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事實就是如此
二〇〇七年，陝西農民周正龍稱自己在一處山崖旁，拍到了野生華南虎，陝西省林業廳召開新聞發佈會展示這些老虎照片，宣佈已滅絕二十年的華南虎再現。
外界質疑很多，一些人覺得照片上褐紅色老虎太假，一動不動，兩眼圓瞪，獃獃地頂着大葉子，不像真的，但也只是狐疑，沒有定論。
我們開會，討論做不做此事。
有人說：“一張小破照片兒，有勁么？做什麼呀？……找個第二落點吧。”第二落點，這是陳虻同志的常用語，意思是比別人高一個台階想問題。我也犯愁：“找什麼落點呀？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利益鏈條？……”
開完會第二天，老郝說，麻煩了，南院裏不管碰見誰，都問：“聽說你們要去做華南虎啦？哎那照片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管你的第二落點多漂亮，根本就繞不過去人的疑問：“真的，還是假的？”
老郝、小宏、陳威、小畢、我，就這麼坐了二十小時的火車，一路打着牌出發了。沒一張策劃案，也沒有採訪提綱，輸的人興高采烈貼着一腦門子白紙條，誰也不討論節目——討論什麼呢？真和假都不清楚，未知的全在現場呢。
鎮坪縣很小，有五萬人，從離得最近的安康坐車過去也需要近五小時。縣城像個豌豆，小而圓，散個步二十分鐘就走完了。街上已經掛起大廣告牌：“聞華南虎嘯，品鎮坪臘肉”，右下角印着只顯眼的老虎，兩眼直視前方，用的就是周正龍拍的照片。他拍照的相機是從親戚那裏借的，親戚是縣經貿局局長，正籌備註冊鎮坪華南虎商標，成立一個公司，開發虎牌產品。
周家在大巴山腳下。去的時候山已經封了，說要保護野生動物。記者們進不去，都在周正龍家門口待着，青山彎里一棵鮮紅的柿子樹下，幾把竹凳子，團團坐喝茶，都是同行，互相打招呼：“喲，也來啦？”
周正龍正接受採訪，細長眼睛，鼻尖唇薄，拿着尺把長的刀，講當年作為一個老獵人是怎麼把一頭大野豬幹掉的。
我聽了一耳朵，記者正問到：“現在你是很多新聞媒體追逐採訪的對象，有沒有覺得自己的生活變化特別大？”
“一天平均有五六班吧，一班人都有三四個。有時候搞到晚上十一二點，雖然我拿命把華南虎照片換來了，無非就是起這個作用，我個人也沒什麼好處。”
記者問：“聽說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後落淚了，這是你這一輩子唯一一次掉眼淚，是嗎？”
周說：“我可以說五十幾了沒流過淚，包括我父母死我都沒流過淚……一看到那個老虎照片……我都不想回憶了。”
他有點哽咽。
我們幾個站邊上閑聊，陳威和小宏都認為周正龍沒撒謊。
我和老郝對望一眼，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判斷。陳威說，周正龍披個大黑襖，坐在一個山腳的菜地里，背景是漫山遍野的秋天，逆着點兒光坐着，他笑：“從鏡頭裏看，那就是個老英雄啊。”
“我也看着他像。”小宏說，“撒謊的人怎麼敢直視鏡頭呢？”
幾個人聊了半天，事實不清楚時，每個人審美和直覺都不同，要靠這個來判斷，誰也說服不了誰。牟森有次跟我聊天，說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主義，“所以人們對世界的知識不能來自評論，要來自報道”。“報道”就是對“事實和因果”的梳理。
人都走了，我和周正龍，兩隻小板凳，坐在他家大門口樹底下，開始採訪。拿了幾個小石子，請他擺一下樹、岩石、他、老虎的位置。秋天日光還長，有的是時間問，不着急。
我問：“華南虎照片是真的嗎？”
他的回答挺有意思：“我認為百分之百是真的，沒有一點假。”
接着往下問：“你當時大概離老虎有多遠？”
“從這兒就到上面那個樹。”
我回頭看了看那棵山崖上的樹：“那這麼估計的話，不到五十米？”
他說：“那不止的，我往前頭爬的時候，它耳朵一下就豎起來了。”
“隔了這麼五十米之外，你能看到老虎的耳朵豎起來嗎？”
“哎呀，那就講不清楚了，反正很近了。那個閃光燈我也不清楚，是怎麼打開的，我也不太會使，反正這麼一按，‘咔嚓’一下，當時我把那個機子都甩掉了。”
我確認了一下：“你就沒拍了？”
他有點不耐煩：“它聽到一響，‘嗷’的一聲。那個時候你還拍什麼？拍石頭啊？！”
我看了看手裏的資料：“但是根據你數碼相機的時間記錄，你閃光燈亮起的時候，是三十多張照片當中的第四張。”
他重複我的話：“第四張？”
“對。”
他像剛明白過來：“後面還有二十多張是不是？”
“對，這是相機的記錄。”我遞給他看。他看了一會兒，說：“現在有點記不清楚了，到底是在這兒閃的，還是在那兒閃的，時間有點長了。”
“拿證據來。”記者兩手空空，就靠這一句話，從因果鏈條的終端倒着一環一環上溯。
野生華南虎在中國未見蹤影已經二十年，光靠照片不能認定它的存在。按照林業部門的工作程序，需要在盡短時間內，由兩名以上工作人員對現場動物遺留痕迹作出專業的測量、拍攝、分類，對周圍的植被地理等環境作出準確描述，還需要對當事人及周邊群眾進行調査走訪，並作出記錄和初步判斷，以保證核查信息的及時可靠和完整。
林業局負責實地調查的人叫李騫，是個小夥子。向他索要材料，才發現他沒有任何資料證明有過這次核查。問到後來，他說：“我相信周正龍，因為他是個農民。”
我問他的上司覃局長：“李騫當時有沒有給你出示他認為拍照對象真實存在的證據？”
“那就是口頭上，就是這樣。”
“僅靠他一個人的說法嗎？”
他反問：“難道不可以相信他嗎？我對我的幹部，我在用他的時候，我對他們是很省心的。”
再問局長的上司，縣長說：“我相信我的幹部的說法，因為他是我培養起來的。”
林業廳負責人說：“我相信鎮坪的說法，因為他們是一級政府。”
一八九四年，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性格》。他觀察到當時的國人有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分佈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
史密斯嘆息這背後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麵包里為什麼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麵包里就不放。’‘你們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麼不留一點兒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蔡元培評論過：“自漢以後，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範圍……我國從前無所謂科學，無所謂美術，唯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
清朝覆亡后，北京這座中世紀都城開始現代化，需要建設用的工程藍本和施工程序，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啟鈐，只找到一本《大清會典》，這是記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權威的典籍，其中建築規範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幾十頁——怎麼做到的？所有的數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為什麼官府不記載這些技藝？朱啟鈐說：執筆寫文件的人，一看術語艱深，比例數字都繁複，寫到文件上怕上司詰問起來，自己說不清，乾脆就都刪汰了。越這樣，當官的越不懂，“一切實權落入算房樣房之手”，想寫多少寫多少，“隱相欺瞞”。
《中國人的性格》出版時，亞瑟·史密斯已經在晚清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他在書中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照片是陝西省林業廳對外發佈的，我們採訪新聞發言人關克：“你們對外公佈虎照時有什麼依據？”
關克說：“我們沒有鑒定記錄，也沒有開論證會，但我們的結論是真的。”
“為什麼政府部門只發佈一個結論而不發佈依據？”
“我們這麼多年就是這麼做的。”
“那面對疑問，為什麼不重新組織調查和鑒定呢？”
“只有民間的質疑啊，沒有上級部門疑問。”
“政府不是首先要面對公眾么？”
“那我回答不了。”
“你怎麼看公眾的疑問？”
他說：“連國外的專家都沒說是假的，這些人就是不愛國。”
這個說法，讓我想起有個法國人曾對比着清朝時外國人的紀錄，觀察現代中國：“我馬上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他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里都帶有乾隆帝國的全部遺傳信息。”
這話讓我心裏一動。但這種基因靠革命根除不了。
傅德志被叫作“打虎先鋒”。這位中科院的植物學家從一開始就很激動：“用我的頭擔保，虎照是假的，當地絕沒有超過十公分的葉子。”周正龍的語氣也一樣：“如果虎照是假的，我願意把我的腦袋砍下來。”
傅德志在網上發通緝令，指名道姓哪個官員是“幕後黑手”。他並沒有去過大巴山區調研，我問他：“科學研究的前提是自知無知，誰都有犯錯誤的可能，您不考慮這種可能嗎？”
“我豎信我是正確的。”他的答案與他的對手如出一轍。
“為什麼要用賭腦袋的方式呢？”
“我們林口的人說話都比較粗。”他說。
等周正龍真的找到了二十公分左右長的葉子，拍了照片登在報紙上，我再去，傅德志看了一會兒報紙上的照片：“看見照片上周正龍手裏的匕首了嗎？他是在威脅我。”
他的博客里有很多跟帖，“就是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騙子”。
周揚在八十年代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賭腦袋的結果是產生新的偏見與迷信。”
我問鎮坪的縣長：“如果沒有調查研究，依據的是您相信一個人的人格，您覺得這個態度科學嗎？”
“就我們現在掌握的情況，我們覺得是真的。”
我說：“您當時相信覃局長的工作，所以沒有問他要現場的核查。您認為肯定有，但是我們調查發現是沒有。”
他遲疑了一下：“這個情況我不太清楚。”
“從剛剛這個細節可以看到，這種主觀相信，有的時候是很脆弱、很難站得住腳的？”
他臉上有什麼僵凍的東西化了一點：“那你說的……可能對這個有一點忽略。”
以前“新聞調查”老說啟蒙，我一直以為是說媒體需要去啟蒙大眾。後來才知道康德對啟蒙的定義不是誰去教化誰，而是“人擺脫自身造就的蒙昧”。
“要寬容。”陳虻從認識我開始，說到最後一次。
我聽煩了：“你不要用像真理一樣的標準來要求我。”
“你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記者，就必須這樣。”
“我不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記者,我只要做個稱職的記者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
“因為這是我的生活。”
“可是我說的是對的”
“我不需要完美。”
……
每次談，我都氣急敗壞——有這樣的領導么？你管我呢？
過陣子明白點的時候，臊眉搭眼再去問他：“人怎麼才能寬容呢？”
他說：“寬容的基礎是理解，你理解嗎？”
後來我做節目，常想起這句“你理解嗎”，才明白他的用意——寬容不是道德，而是認識。唯有深刻地認識事物，才能對人和世界的複雜性有了解和體諒，才有不輕易責難和讚美的思維習慣。有這樣一個心理的定位，採訪的姿態上也會有些變化。
採訪鎮坪的林業局局長時，問他對媒體的疑問怎麼看。他說：“我們不想他們怎麼想的，野生華南虎在鎮坪的存在不容置疑。”
我說：“覃局長，我們都非常願意相信華南虎在鎮坪存在。只是我們知道在國際上認定物種的存在，需要有幾個前提條件，首先是要發現活體，其次是發現屍體，要有影像資料，然後是有研究者的目擊。”
他愣了一下說：“關於你說的這幾點我確實還不知道。”
換作以前我可能會問：“您是林業局局長，連這個也不知道嗎？”把他堵在牆角，微笑看着他。現在覺得，一個五萬人的山區縣城，一個剛剛從黨校校長調來當上林業局局長的人，不了解此類專業的知識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麼能不知道”，而是“那麼現在你知道了，怎麼面對”。
覃局長仍然說：“華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會再逼一下，“但是公眾有質疑的權利”，但現在我的目的不在通過一段採訪，將某人推向極端或者讓他難堪。我問他：“在這樣重大的科學結論上，是否應該更嚴肅更科學更有所保留比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採訪中有與對方討論的心態，因為我漸漸知道，有時偏見的造成是利益和庇護，也有無知和蒙昧。媒體重要的是呈現出判斷事物應有的思維方法，而不是讓一個人成為公敵。
但不管怎麼問，覃局長的回答仍然是：“當然要科學，但我認為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這個詞，他重複了三遍。
我想了想，換了一個問法：“那您的依據是什麼？”
他說：“拍這個照片之前，專家組作過報告，說我們這兒是有華南虎的，所以總有人會拍到，不是周正龍就是李正龍、王正龍。”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陝西省林業廳曾組織專家對二〇〇六年牽頭實施的《陝西華南虎調查報告》進行評審，專家們認定鎮坪縣仍有華南虎生存，只需要影像資料為證，就能申報建立華南虎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好吧，那就採訪專家組。
專家組的王廷正組長在西安，他七十多歲了，高校教授，說當時論證會就在西安召開，專家沒有去鎮坪當地調查，鑒定的依據是省華南虎調查隊提供的疑似華南虎的腳印、虎爪印，以及當地群眾的反映。尋找這些腳印和虎爪印時有三位群眾作出了突出貢獻，三人中有周正龍。他被通報表彰，獎了一千元，採訪中他說過：“縣領導來過我家，鼓勵我如果將來能拍到華南虎照片，可以獎勵我一百萬。”
鎮坪縣領導曾經拿這些腳印找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的謝焱教授做過鑒定，我們電話採訪謝教授，她說當時已經明確告知對方，都是一些靈長類、熊類的腳印：“我們在東北地區有很多經驗，能夠非常明確地判斷，那個確實不是老虎腳印，老虎的腳印基本上是一個圓形的。”
王組長堅持這是老虎的腳印。
我在網上査詢過他的學術背景，他專業研究嚙齒類動物，搜尋引擎查找他所發表的論文，主要有《豫西黃土高原農作區鼠類群落動態》、《棕色田鼠種群年齡的研究》，我問：“您有沒有發表過關於華南虎的論文？”
“我沒寫這個。”
“您有沒有在華南虎的基地作過專項研究？”
“沒有。”
“就是說您是在沒有研究過華南虎，也沒有實地考察的情況下，作出這個地方有華南虎的判斷的？”
“只能是，根據我搞動物分類學，這個角度上我認為它應該是華南虎。”〖墨齋小說：www.qSxiaoshuo.com〗
我們還査詢了其他幾位參與論證會專家的專業背景，發現都沒有大型獸類的研究方向。
“您是研究田鼠的，劉教授主要是研究金絲猴的，還有一位許教授主要是研究魚的？”
“對。”
“聽上去這些跟華南虎差距都挺大的。”
“人家要開鑒定會了，省上沒有研究這個的，他只能是找動物學工作者。”
我問：“假如是一個關於田鼠的鑒定，可是由研究華南虎的專家來做,您覺得合適嗎？”
老人家想了一會兒，說：“好像也不太合適。”
老郝在邊上聽完整個採訪后，晚上跟我說：“你走得很遠。”
“什麼意思？”
“總是我們覺得可以了，你還要往裏走，而且走得很遠。”
“你覺得我尖刻？”
“倒不是。”
“那是什麼……狠？”
“哎對。”
我明白她的意思，老教授滿頭白髮，在他家裏採訪時，給我們每人倒杯水，待人接物的柔和像我們自己家裏的長輩。採訪時，他神色里的迷茫或者難堪，讓看的人心裏手下都會軟一下，想“那個問題還是別問了吧”，但我還是問下去了。
我問老郝：“那你覺得我對他這個人有惡意么？”
“那倒沒有。”
“哎，說真的，”我從床上爬起來正色問她，“我對人刻薄么？”
她“哼”一聲：“對女的還行。”
“也不一定，我是個正直的人，你但凡有點錯兒，我都左思右想，鼓足勇氣跪諫。”
“滾。”
我又想了一會兒，對她說：“我沒想太好，但我感覺記者應該是對事苛刻，對人寬容，你說呢？”
她又“哼”了一聲，算作贊同。
省林業廳發佈照片后，已向國家林業局申報鎮坪華南虎保護區，我們去的時候，縣城裏已經掛上“野生華南虎保護區辦公室”的牌子。我們電話採訪了林業廳負責人孫廳長。
“您覺得這個鑒定有公信力嗎？”我問。
“比如說王廷正教授，他是我的老師，他搞了一輩子獸類，華南虎能不是獸類嗎？”
我張嘴想問，沒插進去。
他繼續說：“第二個的話呢，我覺得他們了解陝西的山水。”
“他們也許熟悉陝西的山水，可是他們不熟悉華南虎啊。他們怎麼做這個鑒定呢？”
他反問我：“那你認為我應該相信誰呢？”
“在蘇州跟福建都有華南虎的繁殖基地，有很多人熟悉虎的習性。中科院也有十幾位研究大型貓科動物的專家，他們可能權威一些，你們有沒有想過邀請他們？”
“我認為陝西的專家可以代表陝西的水平。”他說完把電話掛了。
第二天，接到通知，華南虎事件不要再炒作。我打了個電話給梁主任：“我認為我們不是在炒作，是想認識淸楚問題。”
梁主任沉吟一下，說你等等。
他打電話紿主管的部門：“‘新聞調査’有它一貫求實、負責的標準，讓她試一試吧。”又回電話對我說：“你們寫個文案。”
晚上我想這文案怎麼寫，這期節目出發前，有人說：“這樣的題材太小了，一張照片的事兒，不值得用四十五分鐘的‘新聞調查’去做。”這話讓我想起胡適。他本是寫《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學者，卻花了大量時間去考證《紅樓夢》、《水講傳》這種通俗小說。輿論責備他不務正業，他後來解釋：“我是要借這種人人知道的小說材料提倡一種方法……什麼東西，都要拿證據來，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這種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條主義、肓目主義，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着鼻子走。”
我原來覺得這句話並不高妙。
這次調查，才理解他為什麼說“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真偽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我寫了一個文案給梁主任，開頭說：“照片的真假之爭，不僅事關技術，更是對事件各方科學精神的檢驗。”
他看完說：“可以，蠻好。”
我頭一回恨不得擁抱領導。
吳縣長是最後一天才接受採訪的。
他之前不答應，那天忽然接受了，情緒很好：“小柴你應該看看昨天某某電視台採訪我，向他們學習一下，做得很好。”
下屬們在飯桌上站一圓圈，共同向縣長敬酒：“昨天節目裏您說得真好。”
吃完飯，在鏡頭對面含笑坐下后，他把昨天節目裏的話又說了一遍：“最終這個照片的真偽需要國家權威部門進行鑒定，但是作為我們，我們肯定是確信無疑，鎮坪發現了野生華南虎，不僅僅是鎮坪的榮耀，同時也是中國的榮耀。”
我問：“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所說的，盛世出國虎，虎嘯振國威。”這句話他在昨天節目裏也說過，帶着得意之色，又說一遍。
“您不覺得……”
他還沒說完：“因為華虎南是中國虎，是國虎。”
我問：“您不覺得它首先是一個科學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他眨了下眼睛，說：“當然它首先肯定是科學的問題。”
我問：“那您不覺得現在外界對於周正龍照片的真偽，包括鎮坪是否存在華南虎這樣的結論都存在爭議和質疑的情況下，首先應該弄明白真相問題，然後再去尋找它的意義嗎？”
這個問題，其實也問向我自己。
我二十齣頭做新聞評論節目“時空連線”，時任新聞中心主任的孫玉勝審我的片子，說“你應該去現場做記者”，又說“現在不是評論的時期，是報道的時期”，意思是沒有夯實的報道為基礎，評論只是沙中築塔。
做新聞調査后，遇到熱點事件時，我常與同事討論，“我們的落點在哪裏？能有新意么？價值觀能高於別人么？”但慢慢覺得，你有一千個漂亮的第二落點，有一個問題還是繞不過去：“真，還是假？”。美國的新聞人克朗凱特在世時，他的老闆希望他在晚間新聞的最後五分鐘加上評論，他拒絕了：“我做的不是社論，我做的是頭版，最重要的是為電視觀眾提供真實客觀的報道。”他的同事抱怨他過於謹小慎微了，但他說：“如果我一會兒想不帶偏見地報道，一會再就同一題目發表一篇鮮明的社論，觀眾會把整個廣播業看作持偏見的行業。”他每天節目的結尾語都是“事實就是如此”，這也是他去世前最後一篇博客的名字。
對虎照的調查中，幾乎每個人物的採訪，我都用了三個小時以上，交叉詢問時間、地點、人物、證據、相機、速度、距離……知道節目中用不了這麼多，有些東西也不便放在片子裏。但疑問一旦開始，邏輯自會把你推嚮應往之地。採訪時局長臉露難色說：“要不我們不願意接受你採訪呢，你問得太細可是，真相往往就在於毫末之間，把一杯水從桌上端到嘴邊並不吃力，把它準確地移動一毫米卻要花更長時間和更多氣力，精確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適說過做事情要“聰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為下笨功夫是一種精神，但體會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種方法，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我擔心過觀眾對技術性的東西會感到厭倦，但是後來我發現，人們從不厭倦於了解知識——只要這些知識是指向他們心中懸而未決的巨大疑問。現在出發前，我只敢問：“我們能拿到的事實是什麼？這個事實經過驗證嗎？從這個事實里我能歸納出什麼？有沒有跟這個歸納相反的證據？他們能不能被足夠呈現？”
回到北京，老郝編節目，修改了十幾次。一個月過去了，天已經冷了，暖氣還沒來，我倆半夜裏穿着棉襖戴着帽子坐在電腦邊上，一來一回傳稿子。
這麼長時間播不了，通常編導就算了，把帶子貼上橙色標籤，封存在柜子裏，去做下一個節目，養活自己。老郝沒放棄，在看上去沒指望的困境裏熬着，一級一級去找領導審片。有天夜裏，她在MSN上敲了一行字：“柴靜，我覺得我要出問題了。”
我嚇一跳。
她說在不斷地哭，一邊寫一邊哭：“不是痛苦，就是控制不了。”
她之前那麼多節目沒播出，我沒見她叫過苦，也沒見她軟弱過，這次這種情緒有點像崩潰的前兆，我也沒什麼可安慰她的，只能跟她繼續討論，一遍遍修改，不斷地改下去。
事情有一陣子像是停下來了，像是要被人忘記了，過去了。老郝繼續去聯繫攝影家協會，聯繫發現年畫的人，聯繫全國人大，聯繫律師協會……年底節目最終能夠播的時候，我們採訪了郝勁松，他對周正龍提起訴訟。
我問他：“你是以公益訴訟知名，這次為什麼要介人虎照事件？”
郝勁松說：“我覺得這次仍然涉及公眾的利益。”
“指什麼？”
“現在華南虎事件巳經不是簡單的一個照片的真假問題，而是關係到社會誠信、社會道德底線的問題，我們說一個不關注真相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前途的民族，一個不追求真相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墮落的社會。”
“為什麼我們一定需要一個真相呢？”
“真相是一個民族發展最基礎的東西，即便將來你査到有華南虎，這個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繞過，因為這是民意的要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節目播時，新聞時效巳經過去了。但播出的反應之強烈，讓我覺得，人們不會忘記沒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國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萬事原由。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陝西省林業廳發出《向社會公眾的致歉信》：“在缺乏實體證據的情況下，就草率發佈發現華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廳存在着工作作風漂浮、工作紀律渙散等問題。”之後周正龍被警方證實是用老虎年畫拍攝假虎照，用木質虎爪模具在雪地捺印假虎爪印，十一月十七日因詐騙和私藏槍支彈藥罪，被判有期徒刑兩年半，緩期執行。本案涉及的十三名政府工作人員受到處分。但原林業廳副廳長朱巨龍與新聞發言人關克仍然堅持虎照為真。
國家林業局在鎮坪做了兩年的野外調查后，於二〇一〇年四月發佈結論：調查期間調查區沒有華南虎生存，該地自然環境不能滿足華南虎最小種群單元長期生存。
一隻野生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七十平方公里的森林和豐富的偶蹄類動物。一九五八年鎮坪大量山林被砍伐用於鍊鋼，羚羊和林麝被有槍的民兵“差不多打完了”。一九五九年，華南虎被宣佈為害獸，號召捕獵。七十年代全國打虎能手在京召開狩獵會議。一九七七年，中國政府宣佈保護華南虎，但九十年代開始，偷獵者以虎皮、虎骨牟利。二十一世紀開始，人類再也沒有發現野生華南虎出沒。
二〇一二年四月，周正龍出獄，對媒體說，要用餘生上山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