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成功，沒那麼痛

男性創業者容易被金錢和規模的誘惑拉下水，女性創業者往往顯示出更大的耐心與堅持。她們越做越自信、越坦然，可以做八分就做八分，可以做六分就做六分——

楊瀾

人們總在問男人如何成功，好像他們不需要幸福。企業家們熱衷於學習西方的企業管理、市場經濟規則，乃至哲學和新教倫理，卻似乎對家庭倫理不太感興趣。沒有人問他們為什麼晚上不回家吃飯、為什麼不知道孩子上幾年級，或者為什麼總是單獨出席社交活動。2012年初，我採訪王石時問過他這個問題。他遲疑片刻，說這是私人問題不方便回答。其實我當時並不知道他會在半年後離婚，我問的是個人觀念而非私隱。

“他們總在問女人如何幸福，好像女人的成功不是一種幸福。”張小嫻在她的微博里這樣說。美國駐華大使夫人李蒙驚訝於一家時尚雜誌的編輯問她的第一個問題竟是“你是如何找到一位完美的男人的？”於是每個事業成功的女人都要無數次回答“事業與家庭哪個對你更重要？”如果她恰巧未婚或是離異，人們就會憐憫地看着她，眼神里寫着兩個字：不值。如果她沒時間去接孩子放學，她就會認為自己不是稱職媽媽。

在小時候讀的童話中，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她們一副美麗而無辜的模樣，等待着一個她們並不認識的白馬王子來拯救。比較起來，我那時更喜歡海的女兒。她敢於愛、敢於為愛選擇痛苦，在愛的無望中她不忍心傷害，寧願化作一堆泡沫。她始終忠實於自己的內心，做出選擇的是她，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一般來說，人有6種與幸福相關的人格特質：智慧、勇氣、仁愛、正義、節制和精神卓越。而這6種品格又可細分為24種優勢：比如智慧包括好奇心、喜歡學習、判斷力、創造力、洞察力和社交能力；勇氣包括勇敢、毅力、守信；仁愛包括慷慨、愛與被愛的能力；正義包括公民精神、公平心和領導力；節制包括自我控制、謹慎、謙虛；精神卓越則包括對美的欣賞、感恩、寬恕、樂觀、信仰、幽默和熱誠。其實，人能有多少成就、多少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我發現以及尋找相適應環境的早晚。

積極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將“成就”列為幸福五要素之一（其他四要素是積極的情緒、愛好、關係、價值感）。成就，從發現真正的自己開始。有些人開竅得比較早，有些人領悟得比較晚，但只要你足夠想，總有機會做回真正的自己。做出選擇，需要勇氣；接受選擇的結果，也需要勇氣。

海藍博士38歲才決定從眼科醫學轉向心理學。她看到年邁的導師、醫學泰斗生活並不幸福而發出“我的人生沒什麼意思”的感慨，深受震撼：無論外界給予多少肯定和尊崇，都無法填補內心的空洞。聯想到自己對心理學的巨大興趣，她在人近中年時毅然改行，開始另一段如饑似渴的學習，並且克服語言、文化的多重障礙，成為美國危機干預組織的區域領導人。她說：“一個人如果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就會有源源不斷的能量和智慧，爆發出驚人的創造力。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下，也就更有機會獲得成功，包括收入的回報。哎，真的很忙，沒時間做別人！”

對楊麗萍而言，舞蹈就是她此生的使命與宿命。70年代她跳孔雀舞就是極力模仿孔雀的姿態，到了80年代可以更多地表達內在的情感，而如今，她已經可以不炫耀舞技、不拘泥於是雌孔雀還是雄孔雀，而化身成為孔雀的精靈了。那種境界，就是自由。而這背後是巨大的熱愛和近乎苛刻的要求。她只要遠遠瞄一眼就知道哪個舞者偷懶了，她可以為一段舞蹈的拍攝方法不當而與電視台的攝像反覆討論，直到人家遠遠看見她就想望風而逃。她說，表演就像用手捧水，東漏一點西漏一點就沒有了。她沒有結婚，又怎樣呢？不等於她沒有愛。她認定真正的愛不以佔有為目的，也不是因為怕孤單才拴一個人做伴。她從自然界尋找答案，就如母獸會在幼仔成熟后把它攆走，愛一個人便要給他自由。況且愛有很多種，愛一朵花、愛一片雲、愛一棵樹……她說“自己每天幸福，連痛苦都可以是一種恩澤”時，心靈如鳥兒般自由，而她的舞愈發出神入化了。

1990年我大學畢業時雖然也身無分文，但那時的房費、生活費用比今天低得多，大學畢業生還算稀罕。那時年輕人都嚮往脫離鐵飯碗，留洋或者下海。今天的大學畢業生面臨諸多難處：工作難找，生活開支大，心裏的壓力無人分擔，也看不清前途。記得電視劇《蝸居》中的海萍有這樣一段台詞：“我每天早上起來就要算賬，按揭多少錢、水電費多少錢、孩子上幼兒園多少錢……我一起床就欠着錢！”加上大學擴招，就業壓力大，而這些年國企和政府收入提升高於平均經濟增長、有各種福利和社會保障，怪不得畢業生一窩蜂地跑去考公務員，甚至達到萬里取一的程度。這並不是什麼特別讓人欣喜的信號，它說明市場創造新機會的活性正在下降。在這種情形下我的建議是不怕起點低，只要“入對行”。成為荷里活大導演的史匹堡16歲進入電影業，起步就是做片場裏的小工。耳濡目染，察言觀色，在有心人的眼裏，處處都有學習長進的機會。而且只要用功、認真，總會有被伯樂發現的機會。哪怕一時因生存壓力不得不做一份自己並不喜歡的工作，也可以做階段性調整，通過進修、培訓，再次進入職場，尋找到更接近自己愛好的職業，讓工作不僅為了養家餬口，也能成為快樂與成就感的來源。

電影導演李玉的第一份工作是電視台主持人。她每天坐在化妝間裏都感到特別沮喪，好像已經看到了自己老的時候會怎麼樣，好像生命都停止了。於是她放棄了這份穩定而令人羨慕的工作，到中央電視台《生活空間》做了紀錄片編導。

大概是她想通過影像表達的東西實在太多，幾年後她要把自己的劇本拍成電影！40萬的可憐預算也需要她賤賣房產來籌措，戲拍完了只有厚着臉皮住到朋友家去，男友也在這種不穩定的狀態下分手了。影片第一次在威尼斯電影節放映時工作人員居然把其中一盤膠片丟了，幾乎崩潰的她跑到電影院外放聲大哭。但是她不後悔，這是她的選擇，青春時不瘋狂還待何時？《觀音山》中范冰冰飾演的迷茫的女孩，表達着我們每個人試圖搞明白自己、搞明白世界的瘋狂突圍。對於邊界的認識，有些人是靠撞痛自己的方式來達到的。那些看起來堅不可摧的牆壁，也有被我們鑽出窟窿的時候。

不管我們多麼聰明，都猜不透命運手裏有一副什麼樣的牌。劉嘉玲在《東周刊》登出她出道早期被綁架強迫拍攝的裸照時，整整兩個星期躲在家裏不敢出門。她感到深深的羞辱，沒有足夠的力量站起來。那時香港演藝界人士集會聲援她，譴責無良媒體。梅艷芳等圈中好友勸嘉玲站出來講一些話，但嘉玲猶豫着，怕去了外面如果情緒失控號啕大哭反而不好。關鍵時刻，男友梁朝偉叫大家不要逼她，等她感覺舒服再走出去。嘉玲在節目中動情地說：“他是真正相信我的人。在最艱難的時候，他給了我一個力量。我當時就想，如果我擁有他，失去全世界又怎樣！”最終，嘉玲振作精神，堅強地走到陽光下，應該感到羞恥的是黑社會和不良媒體，而不是她。她說她那時有兩個護身法寶，就是忍耐和堅持。後來又多了另外兩個：包容和慈悲。

楊佳從小就屬於那種天才少女。16歲就上了大學，20歲出頭就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做老師。她有了自己的家庭，丈夫、女兒。然而毫無徵兆地，她的視力開始模糊，眼前的世界就像一個舞台，兩側的大幕向中間徐徐關閉。直到有一天早晨，她問自己的父親：“什麼時候天才亮啊？”那一天大幕合攏，世界進入永夜。更讓她承受不住的是，丈夫帶着女兒離開她並提出離婚，從此中斷所有聯繫。那是天塌下來的感覺！但她並不是完全無助的，一夜白頭的父親甘願當起女兒的拐杖，對她說：“孩子，世界上只有回不去的，沒有過不去的。”她接受了現實，頑強地學習盲文，後來爭取到去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讀研究生的機會。學習需要大量閱讀，楊佳要做的是先掃描整本書，輸入電腦，然後用語音軟件讀出來。因為這樣的閱讀過程太慢，她不得不逐漸提高語音播放的速度，1分鐘可以聽400個單詞，就像聽錄音機快進似的變調的感覺。然而她挺過來了，不僅拿到學位，更在十年後獲得該校的校友成就獎，曾獲此獎的華人只有兩位，另一位是香港特首曾蔭權。楊佳現在中科院做教授，她一手漂亮的板書讓人怎麼也不相信那是出自盲人之手。她說自己是幸福的，外部世界的黑暗點亮了她內心的世界。她說女性不是一棵樹而是整片森林，遇到挫折不要絕望，因為我們可以相互關照。她來上節目不是要更出名，而是希望在世界上的某個地方，她的十幾年未見的女兒能夠聽到母親的召喚。

劉岩是驕傲的女孩。為什麼不呢？她高挑、漂亮，舞跳得好，只要她上了舞台，那舞台就是她的。她認真，也強勢，初出茅廬，就敢跟導演爭執舞蹈的編排。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演出設計了她的獨舞，全世界的目光都將凝聚在她一個人身上！誰會料到那一次事故？萬分之一的概率為什麼偏偏發生在她的身上？她的腿為什麼一點知覺都沒有，她寧可忍受疼痛因為那起碼證明它們在恢復。她的人生才剛剛起步卻註定後半生要坐在輪椅上！在無數個找不到答案的夜晚，她難以入眠。2009年快過年的一個夜晚，她連吃兩片安眠藥仍然焦灼不安，當護理阿姨給她遞上一支安神營養液，她突然問：“阿姨，你掃地嗎？我可以把這個瓶子扔到地上嗎？”阿姨一把抱住她大哭，她卻沒有掉一滴眼淚。一天，一位美國醫生告訴她：“姑娘，恭喜你，你可以出院了。去工作吧，新的人生開始了！”她將信將疑地再次開始認識自己和這個世界。她發現自己可以寫出10萬字的博士論文研究中國古典舞中手舞的語彙，可以創辦基金會教鄉村的孩子們跳舞，甚至可以在與同伴合作表演時主動減少自己的動作，讓燈光師收掉她這一方的燈光，使觀眾的視線更多放在歌者的身上。一個舞者的重生，難道不是一種成就、一種幸福嗎？

作為職業女性中的精英翹楚，她們務實而不失夢想，大氣而不乏情趣；她們以自身的存在，彰顯了女性的智慧、價值和影響力，也在不斷顛覆着所謂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其別具神韻的人生履痕，搖曳着人格的芬芳和知性的美好，其各具風采的職場故事，遞給人們奮進的力量和堅守的信念。即使失敗，亦非悲劇，只是上帝的玩笑而已——

朱冰

締造支持系統

作為一名成功女性，你是如何平衡家庭與事業的？這樣的問題似乎不分國別，它會被毫無懸念地扔在每一個成功女性頭上。每當面對這個問題，楊瀾的回答往往走向籠統，而無法拿自己說事，因為這個問題對於楊瀾確實不是問題。

在辛苦地奔波於家庭和職場兩個陣地的雙生涯女性群體中，楊瀾絕對屬於非常有福氣的非典型性的那一種。楊瀾和吳征夫妻兩人的辛苦創業，為自己的家庭爭取了更多的財務自由，從走入婚姻和家庭伊始，楊瀾周邊一個較完備的支持系統就已經形成：外力由司機、保姆等組成，內部由雙方的父母和親愛的丈夫保駕。當一雙兒女出生，來自老人們無私而周全的援助，更是給予了楊瀾忙碌事業的自由，不必擔心孩子上學沒人接送、不必擔心孩子放學以後吃不上熱飯、不必擔心丈夫的埋怨，因為兩個人沒有誰比誰更忙。

生活大致平靜，心中總有波瀾，相較於如何平衡的這個話題，楊瀾更願意和女人們探討的是如何減輕女人天生的內疚感，它來自於職業女性更深層的焦慮——身體的焦慮與情感的焦慮。

當楊瀾在採訪美國第一位女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時，這位權傾政界的女性道出了內心的疑惑：“作為女人，彷彿有一種天生的內疚感，因為你總是在想，是否花了足夠的時間來陪孩子？”不過奧爾布賴特也認為，女性的確應該意識到自己的神聖職責，並經常自問“是否儘力做了你該做的”。這一點，楊瀾深有共鳴。

在她的記憶中，有一件事讓她非常“內疚”，在女兒出生剛剛滿百天的時候，由於需要在上海與北京間往返多次，參加“申奧”的活動，楊瀾發現自己開始缺少奶水，最後不得不被迫給女兒提前斷奶。在她看來，母乳餵養這份不能替代的工作被她給“搞砸了”，這成了她“不能彌補”的遺憾，對女兒的內疚久久不能釋懷。除了對孩子的內疚，糾纏於工作的女性，那些煩瑣又具體的壓力遮蔽與分散的是正常的生理需求，這種被動的冷漠是對身邊愛人的忽視和不尊重，渴望親密，親密卻並不那麼容易達成。

穿梭於東西方，楊瀾發現這種焦慮在女性之中也是沒有國別之分的。經過觀察和了解，現代中國媽媽與美國媽媽相比，還是比較“有福”的一個群體。美國的媽媽們更加焦慮，中國孩子一歲半就可以被送到幼兒園，而美國小孩子四歲之前根本就送不出去，如果白天將孩子託管於他人，甚至會被懷疑虐待孩子。

眾所周知，美國的小孩子們下午3點就放學了，對於8小時工作制的職場媽媽們來說，如何能夠做到天天請假，去接孩子放學呢？她們面對着方方面面的壓力，身邊的一切都在暗示着她們“媽媽最好親自去接孩子放學”“不可以不去參加家長會”，否則就是不負責任的表現。這樣就使很多女性被迫放棄自己的工作。對比中國社會會發現，一方面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下，老人們願意幫忙承擔起照顧小孩子的“使命”，另外保姆和家政也屬於比較廉價，並且容易獲得的社會服務，這一切對於美國的職業女性來說，堪稱很難享受到的福利。

儘管擁有自己的強大支持系統，儘管各有各的平衡之道，但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和系統觀察，楊瀾還是有想法與天下女人分享。

2007年9月，楊瀾在韓國舉辦的“世界婦女論壇”上發言，她結合自身經驗，為那些忙到焦頭爛額、累到氣喘吁吁的職業女性同胞們支了三招：

第一，人不是累死的，是煩死的。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能量水平本身就比較高，加上從中得到樂趣，猶如火上添柴，即使身體累些也容易恢復。

第二，要有單純而明確的目標，而且意願要足夠強烈。如果你真的想平衡，就一定能做到。如果你的目標是事業成功，就會覺得平衡是個麻煩，可如果你把平衡本身作為目標，達成的可能性也許就大大增加了。

第三，建立支持系統。誰也不是神仙，每天都只有24小時，你一定要適時發出求救信號，就像一棵樹，根系越發達、養料越充分，就能長得越高。

這三招，與其說是女性的自救，不如說是對社會的反諷。當女性們的解放之路已經行進了百年之時，原來社會在許多層面上，從機能到心理都還沒有做好應該具備的成熟應對。

在這樣的倉皇中，平衡到哪一步就只有依靠男人和女人的智慧了。當然，讓女人們不那麼絕望的是，現實中確實存在着一批主動搭把手的另一半們，比如顧家好男人代表——黃磊。對於做飯，黃磊不是喜歡，而是酷愛，在家為太太和女兒做飯，不純粹是表達愛的方式，而是作為男人一種特別的減壓方式，同時還是炫耀自我的方式。做完飯，男人黃磊還不吃，就看着太太和女兒吃，他在旁邊樂呵呵地喝酒，就兩個字：開心！吃完了，喝完了，誰刷碗？太太孫莉又聲明：我愛刷碗，這活我包了。兩口子的配合天衣無縫，讓楊瀾大為感嘆：太和諧了！

黃磊夫婦將家務處理得很平衡，有了孩子，兩人之間的配合也沒有失衡。當女兒多多年紀尚幼時，黃磊和妻子孫莉都接到導演賴聲川的邀請，出演話劇《暗戀桃花源》，可如果兩個人都投入沒日沒夜的排練和演出，孩子就沒有人照顧，這個時候的黃磊表現出最man的一面，他把選擇權交給了孫莉，並表示無論她怎樣選，自己都絕對支持。後來，當孫莉決定不放棄演出機會的時候，黃磊動起腦子，重新安排了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他和妻子在家裏架起DV，自己走位自己排練，無論開車、吃飯，兩個人都抓緊一切時間對台詞，等女兒從幼兒園回家之後，黃磊負責做飯，孫莉負責陪練鋼琴輔導作業，如果出去巡演就帶着女兒。就這樣，沒有保姆，黃磊和孫莉也把孩子照顧得周全妥帖，一家三口其樂融融。

我們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當中，職場中的每一個人似乎都認同這樣一件事——不努力就會被淘汰。當我們更全情投入職業角色中時卻發現：由於我們對職業所代表的社會價值的高度認同，致使職業幾乎在控制着我們的生活節奏、居住地域甚至是婚姻狀態。因工作緣故而被迫分居兩地的現代牛郎織女就是這一狀態下的產物。與二三十年前基本上是男性在外打拚不同，越來越多的女性勇敢地追求屬於自己的事業。也許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存在感，也許是為了能夠有更好的經濟收入，也許是為了事業的長足發展，很多情侶在忍痛經歷一個自覺的分居。但有數據表明，兩地分居在夫妻離婚的原因中排第四位。

雖然兩地分居並不是導致離婚的主要原因，但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婚姻的結束，所以如何平衡家庭事業、掌控好自己的平衡轉盤成了很多職業人的一大困擾。

為求獲得職業與生活的平衡，男人和女人各有招數。除了來自支持系統的力量，職場女性要想達到真正的平衡，還是要從調整身心着手，找到讓自己徹底輕鬆的方法。心理學博士張怡筠在忙碌奔波的工作間隙，每天都會堅持一個調整自我的“小儀式”：與自己的內心對話半小時。注意，這並不是在做不着邊際、浪費時間的無用功，因為這段對話時間包含了很多內容，比如“我今天有什麼感覺？是不是過於勞累？我剛才為什麼和老公吵架？我自己有哪些問題？”用張怡筠的話來說，這是她每天都要堅持的“打氣時間”，在自己的力量被不斷分散的同時，也能重新注入繼續應對挑戰的能量。另外，“一心多用”是女性學會“合理”分配時間的好辦法，比如一邊敷面膜、一邊看電視、一邊給丈夫打電話聊天，既“打賞”了皮膚，又積累了談資，還增進了夫妻感情，值得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