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陳虻不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點，我接到同事短訊：“陳虻病危。”
去醫院的車上，經過新興橋，立交橋下燈和車的影子滿地乩晃，我迷糊了，兩三個月前剛見過，簡直荒唐……不會，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許，就不會發生。
一進門，一走道的人，領導們都在，我心裏一黑。
走到病房門口的時候，他們說陳虻已經沒有任何反應。
房門關着，崔永元一個人站在病床邊上，握着陳虻的手。
我站在門外，透過一小塊玻璃看着他們。
陳虻一再跟我說，評論部里，他最欣賞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說：“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後，我回來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態。我也干不動了，也沒心思幹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個節目收視率極高，其實是投機取巧。我內心裏其實是看不上那個節目的，一輩子做那個東西，收視率再高也沒意義。”
陳虻那個時候是副主任。小崔說：“他審我的片子，很不滿意，但他體諒我，知道我生病。片子裏現場觀眾連連爆笑，他坐在那兒一點表情都沒有，我就知道他心裏怎麼想。他不希望我這樣，但又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也不知道怎麼和我說。”
片子錄完，陳虻要簽播出單。
小崔說：“每次去找他簽字，他還問我身體怎麼樣。我說挺好，然後就走了。其實我很難受，我也知道這麼做不好，但我當時沒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邊，握着陳虻的手，我站在門口，從小窗口看着他倆。
崔永元說過：“我們這撥人可能都這樣，或者累死在崗位上，或者徹底不幹工作，沒中間道路，做不到遊刃有餘。”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東方時空”原來的製片人時間發掘的，剛來評論部的時候，飯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說是時間厲害還是陳虻厲害？”他倆是一個戰場上的戰友，也是業務上的對手。
我第一次參加評論部的會，剛好是時間最後一次主持。他要離開了，坐在台上，一聲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煙，底下一百多號人，鴉雀無聲。
他開口說：“我不幸福。”
又抽了兩口，說：“陳虻也不幸福。”
他是說他倆都在職業上寄託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輕鬆地把它當成生存之道。
說完，把煙按滅，走了。
我開的第二個會，是陳虻主持的。他接手了“東方時空”，正趕上十一長假后，開場是：“我不是來當官當領導的，我就是教練，不負責射門。我只是盯着你們，誰也別想躲過去。”
他讓我們觀摩能找到的所有國外優秀節目：“你們要把每個片子拆分到秒，從每個零部件去學習。”
我接下茬：“看來是這輩子最後一個假期了。”
大家鬨笑。
他正色說：“你說對了。”
散會後他找我談：“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為什麼？”
“因為他只能專註一個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須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謀求幸福。”
我聽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說，“一九九三年我要給‘生活空間’想一句宣傳語，怎麼想都不滿意。問到家裏，恨自己，恨到用頭撞牆，咣咣作響。睡到凌晨四點，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筆劃拉了這句話——‘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進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陳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說過：“陳虻是一個特傻的人，特別傻。看起來很精明，實際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講課時那個傻勁、他審片時那個表情，你就知道這個人不可救藥。”
陳虻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光學工程專業的，孫玉勝任命他當製片人時，他才三十齣頭，部里很多有資歷的紀錄片人，覺得他沒什麼電視經驗，有點抱臂旁觀。他上來就不客氣：“別以為你拿個機器盯着人家不關機就叫紀實，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場沒有？”
這話當然讓人不服氣，拿出一個片子讓他評價，陳虻看之前就說：“我跟你們打個賭，這個片子肯定沒有特寫。”
他們不信，一看果然沒有。
他說：“為什麼肯定沒有？因為攝影肯定不敢推特寫。為什麼不敢？因為他不知道推哪張臉。不知道怎麼判斷這個事兒，他怎麼推啊。推就是一次選擇。”
底下竊竊私語，意思是——你推一個看看？
他舉例子：“美國‘挑戰者號’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攝影機在場？但只有一位拿了獎，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間，他轉過身來，拍的是人們驚恐的表情。誰都可以作選擇，區別在於你的選擇是不是有價值。”
他沒拍過什麼片子，說用不着以這個方式來證明自己可以當領導：“判斷一個運動鏡頭的好壞，不是看流不流暢，要看它為什麼運動。一個搖的鏡頭，不是搖得均不均勻，而是搖的動機是否深刻、準確。”他每年審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審片時，手邊一包七星煙，一包蘇打餅乾，十分鐘的片子要說一兩個小時，每次身後都圍一堆人。做片子的人當然都要辯解：“這個鏡頭沒拍到是因為當時機器沒電了”；“那個同期的聲音質量不行所以沒用”……
他就停下：“咱們先不談片子，先談怎麼聊天，否則這麼聊，我說出大天來，你也領會不了多少。”
膽子大點的人說：“聊天也不是光聽你的吧。”
他搖頭：“你不是在想我說的這個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這是排斥。這不是咱倆的關係問題，是你在社會生活中學習一種思維方式的問題。”
他有一點好，不管罵得多兇狠，“你認為對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訴你怎麼改，我是要激發你自己改的慾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過於熱衷一樣東西，這東西已經不是它本身，變成了你的熱愛，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點頭說對對。
他又來了：“你要聽懂了我的每一句話，你一定誤解了我的意思。”打擊得你啞口無言，他還要繼續說：“你別覺得這是丟人，要在這兒工作，你得養成一個心理，說任何事情，是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說你。我的話，變成你思維的動力就可以了。”
總之，沒人能討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審完片說“就這樣，合成吧”，那是他覺得這片子改不出來了。只能繼續求他：“再說說吧，再改改。”他嘆口氣，從頭再說。
審完片，姑娘們抹着眼淚從台里的一樹桃花下走過去，他去早沒人的食堂吃幾個饅頭炒個雞蛋，這就是每天的生活。
陳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長椅上。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自己守在病房門口，不哭，也不跟別人說話。
我以前不認識她，在她右手邊坐下。過了一會兒，她靠在我肩膀上，閉上眼。她的臉和頭髮貼着我的，我握着她手，在人來人往的走廊上坐着。
老范過一會兒也來了，沒吭聲，坐在她左手。中間有一會兒，病房醫生出去了，裏面空無一人，我把她交給老范，走了進去。
陳虻閉着眼，臉色蠟黃髮青，我有點不認識他了。
最後那次見，他就躺在這兒，穿着豎條白色病服，有點瘦，說了很多話，說到有一次吐血，吐了半臉盆，一邊還問醫生：“我是把血吐出來還是咽下去好？”有時聽見醫院走廊里的哭聲，他會羨慕那些已經離開人世的人，說可以不痛苦了。說這話他臉上一點喟嘆沒有，好像說別人的事。當時他太太坐在邊上，我不敢讓他談下去，就岔開了。
敬一丹大姐說，陳虻在治療後期總需要嗎啡止痛，後來出現了幻覺，每天晚上做噩夢，都是北海有一個巨人，抓着他的身體在空中掄。
是他最後要求醫生不要救治的，他想離開了。
我垂手站在床邊，說：“陳虻，我是柴靜。”
他突然眼睛大睜，頭從枕頭上彈起，但眼裏沒有任何生命的氣息：床頭的監視器響起來，醫生都跑進來，揮手讓我出去。
這可能是一個無意義的條件反射，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覺。
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
這些年他總嘲笑我，打擊我，偶爾他想彌補一下，請我吃頓飯，點菜的時候，問：“你喝什麼？”
我沒留心，說：“隨便。”
他就眉毛眼睛擰在一起，中分的頭髮都抖到臉前了：“隨便？！問你的時候你說隨便？！你已經養成了放棄自己分析問題、判斷問題、談自己願望的習慣了！”
這頓飯算沒法吃了。
但好好歹歹，他總看着你，樓梯上擦肩而過，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總結一下：“你現在成熟了，敢跟領導開玩笑了，說明你放鬆了。”
我哈哈笑。
他一看我樂，拿煙的手又點着我：“別以為這就怎麼著了，你離真的成熟還遠着呢，就你現在青春期這小資勁兒，毛病大着呢，不到三十多歲，不遇點大的挫折根本平實不了。”
討厭的是，他永遠是對的。
八年來，我始終跟他較着勁，他說什麼我都頂回去，吵得厲害的時候，電話也摔。
他生病前，我倆最後一次見面都是爭吵收尾。他在飯桌上說了一句話，我認為這話對女性不敬，和他爭執以至離席，他打來電話說：“平常大家都這麼開玩笑的。”
“我不喜歡這樣的玩笑。”
“你是不是有點假正經啊。”他有點氣急敗壞。
“你就這麼理解吧。”
“這麼點兒事你就跟我翻臉，你看你遇到問題的時候我是怎麼教導你的？”
“教導，這就是你用的詞。你為什麼老用這樣的詞？”我也急了。
他氣得噎住了。
“你不要總把我當一個學生，也別把我光當成一個女人，你要把我當成一個人。”
他狠狠地沉默了一會兒，居然沒修理我。
一個月後，我在機場，他打了個電話來，說一直顛來倒去地想這事，想明白了，說：“我錯了，我們還是朋友，對吧？”
我心想，這廝還是挺厲害的。嗯了一聲說：“當然。”
數月後，聽說他胃出血動手術了，我沒當回事兒，誰出事兒他也不會出事兒。他不是說過嗎，我是只網球，他是那隻拍子，“你跳得再高。我也永遠比你高出一厘米”。他會帶着個難看的光頭出院上班，絮絮叨叨講生病的經驗：“哎，我最近想到了十個人生道理……你怎麼不拿筆記一下？……每句都記說明你根本抓不住重點……”到了八十歲還披掛着他花白的中分長發，拐棍戳地罵我：“你昨天那個蠢問題是怎麼問的……”
這人是不會心疼人的，他只是盯着你，不允許你犯任何錯誤浪費生命。
他生病時，我發短訊說要去看他，看到他回信，下意識用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啊！”他說術后的疼痛已經連嗎啡都沒有用了，說“只能等待上帝之手”。
我不信，說想見見他，但他說沒有精力，太疼了，短訊寫：“電視上看到你，瘦了。保重身體，人不要死不要進監獄不要進醫院。”過一陣子精神好的時候，他的短訊回得很長，說手術完了，在深夜裏好像能感覺得到舌頭上細胞一層層滋長出來，頭髮荏子拱出頭頂，說“餓的感覺真美好”。我心裏鬆快了，叮囑他“你在病床上能寫點就寫點，回來好教育我”，他響亮地回了句“嗯吶”。
我當時想，就是嘛，這個人太愛生命了，不可能是他。
到了教師節，我給他發了一條短訊：“好吧，老陳，我承認，你是我的導師，行了吧？節日快樂。”
他回說：“妹子。知道你在鼓勵我。現在太虛弱了，口腔潰爛幾乎不能說話。沒別的事，就是疼。沒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嚇死。”“就是疼。”我心裏難受，得多疼呢？
告別的時候，陳姐姐還是不哭不作聲，只拉住陳虻的手不放。過了一會兒，邊上的醫生輕聲喊我。
我把她的手握住，又握住陳虻的手，把它們慢慢鬆開。
這一下，溫暖柔軟。這是八年來，我第一次和陳虻如此親近。最後一兩年，我不再事事向他請教，有時還跟着別人談幾句他的弱點，認為這樣就算獨立了。他講課也少了，新聞速度加快，大家都忙，業務總結的會少了。有時候碰見我，他遞給我一張紙，說“這是我最近講課的心得”，我草草掃一眼，上面寫“現場……話語權……”回家不知道收到什麼地方。他也不管我：“你這個人靠語言是沒用的，什麼事都非得自己經過，不撞南牆不回頭。”
我遇到過一次麻煩，他打電話來，一句安慰都沒有，只說你要怎麼怎麼處理。
我賭氣說無所謂。
他說：“是我把你找來的，我得對你負責。”
我衝口就頂回去了：“不用，我可以干別的。”他沒吭聲。
後來我覺得這話刺痛了他，後悔是這個，難受是這個。→文·冇·人·冇·書·冇·屋←
他最後一次參加部里的活動，聚餐吃飯，人聲鼎沸。他一句話不說，埋頭吃，我坐他側對面，他披下來的長頭髮，一半都白了。
出來的時候，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就跟着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車處。他停下腳，忽然問我：“二十幾了？”
我笑：“三十了。”
他頓了一下：“老覺得你還二十三四，你來的時候是這個歲數，就老有那個印象。”
我看他有點感喟，就打個岔：“我變化大么？”
他端詳我：“沒變化。”
頓了一下，又說了一句：“還是有點變化的，寬厚點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話。
他看出來了，笑了一下：“喀，就這麼回事兒。”
手機響了，他掛着耳機線，一邊接一邊沖我揮了下手，拉開他開了十年的老車，車後邊磕得掉了漆。
我轉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機線上的話筒，又回身說了一句：“你已經很努力了，應該快樂一點。”
凌晨兩點半，我跟陳姐姐一起下樓電梯開的時候，看到白岩松，對視一下，我出他進，都沒說話。
他和陳虻，像兩隻大野獸，有相敬的對峙，也有一種奇異的了解。大家談起陳虻時，有人說智慧，有人說尖銳，白岩松說“那是個非常寂寞的人”。陳虻活着，就像一片緊緊卷着的葉子要使盡全部氣力掙開一樣，不是為了得到什麼，也不是要取悅誰，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單，是沒完成。
後來岩松說，那天凌晨離開醫院后，無處可去，他去陳虻的辦公室坐了一夜。那個辦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紙條寫的是：“陳虻，懷念你，懷念一個時代。”
陳虻葬禮那天特別冷，我去的時候，緊閉的大門外，巳經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見到台里那麼多同事，無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裏拿着白菊花在冷風中等着。天色鐵一樣寒灰，釀着一場大雪。呼氣都是白霧，沒人搓手跺腳取暖。
小崔面色鐵青，坐在靈堂邊的小屋子裏不說話。
我坐他側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把葯，我給他遞一瓶水，他拿在手裏，沒喝，直接把葯咽下去了。
他心臟不好。
他看看我，說：“別生氣，別生閑氣，啊。”
我說不出話。
陳虻生前參加的最後一次年會，還是小崔主持，沒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樣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請了趙本山、郭德綱……一個部里的小小年會，搞了五個小時，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陸陸續續，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機出去了。陳虻摟著兒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沒動。
羅大佑是壓軸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兩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點，沒上舞台，踩着一隻凳子站在過道上，一束追光打着，沖場下問：“唱什麼？”
幾百條漢子齊聲喊：“光陰的故事。”
羅大佑輕捻弦索，眾人紛紛離開座位，闈攏到他周圍，席地而坐。小崔坐在過道台階上，向我招手，我手腳着地爬過去，坐他身邊，回頭看了一眼，陳虻摟着熟睡的兒子，坐在席間未動，微笑着張嘴不發聲，隨着眾人唱：“遙遠的路程昨日的夢以及遠去的笑聲，再次的見面我們又歷經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舊日熟悉的我有着舊日狂熱的夢，也不是舊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淚的青春……”
陳虻葬禮上，儀式全結束后，有三四十個人沒有走。
大門關上，大家挨個排隊走過去，再次向陳虻鞠躬。
陳真是原來“東方時空”的編導，他說：“陳虻的一生沒有拍什麼片子，但我們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離開“新聞調查”，很快又離開評論部，去了“面對面”，再離開新聞中心，到了“餚見”，像草在大風裏翻滾成團，不知明日之事。早幾年大概會心如飛蓬。但現在對我來說，想起陳虻的死，這世間還有什麼可怕。
我離開評論部時，白岩松在南院的傳達室里放一個袋子，讓人留給我，裏面裝着書，還有十幾本雜誌，都是藝術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麼都不要影響到生命的豐美。他的書出版，託人轉我一本，裏面寫：“陳虻總說，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如果哀痛中，我們不再出發，那你的離去還有什麼意義？”
我翻到扉頁，他寫“柴靜：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來找我。他結了婚，當了副總，買了房。但不談這些，也不問我工作，“比起身體，都是浮雲”。就拉着我打球，吃飯，吟個詩，談電影。騎個自行車帶着我，大門口還給我買半個紅瓤翠瓜，拎在手上，就這麼半拉瓜，還左手換右手，汗流浹背地走，說起當年辦公室大姐想撮合我倆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樂，臉皺出幾個大括號：“可不也就過下去了么。”
我說：“你看你，現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長兄看顧遺孤的口氣，“你現在已經挺好的了。”
我說你現在怎麼樣。
他說：“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訴你。”
我笑，覺得我倆都大了，或者說，老了點。
過一會兒他還是沒控制住，說：“給你挑個小毛病行不？”
這就對了。
他說，看你前兩天博客里寫“我抿着嘴往那個方向一樂”，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氣的。立刻刪了。
他說，喲我的意見還真挺重要。
“那是。”我說，“你說什麼我總是先假設你是對的。”
他得意：“哎這話我愛聽，那我教育你這麼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現在對這世界特別失望。”
我說：“十年前咱們在‘東方時空’，你寫過一篇文章《天涼好個球》，裏頭不是引過一句里爾克的詩嘛——‘哪兒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離開“新聞調查”之後，有段時間我主持演播室節目，有觀眾在留言裏語帶譏諷問我：“你不再是記者了，以後我們叫你什麼呢？溫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個記者，坐在哪兒都是。如果不是，叫什麼也幫不了你。
不管什麼節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貼在博客里聽大家意見，陳虻當年希望我們每做完一個片子，都寫一個總結：“這不是交給領導，也不是交給父母的，也不是拿來給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給自己的總結。”
觀眾一字一句敲下評論，一小格一小格里發來，不容易，像電台時期那些信件一樣，我珍重這些。有一期談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觀眾留言：“在採訪中，當採訪對象說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時，本來人家緊接着就要說農民的比例，但柴靜非要問一句‘那農民呢’，故作聰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為我辯解，說這是節目節奏要求，或者需要這樣追問的回合感等等。還有人說這位留言的觀眾：“你用詞太刺激了。”
批評我的這位寫了一句話：“當年陳虻說話也不好聽，現在陳虻去世了，我們也要像陳虻那樣對待她。”
我心頭像有什麼細如棉線，牽動一下。
他說得對，去打斷談話，問一個明知對方接下去要談的問題，不管是為什麼，都是一個“有目的”的問題，是為偽。
什麼是幸福？這就是幸福，進步就是幸福。我的起點太低，所以用不着發愁別的，接下來兒十年要做的，只是讓自己從蒙昧中一點點解縛出來，這是一個窮盡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這點就踏實了。
日子就這麼過去了。有年夏天，台里通知我參加一個演講，題目叫“為祖國驕傲，為女性喝彩”。上學時我常參加演講比賽，通常幾個拔地而起的反問句“難道不是這樣嗎”，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勢：“擦乾心中的血和淚痕，留住我們的根！”狗血一灑滿堂彩。這麼大歲數，我實在是不想參加演講比賽了。但台里說這事已定。當天領導辛苦地起個大早替我抽好籤，十四號。
第一位選手已經開始，我袖口上別著十四號的塑料圓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說什麼好。旁邊有位選手穿了件大紅裙，湊耳過來說：“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覺得有理，混一混，等會兒就結束了。包里裝着北大徐泓老師整理的陳虻生前講課的紀錄，正好翻翻看，有的話以前沒聽過，有的聽了沒聽進去，有些聽進去了沒聽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沒注意，這當口看見刺我一下：“你必須退讓的時候，就必須退讓。但在你必須選擇機會前進的時候，必須前進。這是一種火候的拿捏，需要對自己的終極目標非常清醒，非常冷靜，對支撐這種目標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靜。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兒，退到一環，甚至脫靶都沒有關係。環境需要你脫靶的時候，你可以脫靶，這就是運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標。那是墮落。”
“不要墮落。”他說。
我以為我失去了他，但是沒有。
叫到十四號時，我走上台，扶了下話筒：“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要離開拉薩。下了飛機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個旅店裏。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頭的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這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
認識她，正是我十年前掙扎來不來中央台做新聞的關口。認識她，影響我最後的決定。“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這些材料也無從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在這種來不及思考的匆忙裏，才知道誰會浮現在自己心裏。
我說了郝勁松的故事，“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但是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點五元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被迫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和我沒有什麼聯繫，但我們都嵌在這個世界當中。有一天他從山西老家寄給我一個紙箱子，剝開，是胖墩墩一大膠袋，裏頭還套了一個膠袋，紅繩子繫着口。解開把手插進去，暖暖熱的碎金子一樣的小米粒，熬粥時米香四溢，看電梯的大姐都來尋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無數他人的部分組成。
我說到了陳錫文對征地問題的看法：“他說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原因不在於土地管理法，還根源於一九八二年憲法。”在那期節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陳錫文的短訊，他說：“我們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讓人們繼續對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場座談會上，我曾經問過一個人：“你說年輕記者要對人民有感情，我們自認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說，有一年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他在路邊看見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着一副棺材。老農民說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來賣。他拿出五百塊錢讓這農民回家。他說，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是溫家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這個演講場地很小，水泥檯子上放了個噴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紅的仿宋體寫着“為祖閩驕傲，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兒十人，評委坐在課桌后，桌上面鋪着鮮紅的絨布。這是一個有點簡陋的場地，但人站在了這裏，這裏就是真的。
“一個國家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它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能夠擁有那些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我回身指了指背景板上這幾個字，“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聞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珍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
結束后坐在台下等着離開，有位不認識的同行移坐身後，拍了下我肩頭：“今天早上我特別不願意來，但聽你講完，覺得有的事還是要把它當真，不然就真沒意思了。”
演講結束時間還早，我去公園。拎了瓶凍得結實的冰水，像平常那樣找個僻靜處，木凳上－－躺，滿天濃蔭，蟲鳥聲無已。
長空正滾滾過雲，左邊不遠處是湖，風從湖上來，帶着暗綠色的潮氣，搖得樹如痴如醉。更遠處可見青山，兩疊，淺藍青藍，好看得像個重影，當下此刻，避人默坐，以處憂患。
湖在腳下，乳白色清涼的霧裏全是青草的味兒。沒有人，聽很久，茂密的草叢深處才聽到水聲。水無所起止，只知流淌，但總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亂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峽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勁兒全消，自顧自地緩下來，一個溫柔的轉彎推動另一個溫柔的轉彎，無窮無盡，連石頭都被打磨得全是圓潤結實，就這麼不知所終，順流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