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社會責任

1、淑世精神

梁漱溟先生晚年，接受一位美國學者的訪談，內容集結成書，書名是《這個世界會好嗎？》可以說，這個書名是兩千多年來中國讀書人的共同願望，即希望以個人的努力來改善世界，這叫做“淑世精神”，而孔子就是這種精神的代表。

孔子本來在魯國做官，做得還不錯，但是因為君臣之間不能配合，他就掛冠而去，周遊列國，帶着學生到處走。有一次他們走到一條河邊，找不到渡口，遠遠看見兩個人在附近耕田，孔子就讓子路去問路。子路去了，問第一個人，渡口在哪兒？這人不直接回答，他遠遠看到孔子坐在馬車上，手拉韁繩，就問子路，那位車上執鞭的人是誰？子路說，是魯國的孔丘。這人便說，孔丘知道渡口在哪兒。什麼意思呢？等於連當時隱居的人都聽說孔子帶着學生周遊列國，他們對孔子的評價是，孔子了解人生的渡口何在，也知道怎麼過河。亦即承認他高瞻遠矚，知道社會要往哪兒發展，出路在何處，只是因為時代不對，才使他寸步難行。

子路得不到答案，去問第二個人。這人聽到他們的對話，反問子路，你是誰呢？子路說，我是孔子的學生。這人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論語·微子》）天下大亂，到處都一樣，誰能去改變它呢？你跟着逃避壞人的孔丘，還不如跟着我這逃避壞世界的人呢！說完，繼續耕田，不再理他。子路回去，把情況報告給孔子，孔子一聽就知道這兩人是隱士。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

孔子神情悵然地說：“我們沒有辦法與飛禽走獸一起生活，如果不同人群相處又要同誰相處呢？天下政治若是上軌道，我就不會帶你們去試圖改變了。”

這句話充分地表達出儒家的“淑世精神”，顯示出一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實現，還要做，為什麼？因為逃避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全都歸隱山林，求得個人自在，那這個社會要怎麼辦？天下無道，更需要知識分子出來努力改善，即使知道力量有限，再怎麼做也無法達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但還是不肯放棄。所以，儒家的智慧並不表現在解脫上，而表現於：在適當的時代與環境中，以適當的途徑去達成理想的結果。這是“擇善”與“善擇”的能力，其基礎則是：若不如此，則無法心安。

還有一次，孔子的車隊往前走了，子路在後面沒跟上。他到處找不到老師，看到旁邊有一個老人在除草，就上前請教，請問您看到我的老師了嗎？老人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你這個人四肢不勞動，五穀也分不清楚，我怎麼知道你的老師是誰？子路聽到老人訓他，就拱手而立，站在路邊。老人看他表現恭謹，心想，好吧，帶你到我家去住一晚吧；就留他在家過夜，殺雞做飯給他吃，又叫自己的兩個兒子出來相見。第二天，子路跟上了孔子的車隊，向老師報告這件事。孔子一聽，就知道遇上了高人了。他讓子路回去轉達一段話，子路返回，老人卻不在了，他就對着老人的家人把話說出來：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

不從政是不應該的。長幼之間的禮節都不能廢棄，君臣之間的道義又怎麼能廢棄呢？原本想要潔身自愛，結果卻敗壞了更大的倫常關係。君子出來從政，是做道義上該做的事。至於政治理想無法實現，則是我們早已知道的啊。

這等於是孔子對於隱者批評所作的回應。儒家的原則是，沒有國哪有家？國家不上軌道，人群之間的倫理關係也無法建立。因為一個人活在世間，註定要在家庭中慢慢成長，家中便有了“長幼之節”。家庭能夠存在，必須要受國家的保護以及各種社會政治組織的維繫。進入社會之後，便要肯定“君臣之義”。你既然叫兩個兒子出來相見，說明你肯定了長幼之節，但比長幼之節更重要的君臣之義，你怎麼不要呢？孔子認為，你要使這一生不要牽涉黑暗的政治而保持自家的清白，結果反而廢棄了更大的倫常關係，這是不對的；讀書人出來做官，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人群，為了做道義上該做的事，這是讀書人應該有的一種志向，即使知道理想不能實踐，但還是要做。

還有，你自己受過教育，有很高的理想，但看到天下大亂，就設法明哲保身，這當然也是一種選擇，不過在這種選擇下，你怎麼樣教育下一代呢？你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與人和睦相處，不是嗎？因此，只有成人的隱者，卻不能有小孩的隱者，隱者註定要以個人身份選擇隱居，卻不能廣為傳揚此一思想，呼朋引伴。不像儒家可以名正言順的通過教育，結合志趣相近的人，從事人間改革，同時又使自己心安。此所以儒家成為文化主流，而道家必須求諸少數智慧特高而定力超群的人。但是，如果整個國家都腐敗了，少數幾個人還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嗎？我想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讀書人必須要有“捨我其誰”的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用個人的努力來改善這個世界，如此才能響應到梁漱溟先生所說的《這個世界會好嗎？》。

2、社會責任

說到社會責任，可以用一個譬喻來說明：一個國家就像一輛遊覽車，領導人負責開車，帶我們到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去觀賞享受，但是車開到一半，他突然心臟病發作，倒下來了，請問在這時候車上的人有誰可以繼續開車？是有錢的嗎？有權的嗎？力氣大的嗎？還是想開車的人呢？都不是。這時有個孔子，把開車的原理及車的構造都學會了，自然是他這個會開車的人有使命和責任把大家帶到一個理想的世界去。這就是何以知識一定帶來使命，何以讀書人要有一種責任感，在飽讀經典，了解過去幾千年社會發展的歷程之後，能夠總結經驗，引領大家走上正途。這就是儒家的入世情懷。儒家從孔子開始，就準備有了才華學問之後，可以造福社會，負起社會責任。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子罕》）

子貢說：“假設這裏有一塊美玉，那麼把它放在柜子裏藏起來呢？還是找一位識貨的商人賣掉它呢？”孔子說：“賣掉吧，賣掉吧，我是在等待好商人呢。”

子貢是孔子的學生，口才非常好，說話喜歡用比喻。“賈”可以解為“商人”，善賈就是好的商人或識貨的商人，在此比喻有眼光的政治領袖。“沽之”，代表希望有人任用我，可以讓我得君行道，濟助天下百姓。成語“待賈而沽”就出自這裏。但是一個人光有本事，有服務社會的願望還不夠，還需要什麼？機會。需要有人賞識你，信任你，給你機會，讓你放手去干。可惜這樣的機會不多，連孔子都沒有得到。所以提到社會責任，很多人自以為有責任，但社會不見得需要。譬如我在很多地方演講，常常有人跟我開玩笑，說你再講也一樣，社會還是這麼亂。我聽了之後，只能自我解嘲，因為不講的話，社會可能更亂，我所求的只是心安而已，儘力而為。《孟子》裏有一段話也體現出孔子這種社會責任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人之三月無君，則弔。’”（《孟子·滕文公下》）

周霄問說：“古代的君子做官嗎？”孟子說：“做官。有記載說：‘孔子三個月沒有被君主任用，就着急起來；離開一個國家，必定帶着謁見另一個國家君主的見面禮。’公明儀說：‘古代的人三個月沒有被君主任用，別人就要去安慰他。’”

古時候見諸侯要帶見面禮，見面禮通常是“雉”，即很漂亮的野雞。你帶一隻雉去，表示你的心意，別人才會考慮給你機會。孔子離開一個國家時，會帶着去下見一個國家國君的見面禮，說明什麼？說明他真的很想做官。但他做官不是為自己，而是不忍天下蒼生陷於痛苦，希望有機會替老百姓服務。而古代的君子如果好幾個月都沒被君主任用，別人就要去慰問他了，為什麼？因為讀書人沒有官做就好像農夫沒有田耕一樣。人的社會分工不同，能幹而有才學、有品德的人出來做官，等於各盡其職，共同為社會服務。但儒家提到的這種讀書人的社會責任也不是隨便遷就的，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有人用我就做事，沒有人用我就隱居起來，做什麼？繼續修鍊。也許別人不用你，是因為你實力不夠，還沒有準備好。孟子也說：“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當官當然想當，但不能為了官位不擇手段，做違反原則的事。孔子有一個學生叫閔子鶱，被魯國的大夫季氏看上，要派他當縣長。閔子鶱對傳話的人說，你好好替我推辭掉吧！你如果再來找我的話，我就要逃到汶水以北，跑出魯國的邊界了。閔子鶱為什麼拒絕做官？因為季氏實在不是一個好領導，在他手下當官，你可能要放棄原則而遷就他，這樣一來就違背了儒家的立場。

古時候老百姓受教育的機會不多，生活條件比較簡陋，因此讀書明理的人從政大有可為。但是有時候主觀的信念和客觀的實踐會有差距，這時候就要看各種條件能不能配合。孔子也認為自己是一塊美玉，有一定的水平，是可以讓人放心的政治人物，可是他不一定有機會。但他作為一個讀書人，總認為我只要盡我的力量去做，能不能達成目標是另一回事，至少我儘力了，這就是讀書人的社會責任。而這一份嘗試過、努力過的心愿，如果一代代傳承下去，則可以維持整個社會的進步，世界的改善也就會有了希望。

3、孔子想移民

孔子之前，商朝的遺老箕子曾移民到朝鮮半島，現在朝鮮還有箕子的墓和廟。孔子是魯國人，如果移民的話，一渡海也到了朝鮮半島，那現在大家恐怕要爭孔子是哪一國人了。孔子想移民是危言聳聽嗎？不是的，孔子其實慎重的思索過這個問題，《論語》裏有證據。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

孔子說：“我的理想沒有機會實現，乾脆乘着木筏到海外去。跟隨我的，大概就是由吧！”子路聽了喜形於色。孔子說：“由啊！你愛好勇敢超過了我，但是沒有地方可以找到適當的木材啊！”

“道”就個人而言，指人生觀或理想，亦即個人對於世間一切“應該如何”的體認。“浮於海”的目的是要遠赴海外，就像孔子後來“欲居九夷”的念頭。孔子說他如果移民，到時候能跟他去的，大概只有子路吧！因為子路這個人既勇敢又豪氣，必會拋棄一切跟着老師去。別的學生可能不願放棄自己已有的成就。子路聽了很高興，以為老師需要他當保鏢。孔子只好又補上一句：“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表示子路雖然勇氣勝過別人，但有點有勇無謀。“無所取材”四個字有人理解成：孔子教訓子路，說你根本就不能判斷我是在感嘆，並不是真的要移民。“材”與裁斷事理的“裁”通用。但是哪裏有這樣的老師，前面說要乘木筏到海外去帶着子路，後面又說子路你怎麼那麼笨，你不能判斷我是在感嘆，並不是真的想去嗎？沒有這樣教人的。因此，正確的理解是，前面講的木筏需要木材做成，後面說找不到這樣的木材，表示我並不是真的想出國，只是感嘆這裏用不上我罷了。

還有一段孔子說他“欲居九夷”，“九夷”是古代的淮夷之地，在齊、魯的南方，非常落後。孔子想離開齊國魯國這些中原地區的大國，到落後的蠻荒地區去居住。有人說，那種地方非常簡陋，怎麼能夠居住呢？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君子到任何地方去住，都可以安貧樂道，因為他看重的在內不在外，真正的快樂、價值、尊嚴是由內而發的；君子如果到落後的地方去，正好可以從事教育，好好地把他的思想做個介紹，因此怎麼會覺得簡陋呢？由此也可知，孔子認為自己可以做到“化民成俗”。

當然，孔子想移民只是一時興起，總覺得我在這裏不能發揮抱負，還不如到別的地方去。但他畢竟沒有成行，因為他有很深的文化認同。古代中國人以自己為文明開化者，稱四方之族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周朝各國雖然號稱是已經開化的社會，卻還不如那些文明未開的少數民族，為什麼呢？因為春秋期間，周朝亂的時候曾經五年沒有天子，魯國九年沒有國君。夷狄雖然在文化上比較落後，但還知道維持一個地區的安定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需要有一個領袖大家來支持。孔子感嘆中原國家明明文化比較開化，政治卻十分混亂，反而失去了一些做人的基本原則，上下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分寸，造成天下大亂，人民受苦。他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兩句話雖然堅持原則，未免消極被動，好像只能默默等待明君的重用。同時，“有道”與“無道”如何分辨？果真天下有道，何必需要孔子？萬一天下無道，孔子也無可奈何。翻開歷史，總在有道和無道之間擺盪，知識分子豈能置身事外？所以孔子這種想法註定是難以實行的，亦即他無法真正隱退。

孔子如果生在今日，會不會也想移民？答案不得而知。多半他還是會像以前一樣，繼續“知其不可而為之”，盡好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莊子》裏提到孔子說天下有兩大規律，一是對父母的孝順和思慕不能改變，二是對國家的忠誠不能改變。為什麼？你離開這裏到別的地方去，還是有相關的國家制度，包括各種人權及社會的規範；你說這邊很亂就避開，別人那邊很安定，你去坐享其成嗎？孔子即使想移民，也絕不是去享福，去享受別人奮鬥成果，而是要去加以改革和完善。像他說的到九夷之地願意去從事教化工作，願意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儒家思想認為，一個人不能夠選擇生在什麼樣的時代，也不能夠安排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你只能了解和接受實際情況，然後設法盡自己的力量去加以改善。人類世界沒有完美的階段，古代的黃金時期往往只是假想中的，並非真的那麼美好。所以你只能去改善這個世界，而改善世界要從改善自己開始。自己改善了，整個社會才能慢慢跟着改善；自己不改善，腦袋裏缺乏正確的觀念，天下再怎麼太平美好，你一樣會覺得煩惱痛苦。

4、名正言順

孔子帶學生到衛國去，衛國當時正在發生糾紛。衛靈公的太子蒯聵，得罪了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南子把他趕到國外去。衛靈公一死，孫子衛出公接了君位。這一下，做兒子的沒當上國君，做孫子的反倒繼承君位，這個兒子當然要回來搶，結果造成父子爭位的局面。孔子去的時候，衛出公已經當政好幾年了。子路請教老師，衛國這麼亂，如果請您來負責政治，您要先做什麼事？一般來說，我們會選擇先把經濟搞好，別的再說，但孔子不這麼看。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

孔子說：“一定要我做的話，就是糾正名分了！”子路說：“您未免太迂闊了吧！有什麼好糾正的呢？”孔子說：“你真是魯莽啊！君子對於自己不懂的事，應該保留不說。名分不糾正，言語就不順當；言語不順當，公務就辦不成，公務辦不成，禮樂就不上軌道；禮樂不上軌道，刑罰就失去一定標準；刑罰失去一定標準，百姓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

這段話非常具有邏輯性。“必也正名乎！”成為孔子為政的第一項考慮。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跟“正名”有什麼關係呢？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關鍵之一。“名”有兩種，一種是名實，一種是名分。名實就是有名有實，“桌子”是一個名稱；一張桌子擺在眼前，這是事實。我們平常講名實的時候比較簡單，譬如你問這人叫什麼名字？他說我叫某某。某某就和這個人連在一起了。任何東西都有名稱，每一個人只要客觀認識，都可以掌握。名分則回歸到一個名稱所對應的本分，代表配合某種身分、角色、地位，要有某種分寸、要求和標準在裏面。因為人的世界最大的特色在於他除了實然還有應然，實然就是事實上如何，應然就是應該如何。如果光講實然，不問應然，社會就沒規矩了，就亂掉了。所以孔子的“名正言順”是從“名分”的角度去考慮的。

孔子在齊國時，有一次齊景公問他，政治該怎樣去推動？孔子說了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個“君”是名稱，是現在的君，第二個“君”是本分，是理想的君，意思是你有君的名稱，就要有君的理想表現，要學堯舜禹這些。臣臣、父父、子子也一樣，可以翻譯為：“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齊景公聽了，覺得很有道理，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算國家糧食很多，我吃得到嗎？等於大家都要各安其位，各盡其責，社會才能穩定和諧。

現在衛出公當了國君，他的父親也就是太子從國外回來了，認為自己才應該當國君。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是對的，對方缺乏正當性、合法性。到底誰應該繼承君位？先佔位置的就算贏嗎？用非法手段得到地位也無所謂嗎？誰是君誰是臣要弄清楚，否則亂局會一直維持下去。所以孔子說，治理衛國的問題先要“正名”，把君臣父子之間的名分糾正清楚。否則，名分不糾正，言語就不順當。因為你說話要根據你的身分，你扮演什麼角色，說出來的話就要符合相應的角色。如果言語不合乎身分，你怎麼去推動國家的事務呢？公務辦不成，禮樂就不上軌道。禮樂是人與人之間適當關係的表現，禮樂不上軌道，刑罰就失去一定標準，到最後老百姓為所欲為，造成天下大亂。天下大亂，你當國君的也不能夠好好生活下去。

所以儒家重視名分，要名正，才能言順。一個人具有什麼樣的身分，他說出來的話才有適當的效果，你不能越權。假設你只是一個秘書，你要替老說話，那是不行的，除非你有明確的授權，否則你說出來的話只代表秘書。所謂“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隨意加給不適當的人，他就會誤用、濫用，造成問題。同樣，具有某種名分，就要盡量做到這個名分所要求的標準。只有每一個人都盡到他的責任，把他的本分做到，社會才能安定。政治上也是如此，要先糾正名分，後面一系列才能做到言順、事成、禮樂興、刑法中，老百姓才知道該怎麼生活發展下去。

5、上行下效

魯國有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他們的子弟是世襲的，生下來就有官兒做。尤其是季氏一家，權力特別大。到了季康子的時候，二十幾歲已經當上魯國的正卿。這時候孔子正在擔任國家顧問，季康子這個年輕的大官就來向孔子請教，應該怎麼樣從事政治呢？孔子的回答很簡單：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政的意思是正，當政者帶頭走上正道，誰敢不走上正道？換句話說，一旦政治領袖不走正道，天下百姓豈不絕望？這話是一個老人家對年輕人的期許，但這個年輕人也許只想着怎麼運用手中的權力，聽到自己必須先行得正，坐得端，大概會感到很大壓力。當時魯國的強盜很多，季康子又問，盜賊太多怎麼辦？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如果你自己不貪求財貨，就算有獎賞，別人也不會去當強盜了。什麼意思？因為在上位者貪得無厭，有些人迫於生計或有樣學樣，才淪為強盜。反之，如果領導人不那麼貪心，百姓也會有廉恥之心，自重自愛。孔子這話說得非常坦直，甚至有點誇張，目的是讓為政者早些覺悟。

季康子接着請教孔子，如果我把那些為非作歹的人都殺掉，去親近那些修德行善的人，這樣做如何？這種話一聽就知道太殘酷了。美國一位政治學者說，政治最重要的是避免殘酷。一個人大權在握，動不動就要把壞人殺掉，但他忽略了一點，沒有人生下來是壞人，壞人是社會環境、教育制度等各種因素配合起來使他走上邪路的。換句話說，壞人是從平常人墮落成壞人的，好人也是平常人努力才成為好人的，不能把人簡單的進行二分法。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孔子回答說：“您負責政治，何必要殺人？您有心為善，百姓就跟着為善了。政治領袖的言行表現，像風一樣；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表現，像草一樣；風吹在草上，草一定跟着倒下。”

孔子有一種趨勢的觀念，譬如我們說天下無道或天下有道，無道是天下正在走向無道的亂世，有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有道的治世，都是一種趨勢，不可能黑白二分。人也一樣，人是自由的，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明明有嚴刑峻法，卻還去為惡，可見惡的誘因很大。誘因之一就是教化失敗，而這正是領導者的責任。

但季康子這位年輕的大官以為只要把違法亂紀的人殺了，問題就解決了。殺人好像就是一句話，隨便就能消滅一個人。事實上，春秋戰國一路下來，戰爭太多了，老百姓的命太不值錢了，殺人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孔子是完全不能接受這種想法的。他說您來負責政治，何必要用殺人的辦法呢？您自己願意走上正路，老百姓自然就跟着你去行善了，這叫做“風動草偃”，領導者的行為表現像“風”一般，老百姓的行為表現則像“草”一般；風吹向東，草就倒向東，毋寧是十分自然的。這正是我們常說的“上行下效”或孟子所說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上位的人喜歡什麼，底下的人就會變本加厲的提供，以博取領導的歡心，這是社會常見的情形。

孔子的用心是希望領導者“以身作則”，打破階級對立格局，上下一起來追求美善和諧的人生。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你用德行來治理國家，就好像北極星一樣，北極星的位置不動（北極星在古人的認知裏面是不動的，當然今天的天文學告訴我們宇宙里沒有完全不動的星球，因為你找不到一個定點去測量它動還是不動），別的星辰環繞着它各居其位，既和諧又有序。你如果以德行來治理國家，你本身不用做事，天下就通通上軌道了。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舜只是以端莊恭敬的態度坐在王位上，就把國家治理好了。為什麼？因為他治國的時候先修養自己的德行，當政者成為善的典型，老百姓就會朝着善的方向走，這就是儒家的無為而治，要先“恭己”，自己做得正直、謹慎。所以，當政者千萬不要想着隨便去殺人，把壞人通通殺掉，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如果這個辦法成立，恐怕很多國家都剩不下多少人了。應該怎麼辦呢？透過教育，透過政治的方法，讓老百姓走上正途。沒有人生下來就是壞人，每一個人都有希望走上正路。只是領導者要找到正確的制度設計，讓每個人一生可以過得比較安穩。

所以，“上行下效”來自“人性向善”的基本觀念。在上位者的“德”一旦表現出來，人心自然樂於順從，向著“善”去安排自己的人生，自然可以天下太平。相反，在上位的人為惡，老百姓也會跟着為惡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孔子認為這是不成立的。在上位的人為惡，老百姓會很生氣，可能導致天下大亂了。

6、一言興邦

魯國的國君魯定公有一次請教孔子，“一言可以興邦，有諸？”一句話就可以讓國家振興，有這樣的事嗎？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論語·子路》）

孔子回答：“話不可以說得這樣武斷，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話是：‘做君主很難，做臣屬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難，不是近於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盛嗎？”

“幾”是近似、接近的意思。國家興亡的原因原本十分複雜，即使專就君主的責任而言，也只能說“近似”而已。孔子認為，君臣如果知道自己是替老百姓做事，責任非常重大，需要好好努力，就沒有問題；相反，君臣如果不替百姓設想，反而作威作福，國家又怎麼可能興盛呢？儒家特彆強調“謹慎”二字，只要是替大家服務的事情，都要戒慎恐懼。孔子曾以禹做例子，說禹吃得簡單，對鬼神的祭品卻辦得很豐盛；穿得粗糙，祭祀的衣冠卻做得很華美；住得簡陋，卻把全部力量用在溝渠水力上，因此“禹，吾無間然矣”，對於禹沒有任何批評，因為禹戒慎恐懼，知道事情做好很難，所以努力在做。

還有一句話叫“人飢己飢，人溺己溺”，出於《孟子》。禹負責治理洪水，看到有人淹死，就好像是自己讓他淹死一樣。稷負責種植五穀，教老百姓稼穡，看到有人挨餓，就好像是自己讓他們挨餓一樣。如果領導者能夠有這樣的心意，認為每一個百姓所遇到的困難都是我的責任所在，我要想盡辦法幫助他們，國家自然就會興盛。背後的道理是什麼呢？領導者要把自己的快樂憂愁和老百姓結合在一起，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以天下人的快樂為樂，以天下人的憂愁為憂。宋朝范仲淹把它引申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實上，這句話不容易做到。後天下之樂而樂，誰做得到呢？等於天下人都快樂了，我這個領導人再來快樂，那你恐怕永遠都快樂不起來，因為天下總有人不快樂。但重要的是你要有責任感，要想盡辦法用你的知識、能力、才幹，尤其德行來幫助百姓，始終戰戰兢兢，夙夜匪懈，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知道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任何時候都不鬆懈，專心盡自己的責任，這樣國家才可能興盛。

既然一言可以興邦，魯定公接着問了，“一言而喪邦，有諸？”，一句話就可以讓國家衰亡的，有這樣的事嗎？孔子回答：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

有一句話是：“我做君主沒有什麼快樂，除了我的話沒有人違背之外。”如果說的話是對的而沒有人違背，不也很好嗎？如果說的話是不對的而沒有人違背，不是近於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衰亡嗎？

等於你身為國君，聽不進別人的諫言，別人的話和你的想法不一樣，你就不接受，完全不了解忠言逆耳的道理，這樣下去國家不就滅亡了嗎？所以“一言喪邦”是告誡身為領袖的人一定要謙虛，要能聽取不同意見，千萬不要自我中心，太過主觀。儒家思想非常忌諱政治領袖主觀太強，認為我有權力，我說了算，我就可以拍板定案，大家都得聽我的。這樣一來，大家都只說好話，不說批評的言論，社會怎麼改善呢？最後恐怕大家都要陷於困境了。

孟子有個學生叫樂正子，他去魯國當大官，孟子高興得晚上睡不着覺。別人問，你這個學生有什麼優點呢，他做官你這樣高興？說實在的，樂正子的能力不是很強，德行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個好處，喜歡聽取別人的建議。一個人如果非常謙虛，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別人就願意給他建議、幫助，天下人都來跟他講怎樣做更好，他自然而然集大成，把所有好的意見彙集起來加以實踐，最後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如果你認為官大學問大，官大道德高，只要有了官位，說什麼都是對的，就很容易讓一個國家走上衰亡之路。後來孟子見梁惠王、齊宣王這些國君，經常提到類似的觀念。有一次孟子直接告訴齊宣王說，你當國君，不要隨便指導別人該怎麼做。為什麼？因為古代國君是世襲的，他父親是國君，他也是國君，但他不見得懂得怎麼治國。懂得治國的是一些專業的知識分子，這時候你要信任這些專業人士。孟子舉了一個例子，假設這裏有一塊原始的玉石，就算它價值二十萬兩，也一定要找玉匠和專家來雕琢。治理國家也是一樣，越是重大的任務，越需要專業人士。別人學了一輩子只有這麼一個專長，為什麼不讓他去發揮呢？

我們今天在一個團體中也是一樣。你要能領導別人，首先要設法從每一個人身上學到一些長處，要能敞開心胸聽取有價值的言論。千萬不要聽到別人講自己的過失，就很生氣，找借口去辯護，這樣一來怎麼會改善呢？我們應該學習古人的態度，譬如子路聽到別人說他的過失就很高興，大禹聽到有價值的言論會向別人拜謝，舜更了不起，他從別人身上選擇某些優點，自己來加以實踐，到最後變成天下最偉大的一個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