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共有一個母親

我們共有一個母親

——吳精美的故事

一

我們的火車開始從香港進入深圳，霎時，我一陣激動，只覺得額頭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從骨髓深處，我覺得一陣深切的疼痛。我想，媽講得對，我覺得唯有這時，自己完全變成一個中國人了。

十五歲那年，為了堅持我皮膚下面流着的中國人的血液，我與母親大吵了一場。

當時我是三藩市市加利略中學的二年級生，班上所有的同學都承認：我是中國人。

唯有母親一口否認：“這沒有用的！”母親曾在上海一個著名的護士學校讀過書，她說她精通遺傳學，因此不管我同意與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國，否則，你無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國人。”

“總有一天你會體會到的，”我媽說，“這種感覺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騰的時刻。”

這樣的話讓我惱怒、生氣。可待我母親真的顯出典型的中國行為時：如與店主喋喋不休地討價還價，還有，當著眾人剔牙撅嘴，對檸檬黃與淡粉紅的不協調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當火車開進中國邊界時，三十六年來，在我母親去世以後，我坐在火車上，帶着一團歸鄉的夢幻，我才發現，我從來沒有真正體會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心態。

我們的第一站是廣州。我的七十二歲的父親吳坎寧，將去廣州拜望她的姑母。

從十歲離開他姑母以後，他就再也沒見過她。我不知是因為急於與姑母見面，還是因為回到了中國，七十二歲的父親像個小男孩一樣，激動得坐立不安。他顯得如此地天真快樂，令我覺得簡直要上去拍拍他額頭和替他扣好紐扣似的。我們面對面隔着張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兩杯冷茶。這是第一次，我看見父親淚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見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塊一塊的，整齊的黃綠色的耕地，狹狹的溝渠，像晶瑩的飾帶一樣，緩緩流過。村路上，三個穿着藍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車上。

不知為什麼，這個十月清晨，中國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會使我雙目也滿噙着淚水，似喚回我一個遙遠的記憶。

三小時火車后，我們抵達廣州。除了上海這個城市的名稱沒有改變拼法外，幾乎中國所有城市的名稱的拼法都改變了。我想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國在各方面都改變了。在廣州與爸爸的姑母見過面后，我們將趕乘飛機會上海，在那裏，我將與我的兩個同母異父的姐姐見面。

她們是我母親與她前夫所生的一對雙胞胎。在戰亂時從桂林出逃到重慶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們丟棄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戰時期。媽曾經和我講述過這件事，因此我對她們的印象還是一對嗷嗷待哺的嬰兒。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們的訊息后，我才知道她們還活着。

這時，這對嬰兒在我印象中，變成一對五六歲的小女孩。她們並肩坐在桌子邊，輪流用毛筆寫出一行行整齊的中國字：最最親愛的媽媽，我們都活着，趕快把我們帶走吧！

當然，她們不會想到，媽媽在三個月前已經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鐘，她還在向父親抱怨着樓上的房客，馬上她就緊抱着頭部大聲呻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沒有爬起來。

因此上海來信是我父親拆開的。這是一封長信，她們稱她媽媽，她們甚至還保留了她的一張照片。在信上，她們詳細講述了從桂林與母親失散后至今的情況。

這封信很傷了父親的心——他從未想到，在那另一個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裏，也會有人叫他的妻子為“媽媽”——他把信給了媽的老朋友琳達姨看，並請她給這兩個上海女兒寫封回信，用儘可能婉轉的口氣告訴她們母親的死訊。

琳達姨把這封上海來信帶到喜福會裏，與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為她們知道，多年來，我媽一直竭力在打聽這兩個女兒的下落，這是她朝思暮想，銘心刻骨要想實現的事。因此，她們覺得一定要為此做些什麼，來慰撫她們的老朋友的亡靈。

因此，她們這樣給我的上海姐姐們寫着：“最最親愛的女兒們，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着你們，我從不放棄一絲努力，為了讓我們能團聚。遺憾的只是，我們彼此等候得太長久了。現在，我把與你們失散后的我的經歷，詳盡地跟你們說一說。……”她們簽上我母親的名字。

待她們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說起，我在上海還有兩個姐姐。

“可她們還以為，來的是她們的媽媽！”我喃喃自語着。在我想像中，她們還是一對蹦蹦跳跳的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她們正滿懷激情地等待着與母親的重逢，然而事實上，母親已經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們說，她不能來了，她死了？”琳達姨說，“她既是她們的母親，也是你的母親。應該由你，把事實真相告訴她們。要知道，這麼多年來，她們一直夢想着與她重逢呀！”我想她講得是對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親回去看她們，那一切會是怎樣的一個場景。我也無法想像，當我與她們相遇時，一切又會怎樣！她們會踞着腳尖在機場上焦慮地觀望着每一個下飛機的黑頭髮，可我，一下子就會認出她們的。

“姐姐，姐姐！”我會用蹩腳的中國話向她們招呼着。

“媽媽呢？”她們會笑着四下尋覓着，“她藏在哪兒了？”我便只能搖搖頭，告訴她們媽媽並沒有藏起來。

這時，她們會指着我身邊一個矮小的中國老太太——她幾乎被淹沒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滿了食品、玩具、禮物……“喔，那是媽媽吧！”

我就會對她們說：“姐姐們，對不起，我是一個人來的……”然後無需我多說，她們就會明了實情了。她們會慟哭，痛苦不已，然後把我一個人扔在機場上回頭走了，我只得怏怏獨自一人又登機飛回三藩市。

每逢這樣的幻覺一出現——她們的失望和沮喪，我總覺得受不了。我多次懇求琳達姨另外再給她們寫封信告之實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們說你母親已死了？我不能這樣寫。”琳達固執己見地說。

“但我這樣欺騙她們太殘忍了，她們會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會呢，”她說，“你是她們的妹妹，她們唯一的家人，怎麼會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說。

“不懂什麼？”她問。

我囁嚅着：“她們會認為這全是我的過錯，我對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達姨被我說動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個小時寫了長長兩頁的信紙，我覺得我最懼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當她把這封用英文寫好的信交給我時，我連讀一遍的心緒都沒有了，只是輕聲向她道了聲謝。

二

窗外暮色濃了，沿鐵路路軌擠滿了低矮的水泥建築物：老舊的廠房，隨後，軌道像蛛網一樣密集起來，只見窗外月台上，擠滿了身穿灰色斜紋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爾點綴着幾個鮮艷的身影，那多為小孩子，他們身穿粉紅色、黃色、大紅或桃紅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欖綠。最後火車到廣州站了。

火車還沒剎車，人們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頓時，我頭頂上沉甸甸的行李，晃來晃去，真怕給砸一下。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隻用繩子捆紮好幾道的破紙箱，或者是塞滿毛線的膠袋，也有裝滿蔬菜、干菇的。然後在你推我擠之中，我們腳不沾地地隨着人流移動，奇迹般地被送到海關的十二道隊伍之一中，這景象令我覺得自己似乎還在三藩市三十路公共汽車上。我立時就提醒自己：這是在中國。

我拿出護照和申報單，姓上面寫着“吳”，名字一欄上寫着“精美”，出生地在美國加州，1951年生。我曾懷疑海關人員會承認我與護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着假睫毛，塗著眼膏和唇膏，雙頰塗著弗洛傑的腮紅。可現在的我，頭髮汗涔涔地耷拉在額上，而且也沒化妝。我沒料到十月份的氣溫還會這樣酷熱。

即便沒有化妝，這裏的人們也永不會將我作為中國人接納。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頭，母親說過，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還有蒙古血統。“那是你外祖母親口對我說的，但現在也無法核實，他們早死了。日本人打進來時，一個炸彈掉在屋頂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變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彈掉下之前，他們已離開了。”我說。

“不會的，”我媽說，“我們全家人都沒能逃出這場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麼知道？他們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媽幾乎生氣了，“待我回到上海家，連房子都沒有了，只剩下磚木的框架……”

在海關的小房間裏，一位女辦事員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掃了我一眼，飛快地往文件上蓋好印，嚴肅地對我點點頭，放我過去了。我父親和我，走進一個擠滿了人和行李的大廳，四周亂鬨哄的。

“對不起！”我對一個美國人模樣的旅客說，“能告訴我，哪兒能叫到出租車？”他只是咕嚕了幾句，聽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蘭這一帶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們身後叫着：“小雁，小雁！”只見一個老太太，提着只粉紅色的膠袋，衝著我們大聲叫喚着。我父親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後猛地像個小男孩樣蹦了起來：

“姑媽，姑媽！”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喚着我父親。

他們互相緊緊握着手——並不擁抱——只是緊緊地握着手：“看你！你都這麼老了！”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眼淚，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讓自己哭出聲。

他們的那份真摯的激動讓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達上海時，會出現怎樣的一幕？

姑婆笑着舉起一張快照與父親本人作着比較。出發前，父親給她寄了張自己的照片去，她就憑着這張照片認出了父親。本來父親在信上就跟她講好，我們一到廣州，就會從旅館給她打電話，可想不到，他們還是趕來接我們，我不知道，我的姐姐們會來機場接我嗎。

我立時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機，給他們搶了個鏡頭。我抽出快照給他們，爸爸和站婆倆神色虔誠地，一人扯着張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歲，約七十七歲，卻顯得很蒼老、乾癟，稀疏的白髮，牙齒都掉光了。可我本來聽好多人說過，中國女人都比實際年齡年輕。

姑婆仰頭看着我，低聲自語着：“長大了。”隨後她往自個手肘里的膠袋搜覓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該給我一份怎樣的禮物，她沒料到，我已是這樣大了。

一對五十來歲的男女，衝上來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動地“呵！呵！”再也講不出一句話。他們是姑婆的兒子和兒媳，而他們邊上另外的四個人，年齡與我不相上下，其中還有一個小女孩，約十歲左右。他們很快地一一介紹給我們，我幾乎還沒弄清究竟誰是誰。

姑婆與我父親自小就講國語，但其他人則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廣東話。我只聽得懂國語，但卻講不好。因此只聽見姑婆和我爸倆，滔滔地講個沒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對我說，“李剛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剛是誰。我一下只覺得自己是個離開翻譯就寸步難行的美國人。可眼下這個翻譯把我甩在一邊只管自己講得痛快。

“嗨，”我對那個小女孩打了個招呼，“我是精美。”但那個女孩子只是忸怩着。我開始搜盡枯腸尋覓着可以用的廣東話，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國朋友教我的廣東話，儘是些罵人的粗話或者簡單的用語：“好吃！”“吃起來就像掃垃圾一樣。”或者“她是一個醜八怪”之類。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這隻一次成像相機對着那小姑娘揚了揚，她立時領會了，擺出一副時裝模特兒的姿勢，突起臀部，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閃光燈一亮，她就跳過來咯咯地笑着，等相片顯出。

這時我們叫到了一輛出租車。在駕車去旅館的路上，莉莉——那個女孩子，一直緊挽着我的手，始終與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講話，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寫信說你只在這裏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責怪着父親，“一天！虧你說得出口。一天你怎麼來得及去探親訪友？台山離開廣州還有好幾個小時的車路呢。

你還說什麼，到了旅館會給我們打電話的。這簡直是廢話，我們家裏根本沒有電話。”

我的心裏“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達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們說，我們會從旅館給她們掛電話的？

姑婆繼續責怪着我爸：“我簡直急得六神無主了，拚命要我兒子給想個辦法，絞盡腦汁之後，我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台山乘長途車到廣州來接你。”

當我們的出租車在大卡車、公共汽車間左閃右躲時，我嚇得氣也不敢透。司機一個勁地猛揪着喇叭。只見沿路一排房屋的陽台上，晾滿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車裏人擠得滿滿的，連乘客的臉都緊貼在玻璃窗上了。再過去就是一群高層建築，我想那必是廣州的市中心了，遠遠看去，它挺像美國一般的城市，四處高樓鱗次櫛比。

待車速慢下來時，我才發現，沿街還有許多小店鋪，裏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樓，它的腳手架僅是用竹竿和塑料繩紮成的，男女工人們就站在這樣的腳手架上操作，既沒戴安全帽，也沒系安全帶。

耳邊又響起姑婆的尖叫聲：“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們的村子、我們的房子，那將是很失我們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兒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場上作蔬菜買賣，掙了好多錢。最近，我們造了一座三層樓房，都用的新磚，寬寬綽綽的住得很舒服，房間多得還住不過來。我們的錢越掙越多，並不是只有你們美國人才會賺錢的。”

出租車在一幢豪華的、比希爾頓還要華貴的建筑前停下。“這裏是共產黨中國嗎？”我驚奇地差點叫了出來，隨後對爸爸搖搖頭，說：“一定搞錯了，一定不是這家旅館。”我連。忙拿出我們的旅遊日程表和定單核對了一下，我們曾再三向舉辦代理人聲明，我們不要住太講究太貴的旅館，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以了。查對下來，沒錯，這家旅館正是我們日程計劃中預定的那一家：花園大廈。

真闊氣！只見一個穿着筆挺制服的侍應生，奔過來把我們的行李搬進大廳里，只見大廳四周都是花崗岩和亮晃晃的鏡子，金碧輝煌。我既擔心這樣豪華的旅館的房價太高，又總想給姑婆他們顯示一點美國式的闊氣，因此很有點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記處，才發現這確是我們預定好的房間，每晚三十四元。好便宜，便宜得讓我不安。這時，姑婆和她的家人，則是東張西望，很為這個富麗堂皇環境驚羨。

我們的房間在十八樓。待我們全家都擠進電梯間時，連最愛講話的姑婆都安靜下來了。直等電梯到十八樓，門又啟開時，她又開始講話了。這讓我感覺到，姑婆他們似還從未乘過這樣長時間的電梯。

我與父親的兩間房間相鄰，內部陳設也是相同：一樣的地毯、窗帘和床罩，兩張單人床之間是一張裝有遙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牆面和地面。小冰箱裏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樂和七喜，還有小瓶裝的紅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裝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這是共產黨中國嗎？”

這時父親踱到我房裏來，說：“姑婆他們認為我們該在這裏多逗留幾天，”他聳聳肩，“他們認為在這裏團聚最合適，可以有更多時間談天，而且少很多麻煩。”

“那吃飯怎麼辦？”我問。好久以來，我一直夢想着我的第一個純粹中國式的宴會：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雞、北京烤鴨……

父親則拿起一本房間服務小冊子，翻到菜單這一頁上，點點它們，說：“喏，他們就想吃這個。”

我一看：漢堡包、法式油煎餅、蘋果攀和雪糕。

趁着姑婆他們在兜商場時，我抓緊時間淋了個熱水浴。旅館供應小包裝的洗髮香波。打開后，我發現它們的香味太濃，我認為，大約中國人喜歡這樣。我在頭髮上抹了少許。

站在淋浴池裏，我第一次感覺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點不覺得輕鬆，卻感到孤獨凄涼。我想到母親所說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復蘇成中國人，對此，我仍然無法理解。

母親剛去世后，我覺得自己對許多事都一無所知，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現在，我常要問自己：母親從前常做的肉九，怎麼會有如此鬆軟的質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們，他們叫什麼名字？這些年來，母親那兩個女兒，是怎麼過來的？她是如何牽挂她們？她的夢想是什麼？甚至她對我發怒時，她還在想念那兩個女兒嗎？她是否希望，我是她們？她是否煩惱，因為我是我，並不是她們？

三

在半夜迷糊中，聽到有人輕敲玻璃窗，那是父親，他一邊用手指輕彈着玻璃窗，一邊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輕聲閑聊。我邊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橫七豎八地躺滿了人。我聽見父親在跟姑婆敘說，那年他如何離開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學，然後又去重慶一個報社混了個差使，就在那裏，他結識了我的母親，一個年輕的寡婦。然後他們又雙雙逃回上海母親老家，豈料老家的房子已給炸光了，他們只好再流落到廣東，經那兒去香港，再從海防啟程來到三藩市。

“素雲從沒向我提過，這些年來她一直在設法尋找她的女兒們，”他輕聲對姑婆說，“自然，我也無法與她商量了。我想，多年來，這一直是她的一塊心病，她為遺棄她們而一直自責自怨。”

“她是在哪兒扔下她們的？她們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問。

“是日本人打進桂林時。”我爸說。

“日本人打進過桂林？”姑婆說，“從沒聽說過日本人打進過桂林。”

“有這麼回事。那陣我正在重慶報館做事。國民黨支配我們，哪些消息該報導，哪些不該報導。當素雲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時，那對雙胞胎還不滿一歲。”

“哎！她怎麼可以丟棄這對雙胞胎呢？”姑婆深深嘆了口氣，“在我們家，從沒聽說過有這樣的事。”

“她們叫什麼名字？”她問，我也在一邊豎起耳朵聽着。我要記住她們的名字的拼寫。

“她們隨自己父親姓王，分別叫春雨和春花。”父親說。

“這名字有什麼含義嗎？”我問。

“呵，”父親一邊繼續在玻璃窗上划著，一邊用英語對我解釋着：“因為她們都生在春天，當然，春天的雨總要比花先到。看，你母親具有詩人的氣質。”

我點點頭，姑婆也在點頭，但她的頭往下一點就再也不抬起來了——她睡著了。

“那媽的名字有什麼意思嗎？”

“素雲——夙願，長久持着某種希望的意思。一個相當文氣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濕潤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麼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還是純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長期來，媽媽一定對我很失望。

“可是，她為什麼要把那對雙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為此困惑不解，直到後來，讀了你兩個上海姐姐的來信后，我才明白，你媽根本一點不必為此責備自己，她是無辜的。我把這話，也對琳達姨她們說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媽逃出桂林后——”父親開始說。

“不，請用漢語說吧，真的，我能聽懂。”我插嘴打斷他。

他依舊站在窗邊，望着沉沉的夜色，開始用漢語說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親徒步走了幾天，本來想能搭上一輛車，搭儘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慶找她的丈夫。

她把錢財和珠寶都縫在衣服裏面，縫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車資。這些珠寶，都是你外婆給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沒能搭上車。路上滿是逃難的人群，人人都懇求着司機想要搭車，這些司機怕糾纏不清，根本連車都不停就駛過去了。因此你媽根本乘不上車，而且同時，她又開始廚痢疾了。

她雙肩背着兩個嬰兒，雙手提着兩隻皮箱，手上給磨起了血泡，後來血泡也破了，皮開肉綻的。她只得丟下一隻箱子，又丟下一隻，隨身只帶着維持生命的吃食和幾件替換衣服。後來，她連乾糧也扔了，她只有那對女兒。她一邊走着，一邊用歌聲哄着她們，直到自己暈倒在路邊。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動了，而後邊，日本人正在追上來。

她把孩子從圍巾套上解下來。讓她們坐在路邊，她自己則躺在她們身邊。

“帶走我的孩子吧，請把她們帶走吧！”當一輛載着三個年輕人的車駛過時，她向他們懇求着，但他們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過去了。

“把我的孩子帶走吧，她們會和我一起死在路邊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過路人漸漸稀少了，她撕開自己的衣服裡子，把珠寶和錢財堆在兩個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兩張照片，一張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還有一張是她和前夫的結婚照。在每張照片後面，她都寫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幾句：“請用留下的錢財和珠寶照顧好這兩個孩子，待和平時，把孩子帶到上海惠昌路九號李家，不勝感謝，定再重謝。李素雲王福頓首。”

隨後她摸了下孩子們的臉頰，騙她們說，她將去為她們找些吃食來，就這麼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兒會被某個好心人收養下來，對自己到底還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記得，她是如何離開女兒們，她走着走着，終於跌倒在地，待她醒來，已置身一輛大卡車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開始還以為自己是在陰曹地府，直到一個美國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來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達重慶，才知道丈夫已於兩周前去世了。她當即發瘋般地痴笑起來；她覺得自己那麼傻，吃了那麼多苦，走了那麼遠的路，結果，落得個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醫院裏與你母親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幾乎不能動彈。她的痢疾令她虛弱到極點。我進醫院，是因為一塊彈片削去了我的腳趾。當時，她已神智不清，一個勁自言自語着：

“看我這件衣服。”她說。確實，她穿着一件與戰爭年代很不相稱的綢衣服，這件衣服已相當髒了，但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臉，”說著，她又側過那瘦削骯髒的臉，但那雙眼睛依舊明亮如星，“你看得見，我臉上還有希望嗎？”

“我想，我已一無所有了，除了這兩樣：衣服和希望，”她繼續自語着，“我不知道，接下來我將失卻的是什麼，是希望還是衣服？”

後來才知道，是一個老農婦收養了她們。後來待這兩姐妹長大了，那老農婦便對她們說了實情。“我怎能忍心丟下你們呢？”

這對農人夫婦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裏，那一帶有成千上萬個這樣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戰爭結束了，還住在山洞裏。梅家夫婦每隔一陣，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撿過路人遺下的食物，而有時也帶回一些其他的東西：比如一次，是畫得極其精緻的一套瓷碗，還有一次，是兩條嶄新的羊毛毯，連他們自己都承認：罪過呀！但那是戰爭呀！這其中一次，他們就帶回來那一對雙胞胎。

他們都是虔誠的穆斯林，他們相信這對雙胞胎表示一種雙喜臨門的吉祥之兆。

當晚，當他們發現孩子身上竟有那麼多的戒指和手鐲之類首飾時，他們更確信自己的猜測。從照片後面他們又發現這一對孩子來自一個體面的家庭。但他倆都不識字，直到好幾個月後，才托到人給他們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從此，老夫婦十分疼愛這一對雙胞胎，如同他們自己的親生兒女。

1952年，老婦的丈夫去世了。這對雙胞胎已經八歲了。老婦人覺得，該給她們找到那個真正的家了。

她從來不提報酬的事。她說她愛這兩個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們能重新獲得她們的那份權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會挽留她做孩子們的保姆，她確信他們會挽留她的。

當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號，已面目全非了，那上面已建了一家工廠，工人們沒有一個知道原先住在這裏的人家的下落，那一帶的房子全部毀於戰火。

事實上早在1945年，我和你媽已經到這裏惠昌路九號來過，希望能找到你外婆家和兩個雙胞胎的下落。

我和你媽是1947年離開中國的。我們曾回過一次桂林，又去了長沙、昆明……一路上，她每每看到與雙胞胎差不多歲的女孩子，總要多打量幾眼。最後我們來到美國，我想甚至在船上，她還妄想能找到她們，但待我們一到美國，她就再也不提她們了，我以為她已經死心了。

可自從中國和美國通郵，她就往上海和桂林發信，打聽孩子們的下落。我可一點不知道，那還是琳達姨跟我說的。但那時，好多路名都改了，許多熟人死的死了，搬的搬了，人們說她這無疑是大海撈針。

但你母親依舊不放棄她的努力，直到最後，我覺得她是下了決心，親自去中國找她們。她曾經跟我說過：“坎寧，我們該趁着還不太老之前回去一次，再過幾年，我們就要走不動了！”我就跟她說，已經太遲了，我們走不動了！

當時我還只以為她想回中國旅行一次。我不知道她還想去找她兩個女兒。因此我說的“太遲了”一定對她打擊很大，她會以為，她的兩個女兒一定已經不在人世了。我想，這種擔心和憂慮，是令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能後來是你媽的亡靈在冥冥之中，幫助她在上海的一個同學，偶然地碰上你兩個雙胞胎姐姐。那天她正在南京路第一百貨商店買鞋子。那女同學說，這簡直就像做夢一樣，她看見一對雙胞胎婦女，隱約之間，竟令她想起你的母親。

她連忙追上她們，喚着她們的名字。起先這兩個婦女還呆了一下，因為她們已改了名字了。但你母親的同學還是一口咬定：“你們就是王春雨和王春花吧？”剎時，她倆都顯得十分激動，因為她們都記得那寫在照片后的名字，她們不曾想到，照片上那對新婚燕爾的青年夫婦，已變成陰曹地府的鬼魂，但他們還在尋覓着自己的孩子。

五

一夜沒睡好，在機場上，我已精疲力竭。姑婆直到清晨三點才跟我回房睡的，而且打着響響的鼾。我睜眼躺着，想着媽媽的故事，一夜未眠。我其實十分不了解媽媽，可現在剛剛了解她，卻又永遠失卻她了。

在機場上，我們互相揮手告別。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經常與人告別，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我知道我們不會再見面了。

姑婆對我笑着招手告別，她真老，顫巍巍的。我一手拉着姑婆，一手拉着莉莉，我有一種感覺，似是從一個葬禮走向另一個。在我手中，緊抓着兩張飛往上海的機票，兩小時后，我們將抵達上海。

飛機起飛了，我閉上雙眼尋思着，該怎樣用我的蹩腳的漢語向她們講述母親。

千言萬語，該從哪裏開始？

“醒一醒，我們已經到了。”矇矓中，父親推醒了我。我只覺得喉嚨發緊，胸中一陣劇跳。窗外一片灰色，我們已降落在跑道上。

我們下了飛機，踩着柏油路面向機場大樓走去，此時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母親能活到今天……同時我又覺得十分不安，我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將是什麼，我只是機械地往前移着步於。

“她到了！”人群中有人高聲叫着。然後我看見一個小個子的短頭髮女子，她的手緊緊接着嘴上，她正在哭。

我知道她不是我媽媽，但那臉龐，卻是媽媽的。我清楚記得五歲那年，我曾走失過一次，當時，她確信我已經死了。可當我又回到她跟前時，她顯出的就是這樣的表情。

現在我又看見媽媽了，兩個媽媽，向我揮着手，手裏高舉着我的照片，那是我臨行時寄給她們的。我一走進大門，我們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團，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緊緊的擁抱。

“媽媽！媽媽！”我們低聲呼喚着，似媽媽就在我們中間。

姐姐們打量着我欣慰地說：“我們的妹妹長大了。”我再一次端詳着她們，她們臉上，我沒找到母親常有的那種表情，但她們對我，總有一種無法描繪的親切和骨肉之情。我終於看到屬於我的那一部分中國血液了。呵，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國的基因，經過這麼多年，終於開始沸騰。

我們姐仁團團站着，互相拉着手，互相嘻嘻地笑着，又互相擦着眼淚。“咔嚓”一聲，閃光燈一亮，父親給我們搶了個鏡頭。

我們緊張地注視着那張還呈一片灰綠的快照，漸漸地，我們三人的形象開始清晰了。我們一聲不吭地盯着那逐漸明亮的畫面，我們都很像媽媽：一樣的眉目，一樣的嘴唇，我們看見媽媽了，正驚喜地注視着她的夢幻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