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共有一個母親

我們共有一個母親

我們共有一個母親

——吳精美的故事

我們的火車開始從香港進入深圳,霎時,我一陣激動,只覺得額頭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從骨髓深處,我覺得一陣深切的疼痛。我想,媽講得對,我覺得唯有這時,自己完全變成一個中國人了。

十五歲那年,為了堅持我皮膚下面流着的中國人的血液,我與母親大吵了一場。

當時我是三藩市市加利略中學的二年級生,班上所有的同學都承認:我是中國人。

唯有母親一口否認:“這沒有用的!”母親曾在上海一個著名的護士學校讀過書,她說她精通遺傳學,因此不管我同意與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國,否則,你無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國人。”

“總有一天你會體會到的,”我媽說,“這種感覺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騰的時刻。”

這樣的話讓我惱怒、生氣。可待我母親真的顯出典型的中國行為時:如與店主喋喋不休地討價還價,還有,當著眾人剔牙撅嘴,對檸檬黃與淡粉紅的不協調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當火車開進中國邊界時,三十六年來,在我母親去世以後,我坐在火車上,帶着一團歸鄉的夢幻,我才發現,我從來沒有真正體會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心態。

我們的第一站是廣州。我的七十二歲的父親吳坎寧,將去廣州拜望她的姑母。

從十歲離開他姑母以後,他就再也沒見過她。我不知是因為急於與姑母見面,還是因為回到了中國,七十二歲的父親像個小男孩一樣,激動得坐立不安。他顯得如此地天真快樂,令我覺得簡直要上去拍拍他額頭和替他扣好紐扣似的。我們面對面隔着張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兩杯冷茶。這是第一次,我看見父親淚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見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塊一塊的,整齊的黃綠色的耕地,狹狹的溝渠,像晶瑩的飾帶一樣,緩緩流過。村路上,三個穿着藍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車上。

不知為什麼,這個十月清晨,中國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會使我雙目也滿噙着淚水,似喚回我一個遙遠的記憶。

三小時火車后,我們抵達廣州。除了上海這個城市的名稱沒有改變拼法外,幾乎中國所有城市的名稱的拼法都改變了。我想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國在各方面都改變了。在廣州與爸爸的姑母見過面后,我們將趕乘飛機會上海,在那裏,我將與我的兩個同母異父的姐姐見面。

她們是我母親與她前夫所生的一對雙胞胎。在戰亂時從桂林出逃到重慶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們丟棄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戰時期。媽曾經和我講述過這件事,因此我對她們的印象還是一對嗷嗷待哺的嬰兒。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們的訊息后,我才知道她們還活着。

這時,這對嬰兒在我印象中,變成一對五六歲的小女孩。她們並肩坐在桌子邊,輪流用毛筆寫出一行行整齊的中國字:最最親愛的媽媽,我們都活着,趕快把我們帶走吧!

當然,她們不會想到,媽媽在三個月前已經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鐘,她還在向父親抱怨着樓上的房客,馬上她就緊抱着頭部大聲呻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沒有爬起來。

因此上海來信是我父親拆開的。這是一封長信,她們稱她媽媽,她們甚至還保留了她的一張照片。在信上,她們詳細講述了從桂林與母親失散后至今的情況。

這封信很傷了父親的心——他從未想到,在那另一個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裏,也會有人叫他的妻子為“媽媽”——他把信給了媽的老朋友琳達姨看,並請她給這兩個上海女兒寫封回信,用儘可能婉轉的口氣告訴她們母親的死訊。

琳達姨把這封上海來信帶到喜福會裏,與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為她們知道,多年來,我媽一直竭力在打聽這兩個女兒的下落,這是她朝思暮想,銘心刻骨要想實現的事。因此,她們覺得一定要為此做些什麼,來慰撫她們的老朋友的亡靈。

因此,她們這樣給我的上海姐姐們寫着:“最最親愛的女兒們,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着你們,我從不放棄一絲努力,為了讓我們能團聚。遺憾的只是,我們彼此等候得太長久了。現在,我把與你們失散后的我的經歷,詳盡地跟你們說一說。……”她們簽上我母親的名字。

待她們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說起,我在上海還有兩個姐姐。

“可她們還以為,來的是她們的媽媽!”我喃喃自語着。在我想像中,她們還是一對蹦蹦跳跳的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她們正滿懷激情地等待着與母親的重逢,然而事實上,母親已經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們說,她不能來了,她死了?”琳達姨說,“她既是她們的母親,也是你的母親。應該由你,把事實真相告訴她們。要知道,這麼多年來,她們一直夢想着與她重逢呀!”我想她講得是對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親回去看她們,那一切會是怎樣的一個場景。我也無法想像,當我與她們相遇時,一切又會怎樣!她們會踞着腳尖在機場上焦慮地觀望着每一個下飛機的黑頭髮,可我,一下子就會認出她們的。

“姐姐,姐姐!”我會用蹩腳的中國話向她們招呼着。

“媽媽呢?”她們會笑着四下尋覓着,“她藏在哪兒了?”我便只能搖搖頭,告訴她們媽媽並沒有藏起來。

這時,她們會指着我身邊一個矮小的中國老太太——她幾乎被淹沒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滿了食品、玩具、禮物……“喔,那是媽媽吧!”

我就會對她們說:“姐姐們,對不起,我是一個人來的……”然後無需我多說,她們就會明了實情了。她們會慟哭,痛苦不已,然後把我一個人扔在機場上回頭走了,我只得怏怏獨自一人又登機飛回三藩市。

每逢這樣的幻覺一出現——她們的失望和沮喪,我總覺得受不了。我多次懇求琳達姨另外再給她們寫封信告之實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們說你母親已死了?我不能這樣寫。”琳達固執己見地說。

“但我這樣欺騙她們太殘忍了,她們會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會呢,”她說,“你是她們的妹妹,她們唯一的家人,怎麼會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說。

“不懂什麼?”她問。

我囁嚅着:“她們會認為這全是我的過錯,我對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達姨被我說動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個小時寫了長長兩頁的信紙,我覺得我最懼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當她把這封用英文寫好的信交給我時,我連讀一遍的心緒都沒有了,只是輕聲向她道了聲謝。

窗外暮色濃了,沿鐵路路軌擠滿了低矮的水泥建築物:老舊的廠房,隨後,軌道像蛛網一樣密集起來,只見窗外月台上,擠滿了身穿灰色斜紋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爾點綴着幾個鮮艷的身影,那多為小孩子,他們身穿粉紅色、黃色、大紅或桃紅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欖綠。最後火車到廣州站了。

火車還沒剎車,人們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頓時,我頭頂上沉甸甸的行李,晃來晃去,真怕給砸一下。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隻用繩子捆紮好幾道的破紙箱,或者是塞滿毛線的膠袋,也有裝滿蔬菜、干菇的。然後在你推我擠之中,我們腳不沾地地隨着人流移動,奇迹般地被送到海關的十二道隊伍之一中,這景象令我覺得自己似乎還在三藩市三十路公共汽車上。我立時就提醒自己:這是在中國。

我拿出護照和申報單,姓上面寫着“吳”,名字一欄上寫着“精美”,出生地在美國加州,1951年生。我曾懷疑海關人員會承認我與護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着假睫毛,塗著眼膏和唇膏,雙頰塗著弗洛傑的腮紅。可現在的我,頭髮汗涔涔地耷拉在額上,而且也沒化妝。我沒料到十月份的氣溫還會這樣酷熱。

即便沒有化妝,這裏的人們也永不會將我作為中國人接納。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頭,母親說過,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還有蒙古血統。“那是你外祖母親口對我說的,但現在也無法核實,他們早死了。日本人打進來時,一個炸彈掉在屋頂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變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彈掉下之前,他們已離開了。”我說。

“不會的,”我媽說,“我們全家人都沒能逃出這場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麼知道?他們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媽幾乎生氣了,“待我回到上海家,連房子都沒有了,只剩下磚木的框架……”

在海關的小房間裏,一位女辦事員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掃了我一眼,飛快地往文件上蓋好印,嚴肅地對我點點頭,放我過去了。我父親和我,走進一個擠滿了人和行李的大廳,四周亂鬨哄的。

“對不起!”我對一個美國人模樣的旅客說,“能告訴我,哪兒能叫到出租車?”他只是咕嚕了幾句,聽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蘭這一帶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們身後叫着:“小雁,小雁!”只見一個老太太,提着只粉紅色的膠袋,衝著我們大聲叫喚着。我父親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後猛地像個小男孩樣蹦了起來:

“姑媽,姑媽!”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喚着我父親。

他們互相緊緊握着手——並不擁抱——只是緊緊地握着手:“看你!你都這麼老了!”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眼淚,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讓自己哭出聲。

他們的那份真摯的激動讓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達上海時,會出現怎樣的一幕?

姑婆笑着舉起一張快照與父親本人作着比較。出發前,父親給她寄了張自己的照片去,她就憑着這張照片認出了父親。本來父親在信上就跟她講好,我們一到廣州,就會從旅館給她打電話,可想不到,他們還是趕來接我們,我不知道,我的姐姐們會來機場接我嗎。

我立時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機,給他們搶了個鏡頭。我抽出快照給他們,爸爸和站婆倆神色虔誠地,一人扯着張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歲,約七十七歲,卻顯得很蒼老、乾癟,稀疏的白髮,牙齒都掉光了。可我本來聽好多人說過,中國女人都比實際年齡年輕。

姑婆仰頭看着我,低聲自語着:“長大了。”隨後她往自個手肘里的膠袋搜覓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該給我一份怎樣的禮物,她沒料到,我已是這樣大了。

一對五十來歲的男女,衝上來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動地“呵!呵!”再也講不出一句話。他們是姑婆的兒子和兒媳,而他們邊上另外的四個人,年齡與我不相上下,其中還有一個小女孩,約十歲左右。他們很快地一一介紹給我們,我幾乎還沒弄清究竟誰是誰。

姑婆與我父親自小就講國語,但其他人則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廣東話。我只聽得懂國語,但卻講不好。因此只聽見姑婆和我爸倆,滔滔地講個沒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對我說,“李剛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剛是誰。我一下只覺得自己是個離開翻譯就寸步難行的美國人。可眼下這個翻譯把我甩在一邊只管自己講得痛快。

“嗨,”我對那個小女孩打了個招呼,“我是精美。”但那個女孩子只是忸怩着。我開始搜盡枯腸尋覓着可以用的廣東話,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國朋友教我的廣東話,儘是些罵人的粗話或者簡單的用語:“好吃!”“吃起來就像掃垃圾一樣。”或者“她是一個醜八怪”之類。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這隻一次成像相機對着那小姑娘揚了揚,她立時領會了,擺出一副時裝模特兒的姿勢,突起臀部,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閃光燈一亮,她就跳過來咯咯地笑着,等相片顯出。

這時我們叫到了一輛出租車。在駕車去旅館的路上,莉莉——那個女孩子,一直緊挽着我的手,始終與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講話,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寫信說你只在這裏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責怪着父親,“一天!虧你說得出口。一天你怎麼來得及去探親訪友?台山離開廣州還有好幾個小時的車路呢。

你還說什麼,到了旅館會給我們打電話的。這簡直是廢話,我們家裏根本沒有電話。”

我的心裏“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達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們說,我們會從旅館給她們掛電話的?

姑婆繼續責怪着我爸:“我簡直急得六神無主了,拚命要我兒子給想個辦法,絞盡腦汁之後,我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台山乘長途車到廣州來接你。”

當我們的出租車在大卡車、公共汽車間左閃右躲時,我嚇得氣也不敢透。司機一個勁地猛揪着喇叭。只見沿路一排房屋的陽台上,晾滿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車裏人擠得滿滿的,連乘客的臉都緊貼在玻璃窗上了。再過去就是一群高層建築,我想那必是廣州的市中心了,遠遠看去,它挺像美國一般的城市,四處高樓鱗次櫛比。

待車速慢下來時,我才發現,沿街還有許多小店鋪,裏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樓,它的腳手架僅是用竹竿和塑料繩紮成的,男女工人們就站在這樣的腳手架上操作,既沒戴安全帽,也沒系安全帶。

耳邊又響起姑婆的尖叫聲:“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們的村子、我們的房子,那將是很失我們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兒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場上作蔬菜買賣,掙了好多錢。最近,我們造了一座三層樓房,都用的新磚,寬寬綽綽的住得很舒服,房間多得還住不過來。我們的錢越掙越多,並不是只有你們美國人才會賺錢的。”

出租車在一幢豪華的、比希爾頓還要華貴的建筑前停下。“這裏是共產黨中國嗎?”我驚奇地差點叫了出來,隨後對爸爸搖搖頭,說:“一定搞錯了,一定不是這家旅館。”我連。忙拿出我們的旅遊日程表和定單核對了一下,我們曾再三向舉辦代理人聲明,我們不要住太講究太貴的旅館,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以了。查對下來,沒錯,這家旅館正是我們日程計劃中預定的那一家:花園大廈。

真闊氣!只見一個穿着筆挺制服的侍應生,奔過來把我們的行李搬進大廳里,只見大廳四周都是花崗岩和亮晃晃的鏡子,金碧輝煌。我既擔心這樣豪華的旅館的房價太高,又總想給姑婆他們顯示一點美國式的闊氣,因此很有點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記處,才發現這確是我們預定好的房間,每晚三十四元。好便宜,便宜得讓我不安。這時,姑婆和她的家人,則是東張西望,很為這個富麗堂皇環境驚羨。

我們的房間在十八樓。待我們全家都擠進電梯間時,連最愛講話的姑婆都安靜下來了。直等電梯到十八樓,門又啟開時,她又開始講話了。這讓我感覺到,姑婆他們似還從未乘過這樣長時間的電梯。

我與父親的兩間房間相鄰,內部陳設也是相同:一樣的地毯、窗帘和床罩,兩張單人床之間是一張裝有遙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牆面和地面。小冰箱裏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樂和七喜,還有小瓶裝的紅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裝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這是共產黨中國嗎?”

這時父親踱到我房裏來,說:“姑婆他們認為我們該在這裏多逗留幾天,”他聳聳肩,“他們認為在這裏團聚最合適,可以有更多時間談天,而且少很多麻煩。”

“那吃飯怎麼辦?”我問。好久以來,我一直夢想着我的第一個純粹中國式的宴會: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雞、北京烤鴨……

父親則拿起一本房間服務小冊子,翻到菜單這一頁上,點點它們,說:“喏,他們就想吃這個。”

我一看:漢堡包、法式油煎餅、蘋果攀和雪糕。

趁着姑婆他們在兜商場時,我抓緊時間淋了個熱水浴。旅館供應小包裝的洗髮香波。打開后,我發現它們的香味太濃,我認為,大約中國人喜歡這樣。我在頭髮上抹了少許。

站在淋浴池裏,我第一次感覺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點不覺得輕鬆,卻感到孤獨凄涼。我想到母親所說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復蘇成中國人,對此,我仍然無法理解。

母親剛去世后,我覺得自己對許多事都一無所知,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現在,我常要問自己:母親從前常做的肉九,怎麼會有如此鬆軟的質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們,他們叫什麼名字?這些年來,母親那兩個女兒,是怎麼過來的?她是如何牽挂她們?她的夢想是什麼?甚至她對我發怒時,她還在想念那兩個女兒嗎?她是否希望,我是她們?她是否煩惱,因為我是我,並不是她們?

在半夜迷糊中,聽到有人輕敲玻璃窗,那是父親,他一邊用手指輕彈着玻璃窗,一邊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輕聲閑聊。我邊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人。我聽見父親在跟姑婆敘說,那年他如何離開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學,然後又去重慶一個報社混了個差使,就在那裏,他結識了我的母親,一個年輕的寡婦。然後他們又雙雙逃回上海母親老家,豈料老家的房子已給炸光了,他們只好再流落到廣東,經那兒去香港,再從海防啟程來到三藩市。

“素雲從沒向我提過,這些年來她一直在設法尋找她的女兒們,”他輕聲對姑婆說,“自然,我也無法與她商量了。我想,多年來,這一直是她的一塊心病,她為遺棄她們而一直自責自怨。”

“她是在哪兒扔下她們的?她們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問。

“是日本人打進桂林時。”我爸說。

“日本人打進過桂林?”姑婆說,“從沒聽說過日本人打進過桂林。”

“有這麼回事。那陣我正在重慶報館做事。國民黨支配我們,哪些消息該報導,哪些不該報導。當素雲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時,那對雙胞胎還不滿一歲。”

“哎!她怎麼可以丟棄這對雙胞胎呢?”姑婆深深嘆了口氣,“在我們家,從沒聽說過有這樣的事。”

“她們叫什麼名字?”她問,我也在一邊豎起耳朵聽着。我要記住她們的名字的拼寫。

“她們隨自己父親姓王,分別叫春雨和春花。”父親說。

“這名字有什麼含義嗎?”我問。

“呵,”父親一邊繼續在玻璃窗上划著,一邊用英語對我解釋着:“因為她們都生在春天,當然,春天的雨總要比花先到。看,你母親具有詩人的氣質。”

我點點頭,姑婆也在點頭,但她的頭往下一點就再也不抬起來了——她睡著了。

“那媽的名字有什麼意思嗎?”

“素雲——夙願,長久持着某種希望的意思。一個相當文氣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濕潤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麼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還是純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長期來,媽媽一定對我很失望。

“可是,她為什麼要把那對雙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為此困惑不解,直到後來,讀了你兩個上海姐姐的來信后,我才明白,你媽根本一點不必為此責備自己,她是無辜的。我把這話,也對琳達姨她們說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媽逃出桂林后——”父親開始說。

“不,請用漢語說吧,真的,我能聽懂。”我插嘴打斷他。

他依舊站在窗邊,望着沉沉的夜色,開始用漢語說了。

逃出桂林后,你母親徒步走了幾天,本來想能搭上一輛車,搭儘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慶找她的丈夫。

她把錢財和珠寶都縫在衣服裏面,縫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車資。這些珠寶,都是你外婆給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沒能搭上車。路上滿是逃難的人群,人人都懇求着司機想要搭車,這些司機怕糾纏不清,根本連車都不停就駛過去了。因此你媽根本乘不上車,而且同時,她又開始廚痢疾了。

她雙肩背着兩個嬰兒,雙手提着兩隻皮箱,手上給磨起了血泡,後來血泡也破了,皮開肉綻的。她只得丟下一隻箱子,又丟下一隻,隨身只帶着維持生命的吃食和幾件替換衣服。後來,她連乾糧也扔了,她只有那對女兒。她一邊走着,一邊用歌聲哄着她們,直到自己暈倒在路邊。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動了,而後邊,日本人正在追上來。

她把孩子從圍巾套上解下來。讓她們坐在路邊,她自己則躺在她們身邊。

“帶走我的孩子吧,請把她們帶走吧!”當一輛載着三個年輕人的車駛過時,她向他們懇求着,但他們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過去了。

“把我的孩子帶走吧,她們會和我一起死在路邊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過路人漸漸稀少了,她撕開自己的衣服裡子,把珠寶和錢財堆在兩個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兩張照片,一張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還有一張是她和前夫的結婚照。在每張照片後面,她都寫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幾句:“請用留下的錢財和珠寶照顧好這兩個孩子,待和平時,把孩子帶到上海惠昌路九號李家,不勝感謝,定再重謝。李素雲王福頓首。”

隨後她摸了下孩子們的臉頰,騙她們說,她將去為她們找些吃食來,就這麼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兒會被某個好心人收養下來,對自己到底還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記得,她是如何離開女兒們,她走着走着,終於跌倒在地,待她醒來,已置身一輛大卡車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開始還以為自己是在陰曹地府,直到一個美國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來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達重慶,才知道丈夫已於兩周前去世了。她當即發瘋般地痴笑起來;她覺得自己那麼傻,吃了那麼多苦,走了那麼遠的路,結果,落得個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醫院裏與你母親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幾乎不能動彈。她的痢疾令她虛弱到極點。我進醫院,是因為一塊彈片削去了我的腳趾。當時,她已神智不清,一個勁自言自語着:

“看我這件衣服。”她說。確實,她穿着一件與戰爭年代很不相稱的綢衣服,這件衣服已相當髒了,但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臉,”說著,她又側過那瘦削骯髒的臉,但那雙眼睛依舊明亮如星,“你看得見,我臉上還有希望嗎?”

“我想,我已一無所有了,除了這兩樣:衣服和希望,”她繼續自語着,“我不知道,接下來我將失卻的是什麼,是希望還是衣服?”

後來才知道,是一個老農婦收養了她們。後來待這兩姐妹長大了,那老農婦便對她們說了實情。“我怎能忍心丟下你們呢?”

這對農人夫婦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裏,那一帶有成千上萬個這樣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戰爭結束了,還住在山洞裏。梅家夫婦每隔一陣,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撿過路人遺下的食物,而有時也帶回一些其他的東西:比如一次,是畫得極其精緻的一套瓷碗,還有一次,是兩條嶄新的羊毛毯,連他們自己都承認:罪過呀!但那是戰爭呀!這其中一次,他們就帶回來那一對雙胞胎。

他們都是虔誠的穆斯林,他們相信這對雙胞胎表示一種雙喜臨門的吉祥之兆。

當晚,當他們發現孩子身上竟有那麼多的戒指和手鐲之類首飾時,他們更確信自己的猜測。從照片後面他們又發現這一對孩子來自一個體面的家庭。但他倆都不識字,直到好幾個月後,才托到人給他們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從此,老夫婦十分疼愛這一對雙胞胎,如同他們自己的親生兒女。

1952年,老婦的丈夫去世了。這對雙胞胎已經八歲了。老婦人覺得,該給她們找到那個真正的家了。

她從來不提報酬的事。她說她愛這兩個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們能重新獲得她們的那份權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會挽留她做孩子們的保姆,她確信他們會挽留她的。

當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號,已面目全非了,那上面已建了一家工廠,工人們沒有一個知道原先住在這裏的人家的下落,那一帶的房子全部毀於戰火。

事實上早在1945年,我和你媽已經到這裏惠昌路九號來過,希望能找到你外婆家和兩個雙胞胎的下落。

我和你媽是1947年離開中國的。我們曾回過一次桂林,又去了長沙、昆明……一路上,她每每看到與雙胞胎差不多歲的女孩子,總要多打量幾眼。最後我們來到美國,我想甚至在船上,她還妄想能找到她們,但待我們一到美國,她就再也不提她們了,我以為她已經死心了。

可自從中國和美國通郵,她就往上海和桂林發信,打聽孩子們的下落。我可一點不知道,那還是琳達姨跟我說的。但那時,好多路名都改了,許多熟人死的死了,搬的搬了,人們說她這無疑是大海撈針。

但你母親依舊不放棄她的努力,直到最後,我覺得她是下了決心,親自去中國找她們。她曾經跟我說過:“坎寧,我們該趁着還不太老之前回去一次,再過幾年,我們就要走不動了!”我就跟她說,已經太遲了,我們走不動了!

當時我還只以為她想回中國旅行一次。我不知道她還想去找她兩個女兒。因此我說的“太遲了”一定對她打擊很大,她會以為,她的兩個女兒一定已經不在人世了。我想,這種擔心和憂慮,是令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能後來是你媽的亡靈在冥冥之中,幫助她在上海的一個同學,偶然地碰上你兩個雙胞胎姐姐。那天她正在南京路第一百貨商店買鞋子。那女同學說,這簡直就像做夢一樣,她看見一對雙胞胎婦女,隱約之間,竟令她想起你的母親。

她連忙追上她們,喚着她們的名字。起先這兩個婦女還呆了一下,因為她們已改了名字了。但你母親的同學還是一口咬定:“你們就是王春雨和王春花吧?”剎時,她倆都顯得十分激動,因為她們都記得那寫在照片后的名字,她們不曾想到,照片上那對新婚燕爾的青年夫婦,已變成陰曹地府的鬼魂,但他們還在尋覓着自己的孩子。

一夜沒睡好,在機場上,我已精疲力竭。姑婆直到清晨三點才跟我回房睡的,而且打着響響的鼾。我睜眼躺着,想着媽媽的故事,一夜未眠。我其實十分不了解媽媽,可現在剛剛了解她,卻又永遠失卻她了。

在機場上,我們互相揮手告別。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經常與人告別,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我知道我們不會再見面了。

姑婆對我笑着招手告別,她真老,顫巍巍的。我一手拉着姑婆,一手拉着莉莉,我有一種感覺,似是從一個葬禮走向另一個。在我手中,緊抓着兩張飛往上海的機票,兩小時后,我們將抵達上海。

飛機起飛了,我閉上雙眼尋思着,該怎樣用我的蹩腳的漢語向她們講述母親。

千言萬語,該從哪裏開始?

“醒一醒,我們已經到了。”矇矓中,父親推醒了我。我只覺得喉嚨發緊,胸中一陣劇跳。窗外一片灰色,我們已降落在跑道上。

我們下了飛機,踩着柏油路面向機場大樓走去,此時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母親能活到今天……同時我又覺得十分不安,我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將是什麼,我只是機械地往前移着步於。

“她到了!”人群中有人高聲叫着。然後我看見一個小個子的短頭髮女子,她的手緊緊接着嘴上,她正在哭。

我知道她不是我媽媽,但那臉龐,卻是媽媽的。我清楚記得五歲那年,我曾走失過一次,當時,她確信我已經死了。可當我又回到她跟前時,她顯出的就是這樣的表情。

現在我又看見媽媽了,兩個媽媽,向我揮着手,手裏高舉着我的照片,那是我臨行時寄給她們的。我一走進大門,我們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團,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緊緊的擁抱。

“媽媽!媽媽!”我們低聲呼喚着,似媽媽就在我們中間。

姐姐們打量着我欣慰地說:“我們的妹妹長大了。”我再一次端詳着她們,她們臉上,我沒找到母親常有的那種表情,但她們對我,總有一種無法描繪的親切和骨肉之情。我終於看到屬於我的那一部分中國血液了。呵,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國的基因,經過這麼多年,終於開始沸騰。

我們姐仁團團站着,互相拉着手,互相嘻嘻地笑着,又互相擦着眼淚。“咔嚓”一聲,閃光燈一亮,父親給我們搶了個鏡頭。

我們緊張地注視着那張還呈一片灰綠的快照,漸漸地,我們三人的形象開始清晰了。我們一聲不吭地盯着那逐漸明亮的畫面,我們都很像媽媽:一樣的眉目,一樣的嘴唇,我們看見媽媽了,正驚喜地注視着她的夢幻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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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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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共有一個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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