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中國人？

美國人？中國人？

——龔琳達的故事

一

女兒想去中國度她第二次婚姻的蜜月，可又有點害怕：“假如他們把我和中國人混成一體，不讓我回美國，那該怎麼辦？”

我安慰她：“別擔心。在中國，你根本無需開口，他們就看得出你屬‘外面來的’了。”

“什麼？”女兒不信。她從來就喜歡刨根問底。

“我說，你就是穿上他們的衣服，不化妝、不戴首飾，他們光從你走路的樣子，就看得出你是外邊來的。”

女兒聽了我這番話后很不高興，因為言下之意，就是說她不像中國人。在她臉上，顯出一種美國式的痛苦。十年前，她會因為不像中國人而叫好，但現在，她卻迫切想做個中國人，而今這是很時髦的。可她卻已醒悟得太晚了。多年來我一直試圖教她講中國話，可她就是聽不進。她唯一能講的中國話是“謝謝”，“關燈睡覺”，“火車”和“吃飯”。可在中國，靠這些“關燈睡覺”的中國話，怎麼行呢？她怎麼還擔心會與中國人混為一體？事實上，除了她的頭髮和皮膚是中國式的外，她的內部，全是美國製造的。

這一切都是我的過失：長期來，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適應美國的環境但保留中國的氣質，可我哪能料到，這兩樣東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

我讓她學習適應美國的環境。什麼叫美國的環境？假如你在美國出生貧窮，這並不是什麼永世不得翻身的恥辱，你可以先爭取到個獎學金。如果你讓哪片屋瓦砸破頭，不必為你的晦氣而哭泣，你可以去控告屋主……在美國，反正你可以任意改變你處身的境地。

她很快就學會了這一切。可我卻教不會她有關中國的氣質：如何服從父母，聽媽媽的話，凡事不露聲色，不要鋒芒畢露……容易的東西都不值得去追求，要認清自己的真正價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

她才不聽這一套呢，在我苦口婆心給她講這些時，她只顧嚼口香糖，巴嗒巴嗒的，然後吹起一隻比她自己臉頰還大的泡泡。

“喝乾你的咖啡杯，”昨天我對她說，“不要剩下一點，罪過的。”

“又來了，媽，你別這樣老派，”她咕咚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別再對我管頭管腳了，我是我自己的。”

她怎麼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我何時放棄過她？

二

女兒又要結婚了，因此特地要我去她常光顧的那家美容院，去請教她那有名的勞雷先生。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對我的打扮不滿意，覺得有失她的面子，在她丈夫、公婆和律師及諸親友前不好交代：人們會想，薇弗萊的母親怎麼如此老式如此土氣呀！

“我可以讓安梅姨幫我做頭髮。”我說。

“可勞雷卻是著名的理髮師，他的頭髮做得極好！”女兒似沒聽見我說的；自顧滔滔地說開。

我只好坐上勞雷先生的理髮椅，然後女兒開始在一邊指手劃腳地評判着我的頭髮，好像我是個木頭人似的。“看，怎麼都扁平了，波紋都直掉了。”她批評了一通，“她需要剪一剪燙一燙。她以前一直是自己做頭髮的，從沒進過美容院。”

她從鏡里看着勞雷先生，勞雷先生則從鏡子裏打量我，一種職業性的打量。

“她要做什麼式樣？”勞雷先生問，他以為我不懂英語，說著，捏捏我的頭髮。

“媽，你要做怎樣的式樣？”我不明白為什麼，她突然給我做起翻譯了，未及我開口，她又自作主張地對勞雷說：“她想隱隱有一曲波浪，但不要剪削得太短，否則待舉行婚禮時，頭髮會蓬鬆起來。她不喜歡燙得太捲曲，也不喜歡太古怪。”

然後，她又回頭大聲對我翻譯着：“是嗎，媽？是不是不要燙得太捲曲？”

我笑了笑，一種挺美國式的微笑，但在美國人看來，這還是一張中國臉孔，一張他們永遠也理解不了的中國臉孔。可我心裏泛起的，卻是一股羞愧。我之所以羞愧，是因為她，我女兒為我覺得羞愧，可我一直卻是，為有這麼個女兒而驕傲的。

但她並不因為我是她母親而覺得驕傲。

勞雷先生繼續擺弄了一番我的頭髮，然後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女兒，說了一番實在令我女兒很沮喪的話：“哎唷，真是不可思議，你倆長得多像！”

我笑了，這是真正的中國式的微笑，可我女兒的笑容，卻顯得十分勉強。只見勞雷先生叭嗒一下捻了個響指：“洗頭！給龔太太洗頭。”

當椅子邊只有我女兒一人時，只見她對着鏡子裏的自己皺皺眉，說：

“臉頰是一樣的，”她指指我的臉頰，又晃晃她自己的，然後再撮起嘴唇，將自己兩邊臉頰深深凹進去，再次端詳着鏡中的自己，與我比較着。

“一張臉的長相，可揣摸出人的氣質性格，還可以推測未來。”我隨口說。

“什麼意思？”她問。

該輪到我說了。瞧這兩張臉，那麼相像！這麼說，連同快樂、悲憂、好運和過失，都會十分相像了。

我想到自己的母親，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國，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姑娘時。

三

我的母親——你的外婆，一次曾專門為我看了相。那晚正是大年夜，過了年我將是十歲了，這在中國是一個大生日。或許正看在這一點上，她沒有講太多批評我的話。

“你很有福氣，”她說著捏捏我耳垂，“瞧這對又肥又厚的耳垂子，就像我的一樣。耳垂子邊薄的，生來就是窮命。你長着一對好福氣的耳朵，但你必須不放過任何機會。”

然後她又輕輕拍拍我下巴：“下巴正好，不長不短，說明你的壽數恰到好處。

壽命太長也不好，變成一種負擔了。”

至於鼻子，你外婆說：“你的鼻子也像我，鼻孔不太大，因此守得住錢財，鼻子挺直，也是個好相，鼻子不正的女孩，運氣總不好。”

然後她又掰開我的頭髮：“我們的額頭也很像，或許你的前額比我更寬，因此你比我更聰明。而你的髮鬢長得比我低，這說明你在年輕時，生活上會有些坎坷……眼睛也很好，是誠實熱情的，你會成為個好妻子、好母親和好媳婦。”

當時我還很小，我很希望長得更像母親一點，因此，不覺時時模仿她的表情和舉止。

我變得和她越來越像了。可一次洪水，卻讓我和母親分開了。我的第一個婆家把我攆出來了，然後又是一場戰爭，接着過了一個大洋，把我帶到新的國度。媽再也不會知道，這些年來，我的臉相有了很大的改變。我的嘴角開始者往兩邊耷拉，而我的眼睛，也開始很美國化地左顧右盼，而在三藩市一輛擁擠的電車上，一個急剎車，把我的鼻子撞歪了，那正好是在我們去教堂的路上。

在美國，要想保持一張不變的中國臉孔，那是很困難的。甚至在我還未去美國以前，在北京，我就特地花錢請了個在美國長大的中國小姐，讓她教我該如何適應美國的生活方式。

她曾經如此對我說過：“在美國，你萬萬不能對人說，你要永遠留在美國。如果你是個中國人，你一定得說你羨慕美國的教育及他們的思維方式，你必得向他們表示，你要成為一個有學識的人，然後把學到的本領獻給中國人民。”

“那……如果他們問我，我想學哪一門專業，我該怎麼說？”

“宗教，你一定得說，你要學習宗教。”那個漂亮的女孩子如此教導我，“美國人對宗教，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人的想法，各有不同。因此在這方面，無所謂對與不對。你只要對他們說：‘我是為上帝而赴美深造’，他們立時會十分敬仰你。”

然後，這女孩子代我填寫了一份表格，我再把她所寫的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完全能默寫下來為止。在姓名一欄上，我填上琳達·孫，生辰日期：1918年5月11日，出生地：中國太原。而在職業一欄，我寫上神學院的學生。

最後，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錢之後，那女孩子又給了我一個忠告：“首先，你必須找個丈夫，最好是找美國公民做丈夫。”

大約看見我吃驚的樣子，她很快又補充着：“當然，美國公民也有中國人。

‘公民’並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國人，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國公民，那你還得做第二件事，就是生個孩子。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國倒問題不大，反正他們都不會給你養老送終的，你說呢？”我們哈哈大笑。

“不過，儘管如此，你還是得小心，”她對我說，“如果移民局問你有幾個小孩，或者你想要幾個孩子，你必須回答嚇，你還沒結婚呢。’語氣要誠懇虔誠，表情要真摯坦然。”

當時的我，一定顯出一種困惑的表情，因此她馬上接下去解釋着：“要知道，你一旦生了個孩子，這孩子就是美國公民，他可以讓母親也作為美國公民留下，懂不懂？”

但令我困惑的不是這，而是為什麼她說我應該語氣要誠懇，難道平時的我，給人的印象還不夠誠懇坦直嗎？

我女兒總跟人家說，我是從中國經過一段長途顛簸才來到美國的。這話是不對的。我並不是那樣窮。我是乘飛機，而不是坐船來的。我的第一個婆家給了我一筆錢，然後我做了十二年的電話接線員，也積了一筆錢，因此我並不窮。但我乘的那班飛機，卻飛了三個星期：它在香港、越南、菲律賓、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因此待最後抵達美國時，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誠快樂的表情了。

女兒，你還者要跟別人說：我是在“中國屋”餐館遇到你父親的，說是我有一次從甜餅餡里吃出一張命運紙，上面寫着，我將嫁給一個黑黑的漂亮男人，我剛把那張紙放下，那個飯店侍應生就衝著我笑，後來，我就嫁給他了。你真會胡開玩笑。

你父親根本從未當過侍應生，我也從不上這餐館吃飯。從來只有美國人才愛上“中國屋”吃中國菜。如今這家“中國屋”餐館已拆掉了，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麥唐納餐館，而中國招牌上則寫着“麥東樓”三個字。這簡直在胡搞，什麼“麥東樓”！唉，你呀，你們呀，都被那種假中國化迷惑住了。讓我把一切都如實告訴你吧。

我剛到時，海關處並沒人問過我什麼刁難的問題，他們核對了我的證件后，就讓我進關了。我決定先去找那個北京女孩提供給我的地址。我跳上一輛公共汽車，來到加利福尼亞街，看見一幢高聳的大廈，這是老聖瑪利亞教堂，佈告欄上寫着：上午七時到八時三十分，中國禮拜。我默記着這個時間表，以防萬一移民局問我在哪裏做禮拜，我就可以對答如流了。隨後我穿過馬路，對面是一幢普通樓房，只見牆面漆着這樣的字樣：今天的得救為了明天的安寧①——美國國家銀行。當時我就想，噢，那就是美國人做禮拜的地方。今天，那個聖瑪利亞教堂還在，可當年那幢低矮的銀行已拆掉了，豎起一幢五十層樓的大廈，就是現在，你與你的未婚夫在那兒供職，盛氣凌人地應付每個納稅人的地方。

當女兒聽到這裏，總會樂得哈哈大笑。看不出吧，老朽的母親也會講幾句笑話的。

我繼續沿着小坡路往上走，街道變得越來越狹窄、陰暗和骯髒，雖然一路上能不時看看各種有中國特點的裝飾，卻都是粗糙蹩腳得很，我弄不明白，為什麼人們總要把中國風味中最落後的部分作為特色來點綴？他們為什麼不建造些庭園或水池之類？

①英語得救與儲蓄為同一詞，琳達在這裏攪混了。——譯者注

我終於按地址找到了那個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儘管我早對此不抱太高的希望，但那個吵鬧骯髒的環境，還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氣。這是一幢綠色大樓，一大群孩子老鼠樣在樓道上竄蹦着。在402號，一個老太太出來了，她一開口就抱怨着，她足足等了我一個禮拜。然後，她又很快就寫下幾個地址給我，隨後她向我攤開她的手，我給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說：“小姐，”她用漢語說，“這裏是美國，哪怕一個叫花子，一美元也打發不了的。”我又給了她一美元，她說：“唷，你以為我這個諮詢如此廉價呀！”我只好再給她一美元，她這才不吭聲了。

我按照這個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華盛頓街找到一個廉價公寓安下身。這種廉價公寓，通常都位於一家小店樓上，然後，又根據那花了三美元才獲得的諮詢名單上，我找到一個每小時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個可怕的工作。本來我希望能做個售貨員，但我的英語不行。而這個工作，是為外國男人做按摩。我馬上知道，這種行當，猶如中國的四等妓女無疑，因此我馬上辭掉了，並用黑墨水把那個地址塗掉了。而其他職業，大多由廣東人和台山人壟斷着，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這裏，打下了根基，發了洋財，由他們的重孫或玄孫掌握着整個華人區的命脈。

由此想到母親曾對我說過：“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顛簸的，這很有道理。後來，我就在一家甜餅工場做事。我們坐在機器邊的高凳上，機器上不斷運送出滾燙的小煎餅，而我要做的，則是抓起那滾燙的金黃色的煎餅，嵌進一張命運條，然後趁着煎餅尚未變硬時，把它們對摺。這工作看着簡單，卻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會讓燙黏的麵糰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餅就會變硬，那就無法嵌進命運條，而且這個煎餅也就報廢了。

只做了一天，我的十隻手指就給灼得通紅通紅。第二天，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餅看。第三天，我的臂膀都抬不起來了。但熬了一個星期後，我就能輕鬆地應付這種純屬機械的操作了。這時，我才有暇發現，我的一邊是個沉默寡言的廣東老婦人，她不苟言笑，至多自己用廣東話嘮叨一陣。我的另一邊，是個年齡與我不相上下的女工，我發現她邊上盛次品的桶內，次品極少，我懷疑她根本把那些做壞了的煎餅吃掉了。她長得很豐滿。

“曖，小姐，”她常常這樣壓過機器的隆隆聲叫我，她的聲音聽起來很讓人愉快，因為，她也講國語。“你想過沒有，有一天，你會出人頭地地決定他人的命運？”她這樣問我。

我一下沒聽懂她的意思。她便順手拈起一張命運紙用英語朗讀起來：“不要在洗衣服時與人打架，否則即使你得勝了，你的衣服也會變髒的。”

我還沒能聽懂，她又揀起另一張紙條念道：“錢是萬惡之首，它會讓你因不滿足而去盜竊。”

“什麼廢話！”我說著，並決定應好好學一下這些美國諺語。

“這就是命運！”那年輕女工解釋着，“美國人以為這就是中國諺語。”

“可我們中國人從來沒聽說過這些鬼話，”我說，“這些話語毫無意義，根本不是什麼命運，只是一派胡言亂語。”

“不，小姐，”那個年輕女工咯咯地笑着，“這些晦氣話就是通過我們的手，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裏的，看看誰得到它們了。”

這個年輕女工，就是許安梅。看，就是安梅姨。現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

有一天，安梅對我說：“琳達，這個禮拜天到我們教堂來吧。我丈夫的一個朋友，想找個中國太太，當然，他還不是美國公民，但我肯定知道，他有辦法拿到公民身份的。”就這樣，我認識了你父親龔丁。這次的結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這次我可以自己選擇：行或者不行，我都可以自己選擇。

但第一眼看見你爸，我就不大順眼。他是個廣東人！我怎能嫁給一個廣東人呢？但安梅姨卻說：“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已經不在中國，不再需要非找個同鄉故里的丈夫不可。在美國，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同鄉。”

第一次與你父親見面，我們兩人都挺害羞的。我們各自不懂對方的方言：廣東話和國語，我們便一起去上英語課，講英語，有時將漢字寫在紙上來幫助理解對方的意思。但對於要結成一對夫婦的男女來說，這樣的談話是遠遠不夠的，而這樣的談話方式，頗像英語課上的會話：“我看見一隻貓，我看見一隻老鼠，這是帽子。”

但我很快就覺得，你父親是很喜歡我的。他會用中國戲劇里那種誇張的表情，與我談話。

比如，他手繞着自己頭髮，手腳不停地划動一番，我便知道，他所供職的那個太平洋電話公司，工作有多緊張多忙亂。你實在不了解你父親，他具有演員的天才。

後來我才發現，他的職業，並不如他所描繪得那樣忙，那樣重要，甚至也沒那樣好。這時，我可以與你父親用廣東話對話了，我總要問他，為什麼他當時不找一個更好一點的職位？這時，他便裝聾作啞了。

至今我也對自己好生奇怪，為什麼我非要抓住婚姻這個字眼呢？我想，那全是因為安梅給我灌輸的那一套。她常跟我說：“在電影裏，男孩和女孩傳字條，然後雙雙陷入愛情煩惱之中而不可自拔。你也需要做點這樣的遊戲，否則，待你醒悟過來，你已成為個老太婆了。”

那晚，安梅和我在當班上，拚命搜覓命運紙條，我們想找一張合適的給你父親。

安梅已選好了一大堆候選的紙條堆在一邊。其中一條寫着：“金鋼鑽是女孩子最好的伴侶，對一個好朋友，你永遠不要原地踏步。如果你有了這樣一個想法，那就是求婚的時候了。”

我自己選中了一條：“當家裏沒有另一半時，這幢房子就不能稱為家。”我悄悄把這張命運紙包在一隻煎餅內，然後把這煎餅小心包好。

次日下午英語課後，我將手伸進自個的挎包，故意驚叫一聲，然後從中摸出一隻甜煎餅：“看，一隻甜煎餅。哎唷，整天看着這些甜煎餅都看得我倒胃口了，這隻給你吃吧！”

他接過煎餅巴哈巴喀地吃起來，一邊讀着嵌在裏面的命運紙。我便假惺惺地湊上去說：“那紙上寫着些什麼？”他不吭聲，我催着他：“翻給我聽聽。”

那天我們正在朴次茅絲廣場散步，那是個霧蒙蒙的黃昏，穿着薄呢大衣的我，覺得冷颼颼的，因此我希望你父親快點向我求婚，我可以早點回去了。只見他認真地讀完了那張命運紙條，然後頗嚴肅地說：“哎呀，spouse這個詞怎麼解釋？待我回家去查查字典明天再告訴你。”

第二天，他便用英語對我說：“琳達，你能做我的配偶嗎？”我聽了哈哈大笑，他那個用詞實在不大妥帖。就這樣，我們決定結婚了。

一個月後，我們在第一浸禮會，就是我們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舉行了婚禮。九個月後，你爸和我，就拿到了我們的公民證明——一個又胖又重的男嬰，你大哥溫斯頓。我之所以喜歡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由“贏得”和“噸”①兩個單詞組成，我要培養一個一生可以贏得好多好多的兒子，他要贏得許多東西：錢財、聲譽、富裕的生活……那時我就想，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一切都會有的，我怎麼會料到，溫斯頓後來竟死於車禍，那時，他才十六歲！

溫斯頓出世兩年後，我又有了你另一個哥哥文森特，我之所以為他取這個名字，是因為這發音很像“贏一百”，也是賺錢的聲音。結果想賺錢想得太入神，我在公共汽車急剎車時撞歪了鼻子，這以後，你出世了。

可能是那隻歪鼻子改變了我，也可能是因為襁褓里的你，實在長得太像我。我希望你這一生完美無缺，我給你取名薇弗萊，那是我們住的街名。我住在這裏，但將來你長大了，你會帶着我離開這裏的。

①Wins——贏得，ton——噸。——譯者注

四

勞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頭髮，我的頭髮依舊柔軟、烏黑。

“哇，媽，你真行。婚禮上，大家都會以為你是我的姐姐的。”

我從理髮鏡里打量着自己，我知道自己長相上的某種缺陷，這種缺陷我也帶給了我女兒。

“哎呀，你的鼻子怎麼了？”我失聲叫了出來。

她看看鏡子，莫名其妙地聳聳肩。“怎麼了？我鼻子沒什麼呀！”

“它怎麼有點歪曲的？”我問，的確，我發現她鼻子的一邊偏歪了一點。

“怎麼啦，這是你給我生成這個樣的！”

“它確實是歪掉了，你得去整容醫生那裏弄個塑料撐架把它矯正過來。”

女兒只是無所謂地一笑，頭一側，挨着我焦慮萬分的臉面，說：“別傻了，媽媽。我們的鼻子長得都還可以，這樣的鼻子令我們看上去有起伏。”

“這個‘devious’是什麼意思？”我問。

“就是……曲折，喏，一條路不是坦直的，它有許多支路，我們可以走這條也可以走那條，就好像我們倆看上去是同一臉型，其實我們是各不相同的。我們講着所想的，但我們各自的理解卻是不同的。”

“人們會從我們長相上看出這個嗎？”我問。

她笑了：“才不呢。人都有兩面性。”

“這樣好嗎？”

“如果你能因此而如願以償，那當然是好的。”

我看看鏡中我們母女倆，我又想到自己的為人處世的準則，我實在弄不明白，哪個是中國式的，哪個是美國式的。反正我只能兩者合其一，取其一，多年來，我一直在兩者中徘徊，考慮取捨。

去年我回了闊別四十年的中國大陸，儘管我取下一切珠寶首飾，也不穿顏色過分鮮艷的衣服，我用他們的貨幣，講他們的語言，但他們仍能認出我不是純粹的中國人，他們還是要我支付比一般價格高几倍的外國人標準的價錢。

所以現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卻了什麼？我又得到了什麼？我不知道，我女兒是怎樣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