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充滿陽光

1950年5月，作為中央團校第二期畢業的學員，我回到北京團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區團工委,擔任中學部后又擔任組織部的負責人。當時北京沒有開過團代會，故先稱“籌備委員會”，后改稱“工作委員會”。後來第三區改為東四區，略有擴大，後來東四區又與東單區合併乃有東城區。

雖然只是巧合，但是我這次比較穩定地開始了新的工作之時，恰逢蘇聯外國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寧著《論共產主義教育》在中國發行，而且這本書被大大地宣傳了一番。

加里寧曾任蘇最高蘇維埃主席。留着一個山羊鬍子，給人以“加老”的感覺。加老的書深深打動了我，培養全面發展的新人（這個提法最早出自馬克思，含義是要克服資本主義使人服從流水生產線對於工作的極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產線對於人的片面鑄造），個個政治覺悟高，道德高尚，身體健康，姿態優美。記得加老的原話是由於人人練習舞蹈，連走路的姿勢也是優美的，頭腦明晰，談吐優雅，組織紀律，熱情洋溢，純潔晶亮。同時我們也不知學習了多少次列寧在蘇聯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共青團的任務》，主要之點是，共青團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簡稱“學習學習再學習。”

當時暢銷的一本書，是蘇聯勞動英雄，第一個女拖拉機手寫的自傳。書名《最主要之點》。當時認為最精彩之點在於，當她訪問美國並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的時候，美國記者問道：“你有多少錢？”她的回答是“兩億多”。美國人大驚，說“你有兩億盧布？”（註：當時蘇聯盧布的官方比價比美元高許多），她回答說是兩億多蘇聯人民。

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設想着經過我們這些青年工作幹部的努力，我好像看得見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們打着的裹腿，聽得到號令他們集合、起步走、卧倒……的哨音。

我的周圍有一大批這樣的充滿陽光的青年骨幹。團區委的同志，王晉（後任北京市府文教辦主任）、段天順（後任北京民政局長）等志同道合自不必說，各個中學的團總支書記、副書記……這些“學生幹部”既是工作同仁，也是青春革命夥伴。男男女女的團幹部，人小心大，重任在肩，讀書求知，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豪情如火，功課好，能講演，善分析，同時具有組織能力指揮能力，優秀得很。要不怎麼說革命是億萬群眾的偉大節日，革命時期一天十年！河北高中的郝柏林（後來的著名物理學家）范與中，五中的劉毓峻，一中的趙樹楓，二十一中的何鋼、陳良錕，女二中的劉倛、魏之光，女十一中的周美華、楊雙揮，二十三中的白逎賢，以及二十二中、女十四中、道濟護校等的團幹部，都是我的好友我的激情與理想的見證。我們互相切磋，互相傳遞各種鼓舞人心的消息、思想、語句。曬得黑油油的郝柏林據說每天都要在地安門跑步，高聲朗誦“高高的烏拉山啊……”他因此甚至獲得了“烏拉山”的綽號。范與中綽號拚命三郎，如一團烈火。劉毓峻善於宣傳鼓動。趙、何、陳分析什麼都是鞭辟入裏……與這些青春革命好友一起開總支書記聯席會，彙報情況，傳達指示，總結工作，交流經驗，不但是公務是工作，也是友誼、學習、“充電”和享受。我們共同享受着革命，享受着勝利，享受着榮耀，享受着青春，享受着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另外，不必諱言，他們對我也很佩服、親近。

我把我們的這種對於人生、對於工作、對於青年的想法貫徹到實際工作中，我致力於讓我所聯繫的團組織的成員們懂得已經具備了怎樣的可能，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怎樣偉大的時代。我們必須努力，我們必須使社會使國家使人類使我們自身比已有的現有的好上千倍萬倍。現在所以還沒有做到那麼好，那是由於受到了剝削階級和私有財產的偏見的影響。從有了人類文明，私有制與剝削制就禁錮了我們，我們甚至於來不及想一想，擺脫了私有制與剝削制，擺脫了私心私慾，人類將會變成什麼樣的真人！

我們的理想不但是建設全新的社會，而且培養起全新的社會主義的人，我們常說，敵人所以說我們的願望是空想，那是因為出於剝削階級的偏見，他們的階級本能註定了他們不可能理解新人的出現的可能性。

一個是組織大報告，要讓團員們真正動員起來。各個區的團委書記都極善於講話，善於宣傳鼓動，善於引用文學書籍上的材料和語言把青年人說得熱血沸騰。同時，那個年代各個學校的團委也經常能請到一些英雄模範社會名流來給學生講話，例如中國的保爾——吳運鐸，還有一些戰鬥英雄，勞動模範。有一個女工叫李鳳蓮，她小時候是童養媳，婆婆打她的時候說，一天不打你就要上天呢！後來她當了勞模，作為中國工會的代表，她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她坐上飛機的時候她想到她現在真的上天啦……天翻地覆，日月重光，祖祖輩輩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勞動人民如今揚眉吐氣，誰能不感動涕零？誰能不高呼萬歲？

一個是組織文藝演出和聯歡，正是在文藝節目當中，可以充分表達我們的美好的理想，我們的崇高的情操，我們的熱烈的期望，我們的善良的心愿。有一陣。男校和女校聯歡得都快瘋了，革命帶來的解放感青春感都是無與倫比的。革命是血腥的廝殺，革命的勝利帶來的是天天藝術節，天天青年聯歡節，天天愛情節。我永遠不會忘記，女二中有一個叫做翟達的有點小胖子狀的團員，她聲音洪亮，寬廣，領唱：“我們，唱一首最親愛的歌，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當你走過普天之下，沒有見過這樣偉大的國家……”想一想近百年二百年來中國的屈辱經驗吧，東亞病夫，一盤散沙，亡國滅種，列強瓜分，軍閥混戰，河山破碎，引進了新思想的嚴復晚年只能抽鴉片，一代宗師的王國維只能投昆明湖自盡……就是喊口號背條條也沒有這樣宣揚過自己的祖國啊！

而二十三中的團的書記白逎賢會用他的男高音高唱：“哪裏有這樣的國家，像我的祖國一樣美麗，看花開千萬朵……”他唱的是蘇聯歌曲，但與我們的心相通。

我參加過一對母女的同時舉行的婚禮，女兒是地下黨員，自不待說，母親從小受到封建家庭的壓迫，直到解放后在女兒的啟發下提高覺悟當了婦聯幹部，勇敢地支持姐妹們爭取幸福，也勇敢地為自己營造幸福。

再一個我相信的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包括會議上（叫做生活會，真是可愛呀，生活會！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就是革命者的生活！）與私下裏的交換意見。凡是好朋友，熟人，見面就會徵求意見。“你對我有什麼意見？”這就是最最動人的友誼乃至愛情表白。關於給別人提意見，這就是魅力，這就是好心。我們都學會了吾日三省吾身，學會了君子相贈以言，學會了互作諍友，而絕對不作侫人。入木三分地分析自己的與他人的私心雜念，苦口婆心地勸導自己或者他人，解開思想包袱，放下思想負擔，忘掉小我的小恩小怨小小不快，越是個人受挫越是要坦坦蕩蕩，陽光萬丈，滿足於快樂於無憂於大事業的從勝利走向勝利，這也變成了我的童子功，看家本領。

這樣的做人、交友、處世態度，這樣的人生基調我至今並不陌生更不丟棄。我給別人提過些什麼批評，別人對自己提過些什麼意見，倒真有點記不詳細了。我記得同事中有一位出身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人，我們“幫助”他幫得不亦樂乎。他結婚，家裏提供了一些物質條件，在我們的無微不至的幫助下，最後全部拒絕。而他的父母也沒有來參加兒子的婚禮。同志們（不是新郎新娘）貫徹政策給他的父母去電話，他的母親說：“由於階級的關係”，他們就不來了。

而我的被批評包括愛睡覺，丟三拉四，流露驕傲（如說某個愛說愛笑愛表現的女同志無知、不讀書所以“可憐”）。還有一條，當時有一蘇聯影片《勇敢的人》，描寫一蘇聯英雄青年，敵後大戰，扒火車，炸大橋，救美人等，社會主義內容，好來塢形式，煞是好看。中間有一德國胖軍官，半裸着在小溪中洗澡，吹着口琴。我姐姐很敏感，學會了這個口琴旋律，又教給了我，我想它也是來自德國民間音樂旋律。我也就沒事哼哼起來，同志們普遍認為我哼哼德寇的口琴小調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現。

一個驕傲的問題，一個感情健康的問題，我始終是警惕的。人不應該驕傲，驕傲令與你一起的人討厭，這是毫無疑問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與集體相比較，與人民相比較，個人不足恃，這些我都心悅誠服。感情健康問題我接受一部分批評，人是不可以放肆的，人應該時時自律，我同意。我也一直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例如蘇聯小說中極力描寫渲染的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豐富性在我們這裏動輒被說成是“不健康”“小資產階級”？賞雨賞花，看雲看鳥，追憶夢想，拭淚微笑，這些蘇聯人做起來就是美好，我們做起來就是不健康？這些又與大小“資產階級”有什麼關聯？

直到此後大搞反修的時候，我才明白了，我確實是有不健康之處的，否則何必那麼喜歡蘇聯？

那時我最愛讀的蘇聯小說是《幸福》，作者巴甫連柯。我讀了他描寫第二號女主人公列娜的心情的文字：“陶醉於這個夏夜之美，列娜想到人生有多麼漫長……”，像讀了聖經，那種終極性的感動與體悟令我融化又令我升華。我也喜歡他描寫紅軍在二戰後期一個又一個地解放許多歐洲國家的情景。特別是他描寫的維也納，那裏的圓舞曲。他還喜歡描寫斯大林，令人神往。這一切如詩如夢，即使僅僅是紙面上的東西，能在紙上寫出這樣的東西也令人溫暖和感動，佩服和讚賞。書里描寫了克里米亞的葡萄酒，描寫了美國客人的粗野與蠻橫。書里他還寫了一個蘇聯的戰爭孤兒，重度殘廢，但是仍然充滿生活的熱情與奮鬥的志氣，而美國客人認為這樣的孩子活着只能帶來痛苦。敢情美國人這樣渾球兒！

後來知道，巴甫連柯其人但製造個人迷信，而且善打報告，害人致死，蘇聯二十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做過許多害人的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幾十年後我曾經與一位曾駐蘇聯的外交使節談起五十年代的一些事，他評論說：“那樣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啦。”

有許多事都是一去不復返了，激動完了，你必須面對現實，面對完了你仍然會記起過往的一切。

我背誦了許多俄蘇詩人的詩。我入迷於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還有“……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時代的好友讓我們用酒來澆愁酒杯在哪兒？像這樣歡樂就會湧上心頭……”等等

是的，能夠親切地懷戀往事的人是幸福的，能夠想起你的不幸（或者乾脆是幸運呢？）的青春時代的好友的人是有福了。懷戀和好友也許不能代替政策，卻能產生普希金式的詩。

我也喜歡普希金的形象，他不算高大，但是秀氣英俊，永遠年輕，特別是一幀他手持后披的斗篷向前行進的照片。

我會背誦《青年近衛軍》裏奧列格朗讀的詩：“不，我們既不恐懼也不憂傷生活之路並不使我們驚慌……”還有蘇爾科夫的詩：“親愛的不要緊就讓那白髮霜生在兩鬢……請問哪一個真正的男人沒有戰爭灑下的白鹽粉？”

法國的左翼人士法齊，土耳其被囚禁的共產黨員詩人希克梅特，智利的聶魯達與巴西的亞馬多的詩也叫我感動

我最愛看的電影是蘇聯電影。《勇敢的人》我看過三遍。《幸福的生活》我看過五、六遍。而《攻克柏林》（上下集）我至少看過七遍。所有這些影片都在觀眾的狂呼和鼓掌中放映。我堅信，如影片《攻克柏林》中的女教師、美麗的娜塔莎在花叢中行進的場面就是我們中國的明天。

新中國的電影則是剛剛起步。第一部故事片，長春製片廠的《橋》，我們在中央團校就讀期間已經看過了，此後的,《中華女兒》《趙一曼》都堪稱黨課教材，崇高英勇，拋頭顱，灑熱血，名存千秋。

我也組織指導區裏的一些中學生的1951年新年聯歡，我努力讓他們做得最美最好，充分體現解放了的新中國的無限美麗。我為自己設計了1951一年的新年到來的情景，不是像蘇聯影片那樣倒計時等待1952年的鐘聲敲響，而是在“檢查”了幾個中學的新年活動之後，恰恰在午夜前後騎着自行車走在路上，我從16歲走到了17歲，從1951年走到了1952年，我是行進着迎接新的時間新的前景的，我是多麼幸福！

在這段時間恰好出版了卓婭的母親柳·科斯莫季緬揚斯卡婭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舒拉是卓婭的弟弟，坦克兵，在二戰中英勇犧牲。母親曾經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她講道：“你們能夠贏得和平，因為世界上有蘇聯！”我愛這句話勝過了一切詩句，我甚至能夠想像偉大的母親講話的聲音，慈祥而又滄涼，堅毅而又從容，她白髮蒼蒼，她代表人類和上蒼，中國人有權利也有義務表達對她的愛。我曾經為她們而感動，我的青春與這些人在一起，這是我永遠的驕傲。

還必須提到“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的著作《把一切獻給黨》，他為了革命的軍工事業，致重傷至殘，但是他仍然堅持着為革命做奉獻。革命者的精神韌力，發人深省，可泣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