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採訪是病友間的相互探問
二〇一〇年年尾，一個案件的審理引起舉國熱議。陝西西安，一個叫張妙的女人在騎電動車時被汽車撞倒在地，駕車者拿隨身攜帶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連刺六刀，導致張妙主動脈、上腔靜脈破裂大出血死亡，殺人者是西安音樂學院鋼琴專業大三學生葯家鑫。
輿論分歧巨大。幾乎每次朋友聚會都會討論。有幾位力主判死刑，也有幾位認為對任何人都不應判處死刑，學法律的何帆一直沒有表態。
問到我，我說：“死刑既然還沒廢除，就應該尊重現行法律，按現有的法條該判死刑就判死刑，不然談不上公正。”
“父母送子自首，被告人又是獨子，你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父母的感受？”何帆說，“中國自古有‘存留養親’的傳統。比如，兄弟倆運輸毒品，論情節都可判處死刑，考慮到他們的父母還健在，這時是不是得考慮留一個？當然，‘存留養親’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果兄弟倆把別人一家幾口都滅門了，還需要留一個嗎？……”
大家都不認可：“你這個也太……司法彈性這麼大，還怎麼樹立權威啊？”
我自覺還算客觀，覺得輿論中說的富二代、軍二代那些傳言都沒去考慮，也不贊成群眾去衝擊法院，只是就事論事。“我記得，刑法里說，如果犯罪手段特別殘忍，後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就算自首，也不能考慮從輕，對吧？”
他沉吟一下：“這個……算不算特別殘忍？”
這次他被別人打斷了：“這還不算特別殘忍？這還不算社會危害極大？”
“與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殺人相比呢？”
我按自己理解說：“故意殺人是針對特定對象的，我作為旁觀者並不用恐懼。但是掩人後殺人，人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這就是社會危害性極大。”
他笑：“這是你個人的感受。”
我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不是說過么，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是經驗，經驗不就是人們的感受？”
場上無話。
又過了一會兒，話題轉到什麼樣的人可以減免死刑，有人舉了一個例子，說情殺就應該免死。
諸人爭論，這位朋友請了兩位女服務生進來，問她們：“如果一對情侶，男方出軌，在爭吵中女方失手殺死了他，這女人應該判死刑么？”
兩個姑娘互看一眼，說：“不應該。”
他說：“看，這是共識。”
兩個服務員轉身要走，何帆說：“等一下。”
他說：“我也講個真實的情殺案子，一個男的極端不負責任，女朋友多次為他墮胎，女友第四次懷孕后，堅決要把孩子生下來，他不想結婚，就把女友殺死，連腹中孩子一起焚屍，你們兩位覺得應該殺么？”
兩個女孩幾乎同聲說：“當然應該殺。”
“那到底情殺該不該免死呢？”何帆說，“我只是覺得，有時候，人們對事情的感受和判斷不同，跟講故事的方式有關。正義不能一概而論，只能在個案中實現。”
二○一一年六月七日，中午電視新聞，我聽到：“葯家鑫被執行死刑。”
轉過身看電視時，穿着橫條紋T恤的葯家鑫，剃着平頭，狹長的臉，眼眉低掛，簽完死刑執行書，低頭被兩位戴着頭盔護具的法警押着離開。
我看到這條新聞時，死刑巳經執行完畢。
站在電視機前，心裏一片空蕩。
判決詞裏寫：“該犯犯罪動機極其卑劣，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後果特別嚴重，依法判處死刑。”
這話是我引述過的，剝奪他生命曾經是我的意志，我的主張。那為什麼我會有這胸口惱人的空茫？
我打開電腦，找到一張他的圖片，我從來沒認真地看過這張臉，葯家鑫，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名字，一段二十幾個字的事實。我對他只有最初知道這新聞時震驚與厭惡的情緒。
看了一會兒，給老范發了一個短訊：“看到新聞了么？”她回了一個字：“唉。”
當天的筆記里我寫：“為什麼人聲稱追索公正，要求死亡，但死亡來到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滿足，也不是為它的殘酷而驚駭，而是一種空茫？它讓你意識到，剝奪生命是什麼意思？就是一切的發展，一切的可能，結束了。張妙死了，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結束了就過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一個多月後，我們去了西安。
張妙出事前數月，搬回了娘家，四壁空無一物，房間裏燈泡都沒有，衣物全火化了。
她沒有單獨的遺照，只拍過一張班級集體照和一張幾個女孩的合影，她都站在最後一排，扎一個馬尾，黑衣，翻一個大白襯衣的領子，妹妹說她不愛說話，照片上不像別的姑娘勾肩搭背，背微微地窩着，雙手垂在兩側，帶着怯和厚道。笑起來有點抱歉的樣子。
“小時候身體不好，住過好幾個月院。”關於女兒她父親說得最多的是“小時候給她吃的奶粉”。
在農村，這些都是對娃的金貴。
她初中退了學，一直打工，前些年，冇個在烤肉攤幫忙的小夥子喜歡過她，疊了五百二十一個幸運星給她，後來他出事判了刑，想見她一面，她沒去。但一直留着那些幸運星，用一個牙膏盒子封着，去世之後，外甥拿着玩，丟了一些，被打了一頓。
她嫁人時，電視、影碟機都是借來的，在婆家的日子過得也不容易。出事前出來打工，賣麻辣燙，想讓兩歲的兒子吃好穿好點。
我在院子裏的時候，孩子也來了，嬉笑玩樂，我們買了玩具給他，他拿着偎到我懷裏“給你，摩托”，我笑：“寶貝，不是摩托，是奧特曼。”
張妙父親緊緊地盯着孩子，偏過頭嘆口氣，幾乎輕不可聞。
她母親這兩年身體不好，出事後有些精神恍惚了，我們採訪父親時，聽到她在房間裏哭喊。
我問她父親：“要不要勸一勸？”
張妙父親黝黑的臉。瘦得像刀刻一樣，說：“不勸，這事沒法勸。”臉上是日夜錘打遍的無奈。我在那個哭聲里坐不住，回頭對攝像說了一聲“我去看看”。她坐在裏屋的席子上哭喊：“媽給你做好了飯。你怎麼不回來吃……”我坐她身旁，也無法說什麼安慰，只能把手放在她的胳膊輕輕撫摸。
葯家居住的小區是西安華山機械廠的宿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修建，葯家鑫的父親葯慶衛穿着白色的確良襯衫，裏面套着一個白背心，站在樓下等着我們。他說一家人在這兒住了將近二十年。
樓房沒有電梯，我們走上去，房間是水磨地，坐下去是硬的轉角沙發，廁所里馬桶拉的繩子是壞的，用勺子盛水沖。
葯家鑫的房間桌上，放着他十三四歲的照片，家裏沒有近幾年的照片，照片前面放着一副眼鏡，他在庭審的時候戴過，眼鏡邊上放着兩張濱崎步的專輯。
葯慶衛說：“四十九天了……電腦沒停過，就放在那兒，一直放着他愛聽的歌，他說：‘爸，你給我放那些歌，我聽一下就能回去。’”
葯家鑫的床上換上了涼席，掛了蚊帳，他媽說：“夏天來了。我害怕蚊子咬着他。”她天天躺在兒子的床上睡覺，“我抱着他平時愛抱的那個玩具，那個狗熊，我都沒有捨得去洗，我就不想把他身上的氣味給洗掉。”
葯慶衛說：“我在農村的時候，總聽說人死了以後家裏會有動靜。我以前特別怕這個動靜，現在特別希望有。其實有啥動靜，什麼動靜都沒有。”
快到傍晚，客廳已經漸漸暗了下來，他停了一下，說：“沒有，真的，人死如燈滅。”
葯家鑫死後，葯慶衛開過一個微博，寫：“葯家鑫的事情上，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平時管教孩子過於嚴厲，令孩子在犯錯之後害怕面對，不懂處理，最終釀成大禍。”
葯家鑫幼年時，父親隨軍在外，讀幼兒園時開始按母親要求學琴，母親一個月工資五十塊錢，三十塊交上課費，學不會被尺子打手，一邊打葯家鑫一邊哭，但不反抗，“他也知道多學一次得多少錢”。
母親說：“從小我教育他的，凡是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兒，只要打架了，不管誰對誰錯，他回來肯定是挨罵的。”她哭着問我：“不是說嚴格管教才能成材嗎？難道嚴格管教也錯了？”
小學一年級，葯家鑫的同學逼着他背自己，不背要給一塊錢，他就背了。老師找他父親去，把對方孩子也叫來了，讓他父親處理。他說：“我想着孩子玩兒嘛，小事沒必要太汁較，背就背一下嘛，我沒有幫助他。”
中學裏有同學打葯家鑫，按着他頭往牆上撞，他害怕父母說他，不敢說，又不敢去學校，害怕那個學生再欺負他。
母親說兒子的個性太“奴”，陝西話，懦弱的意思，“怕男的，尤其是他爸”。
葯慶衛說：“因為我，當兵的可能都有點……自己說了命令性的東西，你該幹啥幹啥，我也沒給他去說什麼理由。”
我問：“批評也有很多種方式，您……”
“我可能說話有點尖酸，我對別人不會這樣，因為我想讓我兒子好，一針見血地扎到要害，他可能是很刺痛的。”說完補了一句：“但是過後去想想我的東西，都是比較正確的。”
“他一般是什麼態度？”
“不反抗的，光笑笑說，那我就是咋也不對。”
他又補了一句，“男孩不能寵，我怕他以後給我惹事。”
葯家鑫在庭審時說：“從小，上初中開始我就特別壓抑，經常想自殺，因為除了無休止練琴外，我看不到任何人生希望。我就覺得活着沒有意思，覺得別人都很快樂，我自己做什麼都沒有意義。”
他對同學說過：“我心理可能有些扭曲了。”
同學說。他沉迷一事時往往近於狂熱，喜歡日本歌星濱崎步，MP3里全是她的歌，他不懂日文，就全標成中文，在KTV只唱這個人的歌，在網吧里下載一個關於濱崎步的遊戲時，有人喊地震，大家都跑出去，只有他一個人坐在裏面，說“如果跑出去又得重下。”
他開始上網，打遊戲，逃學，父親認為這是網癮，有段時間專門不工作，只在家盯着他。一個月，葯家鑫被關在居民樓的地下室里，除了上課，吃住都在裏面，沒有窗，從外面鎖上。
葯家鑫是什麼感受，葯慶衛並不知道，“他沒有跟我交流，我們也體會不了他心理的鬥爭過程。”他加了一句：“但是以後很正常了，他好了。”
葯家鑫對父親的意志有過一次反抗，中學上了法制課後，他拿着書回來說爸爸壓迫他、管着他。葯慶衛陪著兒子翻了一遍書，告訴他：“我是你的監護人，當然要管你，不然你犯了錯就要我來承擔責任。”
去做節目之前，老范發過一個報道給我看，說葯家鑫做過雙眼皮手術，還說夢想有了五百萬就去整容。底下評論里都在罵“變態”，我當時看了，嘴角“噝”了一下，也略有些反感。
在他家裏，我們想拍攝他過去的資料。發現初中后他沒有照片，全家福里也沒有他，他母親說他初一發育變胖后不願意再拍照，當時體重是一百六十八斤，不到一米六五，胖到了胸前的骨頭壓迫肌肉產生劇痛，醫生說再不減肥有生命危險。葯慶衛說：“他在特別胖的時候，眼睛就不容易看見，尤其一笑的時候，眼睛就沒了，別人就笑他，他就跟我說要整容”
“你怎麼說？”
“他說這個我就打擊他，”葯慶衛說，“我說好不好都是父母給你的，如果破壞了以後就是對我的不尊重——也不是不交流，不過我說的話有可能有點……像他媽說的，讓人有點接受不了。”
他又接了一句：“但是我說的應該是正確的。”
葯家鑫之後繞過父親，有什麼事跟母親說，他媽說：“他太在意了，總是說，總是說，說這個遺傳怎麼這樣啊，我爸的雙眼皮為什麼我沒有？我可憐這孩子，盡童滿足他，所以我就同意讓他去割了雙眼皮。”
他用了四個月時間減肥，瘦了六十多斤，以至得了胃潰瘍。
日後他考上大學，外公獎勵了他一萬塊錢，他花了一半去做了雙眼皮的整形手術。
葯慶衛說這麼多年他從來沒有鼓勵過兒子，這是他的教育方法：“他非常熱衷乾的事我都會打擊他，我就是不讓你過熱，我就想澆點涼水，不要那麼過激。”
他不願意讓兒子考音樂學院，極力想讓他學理科：“其實也是從經濟考慮的，但是我不能跟孩子說這個話。”他背地裏去找了教鋼琴課的老師，讓老師多打擊兒子。
葯家鑫一直不知內情，他對父親說過：“我上一次課，被打擊一次，越上我越沒有信心。”他還是學下來了，專業考了第一。
他從大一開始兼職掙錢，在酒店大堂彈琴，後來當家教，打多份工，在城郊之間往返，他媽希望給他買車，“一個學生晚上十一點才回來，不安全”，他爸不同意，因為這樣太張揚，會把退役的費用全花光，後來是他媽硬作了主，他爸點頭的前提是葯家鑫每個月給家裏一千塊錢。
葯家鑫買過一把電動按摩椅給葯慶衛，他沒有喜意，只說：“我要的不是這個，只有一個要求，將來你掙不着錢，別問我要。”
狂熱與極寒交激，誶出一顆赤紅滾熱的心。葯慶衛帶着疑惑說：“他掙錢好像上了癮一樣，這個月掙四下，下個月就要掙五千。”
他說“上了癮”的口氣像是在形容一個病人。但他也沒問兒子為何如此，覺得“上進就好”。
出事當天，夜裏十一點左右，葯家鑫開着車返回家。
法官問過他，你是向哪個方向開？
他說：“對不起，我分不清東南西北。”
他四個月前才開上。在路上“打開影碟機看濱崎步的演唱會”，邊看邊開。“又開了一會兒，只聽‘嗵’的一聲撞上了什麼東西。”他裝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駕駛位置上，下車查看時。他是隨身帶着包下去的。因為“我父母叮囑我，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
他看見張妙躺在地上，哎喲地叫着疼，臉衝著被燈照着的車牌，他認為對方在看自己的車牌號，就拿出了刀，他們之間沒說一句話，張妙伸胳膊擋了一下刀，沒擋住。只是“哎喲，哎喲”喊了兩聲，胸、腹、背被刺中。
刀是案發當天買的，庭審時他說因為晚上從沒走過這條路，帶把刀防身，之前跟別人發生過糾紛。發生過什麼糾紛？他沒說，庭審沒提及，我問他父母：“他平時說過為什麼事需要帶刀嗎？”
他母親說：“沒有，他就是這一點，心裏有事從來不跟我們講。”
父親說：“我們的街坊鄰居在一起都說，大部分孩子都是這個樣子，跟父親說不到兩句半就竄開了，都是這樣。”
關於殺人的動機，葯家鑫在公開採訪時說過一句“農村人難纏”，這句話後面還跟着一句沒播的：“我害怕她沒完沒了地纏着我的父母。”
他做了漆黑一片的事情，張妙胸腔主動脈、上腔靜脈被刺破，開始大出血。她沒有了與家人告別的機會。
葯家鑫開車離開時，把刀子扔在副駕駛座，不敢看，喪魂落魄地往前開，“一瞬間。好像所有的路燈全滅了。”
葯家鑫向家人隱瞞了真相。一直到第三天早晨，他叫醒母親，讓她抱下他。說害怕，車禍死了人。葯慶衛從單位打車直接拉他去自首，路上沒有問詳情，“太自信太自負都不好，我不問他，就是太相信他不會對我撒謊，他說是車禍我就相信是車禍。”
日後他們看新聞才知道實情，他母親說：“我看新聞才知道他動刀了，動刀了呀……我就是想問他為什麼要帶刀，為什麼要這樣？你撞了人，你可以報警的，車是上了全險的呀，為什麼要動刀呀？我也不理解。”
她每說“刀”這個字的時候，聲音都重重地抖一下。
葯慶衛說：“自首絕對沒有後悔過，後悔就是太匆忙。應該問問他，這個是絕對後悔，後悔一輩子。”
他再也沒機會了解兒子的內心。
葯家鑫臨刑前，他們見了一面，十分鐘裏，葯慶衛已經來不及問這個問題。
“進去以後葯家鑫已經坐在那兒了。我一走進去他就是‘爸我愛你’，重複了好幾回，我說我知道，我也愛你，你不要說了，我知道，我也愛你。”
他哭出了聲：“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說我愛你。他說：‘你們好好活着，我先走先投胎。你們將來走了以後，下輩子當我的孩子，我來照顧你們。’”
他不知道葯家鑫什麼時候被執行死刑，但心裏清楚這是最後一面。“我從不相信人有靈魂，我這時候真願意人有靈魂，我說你有什麼事兒沒辦，給爸托個夢。他說我一定給你托好夢，噩夢不算。他平常說話聲音很細，但是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很大很大。他說我托的都是好夢，噩夢不算，不是我托的。”
葯家鑫對他父母說，不要怨任何人，一切都是他的錯，他有罪，願意贖罪。
但這一句話讓葯慶衛突然心生疑問，到我們採訪時，他仍認為可能是受到外界的要求，葯家鑫才說出這話：“他這句話太成熟了，以至於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想法。難道他能比他爸還成熟？”
這種心態下，他聽到葯家鑫說死後想要捐眼角膜時，心裏很不受用，覺得也有可能是別人授意，他說：“你不能捐。你的身體每一部分都是爸媽給的，你完整帶來，完整給我帶走。”
葯家鑫說了好幾次，每次他都立刻頂回去，因為網絡上一些人說他是軍隊高層，干預司法，叫他“葯狗”、“藥渣”，他內心不平，越說越激憤，兩眼圓睜：“我對葯家鑫說：‘你捐了以後，人家用上你器官，再有什麼事，我沒有連帶責任我都受夠了。’我說希望你把你的罪惡都帶走，不要再連累別人。”
採訪中，他說到這兒，突然停了下來。
葯家鑫已死，之前所有關於他和父親的關係都只是旁述，是推測，是揣想。但聽到這句話，看到他臉上的表情，這個細節，像把刀，扎透了這件事。
當時葯家鑫沒有解釋，也沒爭辯，說：“好，我聽你的。”
這是他最後一次違背自己的意願，聽他爸的話。
葯慶衛再說起這個細節時，緊緊攥着手，眼睛用力眨着不讓眼淚流下來，憋得滿眼通紅：“我有點偏激了，應該滿足他的心愿，我不知道他咋想，也可能希望藉助別人的眼睛，能再看到我們。所以說，還是那話。人不能衝動，衝動是魔鬼。”
“人最大的慈悲是給生命一個救贖的機會。”他說。
播完這期節目后，我收到柏大夫的短訊：“看了你的節目，我落淚了，記得宋嗎？他很好，已經從海軍退役。”
宋是我八年前採訪的患有抑鬱症的男孩，在十六七歲時曾經因為網癮被父母送去柏大夫處救治。
小時候被寄養在奶奶家，他認為受到不公平待遇時父親不幫助他。“他從來就沒有鼓勵過我，”他說，“我並不喜歡上網，網癮只是因為現實生活中不快樂，沒有寄託。”
他十六歲的時候體重一百八十斤，醫生對我說：“他為什麼胖？因為他要靠吃來壓抑自己的憤怒。”他安慰自己的方式，是在鏡子上用墨水筆寫“我是帥哥”，再拿水潑掉。
父親那時與他在家中兒乎不交談。說對待他像對一個凳子一樣，繞過去就是，“不理他，恨不得讓他早點出事，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心理治療時，宋面對柏大夫，說起小時候被人欺負，父親不管他、不幫他的經歷，在眾人面前用拳錘打牆說“我恨你”，把手都打出了血。
他父親也坐在現場，淚流滿面：“我從來沒想到他會恨我。”
這期節目播出五年之後，宋上了廚師學校，當過兵，交了女朋友，在一個環保機構工作，瘦了四十斤，常常給我提供污染事件的報道線索。
柏大夫發完短訊后不久，我也收到宋的短訊：“我看了葯家鑫這期節目。”只此一句。
我未及細問，一年以後，才想起此事，短訊問他：“你當時為什麼感觸？”
他回：“他平時不是一個壞人。”
我有點不解：“你怎麼知道他壞不壞？我採訪了半天，我都不敢下結論。”
“姐，”宋寫，“我問你，你採訪的時候，發現他傷害過什麼沒有？”
“那倒沒有，他媽說，他喜歡動物，不許她媽教訓狗，狗死了難過了很久，如果看到家裏殺活魚，他害怕，這頓飯就躲開不吃了。這些信息我們節目都沒用，不知道真不真實，你相信么？”
他沒回答相信不相信，直接答：“他會覺得動物很可憐，是因為動物不會傷害他。”
我說：“一個有同情心的人會去殺人嗎？”
短訊斷斷續續，過一會兒才來：“他逃避責任或者害怕吧，不成熟，不知道怎麼向家裏交代。也不知道以後這個事會給他帶來多少累贅，怕承擔。”
“怕承擔的自私可能不少人都有，但他這麼做太極端了吧？”
他又停了一大會兒，才寫了兩個字？？“無奈。”
“什麼意思？”
“他心裏有憤怒，”他寫，“所以他覺得，我不讓你張嘴。”
我聽着心裏一凜；“他是在模仿傷害他的人么？”
“不是。”他說得很堅決。
又停頓了一下。他說：“他在逼自己。”
他的話像是雨點越下越大，打在篷布上，我站在底下能感覺到震顫，但沒有切膚之感，我接觸不到那個雨，但隱隱覺得這句話里有某種我感覺到但沒法說清楚的東西，只能問他“什麼意思”，他乾脆打電話來了：“路上太冷，發短訊折騰得很，我在路上走呢，這樣說痛快點，你想問什麼就問吧。”
我說：“你認為他憑什麼要加害一個已經被他傷害的人呢？”
“他下車的時候並沒有拿出刀來對嗎？他是看到她在記他的車牌號……”
“這個動作怎麼了？”
“這個動作在他看來是故意，”他聽出我想打斷他，“我知道，她當然是無辜的。但是現在是在問我，葯家鑫會怎麼想，我是在試着告訴你他的想法。”
我閉嘴：“好，你說。”
他沒有用“可能”“或許”這樣的推斷詞語，直接說：“他覺得，你記住了車牌號，我爸媽知道了，就饒不了我，這對他是天大的事。”
“出個車禍怎麼算天大的事？”我有忍不住了。
“可能對你來說不是，”他一字一句地說，“這對他來說就是天大的事。”
一瞬間，我想起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打碎了一隻碗，在等我媽回來的時候，我把碎片一片一片拼在一起，一隻全是碎紋的白瓷碗，窩在一摞碗的最上面，等着她。到現在我還覺得，那個黃昏，好像比童年印象里哪天都暗都長，那種如臨大敵的恐懼。結果我媽回來，發現之後居然大笑，跟鄰居當笑話講，我當時心理不是如釋重負，而是莫名其妙的鬱悶：“就這樣？難道就這麼過去了？”
“但是，為了這樣的恐懼去殺人？”我無論如何理解不了。
他在冷風裏走路，說話時氣喘得很粗重。“你當年採訪我的時候，有件事我沒有告訴你，”
他說，“我曾經有一次拿着菜刀砍我姐姐，如果不是他們攔住了我，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我意外，他在生活里幾乎是懦弱的，一開始認識時，他都無法與人對視，在抑鬱症治療中心，當著眾人面連上台去念一句詩都做不到。
他說：“我內心是有仇恨的，因為大人老說我，老說我姐姐好，老拿我們倆比，所以我就要砍她。”
“如果你覺得大人欺負你，那為什麼你報復的不是大人？”
“因為我打不過大人，但她比我弱。”
“可她並沒有傷害你？”
“她向他們告我的狀。”
我聽到這，忽然寒意流過胸口，想說什麼，但沒有說。我倆都有一會兒沒說話。
他停了一下，接著說：“從那以後，大人對我好點了，我是發泄出來了。但葯家鑫沒有。”
我們掛掉了電話，幾分鐘后，我又收到他的一條短訊，他說：“我知道你想問我什麼，其實剛才我中間有幾次，很長時間沒回你短訊，是在寫：如果是我小時候，那時的我也許會像他一樣。後來又刪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真不想再這樣說我爸了，覺得不好，也不用這樣說他，歲數大了不容易，何況他們都只是不會教育孩子。葯家鑫不像我這麼幸運，他就是沒扛過去這幾年。”
六月七號那天。葯家鑫的父親與他見完面，走回家，從正午的電視新聞里知道了兒子被執行死刑的消息。
他不看我，也不看鏡頭，眼光漫散向虛空，“我那天去還囑咐他幾句話，我說孩子，現在特別熱，走的時候，你要把買的衣服都穿上，那邊會很冷，他說我知道。那天去我還給他包了點校子，帶了他愛吃的火龍果，就刮成瓤弄個飯盒給他。我走回家，人已經沒了，我就不知道那個時候，他穿衣服吃飯，夠不夠，我想看看他。”
當天下午六點鐘左右，他寫了微博。“好無助，希望大家哪怕是大罵也好。什麼聲音都是安慰。”抽泣堵在胸腔里，推得他身子一聳一聳：“這個房子，我回來時候這半拉都是黑的，沒有任何動靜的時候，罵聲不也是聲音，不也是一種安慰嗎？當一個人走在一個深山，連一聲鳥叫都聽不見的時候，你是很害怕的。”
我們走的時候，已經不早了，葯慶衛留我們吃飯，說給你們一人做一碗西紅柿面，我們通常不在採訪對象家吃飯，這一次大家說好，人忙活的時候，能把心裏的事暫時放下一會兒。
我們幾個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邊。他把幾個疊在一起的塑料藍発子拔開給我們坐，在陽台的灶下麵條，一面自言自語：“這兩個月都沒怎麼動鍋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裏沒有別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蔥花，放在桌上給我們下飯，我說，讓他媽媽也來吃吧。
他木板板的臉，說不用叫了，臉上表情與張妙父親一樣。
走的時候，他妻子還躺在葯家鑫的床上，蚊帳放着，她摟着那隻大狗熊蜷着。天黑了，葯慶衛坐在桌邊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臉都垮下來，松垂着，坐在半暗的房間裏，我們招呼他，他才反應過來。
節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覆留言，說：“你為什麼耍播一個殺人惡魔彈琴的樣子？讓他父母說話？”
宋打斷我時說過：我知道張妙是無辜的，但你現在的疑問是，葯家鑫為什麼會這麼想？我在告訴你這個。
二十三歲的宋嘗試着以他的人生經驗去理解同齡的葯家鑫，並不一定對，但他打斷我，是覺得，如果帶着強烈的預設和反感，你就沒有辦法真的認識這個人。也難以避免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樂人高曉松曾經在微博中評論：“即便他活着出來，也會被當街撞死，沒死乾淨也會被補幾刀。人類全部的歷史告訴我們：有法有天時人民奉公守法，無法無天時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視的人會愛音樂嗎？”數萬人轉發他的話。
一個月之後，高曉松作為被告出現在法庭上，他醉酒駕駛導致四車追尾，一人受傷，被判服刑六個月。
六個月後我採訪他，說：“也許會有人問你，一個生命都漠視的人怎麼……”
我沒有問完，高曉松說：“我覺得我活該。每一個犯了錯的人，別人都有權利把你以前的言論拿出來印證你。”
他說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會撞上南牆，明明酒後的代駕五分鐘就到了，非要自己開車走，這不是狂妄是什麼？”
他出身清華，少年成名，二十六歲已經開校同民謠的音樂會，崔健跟他談過一次，說：“你的音樂當然很好聽，但是你有一個大問題，你不了解這個社會，也不了解人民怎麼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們加在一起，就為所有人服務了。”
他現在想起此事，說當年的自己“其實是強詞奪理，就是我真的是對真實的人生缺少……我連敬畏都沒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認識”。
與高曉松關在同一間牢室的人，有受賄的官員，行賄的老闆，打人的貴公子，黑社會，偷摩托車的……從前沒交集、不理解的人，現在關在一塊，睡在一個大通鋪上，每天輪着擦牢室里的廁所，擦得明光鋥凈。
他原來覺得自己夠文，也夠痞，可以寫“白衣飄飄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後來才發現，“你也就混混清華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寫的歌，也不認識你是誰。跟坐牢比起來，什麼都是浮雲，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蓋子上扎眼做一個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個響動，有個盼頭”，用蘸湯的紙糊着圓珠筆芯當筆，趴在被子上寫字，生病時有人把攢下的一塊豆腐乳給他吃。“就是世間最大的情義”。
看守所里，一隻不知從哪裏來的小貓，每天會從補充熱水的小窗口裏露出頭來，人人都省下饅頭爭相喂它，“那個貓是個特別大的安慰，你覺得自己還是個人，還能喂別人。你會聽到，隔壁的那個黑社會本來特別厲害，能聽着在隔壁罵人，特別凶。就那貓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別那個。”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電視裏，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車撞人案，長安街上，有人醉酒駕駛撞死四人，被判了無期徒刑，那個人也被輿論形容為“惡魔”，他認識那個人，是一個曾經與他合作過的舞蹈師，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麼說話，婚禮上什麼樣子，對職業的態度是什麼。他看着這個新聞，后怕，也難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採訪完葯家鑫和高曉松。編導和我都討論過，要不要把輿論對他們的各種疑問都積累出來，再一一回答。
我說：“我覺得還是只陳述，不解釋吧。”
老老實實地說出知道的那一點就可以了。
何況我們知道的並不完整，不敢說這就是結論，我只知道他倆身上攜帶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開嶺是我的同事，他說過：“把一個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點，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這個人孤立和開除出去，才能看清這個事件對時代生活的意義。”
他還說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話：“做新聞，就是和這個時代的疾病打交道，我們都是時代的患者，採訪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間的相互探問。”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調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長，採訪結束后我少年意氣，曾發短訊給她說“贏了”。之後這位局長被捕，三年後，老郝與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攝，在監獄裏見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頭，穿着囚服坐在鏡頭前懺悔。
老郝回來后對我說：“他沒有認出我，他就是崩潰了，看着他號啕大哭，我心裏特別複雜。”我沒說話。
這位前局長因為當過警察，在牢裏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監管部門反映了這個問題，給他調換了一間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說，自己剛進法院時，血氣方剛，豪情萬丈，認為刑事司法的真諦就是主持正義、蕩滌邪惡。但是，他第一次親臨刑場，觀看死刑執行時，臨刑前，死囚突然對法警提出請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塊石頭，如果倒下，這石頭正好磕着我的臉。”法警滿臉迷惑地看了看在場監刑的法院副院長，副院長點一下頭：“給他挪挪。”對在場所有人說了一句：“即使在這一刻，他們也是人，也有尊嚴。”
日後處理死刑案件時，只要在判決前稍有一點法理、情理乃至證據認定上的猶豫，何帆說他都不會作出死刑判決。
他讀書時，抄寫過民國法學家吳經熊一段話。
上世紀三十年代，吳經熊曾是上海特區法院的脘長，簽署過不少死刑判決。他在自傳中寫道：“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潛伏着這麼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他原諒我這麼做，我判他的刑只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願。我覺得像彼拉多一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
在這段話邊上，學生時代的何帆給的批註是：“偽善。”
如今，他拿出筆，劃去那兩個字，在旁邊寫上：“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