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秋天的發現

一年四季，對於我來說，並不是同一個時間發現並感受的。冬天，我的體會最早，我的童年時代的冬天比後來嚴厲峻急得多。我上小學時戴帶“耳朵”的帽子，戴口罩、耳套、脖套、手套，手揣子（狀如圓筒，二手揣進去）穿棉衣棉褲和毛窩，仍然凍得手腳發麻，伸出手卻寫不了字，有一次我凍哭了，還有一次我凍得尿了褲子。

從小學二年級我注意到了夏天。夏天，我最喜歡的是大雨，大雨後衚衕里可以有齊膝深的積水，大量蜻蜓在水面上飛。夏天的雨使你相信天無絕人之路，酷熱到極以後，天會以雨搭救眾生。

但夏天仍是有一種快樂，乘涼與鬧雨仍是貧窮和匱乏的童年時代的一項美好的記憶。等着風，說著閑話，看着月亮和星星，有時候還看到帶着小燈籠飛行的螢火蟲，或是看着烏雲，聞着雨帶來的泥土氣息，等待着使感覺翻一個個兒的暴雨前來。這是一種快樂，一種得自大自然的恩寵。

第三個發現的是秋天，是在中央團校，是在當時的河北省良鄉縣得到的。

良鄉位於平原，有一座小小的完整的方城，訴說著歷史、縣份、華北和中國。秋天的莊稼，一望無際，聞到的是風中酸甜清爽潮潤的氣味，聽到的是群蟲加眾鳥的合奏，看到的是莊稼草與樹木在秋風中的搖曳，感到的是比北京的盛夏舒展多了的秋意。

良鄉東城門附近有一家“劉飯鋪”，我在那裏用微薄的津貼吃過炸豆腐。一塊整豆腐，炸過表皮，上面略放一點清醬和花椒之類的調料，作為小菜來賣。我要了一盤炸豆腐，吃起來感覺到自己已經長大，已經走南闖北，已經離家獨立，已經有經濟能力每月點一次炸豆腐乃至加一兩（舊制，一市斤的十六分之一）散白酒，而且我已經感覺到了生活是美好的。

走出東門，是一道河。河水落差處有幾塊大石。秋日，晝漸短而夜漸長，傍晚，太陽早早接近下山，我利用休息時間，穿着小褲衩下到河中，鈄躺在石頭上，任憑流水在衝過巨石的同時洗刷我的孱弱的身體，與氣溫相比溫度不低的清水帶着響動嘩啦嘩啦地撫摸在敲擊在出溜在我的皮膚上，給我增加了舒適，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潤滑與歡快。而快樂使人增加了自信，增加了活力和志向。原來一年有四季，原來秋天是這樣宜人，原來太陽、河流、石頭和我之間是這樣親和，原來我可以從大自然那裏得到這樣多的安慰和啟發，原來活着是這樣有滋有味兒。

而此時我正在讀李蕤著的《毛澤東的青年時代》。裏面講到毛澤東青年時期的雄心壯志，毛澤東喜歡風浴、雨浴、日光浴，喜歡讀書、靜坐，注意鍛煉自身。尤其是毛澤東的最早填的詞《沁園春：長沙》：

獨立寒秋，

湘江北去……

這是我第一次讀到毛澤東的詞，那時候他的詩詞的發表並不正規，這個版本上的“悵寥闊”三個字印成了“張廖閣”，相當費解，書用紙是解放區出品的草制黃綠色的紙。但是它仍然大大地感動了我。

我感到的是震動更是共鳴。青春原來可以這樣強健、才華原來可以這樣縱橫，英氣原來可以這樣蓬勃，胸懷原來可以這樣吞吐揮灑。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說，在近十五歲的時候，在中央團校學習革命的理論的時候，在華北平原的良鄉，在晴朗的秋天的夕陽照耀之下，在河邊和河水的浸泡里，在毛澤東的事迹與詩詞的啟發引導之下，我開始找到了青春的感覺，秋天的感覺，生命的感覺，而且是類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的感覺。遼闊，自由，鮮明……

作為中央團校的學員，作為一個前途無量的革命人，我正在學到的真理，將做到把新世界的鑰匙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把歷史的羅盤和韁繩掌握在自己的手裏，自己創造自己的比世世代代先人更光明瑰麗的命運，把人類的新紀元的大門打開，開得大大的，把世世代代後人送到永遠的幸福里。

著名的蘇聯科普作家伊林，除了寫過名聲極大的《十萬個為什麼》，還有一本名著的：《人怎樣變成巨人》，此說深得吾心，我不是正在變成巨人嗎？

我熱愛和迷戀革命的理論，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黨史，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世界，家庭、私有財產和階級的起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過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農村包圍城市，整風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青年運動，先鋒主義與尾巴主義，橋樑作用與後備軍作用……這些嚴絲合縫的邏輯論述，是怎樣地戰無不勝，包羅萬相，明晰確定，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分析的利器，是分析的保證，王蒙何幸，自幼就掌握了真理，從此只能是步步向前，從勝利走向勝利！

從這個時期，我發現了秋天也發現了自己，發現了生活，也發現了志氣，發現了毛澤東（讀《長沙》比我當初也發現了詩：我不能虛度年華，不能碌碌無為，我必須努力，我應該努力，我自然要努力變成巨人。

我至今仍然高度評價毛澤東的這首詞，認為它的完整與鮮明，勻稱與格局超過了此後的許多詩詞。只有《憶秦娥》“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能與之相比。《詠雪》很偉大，但《惜秦皇漢武……》幾句未免平鋪。《答李淑一》極感人，但“問訊吳剛所有……”兩句未免太通俗。而《長沙》既精美又壯美，既純凈又豪邁，既興之所至又無懈可擊，乃極品也。

至於春天，我對春的感覺最遲。那是一九五零年，我從中央團校畢業以後，分配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第三區工作委員會任作部幹事之後的事。

春的發現第一次是在北海公園，也受影響於《紅樓夢》的閱讀。北海前門，茶座那邊的垂柳之下，無限依依的春水使我感到了春天。1950年的春天，我與姐姐王灑在石橋與牌坊近處賞湖，碰到了前來公園的女二中學生崔瑞芳。女二中在我所工作的第三區，而姐姐曾與崔共同參加過一個學習。我們說起話來。她的笑容使我難忘。而此後見到她，她不止一次問：“王蒙，你怎麼會有那麼小的姐姐？”我們似乎從此拉近了距離。

《紅樓夢》的春天的描寫則使我感到一種神經末梢的觸動，感到一種悲哀與惶惑，有點拖泥帶水。我畢竟是秋天生人，我更適合的是秋天。我的長子王山寫過一首新詩《我是秋天的兒子》，我喜歡他的這個詩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