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不要問我為何如此眷戀
從進台開始，發生爭執時，陳虻總說：“你的問題就是總認為你是對的。”
我不吭氣，心說，你才是呢。
他說：“你還總要在人際關係上佔上風。”
咱倆誰啊？從小我就是弱勢群體，受了氣都憋着，天天被你欺負，哪兒有你說的這毛病？
我採訪宋那年，他十六歲，在抑鬱症治療中心的晚會上參加一個集體朗誦，他分到那句詩是：“這就是愛。”
他臉上表情那個彆扭。
採訪時我問他：“你為什麼說這句的時候那麼尷尬？”
他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愛。”
我用了很大的力氣去準備，跟他一起吃飯、聊天。但第一次正式採訪，還是特別不順，找採訪的地方就花了挺長時間，他不想說心裏的話，我勉強着問，臉上的笑都是乾的。兩位攝像因為機位和光線遇到點麻煩，也有點較勁。心裏的急像針一樣扎着我，我把臉拉下來，說：“不拍了，走吧。”老范是編導。扭着手看着我。
“都不快樂，就不要拍了。”我轉身拉開門就走了。
老范後來控訴過我：“你每次說的話其實都沒什麼，最可怕的是臉色。”
我？我對着鏡子左照右照……我？我不是最恨動不動給人臉色的人么？每次看到那樣的臉，我都心裏抽一下，緊一下。我？我給別人臉色？
“你……對別人挺好的吧……就是對我。”她一邊說還一邊看着我的臉陪着點小心。
“我真的脾氣不好啊？”坐在車上我猶豫半天，問小宏。
他是我們三個女生——老范、老郝、我——最信任的人。從不解釋自己，也不說服別人，沒見他對誰冷眼，也不搶什麼風頭。小時候被大人戲弄，光屁股放在鐵絲上坐着，疼得齜牙咧嘴還要衝人家笑。節目需要隱蔽拍攝藝校學生陪酒事件時，他作為當時組裏唯一成年男性必須出馬，隱姓埋名偷拍一段。完成任務后，他請陪酒的女生吃了披薩，還一整夜沒睡好，覺得欺騙別人內心不安——就是這麼個人。我們三個女生有不對的地方，他也不責備，他的存在就是示範。
我問完，他想了想說：“你是這樣，別人一記直勾拳，你心裏一定也是一記直勾拳，不躲避，也不換個方式。”
我嘟囔了一下：“我還覺得我挺溫和呢。”
他微笑：“那只是修養。”
我嚇了一跳：“你知道啊？”
他說：“當然啦。”
他這話給我刺激很大：“你們知道我本來什麼樣還對我好？”他不答只笑，好像這句話根本不需要解釋。
但我也拉不下臉來向老范道歉。只好發個嬉皮笑臉的短訊過去。
她立刻回一朵大大的笑。我自慚一下。
第二天，再去拍。奇怪，我前一天把採訪都廢了，脾氣那麼急，宋倒沒生我的氣，可能看到我的弱點，有點親切。
這天坐在他的小房間裏重新採訪，光線有點暗，地方也很局促，李季是攝像，說：“別管光線，新聞就是新聞，他就應該待在他的環境裏。”我心裏一下就鬆了。
宋說，他跟父母一起去了友誼醫院的心理治療俱樂部，在現場治療，家長孩子都在。宋和他爸爸坐在台上，柏大夫對他說：“你要把你對你爸的感受說出來。”宋不肯說。
柏大夫說：“說出你真實的感受。”
僵持片刻后，他說起這些年被父親漠視的感受。
“你倒是逃避了，我呢？”他說著說著站了起來。有人要拉他，被醫生制止了。“我恨你。”他捶着牆，臉扭曲了，一呼一吸，胸口劇烈起伏，哮喘病都發作了。
現場一片亂。柏大夫坐着沒動，說：“說出你真實的感受。”採訪時宋的父親跟我說起這個瞬間：“我知道他對我不滿意，但我從來沒想到我對他的傷害有這麼大。”他的眼淚掛下來：“原來我說他的那句話，‘早晚有一天後悔’，現在意識到我這麼做我應該後悔了。對他放棄、漠視。今天這個結果就是當初種下的。”
平靜下來后，父親去了牆邊，拉兒子的手。他說：“這感覺非常奇妙，這麼多年我們都沒有接觸過。”
我問宋這個瞬間，他把頭偏到一邊笑了，說：“哎喲人假了我告訴你。”
“你沒有你爸說的那感覺？”
“沒有沒有。”他不看我。
“你說的是真話么，還是你只是不願意承認？”我笑。
“我看着你的眼睛說的話是真的，不看的時候就不是。”他也笑了。
“每個人都會有不夠有勇氣的時候，”我說，“那一瞬間你是不是有些原諒他了？”
他看着我說：“可能是……原諒了吧。”
採訪完，機器一關，我倆對着笑，他說：“我戰勝了自己。”我說：“我也是。”他跟我擁抱了一下，說：“戰友。”
晚上回到家，宋發了一個短訊，說他在查一些關於我的資料，看到網上討論“雙城的創傷”時，記者是否應該給小孩子擦去眼淚，有人說這樣不像一個記者。
他說：“我想告訴你，如果你只是一個記者，我不會跟你說那麼多。”
這個片子剪完第一版，又出了事。
每次看粗編的片子，老范都緊張得把機房的門從裏面插上，不許別人進來，死盯着我。只要我看着監視器，她就敏感得像一隻弓着背的貓，頭髮都帶着電往上豎著。她就這樣，嬰兒肥褪后，早出落成好看的大姑娘了，還是絕不讓人看她不化妝的樣子。
看這個片時我面無表情……素來如此。看完我轉頭說了一句：“把採訪記錄給我看看。”
她就炸了：“柴靜，你太不信任我了。”
我莫名其妙：“怎麼了？”
她沖我嚷：“你根本不知道我對你多好。我什麼時候犧牲過你的採訪？”
我心想，這跟對我好不好什麼關係，這是業務討論啊。
她翻臉了，一副我受夠你了我不幹了的樣子。
我回家路上氣恨得直咬牙，喉嚨里又辛又酸，心想：“愛走走，等將來你吃虧的時候就知道了。”
我承認問她要採訪記錄確實是對剪輯有不滿的地方，但我心想，是因為你的節目好，所以我才用不着刻意表揚你呀，挑點你的錯——那是因為我比別人對你更負責，所以才要求你，希望你更好。
我倆都打電話向老郝投訴，她兩邊勸，也沒什麼用，鬧到不可開交，往往要靠小宏出面調解。
我在他面前脾氣更大了：“我就奇了怪了，這麼點小事，就跟我過不去？”
他說：“沒人跟你過不去，是生活本身矛盾密佈。”
我不吭氣了。
他從來不指責我們中的誰，有次說起小時候家事，他家三兄弟，母親承擔生活重壓，脾氣暴躁，常常打他們，下手不輕。他說：“每次她發火我都害怕，立刻認錯。”
+文】我以為小孩子怕挨打。
+人】他說：“我怕她生氣，氣壞身體。”
+書】我用那個口氣對老范說話，還有個原因，是覺得她素來沒心沒肺，跟誰都嬉皮笑臉，小甜嘴兒，愛熱鬧，一點點大就跑工地上找個鐵棍子拿手裏，對民工大叔們說：“我給大家表演十個節目。”
+屋】用同事楊春的話說，十處打鑼，九處有她。
我送過她一副藍寶石耳環，她成天掛着，擠地鐵被一個人扯了一下，直接把耳垂扯豁，耳環也掉了。我聽說了，眯着眼嘴裏噝噝直抽涼氣，兩天後一見面，我先扒拉開她頭髮想看看傷情，發現耳環已經在剛癒合一線的小豁口上懸着了。所以我對她比起別人格外不留心，覺得她皮實，怎麼都成。有次我們在賓館坐電梯，我突然發現，她惡狠狠地看着鏡子裏的自己，特別猙獰。
我吃一驚，她平常從來沒這表情。
後來才發現，每次只要路過鏡子，她唯一的表情就是這副仇恨自己的樣子。我實在忍不住了：“難道你這麼多年就認為自己長這樣子么？”
她吃驚得很：“難道我還有別的樣子么？”
有次陳威給她拍照片上內刊封面，拍了很多張，別的都巧笑倩兮，只有一張是她當時看見了鏡頭上自己的倒影，立刻怒目而視。結果她非要選這張當封面。老郝死勸她，她急了：“你們愛選哪張隨便吧。”轉身走了。
我倆才知道她是認真的，她認為真正的自己就應該是在鏡子裏看到的那樣，蒼白憂鬱，自怨自艾。每次她這麼說，我跟老郝都笑得直打跌，至於她為什麼要這麼看待自己，我沒問過，也不當真。爛熟的人，往往這樣。每次一看見她這個表情我就呵斥她，胡嚕她的臉：“不許！”
但幾年下來，這個根本改不了。做宋這期節目時，她讓那些得抑鬱症的孩子看自己手上的煙疤，一副“我也有過青春期”的悲壯。我一開始當笑話聽，後來有次看過她胳膊，抽口冷氣，氣急敗壞：“不許！”小宏對她只是溺愛，只有我問他，他才說：“范的內心有一部分其實是挺尖銳的。”一副心疼的口氣。他不責備她，也不要她改變，只是過馬路的時候輕扶着這姑娘的胳膊——因為她永遠在打電話，完全不顧來車。
那天看老范的粗編版，其實挺觸動我的，只是我沒告訴她。有一段紀實是我採訪完宋，兩天後，他要正式登台朗誦。當天他爸說好要來，臨時有工作沒來。他急了，又捶着牆，不肯上台演：“既然他不來，你說讓我幹嘛來呀？”
他父親後來趕到了現場，說事兒沒處理好，“今後一定改……”
宋打斷他：“能自然點兒嗎？改變也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以前怎麼冷落我的？我不願說，一說就來氣。”
他父親神色難堪，壓不住火，說了句“二十年後你就明白了”，轉身要走，走到門邊又控制住自己。在場另一位帶女兒來治療的母親勸解他，他說：“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簡單了，我認為兒子應該怎麼怎麼著。”那位媽媽說：“不光是簡單，不光是家長，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訴別人應該怎麼樣，這就是錯的方式。我就錯了這麼多年。”
這話說得多好，我回去還寫進日記里了。道理我都懂，但只要落到我身上，工作中一着急一較真，碰到自己認為非得如此的時候，就免不了疾言厲色，而且一定是沖自己最親近的人來。
老郝說我。
我不服氣：“那我說得不對嗎？”我心想，事實不都驗證了嘛。“你說得對，但不見得是唯一的道路。”
我一愣，這不就是陳虻說的話？老郝這麼一說，我不言語了。
老范不像老郝這麼硬，做節目時她一吵不過我，就從賓館出走。雨裏頭淋着，哭得像個小鴨子。
我給她發一短訊：吵不過可以扭打嘛，凍着自己多吃虧。
過一會兒，收到短訊，說：“我在門口呢，沒帶鑰匙。”
門打開，我一看頭髮是濕的，小捲毛全粘臉上了，去洗手間找條毛巾給她擦頭：“好啦，我錯啦。”
她哇一聲摟着我哭了，我只好尷尬地拍着她背。
唉，這輩子認識他們之前，我就沒說過這三個字，說不出口。現在才知道。搞了半天，這是世界上最好聽的三個字。
她讓我最難受的，不是發火，也不是哭，是這事兒過後，就一小會兒，她臉上還掛着哭相，眼睛腫着，天真地舉着一隻大芒果，趴在我床邊一起看網上有趣的事兒，還自言自語：“你說這會兒心情怎麼跟剛才特別不一樣呢？”
我事後問她：“你幹嘛這麼脆弱啊？這只是工作嘛。”
她說：“因為我在意你啊。”
沒人用這方式教育過我，我當時噎住。
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時時處處要為我們採訪的人着想、開解。而我擔心這失於濫情，不夠冷靜，覺得工作應該有鐵律，必須遵從，不惜以冷酷來捍衛。
某次採訪一位老爺子，做實業十幾年，掙了幾百億，捐出四十億做公益。他崇拜曾國藩，要“求缺”。閑着沒事的時候，我說你經商很成功，那要你來經營新聞，能做成么。他認為跟企業一樣，抓住核心競爭力，建立品牌，品牌就是人。我說那負面新聞你怎麼處理？
他搖搖頭：“新聞不分正面負面，新聞的核心是真實。”這句話我早知道，但從他這兒說出來，還是讓我琢磨了很一會兒。
這位老爺子脾氣直，採訪談得差不多了，他直接站起來把話筒拔掉。“可以了。”他說，“柴靜，來一下。”我挺意外，但知道這老頭兒肯定是要講點什麼給我聽，比如像曾國藩一樣指點下別人面相。
果然。
進他的辦公室后，他就說他懂點看相：“你，反應很快，才思敏捷……但是……”
來了。
“……你有一個致命的缺點。你太偏激，就是你們說的憤青。”他接著說，“偏激就會傲慢，無禮。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這個毛病。”我想辯解，還算咽下去了，說：“那怎麼辦？”
“多讀書。”老爺子說，“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我回來當玩笑說給她倆聽，結果老郝聽完看着老范一笑，老范也看着老郝一笑。我氣得：“我有那麼偏激么？”老郝安撫我：“倒沒有……只是有點好勝。”我讓她舉例子，她說：“比如說，我覺得你不太在意別人的片子。”
我想說我怎麼不在意了？想了想開會的時候評別的小組的片子，我幾句話就過去了，或好或貶，都只是結論，詞句鋒利，好下斷語，聽完別人不吭氣。我自認為出於公心，但對別人在拍這個片子過程中的經歷沒有體諒，我不太感受這個。
老范評片子時，永遠讚美為先，處處維護，我有時覺得她太過玲瓏。共事幾年後，同事聚會，李季喝了點酒，握着她手，說了一句“原來以為你……”他頓了一下沒說下去，接著說：“幾年下來，你是真他媽純潔。”
純潔，哎。
她純潔，心裏沒有這個“我”字，一滴透明的心，只對事堅持。而我說道理時，往往卻是“應該”如何，覺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內心倨傲，只有判斷，沒有對別人的感受。
陳虻以前要我寬容，我把這當成工作原則，但覺得生活里你別管我。他老拿他那句話敲打我：“如果說文如其人的話，為什麼不從做人開始呢？”
我聽急了：“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則。”
他氣得：“你覺得你特正直是吧？”
“怎麼啦？”
“我怎麼覺得你的正義挺可怕呢？你這種人可以為了你認為的正義背棄朋友。”
我當時也在氣頭上：“還就是。”
他第一次住院的時候，我和老范去看他，他還說起這事，對老范說我壞話：“她這個人身上，一點母性都沒有。”
老范立馬為我辯護：“不是不是，她對我就有母女之情！”
我勾着她肩膀，沖陳虻擠眼睛。他噎得指着我“你你你”半天，又指着老范對我說：“她比你強多了。”
我不當回事兒。
有次採訪一個新疆賣羊肉串的小販，跟他一塊吃涼粉，他說當年一路被同鄉驅趕，腳被拴在電風扇上絞斷了，在貧困山區落下腳接來親人＝親人卻為獨佔地盤，對外造他殺人的謠言，我說：“不會吧？真的嗎？”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看着我說：“底層的殘酷，你不理解。”我啞口無言。在電視素材里看見這段鏡頭，心想，這女同志，表情怎麼那麼多啊？聽到自己經驗之外或者與自己觀點相悖的意見，她臉上會流露出詫異、驚奇、反感、不屑，想通過提問去評判對方，刺激別人，想讓對方糾正，那種冷峻的正直里暗含着自負。
這女同志原來是我，那些表情原來就是我在生活里的表情。
這大概就是老范說的“臉色”。
唉。坐在電視機前，居然才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批評別人的時候，引過顧準的話“所謂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這會兒像冰水注頭——天天批評專制，原來我也是專制化身。
我上學早，小矮弱笨，沒什麼朋友，玩沙包、皮筋、跑跳都不及人，就靠牆背手看着。
課堂上老師把“愛屋及烏”讀成“愛屋及鳥”，我愣乎乎站起來當眾指出。老師臉色一沉，說話難聽一點，此後我就不再去他辦公室。朋友間有話不當心，刺到痛處，就不再交往。十幾歲出門讀大學，不習慣集體生活，與同寢室的女生都疏遠，天天插着耳機聽收音機一如果當時有這說法，大概也可按“收音機癮”收治我。
偶然，遇到一個女生在水池洗頭，她胳膊有些不便，我順手舉起盆給她倒水沖洗，她神色奇異：“原來你對人挺好的。”
“我？”我莫名其妙，我什麼時候對人不好了？
“你挺容忍的。”她說，“但你心裏還是有委屈。”
這話說得我一怔。委屈，這個詞，好像心裏有一隻捏緊的小拳頭。
日後工作上學，換了不少地方，去哪兒都是拎箱子就走，不動感情，覺得那樣脆弱，認為獨立就是脫離集體，不依不附。親近的人之間，一旦觸及自尊心就會尖銳起來，絕不低頭。我做宋的那期節目，多多少少是投射自己的青春期。
只有到了“新聞調查”這幾年，我們組幾個人，一年到頭出差待在一起的時候比家人還長，簡直是從頭再長大一遍。老范和我都貪睡，不吃早飯，但她每天早起十幾分鐘，不開燈先洗完臉，就為了讓我多睡一會兒。洗漱完一開門，一袋蛋糕牛奶掛在門把手上，還燙着，是李季掛在那兒的。這大個子從來不多話，但眼裏心裏都有。我的腰坐的時間長了有點問題，去農村坐長途車，席鳴給我在出租車的後座上塞個賓館的白枕頭。在地震災區沒條件洗澡，每個人一小盆水，我蹲在泥地上，小畢拿只一次性塑料杯子一杯一杯舀着溫熱的水給我沖頭。早春到南方出差，細雨里，街邊老人蹲在青藤籃子前賣蔟新的白玉蘭。小宏五毛錢買一小束，用鉛絲捆着，插在小賓館漱口的玻璃杯里，讓我放在枕邊，晚上一輾轉，肺腑里都是清香。
採訪前，我常黑沉着臉，誰跟我說話都一副死相，心裏有點躁時更沒法看，陳威把他的不鏽鋼杯子遞給我，“喝一口。”我撲哧樂了，接過來喝一口，遞還他。他不接，說：“再喝兩口。”
熱水流過喉嚨，臉兒也順了。
沒工作的時候，老郝拿碎布頭縫個花沙包，五六個人去天壇，天空地闊，玩砸沙包。老范在邊上吃老郝炒的芝麻面，像個花貓滿臉都是……原來大家童年都寂寞。
年底我生日，老郝開了瓶酒，做了一大桌菜。吃完飯，燈忽然黑了，電視上放出個片子，是老范瞞着我，拿只DV到處去採訪人，片子配了我從小到大的照片，還有音樂和煙花。我是真尷尬，這麼大了，沒在私人生活里成為主角，這麼肉麻過。
最後一組鏡頭，我差點從沙發上滾下來，是我媽！這廝居然到我家採訪了我媽。我媽戴只花鏡，特意吹了捲髮，拿着手寫的綠格稿紙，很正式地邊看邊說：“媽媽真沒想到，小時候孤僻害羞的你，現在做了記者這個行業，小時候落落寡合的你，現在有這麼一群團結友愛的好同志……”
我一邊聽，惱羞成怒地拿腳踢老范。小宏一手護我，一手護她：“好了好了，踢一下可以了。”老郝拿個紙巾盒等在邊上，擠眉弄眼。
他們對我，像絲綢柔軟地包着小拳頭，它在意想不到的溫柔里，不好意思地笑起來了，生鏽的指節在嘎吱聲里欲張欲合，還是慢慢地有些鬆開了。
老郝批評過我不看別的組片子后，節目組裏片子我都盡量看，別的電視節目也看，看時做些筆記，一是向人學習，另一個第二天開會發言，才能實事求是，對人對己有點用處。對自己節目的反思也多了。
白雲升負責策劃組開會討論節目，聽完了對我莞爾：“覺得你最近有些變化。”
唉，這麼大歲數了才有。
我在日記里寫：“一個人得被自己的弱點綁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這些弱點怎麼也改不掉。但這幾年來，身邊的人待我，就像陳升歌里唱的，‘因為你對我的溫柔，所以我懂得對別人好’，能起碼認識到什麼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別人可能是對的’為前提來思考一些問題。”
年底開會的時候，我向組裏道歉：“不好意思啊平常太暴躁啦。”
大家笑，好好，原諒你。
我又不幹了：“喲，我就這麼一說，你們真敢接受啊，誰敢說我暴躁我看看。”
他們鬨笑。
後來送我一副對聯：“柴小靜，勇於自省，永遠任性。”
宋成年之後，我與他在柏大夫那裏見過一面，柏大夫說她一直有件後悔的事。當年父子倆在台上，宋當著眾人面喊出“我恨你”時，她應該“托一下”這位父親。
意思是她當時應該讓男人講一講他的“無奈”，作為兒子，也是父親，被兩種身份卡住時的難堪和痛苦，讓雙方有更多的理解。每個人都是各種關係裏的存在，痛苦是因為被僵住了，固定在當地，轉不到別人的角度去體會別人的無助。
我聽到她說，也有一些懊悔，拍那期節目時，我才二十多歲，也還只是一個孩子訴說自己委屈的心態，並沒有去體會那個父親的困境。
柏大夫聽了微笑着說：“你那時很內向，看你眼睛就知道。”
她忽然開口說起自己。三歲之前，母親把她寄養在別處，帶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覺得母親不親，覺得母親更喜歡姐姐。五十年過去了，她養兩條狗來修復自己的創傷，“因為那個不公平的感覺一直在”。原先那隻養了六年的狗叫小妹，總是讓她抱，趴在懷裏，新來的流浪狗妞妞在旁邊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小妹來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讓出位置，她放不下來，也就體會了“當年一直跟着母親長大，突然加進一個成員時，我姐姐的難受勁”，知道“在每個角色里待着的人，都會有很多不舒服”。
她說，知道了這一點，“我就原諒了我母親”。
生命是一個流動的過程，人是可以流淌的。宋現在長大成人，有了女朋友，夾在女友和母親之間，他說多少體會到了父親當年的感受。柏大夫說給他，也說給我聽：“和解，是在心裏留了一個位置，讓那個人可以進來。”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讓他在我這裏頭。”陳虻說“寬容的基礎是理解”，我慢慢體會到，理解的基礎是感受。人能感受別人的時候，心就變軟了，軟不是脆弱，是韌性。柏大夫說的，“強大了才能變軟”。我有一個階段，勒令自己不能在節目中帶着感受，認為客觀的前提是不動聲色，真相會流失在涕淚交加中，但這之後我覺得世間有另一種可能——客觀是對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衝突的感受自會相互克制，達到平衡，呈現出“客觀”的結果，露出世界的本來面目。
二〇〇七年之後，小組裏的人慢慢四散，調查性報道式微，小宏去了新疆，楊春去了埃及，小項天賀小鵬老陳強那時也都離開了“新聞調查”。我問過小項為什麼走，他說：“沒快感了。”他沒有跟大家辭別，選在記者節那天走——“為了記着”。辦公室我漸漸去得少了，都是空落落的桌子。後來辦公室搬到一個黑洞洞的沒日光的大雜間裏，原先台階上一年一標的箭頭，被擦掉了。
老范也去了國外。
一年中我們幾乎沒有聯繫。我是覺得她這性格肯定已經打入異國社交界，別拖她後腿，讓她玩吧。我生日那天，她在網上留了個言，說一直沒跟我聯繫，是怕打擾我。認識這麼多年了，兩人還是這樣，能把一步之遙走成萬水千山……還好知道出發點，也知道目的地。
我和老郝相依為命，日日廝混。夜半編片子，有人給她送箱新鮮皮皮蝦。她煮好給我送，我衝下樓去接，電梯快要停了，兩個人撒腿就跑。在兩人寬的小街上擦肩而過，到了對方樓下等不着人，手機都沒帶。找個公用電話打手機也沒人接，四顧茫然往回走，一步一蹭走到人煙稠密的麻辣燙攤邊，一抬頭遇上，不知道為什麼都傻乎乎的歡天喜地。
這路如果不拐彎，也不後退，走不了多久。老郝說：“這麼走是條死路。”但她過了一會兒，說：“不這麼走也死路一條。”
那就走吧。
這一年，我的博客也停了。外界悄然無聲，人的自大之意稍減，主持人這種職業多多少少讓人沾染虛驕之氣，拿了話筒就覺得有了話語權，得到反響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當成真正的自我，腦子裏只有一點報紙雜誌里看來的東兩，腹中空空，徒有脾氣，急於褒貶，回頭看不免好笑。
六哥興之所至，每年做兒本好看的《讀庫》筆記本送朋友們，還問：“放在店裏你們會買么？”
“會。”
“知道你們不會。”過了一會兒，他又捏起小酒杯說，“但我喜歡，又行有餘力，就做好了。”
過半年，他又問：“本子用了么？”
“沒有，捨不得。”大都這麼答。
他說了一句：“十六七歲，我們都在本子上抄格言、文章，現在都不當回事了。”
他說得有理，長夜無事，四下無聲，我搬出這些本子，抄抄寫寫，有疑惑也寫下來，試着自問自答。閑而求知，沒有了什麼目的，只是為了解開自己的困惑。眼酸抬頭時，看到窗外滿城燈火，了解他人越多，個人的悲酸歡慨也就越不足道，在書中你看到千萬年來的世界何以如此，降臨在你身上的事不過是必然中的一部分，還是小宏那句話：“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佈。”
年底，我在出差的車上，接到老郝電話，她說：“我跟你說個事。”我說什麼事兒。
她那邊沒出聲。
電光石火間，我知道了：“你談戀愛了……”
“切。”
“你談戀愛了？”
“你談戀愛了！”
“別喊！”
我了解她的脾氣，沒有確定的把握，她絕對不會說的，這就是說，她終於要幸福了。
六年裏，我倆多少次走過破落的街道，在小店裏試衣服，一起對着鏡子發愁，挨個捏沿路小胖子們的臉，他們沖我們一笑，我們都快哭了。現在她終於要幸福了。
“天哪你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
“死人，別喊啊，他們要聽見了。”
我掛了電話，給老范發了個短訊。她馬上把電話打過來，尖叫：“我明天就要回來。”
掛了電話，車往前開，陳威坐在副駕駛座上，過了一會兒，回頭看着我笑了：“喲，柴記者，這些年還沒見你哭過呢。”
“你管呢。”我抽抽搭搭地說。
老郝結婚的大日子前夜，我倆還在成都採訪孫偉銘醉駕案。
做完要趕當周播。
她問我：“結婚證能不能他一個人去領？”
“滾。”我說，“你明天一早回去，後面的我盯着。”
等我拍完回去，她新婚之夜也待在機房，一直病着。我給她按按肩膀，又扯過她左手，端詳她手指，玫瑰金。我嘖嘖嘖，她不理我，右手放在編輯機上一邊轉着旋鈕，反反覆復找一個同期聲準確的點，已經三天沒怎麼睡了，新郎來送完吃的又走了。
我們工作了一大會兒，我說：“老郝。”
“嗯。”
“老郝。”
“說。”
“將來我要死了，我家娃託付給你。”
她頭都不回：“當然。”
三個月後，我接到通知，離開“新聞調查”。
那天我回來得很晚，電梯關了，我得爬上十八樓。樓梯間燈忽明忽暗，我摸着牆一步一步走，牆又黑又涼。
想起有一年跟譚芸去四川的深山採訪，下了幾十年沒有的大雪，山裡滿樹的小橘子未摘，雪蓋着，我讓張霖站在車上，從樹上摘了幾個。拿在手裏小小鮮紅一粒，有點抽巴，冰涼透骨，但是，那一點被雪淬過的甜，是我吃過的最好的橘子。
中午走到鎮上，水管凍裂，停水了，我們找到一家小館子，讓他們下挂面，煎了幾隻蛋，又切了些硬邦邦的結着霜的香腸。胖老闆娘拿只碗，紅油辣子、花椒油、青蒜葉子調的蘸料，又抓一把芫荽扔裏頭。
冰天雪地里，圍着熱氣騰騰的灶，吃點熱乎東西，李季說：“真像過年。”
我呢，在萬山之間，站在骯髒的筲地里，腳凍得要掉了，深深地往肺里吸滿是碎雪的空氣，心裏忍不住說：“媽的，我真喜歡這工作。”
現在我得離開了。
我從此再也沒有去過調查，跟同事們也沒有告別。能說的都已知道，不能說的也不必再說。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老郝，她從那以後，沒有再與出鏡記者合作，萬水千山獨自一人。但這話我倆之間也說不出口。
我在別的節目工作很久后，新聞中心的內刊讓大家對我說兒句話，調查的人把對我的話寫在了裏頭。陳威沒寫，發了一個短訊給我：“火柴，什麼時候回來？”
我說：“等着，放心。”
他說：“不放心。”
我不知道怎麼回。
內刊上有老郝的一句：“她是我迄今為止所見意志最強的記者，相知六年，真希望再一個青春六年來過，我們再並肩。”
六年……六年前，還是二〇〇四年，大夥都在，不管去哪兒出差，多偏遠的路，外面雷雨閃電，車裏都是一首接一首的歌。出租車有音響就都跟着唱，沒有音響，就誰起個頭大家跟着唱，不知哪兒來的勁兒，嘯歌不盡，好像青春沒個完。
有一次，出差在哪兒不記得了，薄薄一層暮色，出租車上，我哼一苜歌：“我迷戀你的蕾絲花邊……”
“編織我早已絕望的夢……”有人接着唱。
是小宏。我轉頭看他一眼，這是鄭智化一首挺生僻的歌，我中學時代，一個人上學放學的路上，不知道唱過多少遍，從沒聽別人唱過。
他不往下唱了。
我又轉回頭，看了會兒風景，又隨口往下哼：“不要問我為何如此眷戀……”
這次是兩個人的聲音接下去了：“我不再與世界爭辯……”
我猛一回頭，盯着老范，她個小破孩，連鄭智化是誰都不知道，怎麼可能會唱這歌？
她一臉天真地看着我：“你老唱，我們就去網上找來學啦。”
我不相信。
他倆說：“不信你聽啊。”
小宏對老范說：“來，妹妹，預備……起——不要問我為何如此眷戀，我不再與世界爭辯，如果離去的時刻鐘聲響起，讓我回頭看見你的笑臉。”
他們合唱完了，傻乎乎衝著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