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國艾奧瓦州的一個小鎮上，沒有網絡，沒有電視信號，連報紙都得到三十公里遠的州府去買，搞不清楚具體的情況。
打電話請示領導。張潔說：“別回來了，前兩天調查拍的東西都廢了，現在做不了專題，都是新聞。”
我發短訊給老郝：“怎麼著？”
她說：“已經不讓記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資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險。”
我問羅永浩，他正帶着人在前方賑災。
“已經有疫情了。”老羅說。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會更來勁。”這個糙漢。
我改了行程回國，直接轉機去成都。上飛機前，我買了份《紐約時報》，從報紙上撕下兩張照片，貼身放着張是一對四川夫婦，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懷裏，戴着眼鏡的男人臉色蒼白，抱着妻子，閉着眼睛，臉向著天，腳邊是藍色塑料布，覆蓋著孩子遺體。一張是年輕士兵懷抱着一個孩子，帶着一群人從江邊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慘綠，人們伏在亂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綿陽，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記者。
我拿着在醫院帳篷找到的幾樣東西個滿是土和裂縫的頭盔，一隻又濕又沉的靴子和一塊手錶，講了三個故事：男人騎了兩千里路的摩托車回來看妻子；士兵為了救人，耽誤療傷，腸子流了出來；還有一個女人在廢墟守了七天，終於等到丈夫獲救。
我拿着這些物品一直講了七分鐘。
史努比也在災區直播點。我說的時候他就站在直播車邊上看着。
看完沒說話，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歡。
我說怎麼了，他說得非常委婉，生怕傷着我：“你太流暢了。”
“你是說我太刻意了？”
“你準備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這樣說的。”
“不是這個意思，我當時看到你的編導蹲在地上給你舉着話筒，心裏就咯噔一下。他還給你遞着這些東西，我就覺得不舒服，這麼大的事兒發生了，不該有這些形式和設計。其實那些東西放在地上，也沒有關係，或者，你停一下，說，我去拿一下，更真實。”
還有些話，他沒說。
後來我看到網上的一些議論。
那個等了七天的女人，終於等到丈夫獲救，出於保護，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見她。她想讓男人知道自己在身邊，又不願意當著那麼多人大喊，於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說：“我這二十多年來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矇著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講到這裏，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開始，我以為是這笑容不對，因為我是一個外來者，表情太輕飄。後來我看了一遍視頻。是我在說這一段時，只顧着流利，嘴裏說著，心裏還惦記着下一個道具應該在什麼時候出現，直播的時間掐得準不準。我只是在講完一個故事，而不是體會什麼是廢墟下的七天，什麼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講得如此輕鬆順滑，這種情況下，不管是笑與淚，都帶着裝飾。
這一點，觀眾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說了那麼多，其實就是一句話：“你是真的么？”
第二天，在綿陽，我們趕上了六級餘震。
跳下車，往九洲體育館跑，那是災民臨時安置點。館裏空空蕩蕩，八九千人已經安全撤離，只有一個人坐在裏頭。
我走過去，他背靠牆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問他：“現在這兒不安全，你怎麼不出去呢？”
他抬起頭，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黧黑的臉，兩隻胳膊搭在膝蓋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還跑什麼呢？”
我蹲在那兒說不出話。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這兒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講了這個細節。又有批評的聲音，認為調子太灰色。
這兩次直播給我一個刺激，這兩個細節不說不真實，可是笑和淚，這麼簡單地說出來，確也不紮實。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但並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隊附近安頓下來，晚上迎頭遇上一個當地電視台的同行。
他搖搖晃晃，酒氣很大。我掃了一眼，想避開，路燈下他臉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發著高燒，眼睛赤紅，手抖得厲害。
“幹嘛喝這麼多？”我帶了點責怪的口氣。
“受不了了。”他張開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氣不夠用一樣，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癱坐在地上：“那個血的味兒……。”
我聽不清。
“就在兩個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聽見他說：“她說叔叔，你救我。”
他囈語一樣：“我說我會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動啊，我喊了，我瘋了一樣地使勁，我搬不動啊柴靜，我只給了她兩個大白兔奶糖。”他轉過頭來，臉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頭，要把什麼東西堵住，再這樣他會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嬰兒一樣拍着。
他的喉嚨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樣，哭聲仰面向天噴出來：“只有兩個……糖……啊……”
我沒帶紙，兜里只有一個皺巴巴的口罩，我拿出來，把鐵線抽了，給他。
他攥着，擰着，也不擦臉，頭上全是青筋。
我們倆盤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頭頂是三樓燈泡昏暗的光。他大聲號哭，我默然坐着，身邊常常有人走過，沒人奇怪，也沒人注意。他們已經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羅陳、陳威、老金和我，幾個“新聞調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們要做一期有足夠時間的節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體育館，幾千人從災民臨時安置點回家，我們看着烏泱泱的人，商量“拍誰呢。”想法也一樣：“誰都行。”→文·冇·人·冇·書·冇·屋←
一對夫妻，男人穿舊的深綠呢子軍服，四十歲左右，綿羊一樣的眼睛，有點張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網兜拎着臉盆。就他們吧，我迎上去。
跟葉哥葉嫂坐車回家。他們家就在北川縣城邊的楊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頭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車能過，每輛車載兩個人。我坐在葉嫂身後，摟着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彎，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輛摩托車孤零零地懸在邊上。往上開，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處，稠白的霧氣像河一樣，重得要用燈破開。
葉哥的家在一樹梨花底下，深山冷，花還開着。房子從後面看是完整的青磚牆，一繞過來，前頭全塌沒了，地基、堡坎都震壞了，這是葉哥葉嫂在震后第一次見到自己房子，站着，呆看着，手裏挽的東西不知覺地落在地上。
鏡頭也那樣獃著，誰都不說話，三四分鐘。山裡非常安靜，只有些微的鳥叫，雨落在椿樹的葉子上，細密地簌簌作響。
葉哥走進廢墟，翻找出一樣東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兒不動。我走過去看，是兒子在遇難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樑上掛着一串紙鶴，綠色方格作業本的紙，疊得很笨拙，像大元寶，是兩個月前，三八節那天，兒子送給葉嫂的。
地震那天，他家附近四面山搖晃不停，地里幹活的女人以為山神發怒，跪下來轉圈向四面祈禱。葉哥一個大跳出屋，躍到土豆地里，片刻恍惚后，大叫一聲，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縣城，曲山小學在城裏，兒子在上課。路已經斷了，房子一樣高的石頭在路上堵着，路邊的陡崖上都是樹和灌木，葉哥從崖上往下連跑帶跳，“像瘋了一樣”，二十多分鐘到了縣城舊城邊上。縣城被王家岩和景家岩兩座山夾着，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壓成片的出租車前蓋。只有從崖邊往上運人，人們正接力把傷者傳出來。
他可以回頭再找別的路去學校，但猶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遞過來的一個傷者。
我是一個外來的人，聽他說完，除了陪他們站着，一起去撿一隻鍋，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沒有別的辦法。
葉哥葉嫂把房子前頭的荒地剷平，拿廢墟里的碎水泥塊把四邊墊上，怕雨水進來，帳篷還沒到，就找了塊破爛的彩條布，搭在門口的梨樹上，把房子裏的床墊拖出來，放在裏頭。細雨紛紛，越下越密，落在人頭上。我問過葉哥怎麼不在災民安置點等一等再回來，他說：“不要緊，那麼多殘疾人，我們好手好腳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來。”
他搬了兩塊石頭，找了只鐵鍋，把蓄水池前兩天殘留的一點雨水燒開，泡了碗方便麵，沒有拆調料袋，紅色膠袋子轉着圈漂在面上。
他們倆坐在一桿木頭上吃，一邊跟我說話。葉嫂差不多四十歲了，她說，將來還要生一個我那樣的兒子，我一定好好地養育他。
葉哥補了一句：“就像對第一個一樣。”
我聽見背後有嗚咽聲，回頭看是編導羅陳，他跟他倆差不多大，也有一個兒子。
我們在山上住了下來。陳威搭了帳篷，沒自來水沒電，也沒有手機信號。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從一口快乾涸的山泉眼舀點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順便找個有信號的地方給台里打電話。草姐姐負責片子的後期，第一天拍的東西傳回去，她說領導覺得這段還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領導這麼想也很正常，不過生活會自己長出來的。
“那你們要拍什麼主題啊？”草姐姐問。
我說：“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這三個字，做節目前，沒有一個策劃案、一個主題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這次我覺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麼辦？”草姐姐得負責播出，“要不要找找鎮裏和村委會，做點全景式的採訪？”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無關的事，鐵凝三十多歲的時候，見過一次冰心，冰心問她：“姑娘，成家了沒有？”
“沒有。”
“嗯，不要找，要等。”
後來，我們誰也沒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覺，山裡靜，靜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經歷它，是不一樣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沒在電話里告訴我，只說病了。但我聽到我妹的聲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時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點的時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開棺木，她臉色如常，只不過閉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時夜夜看着她的樣子。從嬰兒時我跟她睡，每晚她撫摸我背才能睡着，長大一點，晚上睡下我常常側頭看她，她被子上蓋一個深灰大褂，枕頭上鋪一隻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臉偎過去，手帕上是洗凈后在爐邊烤乾的肥皂味兒。她的嘴微微地張着，我聽她呼吸，有一會兒害怕了，覺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輕輕拿手摸一下她的臉，暖和的，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麼辦，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進棺木，用手背在她右側的臉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除了忍受，沒有別的辦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對葉哥葉嫂，沒什麼採訪可言，沒法兒問，問什麼呢？我也不想試圖勸誰別難過。
他們允許我們在旁邊陪伴就夠了燒火做飯時，我幫着填點柴。有時候機器開着，很長時間也沒人說話，只是柴火噼啪的聲音，火苗的藍尖飄過人的臉，熱一陣，冷一陣。葉哥葉嫂要是想說話了，我們就聽着，≮墨齋小說網www.qSxiaoshuo.com≯有時候兩口子商量以後怎麼蓋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樣子。有時候又沉默着，幹什麼都沒有心思。
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號就度過去。
過兩天他們幫鄰居打蒜薹，鄰家的女人遇難了，只剩父子倆，孩子十二歲，叫文超。楊柳坪村八十八戶人家，遇難二十二人。不同於群居的北方農村，山村裡住的人少而分散，路遠，主要靠家族和血親的紐帶，能來的都來了，十幾個人。
文超穿件圓領小紅衫，褲頭膝蓋上釘着小熊，不愛說話。
我問他怎麼不去山下學校過兒童節。
他說不想去。
邊上他姨說：“他不想下山，別人都去，就他不去，說也不聽。”
我說：“捨不得你爸嗎？”
他哭了，拿袖子掩着眼。我不再問，摟他肩膀搖一搖。
打完蒜薹，女人們張羅着吃飯，葉哥戴着個不知道哪兒來的黃色礦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從廢墟裏頭幾塊水泥底下扒拉臘肉，很滿意的樣子：“嗯，這個沒偷走。”
大夥用石頭壘了個灶，找點柴火，拿石片把臘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鍋里煮。水熱了，再撈出來，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頭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蠟黃。我負責切肉，一刀下去，熱氣直往上躥，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聲。
葉嫂扭頭喊：“你去地里找找有沒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幾顆回來，滾刀切大塊，煮，炒。
居然還從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壺玉米酒來，大夥有了一點興緻。
把廢墟清一淸，露天擺了三張矮桌子，天已經擦黑，村裡人捨不得點火，藉著麻藍的天上一點晶明的星光擠着坐，狗在膝蓋底下蹭來蹭去，不扔東西給它，它就拿嘴拱你腰一下，往後一坐，眼巴巴望着。葉哥一邊扔點肉皮一邊笑：“它好久沒見着人了。”
陳威得拍這段，幾米之外盯着機器。
村裡人不覺得我們是來工作的，那個機器他們看慣了，就像他們的鐵鍬一樣，直對着鏡頭招呼他“來吃嘛。”
陳威坐在機器後面的石頭上，揚揚手裏的煙：“我抽完這根。”
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個年輕人，舉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後第一次這麼多人見面，算個團圓酒，來。”
這一杯下去，我的胃裏像着了火一樣。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兒也在縣城上小學。
我們跟他一塊去挑水，路上遇到一個不認識的村裡人，跟他打招呼，“噯”一聲，男人之間那種口氣。
那人偏過頭對我說：“是他把我兒子從土裏拽出來的。”志全聽了卻臉色一黯，不說話，走着走着，拿樹枝抽了一下路邊的石頭。
晚上火堆邊上我們才談這事。
他說：“我愛人就是怪我這事，我原來是軍人，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沒耽誤，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兒。”
我想說他已經儘力了，這是無能為力的事。但覺得這話沒有意義，他也不需要我說什麼。四川人說“火落在腳背上”，這個痛別人明白不了，烙着他，折磨着他，沒辦法了，喃喃自語一樣說出來。他說最難受的就是覺得孩子不會怪他，“她如果活着，要是寫作文，肯定會寫《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夠拍攝，羅陳坐在我左手邊，舉着我們帶來的蠟燭，滾熱的甶蠟油流在手上，他沒動，一滴一滴，火燭在風裏躥動。
志全說：“她那天早上說，爸爸，給我買一個雪糕，我沒給買。我就是後悔，兩塊錢一個的雪糕，我為什麼沒給她買？”
文超趴在他膝蓋上哭得抬不起頭。
志全摸着侄子的頭髮：“你爺爺十二歲討飯到這裏，才有這個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裏有隻小貓，地震后倖存的，剛出生，找不着媽了。
小傢伙細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鑽在我的迷彩服深處，拚命吮吸，以為那黑暗溫暖處是它的母親。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聲，陳威就把它揪過來，豎在臉前，露着白肚子，夾着煙那隻手指着它的臉，教育一頓。貓一聲不叫，可憐巴巴地在煙霧裏眯縫着眼睛看他，他嘆一口氣，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沒有了媽媽。我們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礦泉水瓶蓋里，用食指蘸着，一點一點讓小貓舔，貓的臉比藍色瓶蓋大不了多少，尖細的緋紅舌頭一卷一卷。吃飯的時候，他右手拿筷子夾菜，左手掌心裏托一塊大窩筍，給它練牙。
“村裡人都認為它活不了，你也這麼想嗎？”我問他。
“是。”
“那你為什麼還養它？”
“它也是一條命。”他低頭撫摸它。
文超走到哪裏，貓就踉踉蹌蹌跟着。到我走的時候，它已經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頭，不躲不閃，面無懼色。
受難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們心懷敬意拍這個片子。
我們找了一家日常開農家樂的村民，給了一些錢，就在他家做飯吃。他家房子沒大礙，還養有一百多隻雞，災后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喂它們。但還是有一些雞走在我們邊上，腳一軟，就撲騰着倒下去了，歪成一團。大家都用眼角掃彼此一下，裝作沒看見，不提這事。幸好山高風冽，沒暑熱。
豬也沒有吃的了，村民把豬捆住腳運下山去喂，橫放在摩托車上，夾在兩人之間，後面那人一手抓着豬腳，一隻手揪着豬耳朵。豬不吭聲，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頭，兩隻眼睛烏溜溜的，眉心裏有一個被砸傷的紅口子。我們對視着，它的臉被扯起來，像有點驚訝的樣子，一直看着我，車拐了一個彎，就不見了。
山上沒糧了。
鎮裏發糧食的幹部只有三個人。卷頭髮的胖大姐滿頭全是土。瘦得凹着臉、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傷后沒包紮，一瘸一拐，腳腫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圍着他分糧油。大卡車一過轟得滿天灰，他大聲吆喝着，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說幾天沒回家了。我說那你家裏人誰照顧呢。他停了好久說：“只有他們自己照顧自己了。”
我問：“其他幹部呢？”
他說：“當時正在開會，都沒跑出來。”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說了，不說了。”
我們記錄的都是生活里的片斷。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着，在葉哥家門口坐着。有時候下場雨後太陽出來，杉樹上水淋淋閃着光，雨滴在房上，匯成極細的水流在瓦間蜿蜒鑽行，從殘破的瓦頭沒遮沒攔地掛下來。
陳威不愛多說，不搭訕，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勁兒，一臉胡茬，總是稍遠一坐，燒杯苦極了的野茶，聽着別人說話。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他更願意待在這兒。
他有那麼一雙眼睛。
當年拍雪災，廣州車站十幾萬人被困數天，終於可以上車的時候，士兵拉着繩子圍成一個細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裏走，一個大兵喊“快點快點”。
陳威的鏡頭搖過去，旁邊的長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麼他媽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兒了，走穩，走穩。”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個姑娘拿着箱子，往車上趕，眼看着到了跟前，摔倒了。
車開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邊，看着車從面前開過，一節一節，越來越快。
陳威的鏡頭一直中景對着，沒有推上去，也不拉開。
過了小一會兒，一個乘務員人了畫，過來扶起她，拉起箱子。他倆一起看着車，轟隆隆遠去，把站台都震動了。
陳威的鏡頭還是那樣，一點沒有動，車越來越快，車窗成了條紋，兩個身影還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這兩個鏡頭，勝過千言萬語。
六一那天，葉哥葉嫂很不好過，幹什麼都沒有心思。葉哥說：“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幹活的時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這裏，一下弄那裏……”葉嫂說：“每次路上摩托車一響，總覺得是他回來了。”
文超叫他們乾爸乾媽，是他們兒子最好的朋友。他沒了媽媽，一整天都在葉哥家待着，抱着貓坐在一邊。
午飯後，葉哥為了安慰他，翻齣兒子的那盒象棋，鋪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盤。葉哥有點心神不定，剛下了幾個子兒，就喃喃自語：“我是輸了吧？輸了沒有？”
陳威拍了一會兒，把攝像機撤到很遠的地方。正午的陽光下，蟬聲無休無止，地上都是樹葉的黑影子，棋盤放在地上，一大一小，兩個身影蹲着，遠處煙青的山，再遠什麼都沒有。
我們幾個站在遠處，久久地凝視這一瞬間的寧靜。
有一天在葉哥家坐，聽到坡上有人叫喊。
“喲，怎麼吵架啊？”我們就上去了。
有個老爺子一頭亂髮，圍着快晒成白色的藍圍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頂鋪瓦。
底下站着他兒子，正沖他嚷。原來老爺子死活不去兒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還拒絕別人動手。
“我把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歲的兒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們去了，爺爺一看人多，煩了，下來。
我問：“您多大歲數了？”
他正在氣頭上，兩眼圓睜，手一甩：“沒得好大。”
村長在旁邊做工作，一邊樂：“他八十三。”又轉頭對他喊：“這是北京來的記者。”
老爺子不管記者是幹什麼的，聽到北京倒是氣平了：“北京來的，哦，北京來的，北京地震沒有？”
一臉關切，我挺感動。
聊了會兒，村長說：“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個吧。”
老爺子犟得很：“不唱。”誰說也不行。
後來幾天，他還住在半塌的房子裏，天光從殘瓦上漏一滿地。白天也點一堆柴火，跟幾隻大肥貓圍在火邊，頭髮亂蓬蓬，手抄在藍布裙里，臉映得微紅。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話，我每次經過他家門就大喊一聲“爺爺”，這個詞他聽得懂，每次都一樂，滿嘴沒牙。
臨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飯，在葉哥家坐一堆閑聊。村裡人聽說我們要走，都聚來說話，天暗下來，一個一個深灰淺灰的影子，路邊蹲着，或者坐在石頭上。男人說縣城裏的樹、房子和路，女人們聽着，拿樹枝子在地上划拉，有時候自顧自低聲說上一陣子，把小貓拿來撫弄一會兒。暮色里看不見臉了，聽着點聲音也是個熱乎氣兒。
爺爺忽然從坡上下來，人前一站，直接開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們手忙腳亂，幸好還錄上了幾句。
後來羅陳把爺爺唱的歌放在每個節目段落的開頭。聽不懂他唱什麼，讓村裡人翻譯，他們也說聽不懂。但那段時間我醒時夢裏都是那幾句，老覺得他在唱“什麼什麼楊柳坪哦……村噥”，唱得我心裏一起，一落。
幾年後，說起這期節目，草姐姐才說：“你們當時在四川，第一天拍完傳回來的片子，領導看了有點擔心，說這樣的片子會不會太灰色，乾脆讓他們回來吧。”但她沒有轉告我們，也不干預，日子一天天過去，生活最終從片子裏流淌出來，審片的時候，“大家都接受，台長都哭了”。
當時來不及想這些，羅陳趕這個節目三天沒睡，實在困得不行了，我說我來寫後面的解說，你去睡會兒吧。他和衣在沙發上倒一會兒寫完我去找張潔：“這期讓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當時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問他：“你覺得這聲音行么？”
他還在沉吟。
我說：“你不讓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滿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點，把催我領郵件的單子揉成一團扔到垃圾袋，洗一遍衛生間，潔廁靈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蝕的疼。袋子裏的東西——望遠鏡、電筒、頭燈、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臉的時候我看到髮際線和臉上的顏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賣吃，在一堆書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庫珀的書。他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作過很多災難和戰爭的報道，在序言裏他寫道：“回到家裏，等待我的是一疊疊的賬單和空蕩蕩的冰箱。去超市買東西，我會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邊喝着水果顏色的飲料，一邊談着化妝品和電影，我看見她們的嘴唇在動，看見她們燦爛的笑容和挑染的頭髮，我不知該說些什麼，我會低頭看着自己的靴子，然後看到上面的血跡。”
窗外小區門人們剛剛打完球回來，互相拍打着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況就越糟糕，回來后甚至無法開口說話。”他說，“我會去看電影，去見朋友，可幾天後，我發現我又在看飛機的時刻表，尋找可以前去報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們都努力把自己報道的世界與生活分隔開，但是都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它的一部分。
他說：“我以為我能就此脫身而出，不受任何影響和改變，但事實卻是我根本無法解脫。根本不可能做到視而不見，即使不聽，痛苦還是能滲透到你內心深處。”
節目播出后，一位素不相的導演打電話來說“安排讓你朗誦一首詩”，就要跟我談論內容我打斷她：“不，不朗誦。”
她有點意外：“這可是念給大地震的。”
“我是個記者，不適合念詩。”
她還繼續說。
“我知道這詩很好，這事也很好。”我說，“只是我不適合，您找別人吧。”
我並不反對詩，也不反對朗誦，我只是不喜歡被“安排”的感情。我採訪過一個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壓了五十多個小時，截肢后在病床上開始畫畫。有一張是她自己被壓在廢墟下，只能看到臉，一隻手撐着頭上的石灰板，眼睛睜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絕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說畫這張畫的原因，是後來玉樹地震發生，別人要她給災民畫張畫來展覽，“給他們畫個新家園吧。”
但她畫了自己，她說“這樣才是對他們的安慰”。
只有同樣經歷過無邊黑暗的人，才有資格說，我理解你。
第二年，還去不去楊柳坪做回訪？羅陳做完前期回來有些猶豫：“村子裏沒發生什麼事。”
“那就好。”我說，“就拍沒事吧。”
“不過葉哥葉嫂沒懷上孩子。”
嗯，這就是生活。
去的時候是清明，鈷藍色群山，中間有條縫子，一匹油菜花的金緞子瀉下來，山裡冷得扎人，還點着炭盆。我們每天跟大夥圍着炭盆喝茶，還是那樣，遇上什麼就拍點，沒有就不拍。男人們去幫着村裡砍木頭蓋房，我給文超輔導功課，題答對了我倆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幫里硬邦邦的一小塊含一個下午。爺爺的耳朵更背了，我倆說不了話，臉貼臉對着鏡頭照個相玩兒。
鮮紅的辛夷花剛開，落得漫山遍野都是，葉哥還穿着那件綠呢子軍服，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鐮刀砍掉，讓蒜苗長起來，金光閃閃的花橫七豎八倒了一地。正午山裡靜，只有群蜂在水窪邊隱隱不絕的嗡嗡聲，陳威把掉在茶水裏的野蜜蜂用隨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來，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它在太陽底下，歪斜了一會兒，抖一下，就飛走了。
日子就像胡適說的，“平淡而近自然”。
我們一起進北川縣城，路側都是燭火，兩條火線，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曲山小學隔着條河，沒法過去，離河最近的大石頭上，一個中年女人坐着看對面，一動不動。
葉哥在賣紙錢的地方選了很久，挑一個書包，選了紅的，有奧特曼。放下，又選了個藍的。
地震之後有過一次大泥石流，他們在城裏的房子被埋了，找了半天找不着。他和葉嫂就在警戒線后跪着，香插在石塊中間，對着小學的方向燒紙，葉哥看着紙灰飄飛，喃喃說：“你最喜歡背新的書包，這個書包你喜歡吧？”
文超轉身一個人走了。
我和志全找了好久，發現他站在另一所小學的教學樓面前，一樓沒了，二樓直接坐下來了。志全對我說：“他就是從二樓跳下來的，看到自己的同學就差那麼一點沒能跑出來，只有頭露在了外面。”
文超還是在那兒站着，一句話不說。
回到家裏，給文超媽媽上墳。他爸燒紙，對着墓地說：“往年清明都是你張羅，今年我弄，也不知道對不對。”木訥的四方臉上帶點凄涼的笑容。
他爸想再娶個女人，但孩子不接話。他爸讓我勸勸。這不是靠勸能過去的。
文超跟我說，總是夢到他媽喊：“超娃子，吃飯。”
孩子臉上兩行淚。
晚上，陳威說，我以為你當時會像“雙城的創傷”那個節目裏一樣，抱一下那個孩子，或者給他擦眼淚。
我沒答話。
吃過晚飯，我一個人走了走。大山裡烏黑的沉默，一盞燈都沒有，看的時間長了，才看到蒼暗的雲層滾滾而流。
我向北望。
這一年我沒法回去給奶奶上墳。前一年拔完雜草，在她墓碑前坐一會兒,上面刻着她享年九十四歲，想起小學的時候，我剛學會算術，在課本上算她的壽命，嗯，她是一九一〇年生，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歲，我歪歪扭扭地在課本上畫加法等式……也就是……嗯，二〇三〇年……
她去世快六年了，我不跟人談她，不看她照片，也不願意別人跟我提她，每次夢裏終於看見她的時候，心裏都松一下：“看，她沒死，我就知道。”
夢裏她總是衣衫破爛，被人追趕，我把她護在身後，像動物一樣對那些傷害她的人齜着牙，威脅他們，但最後，她總在我懷裏死了，我絕望地摳着牆皮，牆都碎了。
有時候，在夢裏我小聲喊她：“奶奶。”
她靠在門邊上，看着我，不認識了，說：“誰呢？”
我心裏凄涼，又覺得，是我沒照顧好你，不值得你認得。看她手裏拎着東西，我伸過手：“那我幫你拿吧。”她遞給我，我跟她一起往前走，她還容許我陪她走這一段路。
文超臉上的眼淚，我擦不了，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採訪時我倆都坐在小板凳上，佝僂着忍受。
有一天葉哥說起兒子，說你們知道他什麼樣兒吧。
我搖搖頭，不知道，也沒問過。
他試探地瞄了下葉嫂，又看我，說：“鎖起來了。”
她帶點着惱的笑，從腰裏拔出一串鑰匙：“我不許他看。”
堂屋邊上有個小門，鎖打開了，門裏頭有一個箱子，也上着鎖，用更小的一個鑰匙打開。
葉哥拿出來一捆東西，用燒焦一角的舊紅領巾扎着，是孩子的獎狀、照片。拆開給我看，都是從去年廢墟里扒出來的，不少殘缺不全，他帶點笑，說你看這個獎那個獎，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時候，葉嫂“刷”一下就站起來，走了。我說：“葉哥，你去看看吧。”他去了，鏡頭沒跟着，等在原地，也沒再往下拍，就到這兒。
過一陣兒，葉哥挑水回來，我出屋去接他。陳威站在屋裏架着機器，那算不上採訪，只是說話。我說：“我這來了幾天，你喝好幾頓酒了，可比去年喝得多。”
葉哥踩着石頭，腳尖輕敲：“以往從不喝酒，現在沒兒子管我了，原來呢，他在的時候就說，爸爸，你少喝點，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我還希望，有朝一日，有下一個兒子的話，還像我前一個兒子那麼聽話，哎呀，簡直是萬福，真的是萬福。”
我說：“但是葉哥，你現在要生孩子啊。生孩子你不能喝酒，對吧？”
葉嫂用腳踢着那塊石頭：“他是不聽的，他是不聽的。”
“我還是要聽，聽我還是要聽，聽還是要聽。”葉哥說。
我說：“這是大事。”
葉嫂抬起眼，對我埋怨：“他從地震過後到現在，是又吸煙又喝酒。”
葉哥說：“你都不能給我保密啊？”
我說：“你這得接受監督。”
“行。”
我說：“你得答應我們。”
“我一定答應你。”他說。
就這些家常話，完整地放在節目裏，這種採訪是我以往的大忌，我覺得記者不能發表意見，不要議論，不要參與別人生活，我對自己有很多的要求。
現在我知道，有時話本身可能沒什麼意義，它只是到了嘴邊。
在北京時，有位兄長的親人過世，朋友們勸解他，說其實死去的人解脫了，唯有生者痛苦。
他不說話。我心想，像我這樣的生者，怎麼配這麼想。
兄長順路捎我回家，他坐在出租車的後座，我坐在前座，都沒說話，車裏忽明忽暗，都是沿路的燈，過一會兒他開腔了，他說他決定要生孩子了，兩個。說你要是遇上了解你的男人，就生個孩子。
我沒搭腔。
黑暗裏，他的手隔着柵欄，在我肩膀上，輕拍一下。
像是滿心說不出來的叮嚀，也是一種不必說出來的安慰。
志全的媳婦懷孕了。
人們總是說，新的生活就這麼開始了。忘記吧，忘記過去，新的生活就開始了。
採訪的時候，家裏女人們都在灶間忙，給建新房的工人們備飯，木柴燒旺的火膛上，吊著漆黑的小鍋子，咕嘟嘟煮着，皮肉燉爛的味兒，帶着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兒，漫得滿屋子都是。志全媳婦不愛說話，正拿辣椒和鹽巴往鍋里抖，火映得半邊臉上發亮，我問她肚子裏孩子動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她低頭撥火，過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哭了。
她說：“昨天夢到我女子，夢見她買了糖粒子，八十顆，問哪兒來的錢，她說是爸爸給的。”
我明白她。
手從奶奶臉上滑過的時候，有人在邊上對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淚掉進去”，把棺木關上了。
怎麼會哭呢？我有什麼資格哭？
在我小得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她就在那裏，青布的斜襟大襖，掖一隻淺灰的手絹，通紅的石榴花開滿樹，她用小勺把嫩黃的雞蛋羹划幾下，把軟滑的小方塊喂到我嘴裏。雨在檐頭輕輕地頓一下，拉長一點，落下來，落在青磚地上一個細的小渦，小水滴四濺。
吃完了，她用額頭頂着我的額頭，讓我的小脖子長一點勁兒。
哄我喝葯時，葯邊總放一碗水，手裏一粒話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藥，她就先喂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裏，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幫子，硬硬的還在。
長大一點之後，她的頭髮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個梳子別住她頭髮，毛巾鋪在她肩膀上，拿小銀剪把長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後面有一個很深的窩兒，那兒的頭髮特別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說“不要動不要動”，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讀回來，她在爐子上烤了紅薯片和花生，我遠遠地順着甜香就進了門。我吃東西，她給我捂着手，用山西話說“怎麼老是冰淬的”。我倆雙雙把額頭貼近鐵皮爐子，藉著那點暖和氣兒說個不了。她有時候自己也笑：“就是憨親哩。”
她老了，貼身穿着我小時候的紅棉襖，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幾次回家，給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藥，我在邊上放一碗水，手裏放一粒話梅糖，頂着她的額頭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涼的紋路印在我額頭上。她嘆口氣：“你怎麼還不結婚呢，你結了婚我心裏就靜罷了。”
她九十歲時，我回家過完年要走了，走了幾步，又轉回身看着她。
她拿拐杖輕點一下地，說：“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遺物，抽屜里有我從沒見過的我爺爺年輕時的照片，還有一個《毛主席語錄》的紅塑料皮，夾着我嬰兒時的照片。挖墓穴的農民在邊上抽煙談笑，生老病死在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恆。我坐在棺木邊的地上，手裏攥一把黃土，天上白雲流過。我第一次有了生一個孩子的想法。那個孩子會是新的，我用手輕撫奶奶的棺木，她會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離開楊柳坪的時候，羅陳說：“錄個結束語吧。”
我們下了車，雨下得又輕又細，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濕了，去年的裂縫裏青草簌簌地拱動，濕黑的山坡上一層一層墨綠的杉樹林，梨花淺白，空氣里都是水滴和鳥叫。我站在細雨中，說了最後一段話：“一年之後，我們重回楊柳坪，去年地震的時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體，現在已經慢慢重新覆蓋上了草木，就在這片山巒之間，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莊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這樣，經歷了磨難和艱辛，正在生根發芽，一片葉子一片葉子地長出來。我們離開的時候清明已過、穀雨將至，楊柳坪到了雨生百穀、萬物生長的季節。”
做完這期節目，評獎的時候，夏駿在，他是以前“新聞調查”的老製片人，常敲打我。這次開會，到他發言評價節目，他頓了一下，說：“柴靜是個漂亮姑娘。”
底下人笑聲噓聲四起。
他接著說：“她自己也知道，所以老忘不了。”
我抬頭看他。
“這次她忘了，所以節目好。這算她的成年了。”
第三年的時候，我巳經離開“新聞調查”，沒有去楊柳坪，同事們接着去了，不管是誰，記得就好。史努比說的，“記者”就是“記善”。
也有人說，該換個主題了，給觀眾一些新鮮感。
看《讀庫》，《霸王別姬》的編劇蘆葦說他有一年寫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導演看了沒興趣，“主題沒新意”。
他批評這位導演後來的作品：“只刻意求新，為賦新詞強說愁，所以矯情虛妄。生活並不需要時時有新的主題，即使是華麗的《霸王別姬》，力量也在於真實的市井人性。”
他說：“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我和爺爺。誰也沒聽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時間我醒時夢裏都是那幾句，老覺得他在唱“什麼什麼楊柳坪哦……村噥”唱得我心裏一起，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