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到新疆去

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齏粉，也還好辦一點，但是我要寫作，要發表，這就難了。

我是一個剛剛露頭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萬歲》的出版已經遙遙無期，到1963年為止，我只發表過五個短篇小說和一點點散文之類，又面臨著徹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變相封殺，我越是急於發表東西，我變得急火攻心，飢不擇文。事後想起，這也是一種急躁，一種輕浮，一種失態。這種心態，既無法改變不利的外在處境，也寫不成什麼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我反而對於在高校作教學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學習對於我來說最重大的意義不在於認識了蘇聯修正主義的本質，而在於從這裏出發去了新疆。

有一些從各省來的文藝工作的領導參加了西山讀書會。他們與我閑聊時便介紹當地風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來想去，覺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麼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們的文學要的是寫工廠農村，實際主要是寫農村農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於脫離了生活，脫離了社會，脫離了火熱的鬥爭，永遠別想再創作了。而寫作是多麼迷人。記得我1958年下鄉前看過一部日本影片《姐妹》，僅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對話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觸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辭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說幾次“你好”“快樂”“繽紛”和“想你”……此生無憾。我不能就這樣在小小的校園裏呆下去，我要的是廣闊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澤東所說的要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鬥爭的大世面。”我與一些省區來的領導同志探討去他們那裏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肅和新疆都表示歡迎我去。我覺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時，新疆文聯的負責人劉蕭蕪同志恰恰從蘇聯回來路過北京，我與他見了面，加上參加讀書會的新疆作協秘書長、《新疆文學》雜誌主編王谷林同志，新疆當時就可以就我的調動總是拍板。於是我決定了去新疆。

卻又不僅僅是為了寫新疆，決定去新疆與寫出新疆寫好新疆之間應該有不短的距離，何況我的寫作還有先驗（無待創作與作品檢驗）的致命傷殘。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於我對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學與渴望生活，對於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陰明雨雪，我渴望愛怨情仇，我渴望逆順通蹇，我渴望喜怒哀樂，我怎麼能才二十多歲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園裏？我渴望遙遠的邊陲，相異的民族與文化，即使不寫，不讓寫，不能寫，寫不出，我也要讀讀生活、邊疆、民族、還有荒涼與奮鬥，艱難與快樂共生的大地！這是一本更偉大的書，為了讀它，我甘願付出代價。

我給芳所在的學校打電話，找到了芳，芳說她同意去新疆，她喜歡新疆的歌舞。都這時候了，我們還有着怎麼樣的近乎荒唐的好心情啊。

解放初期有幾首新疆的維吾爾風味歌曲在各地流行,可以說，新中國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帶來了一個全國的民族民間藝術節的舉辦。“咳，我們盡情地跳動躍在五星紅旗下面，我們快樂地迎接着美麗的春天……”下面本應是過門“多多多多拉多拉，騷騷騷騷騷拉多”，但唱多了孩子們便唱道：“人人都說辣椒辣，我說辣椒是甜的……”，大家會笑成一團，但決不是解構而是快樂無邊。另一首叫《偉大的毛澤東》，我從妹妹那裏學到了，用漢語標上的當地的維吾爾語歌詞：“巴哈米孜能巴哈班尼達黑毛澤東……（我們花園的園丁是領袖毛澤東）”使懂一點維語的瑞芳的同學皮雲凌大吃一驚，她是獨自一人從新疆來到了北京上學來的。由於她的積極，她很快入了團還當了團幹部。後來卻在天津上大學時劃了右派，她跑到了新疆，又被揪回來，一言難盡。

韋君宜支持我去新疆，並說去新疆一個是可以寫一些少爭議的題材，民族團結啦，偉大祖國啦，美麗的邊疆啦什麼的。一個是，她說，我可以改變一下那種比較纖細的風格。這正是我所想的，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單大街的燈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昆崙山，綠州草原，胡楊駱駝刺，烽火邊關。

黃秋耘則嘆息良久，勸我至少先不要帶家屬去，以留退路。他吟詩相贈：“……文章與我同甘苦，肝膽唯君最熱腸……且喜華年身力健，不辭絕域作家鄉。”我想的則是沒有金鋼鑽就別攬瓷器活，敢於全家一舉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績，做不出成績就自己負一切責任，不會吃後悔葯，也無顏怨天尤人。

秋耘主動提出要借給我錢，支援我的遠行。王谷林同志寫信提醒我這種情況可以向組織申請一點補助，我申請了，立即得到了了800元補貼，在當時，這個數字相當驚人，是我的月工近十倍。我順便說一下，當時我們中文系的總支副書記是畢玲，是後來當了外交部長的吳學謙的愛人，而人事處長，批錢的，是總工會領導李頡伯的愛人。怎麼能說不是到處都有貴人保佑呢？同時從中也可以看到一點“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愛護仍在人心。王蒙回憶起來，永遠心存感謝，永遠不敢忘記。

各方餞行，王景山先生請我們吃萃華樓，施無己老先生請我們吃了湖南館子，他是湖南人。通過讀書會相識的鐘敬文老師則設了家宴，他是廣東人，與秋耘相熟，給我餞行的時候我、芳以外秋耘與尹瘦石兄也來了。鍾先生家裏有一些書法豎軸，其中有一幅寫的是詩，描寫一種朦朧的情感，黃秋耘一邊讀一邊嘆道：“趙慧文（拙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的人物），趙慧文啊。”而我已覺隔世。

我找了一些有關新疆的書籍，越讀越是發燒。我跑到阜成門外的新疆餐廳先嘗新疆的味道。尤其是當時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來客》，異域風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躚，如詩如夢，能不神往？恨不得插翅飛向天山腳下。我學會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時“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穿過千層嶺咳，越過萬道河，誰見過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漢上一股清泉，高山頂上一朵雪蓮”的高唱響徹家中。

確定了要求去新疆，在讀書會上就向有關領導提出來了。先是劉芝明同志表示“大力支持”，中國作協也支持並協助完成調動手續。證明去新疆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對韋君宜同志說，這也是“窮則思變”。當時批判主義的時候有一種說法，叫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富，富則修。這種說法給人一種越捉摸越沒轍的宿命感。

一起在一擔石溝勞動地的副班長的妻子與芳同樣任教，她名鄭兆南，曾在北京日報工作，是一個極其積極熱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學的支部通過了她的入黨申請，但是區里沒有批准，顯然是因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為了給我們餞行，忙了一個通宵，在狹窄的房子裏堆滿各種菜肴。她和她的先生都發表了熱情的講話，鼓勵我們到新疆做出什麼了不起的成績。我感謝他們，卻也感到他們的天真和——對不起，我說一句“忘恩負義”的話——幾近張揚。我覺得他們仍然保持着習慣性的高調。他們用的語言大致仍然與我們在五十年代初期用的差不多。果然，後來我得知，北京日報一批帽子人士包括叢維熙的進入大牆，與副班長有關，也許他只是天真爛漫？而天真爛漫也會害人害己。而鄭兆南在文革中的命運，更是慘絕人寰。

為出席鄭老師的餞別晚宴，我來到了北京日報社的家屬院，我順便看望了一下漫畫家李濱聲先生的家。他住的地方一間門房，大約七平方米，東西疊着東西，傢具壓着傢具，人也幾乎摞上了人。那是一個沙丁魚罐頭式的家居。那樣的日子不應該忘記。

對於去新疆，我與芳也是極其興奮。出發前我在王府井一個牙科診所修補了牙齒，買了一件中式絲棉綿襖。芳則一件大衣和一條呢料褲子，與她的母親、姐姐合影留念。

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們破釜沉舟，賣掉了無法攜帶的傢具，帶着一個三歲一個五歲的孩子，出發赴烏魯木齊。無直通車，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車站附近的解放旅社，遊了大雁塔，吃了耷拉火燒，（由於含油太多而肚腹不適，但含油如此之多又顯示了農業形勢正在迅速好轉）再坐四天三夜火車，緩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軋實的蘭新路上。張掖武威，烏鞘嶺紅柳河，嘉峪關玉門，這些地名就讓我激動不已。我吟詩道：

嘉峪關前風噭狼，雲天瀚海兩茫茫，邊山漫漫京華遠，笑問何時入我疆。

烏鞘巋峰走鐵龍，黃河浪闊架長虹，多情應笑天公老，自有男兒勝天公。

日月推移時差多，寒溫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識天山雪，幾度尋它夢巍峨。

……

我到達后，把一些詩寄給了原師範學院的同仁，他們回應說我還是有一番雄心壯志呢。

三十二、紅旗如火

我受到了新疆自治區文聯的同志們的很好的歡迎和照顧。我分到《新疆文學》雜誌作編輯。這是我第一次真正進入了文藝單位，我們最初住在南門，離人民劇場、人民電影院、八一劇場、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黃河劇院都很近。到新疆后不久我就有機會在這些劇院裏看演出，覺得非常快樂。

我們雖然是北方人，仍然覺得新疆的冬天不可思議，去廁所或者公用自來水龍頭挑水，就像去一座冰山。走在大街上無時不在打滑，因為道路好像千層玉面峰糕，一層雪（然後部分化成水然後成冰）壓着一層冰雪，每層冰雪上再有一層黑漬，這黑色主要來自煤炭，烏魯木齊冬季包括家用都是燒質量良好的工業用煙煤，到處是黑煙裊裊。人們開玩笑說，在冬季，烏魯木齊的麻雀也是黑褐色的。尤其是自行車，在冰雪上騎，冰雪上刻出了一道道細溝——車輪軌跡，後輪入溝，晃悠一下可以掙扎出來，前輪入溝入軌，就只能摔倒。對於兒子山、石來說倒也不錯，他們走在街上就可以打冰出溜了。

而室內溫暖勝春。生土胚做的火牆，磚砌的爐灶，洋鐵烤箱，陶瓷溫水罐，爐火熊熊，爐風呼呼，窗玻璃上凍着厚可二十毫米的霜花，我甚至從中悟出了愛斯基摩人住的房子是用冰建成的的道理，小學課堂上想不通的事，一到新疆就解過來了，在絕冷的室外氣溫下，冰房子不會融化，而且冰房子的保溫性能超過了其他。

那時的烏魯木齊也特殊情調，橙紅色調的大樓，比荷蘭流行的建築的橙色還艷，市民的土泥頂子房屋，洋鐵皮頂房屋。尤其是到處播放着的維吾爾歌曲，十分地不一般。購物用公制，買一斤肉不說買一斤，而說買五百公分。民族特需物品：樂器，花帽，負，銅壺，地毯與氈子，還有莫合煙，這時我才知道，蘇聯小說中所寫的馬合煙，就是新疆的莫合煙。我想起了特瓦爾陀夫斯基的長詩《華西里·焦爾金》，其中一段極其精彩：“戰士的馬合煙/就像戰士的妻子/又苦、又辣，又兇惡/讓你滿是眼淚/但是你須臾不能離開她……”

我說什麼呢？我這一輩子算是富有挑戰意識的，敢於挑戰自我也敢於回應挑戰。我敢於做出決定，我也有文字感，語言感，思想感，我還有游水的愛好……同時，我也是旅遊迷，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輩子幾十年，我想看一看，知道知道，嘗嘗各地各時各種各個的滋味。與旅遊二字相比，我更喜歡的詞是“漫遊”。漫遊更放鬆也更自在甚至更詩意。我時時夢想着成為一個漫遊者。即使在激情如火的解放初期，我看到一幅國畫，比如什麼聽松圖，觀瀑圖，卧石圖或者釣雪圖——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嘛，我就會產生一種漫遊的衝動……我為此感到過苦惱，覺得自身的情調太酸腐。人生也罷，時代也罷，歷史也罷，祖國也罷，世界也罷，成功也罷，挫折也罷，對於我來說不僅是一個價值範疇，而且是漫遊範疇，審美範疇，認識範疇，享用或消費範疇。這最後的說法可能有些令人不習慣，乃至覺得刺耳。在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經歷一些過去從未經歷過的事件與地域的時候，我常常沉醉於體驗、欣賞、驚喜、新奇與好奇。這可能是我的毛病，使我與一個好的工作者、實踐者、辦事者相差一道門檻：我在入乎其內的時候又常常神遊物外。恰恰是在發現了周圍事物的陌生以後，我歡呼的是世界與人生的豐富與快樂：一切都有意義，一切都不會白白糟蹋，永遠要觀察與諦聽，品味與汲取，銘記與回味，編織與延伸，讚美並且嘆息。呵，這種八面來風，受用不盡，故國如畫，踏遍青山的感覺真好。

價值判斷會因人因時因地因背景而異：拿我來說，少年輟學鬧革命當幹部，青年戴帽，中年赴疆，還斷斷續續地擔任和不擔任點什麼什麼職位，從價值意義上，福禍短長，優缺強弱，成敗利鈍，清濁高低……可能看法說法論法不一，各種說法看法論法會因時因地因人因潮流而異。但是這一切選擇與命運的旅遊漫遊意義，絕無疑問。人就是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識萬種人，做百樣事，懂百樣道理千樣行當萬種風物。老王就是遊了太多太多，看了太多太多，開眼開了太多太多，探險探了太多太多，獲救獲了太多太多，遇難遇了太多太多，呈祥又呈了太多太多，才成了今天的老王的。我觀了景，我審了美，我碰了壁，我有見又有了點識。我陶醉，我歌唱，我少年得志，我低頭認罪，我落入泥沼，我凌風抱月，我入地獄（我不入誰入？），我上天堂，我狼狽憔悴，我富貴榮華，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到新疆給了我多少漫遊的趣味、快樂和啟迪！我帶着小金魚從北京到烏魯木齊。我登大雁塔而思唐玄裝與極其務實的豬八戒。我觀冬日長安而念漢唐盛世。古人吟道：長安不見使人愁。王蒙曰：長安不過是過路的一站，長安過客，還要遠走天山。我咀嚼漫長的河西走廊，金張掖，銀武威，嘉峪關，紅柳河。我欣賞秦嶺與八百里關中平川。我喜歡火車鑽山洞的威嚴與一下子走出了山洞的豁然開朗。我喜歡車輪打在鐵橋上的鏗鏘，與大江大河的洶湧澎湃。都1958年了，我在運動里出了事兒了，我還想過我最理想的出路就是做火車上的侍應生，每分鐘都經過一個新地方，每次列車都見到一些新乘客，每一站都是一個故事，每個人都是一個角色……永遠行進，永不停止。

到達烏魯木齊之後，首先給我衝擊的是火車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然後是建築，是盛世才時期的南門大銀行。是模仿塔什干風格的蘇聯援建的人民劇場。是南門外的大清真寺。是鋪面的從右到左的橫寫維吾爾語招牌。是各個會議上的翻譯過來再翻譯過去的開法。是文聯的俄羅斯族清潔女工娜塔莎。是上廁所如登冰山。是各家堆着自己的煤山。然後是零下二十度、三十度、有時候達四十度的嚴寒，是冰雪之神，是爐火之花，冬季的室內爐火轟轟地響，一間屋就像一個火車頭。維吾爾諺語：火是冬天的花朵！有這樣的智慧和表達的民族有福了，我懷着怎樣的熱烈與維吾爾人相會擁抱！世界真奇妙，大地真奇妙，我從來如此感覺。

我到新疆幾天後就去看望自治區黨委副秘書長牛其義同志。這話要從團北京市委書記張進霖同志的關心說起。我決定了去疆，張進霖知道了，提出一定要到家裏看我，不但看望，而且當場給與他一同出過國的原新疆團委書記牛其義寫了一封信，說是“我們的年輕的老幹部王蒙同志到新疆工作去了，他的情況他會向你彙報，請多加關心鞭策幫助……”內中含義，無需演繹。

張進霖的送行，還談了另一個主題，就是我應該爭取重新入黨。

他的送行，他的關心，他的話題，都超出了我的預料。這也可以說是人心難測，但不是從負面意義上而是從極正面意義上，從最好的意義上理解這個難測，叫做好心難知。正像生活中有難測的陷阱與地雷一樣，生活中同樣有平時無意顯山露水的的好意與援手，它準備着，必要時或適合時，它會毫不猶豫地及時雪裏送炭。這就叫人心自有一桿秤。這就叫好人必有好報。在一個嚴酷的時期，在惡鬥成風之時，人們會掩蓋自己的善良而仍然行其善良，正像有的人會掩蓋自己的醜惡，而終於會暴露出自己的醜惡一樣。

不用說，牛秘書長對我極友善，事後，牛秘書長甚至向文聯打招呼，說是張進霖同志告訴他，應該在適當時候解決我的重新入黨之事。不久，牛其義又建議我去吐魯番看看。於是編輯部安排我去吐魯番，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去採風。

去吐魯番的中間站是達坂城。達坂是維吾爾語山意思，但是達坂城是一個回族自治村。我想起了歌曲“達坂城的石頭，硬又平啊……”到了新疆，就到了歌曲里，漫遊之旅也是歌曲之旅。

吐魯番的每一處每一人每一景都讓我感到新奇和雀躍。我看到了冬暖流夏涼的純土（泥）質拱形圓頂大屋子。我看到了晾曬葡萄乾的通風土房。我看到了長達幾百米的大葡萄架。我看到了坎兒井。我拜訪了地質隊。我拜訪了種植葡萄的專家、我像欣賞新編交響樂一樣地欣賞人們講說的維吾爾語。我吃高梁饢和包穀饢。我長途跋涉到了正在施工的塔爾郎大渠工地，與農工一起用餐一起跳舞。我獨自一人從工地沿鐵路走了6個多小時，從晚飯後開拔，一直走到將後半夜。需要我警惕的只有狼只。我奇怪我已經這樣有膽！自視越低，膽子就越大，越像個男子漢。毛主席說過高貴者愚蠢，卑賤者聰明的斷語，至少是語出有因。而我要說，高貴者怯懦，卑賤者大膽，絕對如此。並願一切高貴者、走向高貴者、夢想高貴者們引為警惕。我到達了三個月內只有兩個乘客的夏甫吐拉（意為桃子）小站。由於這裏難得有旅客，我的到達獲得了車站工作人員的熱烈歡迎，不但給我綠葉牌香煙吸（此時我已略能吸煙了），而且給我煮了卧雞蛋的挂面。而且，他是北京老鄉。在新疆一切漫遊都是那樣地神奇，如同進入了童話故事。

不久，我在《新疆文學》上發表了散文《春滿吐魯番》。王谷林同志對我很好，據說他還曾推薦我擔任編輯部主任。同時他的領導意識也是當仁不讓，一篇小文，他一會兒讓你這樣改，一會兒讓你那樣改，高屋建瓴，好為人師。但是我仍然高興得無邊無際，我來新疆是來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