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報恩

一天，杜阿姨給我帶來一個驚喜——胡蘭，肚裏還懷了個孩子呢！我哭了，看到她好高興啊。她也哭了，到監獄裏來與我相見，心裏難受極了。這是1949年2月，這時我已經在獄中待了一年多了。

我們通過幾次信，我給她寫過五次，可她大概只給我寫過三次。她老是為自己找借口，說家國去世后，怕自己寫不好。我想起了杜阿姨跟我講過胡蘭的痛苦，也就不怪她信來得少，寫得語無倫次了。在她最近的一封信里，她說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訴我——她沒說是什麼事——只說她很開心，要讓我也開心。

那麼這就是她的新聞了：她又結婚了，嫁了個好男人，匡安。這是你亨利舅舅以前的名字，後來他才改為亨利·匡。呵，他那時的相貌和現在相比簡直跟換了個人似的：他那會兒瘦得皮包骨頭，哪像現在挺着個大肚子；一頭濃黑的頭髮，眼鏡片也沒現在這麼厚。他雖說不上英俊，但看上去還是蠻討人喜歡的，說話彬彬有禮。海倫會告訴你他們是怎麼相識的。當時家國去世才半年，她會告訴你這是一見鍾情。或許他是這樣的，可我覺得她考慮得很實際。她看準了機會，就抓住了，一點也不錯過。

我這麼說只是因為我知道胡蘭是多麼愛家國。她對他可真算得上一往情深，就像我和你父親一樣。我想她只有一點遺憾，就是家國沒有同樣對待她。她對他一見鍾情，他對她彬彬有禮。

但匡安愛胡蘭愛得神魂顛倒！無論她要什麼，他馬上就給辦。她要他幫我出獄。他本來是個什麼軍官，駐紮在東北。共產黨解放東北后，把所有的舊軍人都趕出去了，於是他和胡蘭就到了天津。後來這個城市也被攻佔了，他們又跑到上海。他在上海有個同學，大有來頭，是全市教育界的頭。這個人跟律師、法官和警察搞得很熟。胡蘭說，匡安只要跟這個教育部長說一句話，一個個傳過去，最後我就能出獄了。

我相信她。我沒問，匡安真有那麼大能耐嗎？他的朋友會聽嗎？蹲監獄的時候，只要有人給你一點點希望，你就會抓住不放，不管它是哪兒來的。

我在獄中大概又待了兩個月，一天，有人來叫我了，說，"江雯麗，可以出獄了。"就這麼簡單。我什麼也沒問，也沒人給我作解釋。我和難友一一握了手，祝她們過上好日子。我還想再說什麼，她們把我噓出來了，叫我趕快走，免得機會失掉。

出大門前，一個獄警給我一份文件，要我簽字，說我自由了。在這份文件的"因何出獄"欄上，已經有人寫了："錯判"。你能想像我當時的心情嗎？就因為一個錯誤，讓我在監獄中待了一年多！終於自由了，我高興得哭了起來，但同時心裏又很氣。

杜阿姨等在監獄外面，我們上了公共汽車。我們回到我和吉米一塊住過的那個套房。一路上我發現這個城市變了樣子：銀行、商店、學校和飯店，那麼多地方全都關了門；大街上小轎車開來開去，裏面擠滿了人和東西，包裹塞得滿滿的，從車窗里擠出來了。

人們總是說，每天有十萬人在逛南京路。我出獄的那天，肯定有十萬人推着手拉車，車裏塞滿了各種各樣奇怪的東西，大米啦，貂皮大衣啦，諸如此類的東西。杜阿姨說，他們都是去火車站和輪船碼頭的，想趕在共產黨來之前逃到廣東和香港去。

我到家的時候，胡蘭正在做飯。她衝上來，捏捏我的瘦臉說："或許我做菜的手藝從來就比不上你，可今天，我想你的胃口會比平時更好。"她的新丈夫把我引到沙發上，叫我把頭靠在靠背上，把腳擱起來舒服些。我真心地感謝他。

"匡安，"我說，"要沒有你的幫助……"

他打斷了我的感謝話，"不要再提起了。"

"真的，"我說，"要再在那兒待下去我連六個月都活不到了。"

"你已經出來了，"他說，"就好了嘛。一切都過去了。"

真的，他真是太客氣了。於是我也很可笑地變得客氣起來。"我知道這事得費多大週摺呀，"我說，"說不定你還得花些錢呢。不管怎麼說，我永遠欠你們的情。有朝一日你用得着你們的朋友江雯麗，儘管開口。每次只要我能辦到，只會增加我的快樂。"

他的臉紅了。我想，他那麼謙虛。

胡蘭像只百舌鳥似的嘰嘰喳喳說個不停，"我不早告訴過你嗎？只要一句話，匡安不過說了一句話嘛。好多大人物他全認識。當然我也跟在他後面跑了好幾次。我說，幹嗎要拖那麼久呢，讓她快點出來嘛。"

"不要再說話了，"杜阿姨說，"瞧這可憐的小人都瘦得什麼樣了，風一吹就能倒。"這倒是真的，我大概比一年前輕了十磅，後來就一直很瘦。

我回家后吃的第一頓飯很簡單：菠菜炒香菇片，雞蛋蒸肉餅，油煎黃魚，外加一碗魚頭湯。三菜一湯，四個人吃，分量也很少。我覺得杜阿姨看到我在打量最後一個菜，明白我在驚訝沒菜上來了。

"這頓飯很難得。"她解釋說。

"哦！"我附和了一句，"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是的，可你該知道，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吃這種東西了。"

"新幣又貶值了，"胡蘭說，"買一袋米，要六百萬新幣哪。真荒唐！錢比米還重！"

"那麼今晚這頓你是怎麼付的呢？"我問。

"我賣掉一隻小玉鐲，"杜阿姨說，見我一臉愕然，她又加了一句，"只能如此了。全靠這些東西了，只有這些東西還值錢。要是他們發現你在大街上賣金子或美元，就把你斃了。國民黨會對準你的腦袋開槍。"

"我們沒錢了？"我問杜阿姨。

"我不能說這話。我說他們不讓你在大街上賣金子或美元。我們還有一根小金條，是從你的銀行戶頭兌出來的，還有吉米寄給我們的大約兩百美元。另外還有你的金手鐲、金戒指、耳環什麼的一些小東西。所以說實在的，我們算是相當運氣了。"

然後我想起來了。"或許我們的運氣還要好些呢，"我說，"我的皮箱在哪兒？"我們進了房間。我打開皮箱，翻了個底朝天。我把它們藏在這裏都快忘了，可它們還在：十雙銀筷子，銀鏈條還串在一起呢。

眼下胡蘭和匡安跟我們住在一起——就在我和吉米住過的那套房間裏。他們住客廳。我和杜阿姨合睡一張床。這第一個晚上，我想肯定會睡不着的。我想起了兩年前我和吉米、淡若在一起生活的情景，那時多開心啊！但我覺得才睡了一會，杜阿姨就把我搖醒了。原來已經是早上了，她笑了，因為我靠在牆上縮成一團，我在獄中已經習慣這樣睡了。

吃完早飯，我送給胡蘭一件禮物：一對耳環。我把耳環放進她的盤裏，她丈夫想替她推辭。

"不，不！"他說，"沒必要再謝了。把耳環收回去吧，不要再爭來爭去了。"

我假裝沒聽見。"戴上試試看，"我對胡蘭說，"我就想看看你戴上耳環是什麼樣的。"她猶豫了一下——大概有五秒鐘吧——就戴了一隻上去，接着又是一隻。

你知道我說的耳環嗎？就是你海倫舅媽整天戴着炫耀的那一副，樣子很好看，兩個很厚的半圓，每端都有個金環，我們管這叫翡翠。這種顏色的玉非常難得，眼下貴得不得了。我送她這個，感謝她幫我出獄。

然後你猜我發現了什麼？那天杜阿姨和我一起出門去市場的時候，她對我說，"別再送禮物給胡蘭了，匡安不想讓你提醒他幫過你。"

我對杜阿姨說："他真是個好人，大好人，我知道。可我想我送耳環給胡蘭，他該感到驕傲才是。"

"不要送了。"杜阿姨嚴肅地說。

"阿姨，"我說，"他們只是出於客氣推辭一番。"

"或許胡蘭是這樣，可匡安不是的。"然後她告訴我，匡安一個月前來找她，當時我還在監獄裏。他很慌亂，很不好意思，原來他的那位同學不想見他，連走出辦公室打個招呼也不肯。他不敢告訴胡蘭，他的朋友嫌他來頭不大，不想見他；他無法幫她的朋友出獄。

"我不好意思告訴我太太。"他對杜阿姨說。

於是杜阿姨就說："不要再想這件事了。"

"他沒幫我？"我問。

杜阿姨搖搖頭。"他當然想幫。可結果，是我自己跑到衙門去的，"她說，"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只不過花了幾天工夫想一想。你瞧，現在上海亂糟糟的，誰在那兒管事呢？我就告訴牢頭，你有個在共產黨里當大官的親戚——名字嘛，不能告訴你。可我跟他們說了，'下個月要是共產党進城，發現江雯麗還在坐牢——哎喲！'"

"你是這麼說的？"

杜阿姨笑了，"你瞧什麼是權力，不就是把別人的害怕捏在自己手中，給他們瞧瞧！再說，興許還真有此事哩。說不定花生和小俞她媽現在已經成了大共產黨了，誰說不是呢？"

杜阿姨要我答應不告訴胡蘭。你瞧她是位多好的老太太啊！她要胡蘭為匡安感到驕傲。她說，不管怎樣，匡安也費了心。她不想讓大家知道她是真正的大英雄。只有我知道，對她來說這就夠了。

儘管如此，還是有好多次，我不得不咬住舌頭。海倫老是說，"現在我要你報恩了。"我明白她說的報恩是什麼。亨利也知道，但方式不一樣。可我也知道——又是另外一種方式。有時她要得很多，就像那一次，她要我把她弄到美國去，那是在1953年，當時她和你亨利舅舅已經逃到台灣。她向你父親和我要了好多錢。我怎麼說呢？——"我其實不想送你耳環，還我吧。"

不管怎麼說，大多數時間我還是很高興她在這兒，亨利也在這兒。他們的心是好的。我氣的是海倫好像什麼都知道的樣子。現在你明白了吧，其實她什麼也不知道。

出獄后第二天，我給吉米寫了封信。我說我在等他給我迴音。我該來呢？還是等他來帶我？我把信讀了一遍，又撕了。

我想起這半年來他信里的口氣變了。他還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為了對我的偉大愛情寫上滿滿的三大張了。好像兩張是寫對我的愛的，還有一張是寫對上帝的愛。過了幾個月，一張寫給我，兩張寫給上帝。

所以我寫了一封短訊。我說我已經從監獄裏放出來了。我說，上海大變樣了，比你想像的還要大。我說共產黨要來了，國民黨已經撤了。

我把這封信寄出了。我決定等。我把我的打算告訴杜阿姨。她馬上說，"什麼？你打算什麼也不幹，就這麼等下去？難道你只學會了站水泥地？眼下有機會走的人都在拚命地抓住這種機會。！，

她把我從椅子裏拉起來。"我們這就上電報局去，"她說，"要不然，你這信要過半年才能到他手中。到那時他再回信又有什麼用？你所有的機會全失去了。"

我們到了電報局，好不容易才在排着的長隊裏擠了一個位置。好像人人都在發加急電報，都是十萬火急。我們等了三四個鐘頭，總算挨到了前面。我手裏拿着吉米的地址和電文紙："已出獄。準備來。請回電。妻，江雯麗。"

我把紙遞給發報員。她看了一下，然後說，"不，不能這麼寫，不夠急。你必須說，快，我們馬上要來了。"

我尋思，什麼人會跟我說，我得在電報上再加幾個字呢？我仔細瞧瞧這個微笑着的發報員。你猜她是誰？王貝蒂！漂亮貝蒂！

她沒死在南京。她解釋說就在我離開的那天，我的四百元錢匯到了。她不能把它退回去，於是她就用這筆錢跑到上海來了。現在她有個兒子，已經有十一個月了，又聰明又漂亮。

我們不能老在嘈雜的辦公室里談話。於是她就跟我說，電報她會給我發的——加上她建議的那些話，叫吉米馬上回電。

"他的回電一到，我馬上就送到你家裏去。"她說。

過了兩夜，她來了。我拿起電報進了房間，關上門。我在發抖，然後我的顫抖又消失了。我有一種預感，我根本不需要打開電報知道答覆。我知道我的命運，我的劫數，上帝的旨意。

電報說："讚美上帝。美國公民吉米·路易的妻子江雯麗（雯妮·路易）的手續已辦妥，匯出文件和七百美元。速離。"

第二天我們去黑市變賣了我的一些金銀首飾，然後我和杜阿姨就去辦簽證。沒想到那地方比電報局還糟！人們都擠在一起，口中大喊着，手裏揮舞着鈔票，衝到前面去打聽消息。傳聞是一個接着一個。離境的規定在不斷變更。要是你回不了中國，得有三個國家擔保。我有一個擔保國美國，但還得再有兩個。那天有人說，有點鬆動了，或許再有個法國就行了，我記不清了。不管怎麼說，我付兩百美元買了一個第二國的擔保。現在我只要再找一個就行了。第二天我再去，要我的文件。那個男人告訴我，"這個第二國可以擔保只是個謠言。很抱歉，現在這謠言已沒有了。"這樣我就白白丟了兩百美元。

我記不清等了多久才又找到一個第二國，接着再找第三國，前前後後加起來大概花了兩星期。這段時間裏，我真是緊張得要命，出了一身疹子，大腿肌肉也開始上下跳動，好像有個小蜘蛛想出來似的。漂亮貝蒂不得不發了許多電報給吉米，說明滯留的原因。最後我的文件總算全辦妥了。但我還是需要一條出去的路子。

我買了三張票。第一張是黑市的機票，在十天後的5月15日飛三藩市的，第二和第三張是合法票，一張是5月27日到香港的，另一張是6月3日到新加坡的。我有三個機會。

我告訴杜阿姨，不管哪張票留下來了，她都可以去賣掉或用掉。杜阿姨說，以後再說吧。胡蘭已經說過她不想離開，她想把孩子生在中國。你也許會認為這是個傻主意，可我知道其他人也都是這麼想的：生在中國或埋在中國，這是很重要的。胡蘭認為，只要有孩子，她總有時間決定去留，沒有問題。當然她想錯了，她後來費了不少周折。要不我幹嗎還得幫她呢？

這樣一切都辦妥了，只有一件事，這是我乾的最後一件傻事，我還想和文福離婚。這是我的驕傲，我不知道幹嗎老是去不掉這念頭。人都要去美國了，幹嗎不能把一切全忘了？但當時，我認定，不把這最後一件事了結，我心裏是永遠不會舒坦的。

我認為我不是在意氣用事。我有證明我被錯判的文件，我有簽證和電報，證明我是吉米·路易的妻子。再說我還有一個計劃，一個謹慎的計劃。事情就這麼進行了。

王貝蒂發了個急電給文福："文福先生和太太：今有貴重包裹一個，需您兩人簽收。請於5月10日下午兩點，隨帶電報和印章到廣西路電報局包裹處認領。"

你想這個貪婪的傢伙肯放過這個機會嗎？兩點鐘，他果然準時到了，還帶着他的新女人，兩人急急忙忙衝過排着的長隊。我和胡蘭、杜阿姨就站在後面的辦公室里瞧着。王貝蒂拿着紙條，轉身去找包裹的時候，朝我眨眨眼。她把包裹放在櫃枱上，要他們在回單上簽字。可他剛想簽，她猛地把回單抽回，看了一下名字。"文福？"她用一種懷疑的口氣說，"好些年前我不是在南京認識你的嗎？你不是已經和江雯麗結婚了嗎？"

文福眼睛盯在包裹上。"現在不是了。"他說。

"那麼，這是你的太太嗎？"王貝蒂問，看看站在文福身邊那個看上去很霸道的胖女人，"我不能把這包裹給任何人，除了文福和他的合法妻子。"

"這就是我的妻子。"他不耐煩地說，"我已經和那個人離了。"

"當然，我是他的妻子！"胖女人說，"你是誰，有什麼資格向我們提這個問題？"

這當兒，我沖了出來，杜阿姨和胡蘭也跟在後面。"你承認了！"我大吼道，"現在我們有證人了。"這間擁擠的辦公室里的每個人都轉過頭來張望。

文福盯住我，好像活見了鬼。

我把離婚證書遞給他簽字。一切都寫得清清楚楚，我和文福從1941年起就已經離婚，是在昆明辦的。他聲明我不是他的妻子，我聲明他不是我的丈夫。底下是三個簽章：我的、胡蘭的、杜阿姨的。

"你簽這兒。"我說。

那胖女人不高興見我，我看得出。她說，"你們玩什麼花招？"

"不是花招，"我說，"他簽不簽，我無所謂。我手頭有張法院文件，證明我是被錯判的。再過一個星期，我就去美國，做另一個人的妻子了。但沒這張紙，你在中國就沒有合法地位，你只能做他的小老婆，永遠沒有地位。"

電報局裏的人全都笑了。這女人氣得要命！

"簽了，和她一刀兩斷吧。"她對文福說。他一動不動，一直沒跟我說話，一直用他那副醜態盯着我。但隨後他笑了，笑得越來越響，越來越難看。他狂笑着簽了字，蓋上他的印章。

他攤開雙手說，"好了，一切都了斷了。"他把紙遞迴來，然後他看看四周，管自己一個人笑。那女人哼了一聲，抓起櫃枱上的包裹，兩人走了。

你瞧他的新女人多傻呀！那包裹里裝的是我早上撿來的干驢糞蛋。

就這樣，我終於離了婚。你能怪我一定要這個嗎？你能為隨後發生的事怪我嗎？

他肯定在我們的住處盯了好幾個鐘頭，也許有好幾天了，因為他一直等到家裏只有我一個人才敲。我聽見有人敲門，我沒想到，咳，我真太大意了，我去開了門。他推開門，把我按倒在地上，用槍對準我的腦袋。

他罵我，說我永遠也別想逃出他的手掌，哪怕我跑到天涯海角。他看到我收拾好的箱子，就把它扔到房間對面，我的衣服、車票，還有我的重要文件全掉出來了。他從一個長圓筒里抽出一筒捲起來的紙，拉掉上面纏着的絲線。那就是我的離婚證書，就是這東西使他丟盡了臉。他把它撕得粉碎，告訴我，"現在你就跟以前一樣，成了婊子了。"

他又撿起一張紙，這是你父親的電報。他怪腔怪調地念了一遍，也把它撕了，還說吉米的諾言就像空氣那樣空洞。

然後他發現了我的護照和機票，其中有一張是第二天飛往美國的。我叫了起來。我求他不要撕我的機票。他把機票拿在手上掂掂分量，好像它們是金子似的，"我怎麼會撕呢？我要去賣個好價錢。"

我哭了，我求他放我走。他把護照和機票放在我們旁邊的桌子上，然後拉住我的頭髮把我的頭拎起來，說，"求我，求我，說你要做我的老婆。"他揮舞着手槍。我身邊是那張放着機票的桌子，我這輩子的機會全在那兒了。我面前是手槍，我的生命馬上就會離開我。我知道他在撒謊，我要是服從了，他還會把機票拿走，他還會要我的命。

我該怎麼辦？我軟弱，我堅強。我有希望，我有希望。我不能放棄我的希望。於是我求他。

結果，我猜對了，他撤了謊。他說他要把我的機票拿走。他把機票放進了褲子口袋。然後他進了浴室，讓我一個人躺在地上哭。可就在這當兒，我看到了桌上的手槍。我伸出手去，用雙手緊緊地把它握住。然後我叫他出來。

他一見我握着槍，眼睛就睜大了；然後他皺皺眉頭，嘲笑我，"你不知道怎麼開槍。"

"我會學了殺你。"我說。

"我是裝裝樣子的，"他說，"槍里沒子彈。我只想嚇嚇你。"

"既然這樣，你怕什麼？"我說，還是拿槍對着他，我的心激烈跳動着。我真想殺了他。我不想辯解，也不想監獄，或怎麼逃跑，我只想殺了他。要不是胡蘭進門把我從着魔狀態中喚醒，說不定我已經這麼做了。

"哎喲！"她喊起來了，"怎麼回事呀？"

"他偷了我的機票。"我說。我沒說他強姦了我，但明眼人從我的頭髮，我的被撕破的衣服，文福正在緊皮帶的樣子都看得出這一點。

"機票在哪兒？"胡蘭問。

"在他的褲袋裏。"我說。這時我有了主意，我對文福揮揮槍，"把褲子脫下來給胡蘭。"

文福盯着我。我拉開扳機，想對地板開一槍，嚇嚇他。但沒想到槍響得這麼快，一下子從我手中滑脫，子彈從文福的頭上飛過，打在他身後的牆上。

"你瘋了？"他和胡蘭兩個都叫了起來。

"是的，"我吼道，"脫褲子。"

我又扣動了扳機，這一次打在了地板上。他馬上脫下褲子，扔給胡蘭。胡蘭摸出機票，高高地舉起來交給我，一臉得意。

"現在把褲子扔到窗外去。"我對胡蘭說。她猶豫了一秒鐘，然後，也許是怕我朝她開槍，很快走到我身後的窗前，打開窗子，把褲子扔出去了。

"現在找你的臟褲子去吧！"我對文福說。他罵罵咧咧地跑到門外，聲稱我逃不了他的手心。他一走，胡蘭就哈哈大笑起來。

胡蘭老跟我講起那天的事，直到我告訴她不要再提起。我幹嗎要回憶起來呢？我幹嗎要聽她講那天發生的事，好像只不過是個有趣的故事似的？

"嘿，"她老是說，"還記得文福想偷你的機票的事嗎？還記得你用槍對着他，要他把機票還你嗎？但槍走火了，好可怕呀！把他嚇個半死。呵，我還能想起他的臉——他幾乎是拎着褲子從窗口跳出去的！第二天早上你已經上了飛機。你真運氣呀。"

的確。我是運氣的。六天後，我和你父親在一起了。

到了美國，我看到你父親和我都變了，但我們的心沒變，我們的愛情還是一如既往，但他又有了對上帝的愛。他總是講英語，可我不會。

晚上，他把我抱在懷裏，像在上海一樣，我們多高興啊，永遠不會分開了。但我經常在夢裏哭出聲來，"他找到我了，他把我抓住了！"

於是你父親就說，"寶貝啊，噓一噓，不要再想這個了，你現在已經在美國了。"

所以我從來沒告訴他，也從來沒告訴任何人，我懷孕了。九個月後，或許更早些，我有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