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荀子的禮治及其局限性（6）

和孟子一樣，荀子為統治者自身利益設身處地的考慮也削弱了論點的道德力量，並模糊了政府的最終目的。

畢竟，如果他主要考慮的是人民的利益，那麼統治者的利益就並非如此舉足輕重，而統治者的個人利益是不可能和社會公共利益完全一致的。

當然，荀子認識到這個困難，因為他清楚看到仁義之舉未必總是帶來對個人有利的結果，不義之舉也未必總是遭到懲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榮辱》。

儘管荀子只是主張君主應該按照常道而非旁門左道進行統治，但是常道的例外之存在本身意味着一個機會主義的統治者很可能鋌而走險，偏離仁義的常道。

在這種情況下，荀子似乎已經竭盡所能，只能期望統治者的惡行在因果相報的自然進程中得到懲罰*潢色。

和孟子一樣，荀子也受到他那個時代的政治框架之局限；這種限制使所有儒家都不能直截了當地提出道德訴求，要求君主遵行仁義並尊重平民百姓的基本利益。

事實上，和孟子相比，荀子可能更難提出這種要求。對於孟子來說，雖然老百姓在道德上是軟弱的，但他們的本性仍然是善良的，因而值得統治者同情--如果不是尊重的話。

但是對於荀子來說，普通人生來就是惡的；假如不是受到政府施加的禮制教化和刑法約束，他們將仍然是一群你爭我奪的貪婪野獸。

這麼看來，即便統治者殘暴兇狠，人民似乎也應該忍受，因為假如沒有他，他們就將陷入不可自拔的地獄：各自為戰和社會失序。

除了對其統治的一點令人存疑的好處之外，統治者似乎更沒有理由促進人民的公共利益，更不用說將他們作為人對待。

因此，並不令人驚訝的是，荀子從來沒有像孟子那樣提出過人民反叛暴君統治的權利。

既然假如沒有政府積極施行禮治，沒有開化的人民就將陷入混亂和紛爭，那麼似乎順理成章的推論是人民無論在什麼情形下都得服從統治。

事實上，荀子經常將人民比喻為需要政府保護的嬰孩甚至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