘗試在一群自私個人的國家建立能夠富國強兵的有效制度。

但作為儒家，荀子的主要興趣仍在於維護當時的禮法體系，他認為這才是轉化人性、控制**的有效手段。

在政治體制方面，他似乎滿足於統治者應該出於自己的長遠利益遵守禮義的道德說教，對於如何面對固執、任性或昏庸的君主則保持沉默。

在他的學生轉向法治主義並清除了儒家學說中所有的階級區別和人本主義痕迹之後，他們確實幫助了秦國的*潢色，不過這種統治的基礎不是仁慈或禮義，而是**裸的軍事權力和政治暴政。

秦朝的崛起和暴終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戰亂，平民百姓承受了巨大的生命和痛苦代價。

或許有人會主張，這個例子證明荀子和孟子都是對的，背離仁政和禮義最終必然自取其禍；但是它也同樣證明統治者的長遠理性是有限而不可靠的。

縱然孟、荀的自然主義說教頭頭是道，統治者對人民好也就是對自己好，但秦朝的悲劇照樣不斷重演，只不過規模未必總是那麼宏大而已。

歷代儒家不能依靠平民百姓的智慧和道德能力，因而不得不依靠君主的善意，而中國政治的歷史現實不斷證明這種善意是極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