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大風大浪的預感

不久前中國文聯開了一次全國委員會擴大會議，在西山讀書會上放了周總理與周揚在此會上的講話錄音。總理講話中提到，是周揚翻譯介紹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國來（文本有一部分是謝素台譯的），周揚立即表示這是他的一個失誤。總理說，介紹這些名著，要有一個好的序言或後記，引導讀者正確理解閱讀名著。周揚也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越是精華，越要批判，因為遺產中的精華，才被眾人接觸，而即使是精華中也難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這樣的雄辯，確實高明，令人怵惕。

那時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動不動搞當頭棒喝，擊一猛掌，令人時時如大夢初醒，一頭霧水，一身冷汗。

周揚的講話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說：“王蒙，搞了個右派嘍，現在，帽子去掉了，他還是有才華的，我們對他，要幫助。”

黃秋耘早就告訴了我周揚講到我的話，並說這樣講對我是有好處的。

周總理講話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他講到他愛唱“洪湖水，浪打浪”，說有一張照片是他與演員們一起唱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個習慣於洋嗓子的歌唱家圓張着口，與大家不協調。他講用交響樂隊在台上伴奏，使人聽不清唱詞，他只好躲到離舞台遠遠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還是提倡音樂演出的民族風格民族形式，也屬於端正文藝工作的方向範疇，但火藥味兒不算濃。

他講到，有了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啦，為什麼還要搞一個小提琴協奏曲呢？這時中央樂團的指揮李德倫遞了一個條子，講到協奏曲的成功與受群眾歡迎的狀況，周總理當場讀了李的條子，而且說感謝李使他增加了對情況的了解與有關知識。周總理的虛懷若谷感動了我。

周總理講話的核心不是這些具體問題，而是階級鬥爭。總理要文藝界做好準備，要在階級大風大浪中接受考驗，在這樣的大風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長才幹，提高覺悟，克服弱點，等等。

總理講得語重心長，苦口婆心，乃至憂心忡忡。到底是什麼風什麼浪呢？他沒有具體講，我甚至於想也許這個問題當時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風浪要來了，非同一般的大風浪要來了，他看出了趨勢，他預感到了前面的考驗非同小可。他要告訴朋友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要準備啊！

文藝界人也愛他，據說他早在重慶就與一批左翼文藝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話劇演員在演出完畢，卸裝以後的午夜時分，吃夜宵時會驚喜地發現，周總理與他們在一起，總理為他們的演出成功而乾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當演員們勸總理早點去休息的時候，總理會略帶煩惱地說：“你們怎麼不懂，我現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許多這樣的徵兆。韋君宜說過，她參加一次教育界的會，說到防修防變質的事，大家舉了許多例子，說明現在青年的思想問題有多麼嚴重。

從韋君宜的敘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變修了嗎？是真的如臨大敵了嗎？是緊張過度了嗎？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滿為難，滿緊張。

不要說黃秋耘了，他說到陳翔鶴的《陶淵明輓歌》與《廣陵散》找了大麻煩，由於后一篇作品的後記中寫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會是一個什麼文藝家協會的負責人，被康生指責為借古喻今。說是康生還指出，田漢的戲《謝瑤環》中奸臣採用的酷刑中有一種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聯繫到同一個時期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內中有上官婉兒私通謀反者一節，武后因惜才饒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兒額頭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懲戒。黃說這樣的細節，他看了覺得極不舒服。黃秋耘說起來，十分保秘，而且嘆息不止，還能說什麼呢？不久，他的歷史小說《杜子美還家》與《魯亮儕摘印》也都被揪出來批上了。他一直是搖頭，嘆息，緊張，小心翼翼而又不以為然。

更高層也更典型的人物應該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譯者，這很有象徵意義，因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產黨人，是出於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懸的正義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瘦得兩頰深陷，我見到他老，往往擔心他的細瘦的身軀支持不住他的相對巨大的頭顱。

形勢有變，《青春萬歲》審了又審，除馮牧外，團中央一位書記也參加了審稿行列，認為小說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的結合是一大缺陷，但誰也不拍板，誰也不負放行或否定的責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裏。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飾他對稿子的欣賞，語言啦，詩情啦，細節啦，王某會寫散文啦，他說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為難，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評：書里沒有寫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在我們國家，出一本長篇小說，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擺一擺？要不你找個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來？他這樣說。我知道，又沒戲了。我知道，他也頗感無奈。

高高低低的領導都預感到了大風大浪的逼近，但是沒有人說得清風浪的來源與形式，內容與層次，更沒有誰知道文藝界應該作出什麼樣的準備。他們談論的口氣像是在談論一次颱風，或是一處峽谷險道，或是一次過關考試，更像是在談論一次無法預測的地震。他們談論的是一個客觀的他者，一個身外的偉力，一個無法抗拒的威脅；不由他們做主，不由他們決定，不由他們歡迎或不歡迎，無法避免，無法逃脫，無法對之做出什麼評價或者分析。

可以對之簡單地解讀成，主宰這種偉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與決策，但那太廉價。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詞彙：形勢（所謂形勢比人強），規律（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歷史（所謂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原則（所謂不能拿原則做交易）包括理論（科學的，堅定的，高瞻遠矚與戰無不勝的）等等。

我還常常考慮一個詞，就是慣性，從1840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充滿了激昂，悲壯，犧牲，熱血，堅決，抗爭，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它怎麼可能安靜下來，穩定下來，和平下來，建設起來。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轟轟烈烈，再轟轟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再勢如破竹，隨時都沸騰着熱血，隨時準備着衝鋒、炸藥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後很久很久。

還有一個事例，我現在講起來可能是我的過敏。在一擔石溝後期與我們一起勞動的有王滸同志。他說起過，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曾經個別問時任團市委書記的汪家璆：你說為什麼不能搞包產到戶？汪按照經典理論回答說，那樣的話會兩極分化，產生資本主義……劉嘆道：“你那個馬列主義……”共同勞動的幾個人一起琢磨，沒有人能理解劉仁同志的問話的意思。倒是讓人惶惑，那個時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產到戶就能解決糧食問題，可包產到戶是大忌大禁，說包產到戶無異謀反。後來在新疆，一位平素不甚關心政治的大學畢業生，就半公開地說，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很簡單，搞包產到戶就是了。大家都笑，都知道他說得對，都知道不行，這裏沒有任何深奧，只有常識。偉人之所以有失誤，往往不是誤在高精尖上，而是誤在常識上。如果轟轟烈烈搞了半生，最後不得不搞包產到戶，從意識形態的亢奮性上來看，該是多麼掃興，多麼沮喪啊。

解放初期我們學過的《幹部必讀》中有《整風文獻》，其中《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提到共產黨不能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靠實事求是，靠科學吃飯。又說，講演做文章髮指示，不能靠嚇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澤東幾次提不要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當時看着不知道是指什麼，有的老同志說是指王明，我當然還是不甚了了。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才品出點味兒來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說。毛澤東喜歡用一個詞，齏粉，沒有毛澤東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這個齏字。毛主席常說反動派要化為齏粉，經過1957、1958年，我已經初步嘗到了化為準齏粉（即花崗糝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嘆曰：歷史方一瞬，此生或無緣。人生不再少，化齏情何堪？欲渡冰塞川，欲攀雪封山。烈烈或轟轟，凄凄猶慘慘。寂寂又唧唧，誰人好種田！焦首朝朝暮，煎心日日年。猶有一搏志，放眼望和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