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央團校

1949年3月我被調入團市委時候，被認定的優點有思想清楚、看問題尖銳、動腦筋等等。此外，我從劉楓同志身上已經學到了一個本領，不論群眾如何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都要從大處高處總結幾條：革命在前進，群眾的覺悟在提高，我們的工作成績顯著，新的積極分子正在湧現之類。聽了這樣的分析，人們會立刻得到一種登高望遠、心曠神怡、團結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遠，永遠充滿信心，永遠從容有定，這是我的童子功，這影響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與心態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間開會時我會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從高中失眠起，我一輩子嗜睡，認定睡眠是健康與事業的首要保證。而那時的團市委幹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來自大中學生地下黨員）的積極性的首要表現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節日啦更是絕對地不休息不睡覺，加班奪取革命的徹底勝利。而我對此深為反感，我不明白一個革命者怎麼可能只知道忙碌卻忘記了從事業的輝煌與生活的壯闊中汲取真、善、美的靈感。我當時已經知道了一個詞兒——事務主義，怎麼這麼多的事務主義者啊。我也相信列寧的名言：不會休息就不會工作。我堅信累過了頭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夠用，時有丟三拉四，把領導佈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時間旁觀欣賞。當會議沒完沒了，車軲轆活越說越多的時候，我會突然魂不守捨去欣賞窗外的麻雀與雲霞，燈光與有軌電車。

當人們冷靜下來以後，便承認了一個常識：讓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當幹部，是太早了一些。1949年夏機構合併調整的時候，我被勸告繼續回到學校上學。我卻不想接受這個安排，我已經心浮氣躁，心比天高，難以回到課桌后了。我實際已經“下崗”，便臨時到暑期學習團去管伙食，這個時期我第一次學會了喝酒。我每天與糧油蔬菜供應私商打交道，今天你發現A店粉絲比B店便宜百分之二十，你換成A店，第二天你又發現C店的大米比A店又好又廉價。最後，你差不多放棄了利用私商間的競爭買到最划算的食物的希望，卻學會了與私商碰杯。然而，學習團組織的大報告還是精彩得很，我聽了艾青批判徐志摩的詩《別擰我，疼》，我聽了周揚講革命的文藝運動，好像還有哲學歷史學方面的名家艾思奇等為參加學習團的學生們講課，展示了解放區、共產黨嶄新的意識形態的豐富、輝煌、戰無不勝與蓬勃煥發。

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團校二期學習。我在十五班。十五班多來自北京，曾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領導人的徐萌山是我們班的學員，是當時班上的黨支部委員。另有一些上海南京的學生黨員。多是已經有一點“革命“的經驗的團幹部。十七班是來自上海的新生。而十八班是來自北京的新參加工作者為主。

開始中央團校還沒有進城，我們的校址在京南的良鄉縣。到良鄉縣上學，這有象徵意義。中國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圍農村的道路，一解放，從鄉下進城的人佔領了頭鰲。我的到良鄉學習顯示了老革命的色彩。我們就住在“號”來的老鄉的房子裏，我們爭着給老鄉挑水，我們繼承了前輩革命者親農的好傳統。

這是我長大后首次生活在鄉下，有新鮮感。

我們聽了許多高質量高規格的大課，用現在的話，我們的教師可真是超豪華的陣容：李立三講工人運動，陳紹禹（王明，時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講婚姻法，鄧穎超講婦女工作，馮文彬（時任團中央書記）講青年運動，艾思奇講哲學，孫定國講黨史。鄧穎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動。艾思奇發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講話無任何特色。最難忘的則是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田家英講毛澤東思想，他從下午講到晚上，晚飯後續講，講到深夜。大課是露天進行的，我們每人自備一個小馬扎，拿着本子猛記。天黑後點起煤汽燈，招引了太多的趨光飛蟲，幾次不得不停下講課用紙包捉蟲殺蟲。我至今記得，田家英說，毛澤東思想像大海，每個人都可以去舀裏邊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澤東思想像鋼琴，每個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無窮的精彩樂章。講到毛澤東思想關於知識分子的論述的時候，田說，知識分子需要政治化與組織化。他說主席說過知識分子是“雞毛蒜皮亂轟轟，爭來爭去一場空”，這些是我從其他材料中學不到的。田家英講毛澤東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語言，講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覺得到他也陶醉在自己這種法律恣肆的講演之中。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講得如此滔滔不絕，大雨傾盆，全面貫輸，耳不暇聞，一口氣居然講了六七個小時，除了中間吃晚飯外，連課間休息也沒有，更沒有什麼互動、問答、討論、質疑。他完全是一個解放者、拯救者、宣示者、指揮者，先知先覺者，他在手把手教這些年輕幹部的導師，而聽者只是單方面的接受者、吸收者，從零或者負數開始者。這種講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勞，替自己也替老師。我在晚九時后遞了一個條子：“請掌握時間”。那個時候聽講是可以遞條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師拿起了並宣讀了這個條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為然也不以為意，他身旁的教務處領導表示“放開講放開講”，他也絲毫不加收斂地繼續洋洋洒洒地講了下下去。也有些同學聽了老師念的條子顯出了驚異的表情。

田家英當然不是一般人物，我與他沒有直接接觸，這裏不多談他，但我至少可以認定，他有學問，有才華，愛思索，有創意，處於極度的興奮狀態，話語爆炸與思維加速的狀態。

1980年我首度訪美，在一個教授家的鋼琴上看到一段話，說是人生就像鋼琴，它的表現決定於你的演奏。它使我想起了已經闊別人世十餘年的命運帶有悲劇色彩的田家英同志。

在中央團校還進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學員們如饑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論新思想新觀念的同時，聯繫實際，檢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認識當中有哪些不符合新觀念，受了哪些反動理論的影響，具有哪些胡塗認識，哪些剝削階級的偏見，做過哪些錯事壞事，是怎樣地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革命。不知道怎麼形成的一種風氣，越是罵自己，越是懺悔自己的醜惡反動，就越證明學習有了收穫。

我們班兩次舉行全班的批評大會，幫助兩個學員，他們都是來自大學的新參加革命工作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反蔣反美的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其中一個人違反學校紀律與一位女學員搞戀愛，而且其表達愛情的方式被認為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他送給這位女生一塊石頭，用了一個什麼諧音。另一個人是什麼“學生領袖”，能說會道，喜出風頭，性格豪爽，說過什麼民主自由之類的話，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者。我們大家對他們二位進行了疾風暴雨式的批判，眾人情緒高漲，感到新鮮而又熱烈，面對面深揭猛批。實昔日聞所未聞。此二人尤其是後面那個人，也被槍林彈雨、鐃鈸齊鳴式的大會批評搞得亢奮悲壯，渴望着煥然一新的奇迹，渴望着本人歷史的嶄新篇章，聲稱是巨大幫助，巨大溫暖，巨大推動……

我們班上的團支部黨支部進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選，完全由黨、團員提名，候選人還發表講話，講自己如果當選將怎樣做。其他成員也自由發言，氣氛極其活躍。那位被認為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是團支委的候選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點時。另一位年輕人說，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處，他的特點是“五年計劃，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計劃，三年完成”說成是性格急躁的後果，這種說法政治上是完全錯誤的，於是學員們又受到了一次教育。我感到後悔，即我本來也對“三年完成”急躁論取質疑態度，卻沒有立即嚴正指出，喪失了一個表達自己的高覺悟高水平的機會。

個人英雄主義者雖然被大會批判，卻仍然當選為團支部委員，這很感人。

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現出來的了。關於休假，學校有一次安排，學員有些意見，經反映后校方採納了學員的意見，一個學員說是“鬥爭取得了勝利”，我立即指出：這樣的說法不妥。

我當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團校的表現還是不錯的。各種小組大組聯組討論是競相表現覺悟表現政治上的正確性的平台，上團校的任務就是要以掌握分析問題的方式而達到革命者的標準。我這方面決不落後，常常受到組內同志的誇獎乃至羨慕。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發揮，我相信我當時“左”得驚人。

我們組有一個出身於地主階級的同學，大家紛紛幫助他清算地主階級的罪惡，他全部接受。他在學習中收到家信，得知祖父去世，一位比我大一歲但是顯得比我孩子氣同學說：“少了一個老渾蛋。”死者的孫子表現出不快的情緒，我們幫助他提高覺悟，自認為做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我表示不贊成謾罵死者，同時，罵了一個老地主也決無對之反感之理，我們煽情地設想了老地主的祖祖輩輩的剝削和壓迫，養尊處優和掠奪民脂民膏，我們說得那位當事人五體投地。

另外，我在團校仍然身體不好，又犯了失眠症，難以治癒。此後很長時間我以充足睡眠為首要的養生之道，我開玩笑說，我是睡眠愛好者，睡眠可以衝擊其他，其他卻不可以衝擊睡眠。這與我少年時代的痛苦的失眠經驗有關。

在團校學習期間我們到北京參加了開國大典。我是作為腰鼓隊的成員來到天安門廣場的。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一想起這一切這樣的節奏就會在耳邊響起。我至今記得人民群眾是怎樣熱烈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是怎麼樣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萬歲”的。

我們還取材本組的故事編了話劇，內容是一個思想有問題的學員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在組織與群眾的幫助下怎樣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進的步伐。我是演員之一，演一個熱心幫助別人解決思想問題的小同志。

中央團校的八個月的學習為我的理論知識打下了基礎。此後我一直喜歡探討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探討列寧的建黨學說與孟什維克的建黨學說的分歧，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三次左傾機會主義導致了反圍剿鬥爭的失敗……等等。

我養成了分析思想、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習慣，什麼問題都能分析它一個頭頭是道，都能有個一二三條看法，我這時已經開始注意培養自己的理論能力了。

在中央團校期間，我們的同組學員當中還有一些名門子弟，例如朱學范的長子朱培根，國民黨將軍龐炳勛的女兒龐屏閣。另一組有一位同學是一位著名民族工商業者的兒子，他曾經請我們全班師生到他家吃過晚餐，幾進的大院，走廊，明亮的照明，一道道炒菜，使我想起自己的家人，我很辛酸。

團校畢業時我們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是不是就在後圓恩寺禮堂呢？我記不清了，反正不是在中南海。同時被接見的還有一個海軍會議的參加者與另一些開財經方面的會議的與會人員，是聯合接見。毛主席從台側走了出來，各個聚光燈打開，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說好了，毛主席不準備講話，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點手勢，有時背起手，有時搖一下手，有時往遠處看，有時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當雄偉，沉着，莊重，每個姿勢與動作都有風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個領袖人物真難呀，置身於聚光燈下，展現自己，定格造型，這是一種藝術，更是一個考驗，普通人，那麼一站，多麼緊張，多麼尷尬，而主席好像已經慣了，他舉止自信而且有“派”。

我們組的學員鮑訓吾同志代表團校畢業生向主席朗讀並獻上了致敬信，毛主席與他握了手，我們都感到了光榮，並紛紛與鮑同學握手。

團校二期后兩個月搬進了北京城，后圓恩寺。文革結束以後，我們班的學員多次聚會，包括原來受過大會批評的人，對於團校這一段經歷，仍然十分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