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四頭門
又過了一年，文福還是一點沒變。可我一點一點地變了。在胡蘭和其他人眼中，我還是同一個人。但那只是因為我掩飾了自己的真情實感。我假裝忙於照料孩子，沒工夫操閑心思。
在1941年整個夏天，我喜歡坐在後院，把淡若抱在膝上，我們倆就這樣等着雷電的降臨。我告訴他，"聽——嘭——響了。等着，等着——嘩！多美啊！"才十個月大，他就知道鼓掌了。
那年夏天，上午總是很熱，但還沒熱到受不了的程度。往往到下午，就打雷了，接着就下雨，濺起一陣陣好聞的泥土氣，我就叫女佣人趕緊跑出來，收晾在外面的衣服。
聽起來我的生活似乎變得輕鬆起來了，一切都靜悄悄、懶洋洋的，就像過一個開心的暑假。但這隻不過是我和淡若在一起度過的好時光。我用這種好情緒來忘掉一切另外的事情。
淡若很聽話，很聰明。或許每個母親說起自己的孩子來，都是這樣的。但只要想像一下：淡若還不到一歲的時候，我問他，"媽媽在哪兒？"他指指我，笑了："淡若在哪兒？"他拍拍自己的肚皮，笑了："爸爸在哪兒？"他指指文福，但沒有笑。
淡若信任我，無論我說什麼，他都信。要是他醒來餓了，哭了，我走進他的房間，說，"不哭，不哭。我下樓給你拿點吃的來。'等我回到他的房間裏的時候，他已經從搖籃里站起來了，但沒哭。
所以你瞧，我知道淡若大起來會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的、可信賴的、關心別人的人。他不像文福，一點也不像。文福是他父親也沒關係。
文福把敏趕走後，又回到我的床上來了。但同時他也和各種各樣的女人睡覺：農村裡來的女傭、街頭的妓女，甚至還有小學教師。我認為在他眼中我們全都一樣，就像一把椅子可以坐，一雙筷子可以夾菜，每天都少不了。只要我說一個反對他的字，——或反對他喜歡的任何東西——就免不了大吵一場，總是在吃晚飯的時候。我儘可能閉嘴不說，以求平安無事。可我心裏在和自己吵架，一點也不平靜。所以到頭來，我忍不住要說兩句。
一次，僅僅是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字眼。文福要廚師做他喜歡的一道菜，加甜捲心菜的羊排。但那年夏天，捲心菜很不好，有一股臭水味。當文福問我喜不喜歡這道菜時，我就實話實說："不好吃。"第二天晚上，他就吩咐廚師給我做同一道菜，別的一點也沒有。
他笑着，又問我，"現在你喜歡它了吧？"我還是像頭天晚上那樣回答。一天又一天，老是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回答，第二天還是同樣的菜。我不得不咽下難吃的捲心菜，沒別的。但我沒有放棄。我等着文福自己玩厭這套捲心菜把戲。兩星期後證明，我的胃比他的脾氣還要堅強。
那麼頑固地堅持吃壞捲心菜，或許看起來有點傻。我滿可以撒謊說，"今晚的菜真好吃。"但我要是不抗爭，不就等於承認我這輩子完了？
所以我們的關係是越來越差了。但我記得，當時整個國家都在走下坡路。我在飯桌上聽人們這麼說，那些通宵達旦打麻將的飛行員也這麼說。他們談起戰爭就像傳染病一樣，傳播那種使人們互相撒謊、欺騙、仇恨的病毒。
在我看來，這種情況開始於去年。那時緬甸公路突然關閉，滿載軍用物資的卡車無法開進來。人們嚷道，沒有油，空軍怎麼開飛機？沒有槍，部隊怎麼保護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孤立無助。我們也很憤怒，因為關閉公路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國人，是他們在控制它。他們關閉公路是因為拿不定主意，支持哪個政府好——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日本的還是中國的。他們拖了三個月才作出決定。當他們終於說，我們支持你，中國。誰還相信他們？當然我們假裝歡迎他們回心轉意。我們有什麼選擇餘地？只求他們不要再關閉那條公路。
美國人也同樣壞。有一天，他們吹牛說他們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的中國夥伴，他們說。陳納德將軍在那年夏天回來過，說他要帶很多飛機來支持我們。但第二天我們就聽說了，美國公司正和日本人做一筆大生意，把油料和鋼鐵賣給他們——就是這些飛機正在中國土地上扔炸彈。你聽到這些心裏會怎麼想？我們那麼多的飛行員在死去，好些都是我們的朋友啊。三班有一半人戰死了，後來六班和七班差不多死光了——全都是年輕人哪！晚上，飛行員就講每個新戰死的飛行員的故事，個個都是好樣的。啊，我們哭得好傷心啊，傷心中又摻雜了憤怒。
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們自己的中國領導人也向日本人磕頭了。國民黨的二號人物，就是這麼乾的。他說中國應該放棄抵抗，支持新上台的日本政府。這等於是要我們把祖墳挖掉，把骨頭拋出去喂狗。誰會說這種話呢？可許多人都這麼說了。這種事每發生一次，我們的心就涼一次，不知道值不值得為這種恥辱而戰。
當然，市場上經常召開群眾大會，群情激奮，痛罵漢奸。一天我去廣場正趕上舉行集會。一個軍官用話筒號召中國人不應該放棄鬥爭。"我們必須同日本鬼子鬥爭到底，"他說，"直到獻出我們漢民族的最後一滴鮮血。"
這話說得很怪，因為除了我和胡蘭，擁在廣場上聽講的群眾差不多沒有一滴漢族的鮮血，全是少數民族——有苗族、白族、彝族、回族，還有緬甸人和其他各種各樣窮苦的山民和難民。他們被迫下山或出郊區，獻出自己的子弟來當士兵和苦力，幫助打贏這場戰爭。他們被當作最下等的人，像牲口一樣光背東西。但他們站在廣場上，聽着一種不是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講的關於愛漢人的祖國的口號，而且還鼓掌歡呼。
我以為這些人肯定在山上過着非常艱苦的生活。這使我想起了一句中國的老話："如果改變不了自己的命，就改變你的態度。"或許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他們不怨天尤人，不再去想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相信他們已經變成漢人，此刻正在為某種東西而奮鬥。我對自己說，瞧瞧這些人，要向他們學習。
那天從廣場上回來后，我慢慢改變了對生活的態度。我不去想我已經準備死，還沒有。但我這樣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我不得不馬上去死，那麼我也許不會再受這麼多磨難了。如果我不是馬上就死，那麼或許我還能找到逃脫的辦法。
那段時間，胡蘭也開始改變了她的態度。也許改變的不是她的態度，而是她的胃口。她開始拚命吃東西，一天比一天吃得多。
開頭我以為胡蘭懷孕了，還要保密。我知道她很想要個孩子，她不隱瞞這個事實。每當我在她面前抱怨文福，或抱怨戰爭，或想家了，她就說，"我要是像你那樣有個兒子，就夠滿足了，什麼事都受得了。"
兒子沒出來，但她還是拚命吃東西，總是吃不飽。我不是說她特別喜歡吃麻辣豆腐或帶肥肉的排骨，自言自語"我就是喜歡吃這種東西"。相反，她喜歡看每天成群結隊進城來要飯的乞丐。她喜歡看他們餓的樣子，他們瘦得皮包骨頭，嘴巴向下耷拉着，隨時準備咽下一切可以吃的東西。我想，她想像如果自己不吃東西就會變成他們這個樣子。
我記得她特別盯住一個要飯的姑娘，那姑娘靠在通向老城區的牆壁上。胡蘭看看她，她也看看胡蘭，目光很兇。胡蘭問我，"她幹嗎老盯着我？就像一頭野獸想吃了我，救它自己的命。"
我們每次經過那姑娘身旁，胡蘭總要說，那姑娘投在牆上的影子越來越瘦了。我想胡蘭看到的是她自己過去在鄉下的影子。我肯定這一點。因為有一次她跟我談起了她的老家，她小的時候，全家差點餓死。
"每年都要發大水，"胡蘭說，"總要淹掉一點，但有一年，洪水就像一隻大茶壺倒翻了。洪水湧出來淹沒了我們的田地，我們沒東西可吃，只能吃乾的高粱餅。也找不到清水把餅蒸得軟一點，我們就這麼干吃，很難咽下去。我母親分吃東西，先切下一點給男孩子，剩下一半再給女孩子。一天我實在餓壞了，就把整塊餅都偷來，一個人全吃下去了。我母親發現后，就揍我，罵我，'這麼自私！一個人把一塊餅獨吞了。'後來她三天不給我吃東西。我哭得好傷心啊，我的胃痛得好厲害啊——為了啃一塊小小的高粱餅，我的牙都綳斷了。"
你會想，胡蘭想起自己吃高粱餅的往事，會在那個要飯姑娘的碗裏放幾個硬幣，或給她一點吃的，我就是這麼乾的。我不是說我每次都這樣。可胡蘭一次也沒布施過。相反，她把更多的東西往自己嘴巴里塞。她的體重在增加，就像一個人把金子或現錢存進了銀行，以備不時之需那樣。所以我說胡蘭改變了她的人生態度。她本來很大方。可現在，看到別人在受罪，她就想起了過去，想到有一天她還會變成那樣。
那年夏天，文福和家國到重慶去了。家國說他們去訓練前來保衛新首都的軍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家，可能要兩三個月。
我丈夫離開前，吹噓他的任務重要得很，發展無線電通訊，這樣日本飛機來之前空軍和陸軍就都知道了。他這麼說的時候，我心裏就犯嘀咕，空軍怎麼能把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這個老是在撒謊的人呢？我很高興他走了。
他們一走，胡蘭就擔起心來，聽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一天她說，"聽說日本又要對重慶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轟炸，或許昆明也要遭殃呢。"說完，她開始給自己做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她一聽到打雷聲，就跑到外面去望天空，等着看飛機從烏雲中掉下來。
我告訴她，"你得先聽清楚了，再跑出去看。打雷總是從緬甸那邊的大山傳到西邊來的，而轟炸機總是從北向東過來的。"
"你怎麼知道日本人怎麼想的？"她自作聰明地說，"他們的思路和中國人不一樣。"說完她就跑出去看天，好像要找到證據，證明我錯了。
我記得有一次她又出去看天了。我正在廚房裏給談若洗澡，忽然聽到了她的尖叫聲，"他們來了！我們死定了！"
我抱起淡若，水濺了我一身。然後衝出屋門，朝她指點的方向望去。原來是一大群烏鴉飛過，排成戰鬥機的箭狀隊形飛過。
我鬆了一口氣，不禁笑了。"是鳥。"我告訴她，"它們只能在我們頭上撒點鳥糞。"
胡蘭很生氣的樣子。"你幹嗎嘲笑我？"
"我沒嘲笑你。"
"我看見你笑了。"
"我當然笑了。你說我們死定了，我跑出來看我沒死，只看到了鳥，我是笑這個。"
"哪怕現在看上去，它們也像飛機。你瞧。大家都有眼睛看花的時候。"
在我眼中，鳥就是鳥。打那時起我就想到，胡蘭的眼睛不大好使。現在她還怪我老是看錯。一開頭，她老是喜歡開這種玩笑。
一次她的絨線針掉地上了，過了一會她就找不到它了。我幫她找到后，她就笑着說，肯定有個鬼把針吞了，後來又吐出來了。但又有一次她丟了絨線針，她就皺起眉頭說，"肯定是你兒子撿起來，放錯地方了。"
我就納悶，一個人老是看不清東西，老是看不到自己的錯誤，可怎麼活呀？過後我又想，她幹嗎自己心不在焉反倒要怪我兒子呢？她自己連鳥和飛機都分不清，幹嗎還要指責我呢？第二次，我和胡蘭、淡若去市場，我就把她帶到一個賣眼鏡的地方。
這是在市場新區開的一家小店。戰爭開始后，這地方生意倒還興隆。小桌子上擺了幾副眼鏡，籃子裏還放着一大疊。店主告訴我們，桌子上的眼鏡，是試鏡用的，看看哪副最合適。
胡蘭戴上第一副，望望我和淡若，馬上就笑了，"啊，就像在雲端里走路那樣，頭暈乎乎的。"
淡若望着胡蘭，不說話，很擔心的樣子。"你不知道阿姨上哪去了？"我說。他朝我笑了，然後一把抓下了胡蘭臉上的眼鏡。
胡蘭一連試了三副，我們都笑得同樣開心。但她一戴上第四副，就安靜下來了。她不讓淡若把它摘下來。她朝上看看，又朝下看看，把眼鏡取下來，又戴上去。她走到店門口，望望街兩旁的各色各樣的店鋪。"我瞧見了一種好看的圍巾，"她嚷着，"我瞧見了我想買的豆於。"
店主樂壞了，他告訴胡蘭該從哪只籃子裏面挑。有些是金邊的，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用很便宜的鐵皮做的。我看到有幾副腿掉了，鍍金也磨損了，露出下麵灰不溜秋的金屬。
"這些眼鏡都是舊的。"我對店主說。
"當然是舊的，"他說，"如今哪兒弄得到新的？所有的鐵器都用在打仗上了，不要說這些東西了。"他轉過頭去對胡蘭說，"太太，瞧這兒，這一副特別好，英國造的。你戴的這副，便宜是便宜，不過我得老實告訴你，是日本貨。"
這話對胡蘭和淡若好像沒起什麼作用，他們正忙着在籃子裏東挑西揀的。可我看到籃子裏的眼鏡感到很噁心。胡蘭挑中了一副圓眼鏡，沒有架子，只要夾在鼻子上，把金邊的腿掛在耳朵上就行了。這副眼鏡式樣已經過時了，一點也不好看。我告訴她說你看上去像個有學問的人，她聽了這話好像很開心。
回家的路上，她不斷地把眼鏡取下來，戴上去，東瞧瞧，西望望。
"你看見那個了嗎？"她問。
"一筐紅辣椒。"我回答。
"你看見那個了嗎？"她指指很遠的路的盡頭。
"一個賣木炭的。"
"還有那後面呢？"她好像在測試我的視力似的。
"一輛軍車，外面站着士兵。"
她不停地望着市場上的東西，有時戴上眼鏡，有時取下眼鏡。但是我們走近時，我發現淡若的眼睛老盯着那些站在軍車旁的士兵。我覺得很奇怪，一個小孩能看到什麼呢？
都是些小夥子，從他們穿在身上沒下過水的軍裝來看，他們是新兵。許多人看上去很自豪，很興奮，檢查着新鞋子，他們馬上要登上去的軍車將把他們送到他們無法想像的地方。他們還有着淡若那份年輕的真誠。
一個年齡大一些的男人發佈了響亮的命令。那些年輕的士兵馬上立正，盡量顯出嚴肅的神情。兩秒鐘以內，隨着發動機的轟鳴，他們全都跳進了卡車的後車廂，背靠木頭擋板站好，目視前方。
這時我看到了他們的母親、祖母和姐妹，全都哭喊着，從馬路對面向他們揮手致意。她們全都穿着節日的盛裝，圍着頭巾，穿着五彩繽紛的裙子。她們從山上下來，為他們送行。有些新戰士笑着，揮着手，還是很興奮。但我也看到有一個士兵看上去很怕，他的大腿在發抖，他想忍住不哭，免得人家拿他當小孩看。汽車開走了，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兒去，會發生什麼情況。我想他也在想着同樣的問題。
"你能看見那個嗎？"胡蘭又問了，她指着一籃子蘑菇，那正是我最愛吃的東西。我馬上也把那些士兵忘得一乾二淨。
那天上午，胡蘭簡直成了蘑菇專家。既然什麼東西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很快就挑出了各種各樣的毛病：有蟲蛀的，有爛疤的，浸過水的。但幸虧蘑菇很多，品種也很多，全是新鮮的。昆明這地方，蘑菇一年四季不斷，全生長在城市周圍陰涼、起伏、濕潤的坡地上。我挑了一些柄長頭大的蘑菇。我記不得這種蘑菇叫什麼名字了，但我還記得它的味道，用鹽水泡了，放在熱油里炒，又嫩又鮮，你會連頭帶柄全吃下去，一點也不會浪費。那天在市場上我很想吃這東西。我想着晚上把它們用熱的胡椒粉炒一下，再泡很長時間，直到泡得發黑為止。我一面想像着這些香噴噴的發漲的蘑菇，一面就把手伸向了胡椒罐，就在這當兒，突然，警報和高音喇叭響起來了。當！當！當！注意！注意！響個沒完。
每個人都像我和胡蘭在南京飛機撒傳單那天一樣，撒腿就跑。我抱起談若，把別的東西——蘑菇和胡椒罐全丟了。另外人也一樣，把他們的東西全丟地上了。然後我們推揉着喊叫着，朝四面八方跑開了，一直往城門口跑去，因為高音喇叭告訴我們：跑到最近的城門口，到城外去！
"最近的！最近的！在哪兒？"大家都叫着。
胡蘭把眼鏡往臉上一推。"從這兒走！"她喊着，指向南面。
"這條路最近。"我回頭喊道，指指北面。
"沒時間爭了。"
"所以我才說往北。要是跑得快，還來得及。"然後我就不再跟她爭，管自己朝北門跑去。
過了一會兒，我看到胡蘭追上來了。我們跑着，日本飛機已經到了，又投炸彈，又掃機槍。我們從地上可以看到它們來了。我們知道這些飛機飛那麼高，能夠看見我們跑。它們能看到我們膽小的樣子。它們可以決定炸城區的什麼地方，掃射什麼人。
我能看到飛機越來越近了。要不是我把全副精力全用在奔逃上，我早就沖胡蘭吼了，"瞧見沒有，它們是從東面來的，就像我跟你說的一樣。"
然後我們兩個都看見飛機一下子轉了個彎，掉頭朝另一個方向去了。我們停下了腳步。過了幾秒鐘，我們聽見了炸彈的爆炸聲，一顆接着一顆。地面抖動了一下，然後——一切都結束了。我們沒死。我看到城區南面升起了煙塵。談着拍起手來。
警報解除了，我們往回走。周圍的人們都在以興奮的口氣談論著，互相慶幸着，"運氣，運氣，運氣。"不一會我們就回到了市場。這裏比剛才更忙了，這些死裏逃生的人都拿定了主意，要多買一塊肉，或多買一雙鞋子，或買一些他們現在不再覺得昂貴的東西，或許下一次警報再拉響的時候，他們就不再在人世了。
我和胡蘭來到剛才那個攤頭，買我們嚮往已久的蘑菇。攤主告訴我們，他一點沒受損失。他的所有東西還在原地，沒被偷走，也沒被炸掉。我們祝他運氣好，他給了我們優惠價。大家都變得大方了。
"她兒子好聰明呀，'湖蘭說著，指指淡若，"還不到一歲呢，可警報一停，他就曉得不哭了。炸彈落下來的時候，他還以為是打雷呢。他把頭轉過去，等閃電，大家都喊叫着，可他倒拍起手來了。"
胡蘭這麼說淡若，我感到很驕傲。我把他舉到空中，聽他格格的笑聲，"多好的一個小飛行員哪。"
"多乖的孩子哪！'湖蘭說。
"多聰明呀！"
"多聰明呀！"
我們走回家去，一路說著淡若，說著我們的運氣，還有我們在轟炸后的市場上得到的優惠。
那天晚上，我們用豐盛的晚餐和噴香的茶來慶祝第一次轟炸。杜阿姨和傭人們全開懷大笑。當警報拉響的時候，她們在自己待着的地方至少數了十次警報，當說到第十次的時候，這故事變得好笑起來，我們全都笑出了眼淚。
"我剛把馬桶拎到樓梯口，"一個傭人說，"當！當！當！——然後嘭！嘭！嘭！這臭東西撒得滿地都是。"
"你嚇壞了吧？"杜阿姨嚷着，"我當時手裏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隻雞呢——過一會雞來追我了！"
胡蘭說，"我們站在那兒，正在爭論該往哪邊跑呢。我告訴你，炸彈就在你頭上，你的腳都不想爭了。"
兩天後，轟炸機又來了。我們再次逃到城門外，然後毛髮無損地回來了，我們感到幸運，但那是另外一種幸運的感覺。晚上我們又慶祝一番，但這次沒上次那麼熱鬧。我們的經歷還是很好笑，但沒笑出眼淚來。
這以後過了幾天，炸彈又落下來了。這次我們沒開玩笑，沒開懷大笑，我們很平靜地聊着。杜阿姨聽說我們一個熟人的太太傷得很重。胡蘭納悶咱們自己的空軍幹嗎不還擊。她希望我們的丈夫們趕快從重慶回來。我提到日本飛機好像總是從東邊過來的，杜阿姨也同意："老從東面來。"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飛機經常來，一星期大約來三次，總是在早上。我不知道日本人幹嗎選擇早上，好像沒道理。它們好像只為完成任務，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慶。對我們來說，轟炸也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當然，聽到警報聲，我們還是怕的。但現在我們知道先把東西安頓好，記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後找得到。杜阿姨則要弄清楚煤爐上正在燒東西的鍋子有沒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來一看房子燒光了，還有什麼意思？"
胡蘭總是抓起她早就擱在門口的塞滿食物的口袋。淡若伸出雙手撲向我，準備出門。然後我們很快就走，神情嚴肅，好像去參加一個葬禮，一路上希望我們到達時這個葬禮不會變成我們自己的葬禮。
我們有時到北門，有時到南門，有時穿過早就被炸毀的地方，幾幢房屋成了廢墟，周圍所有的屋子仍豎立着，只是草屋頂已經沒了，就像被大風颳走了帽子。
我們一到城門口，立刻就跳進一個坑，或是躲在樹背後。然後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幫人聊天，互相交換看法，比方哪兒能買到最好的麵條、最好的紗線、最好的咳嗽藥等等。
我總是選對了城門。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們都有可能被炸死。但是那麼多天，炸彈從沒落到我們頭上，連旁邊也沒有。我就想我天生就運氣好，能避開炸彈。我總是選對了大街，選對了門，選對了藏身的地方。
一天，我們吃完中飯後正打盹，胡蘭就說我們該上市場了。淡若已經睡著了，我就把他交給杜阿姨。我們先到了菜場，找新鮮的毛豆，碧綠的，吃起來很甜，很難得，雖然很貴，但我還是買了一些。
當然，我很幸運，還有錢買這種東西。許多人都窮得連最普通的食物都買不起。但在戰爭期間，如果你幸好有錢，你是不會想到省吃儉用的。一有機會就嘗鮮，就像你們的口頭禪"吃，喝，結婚"。哪怕明天就完蛋，總還有東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錢花得如流水。有時我都懶得跟攤主討價還價。他們都樂於跟我打招呼，一見我就喊，"太太，太太！剛摘下的豆子，剛產下的鴨蛋。"
我們走到賣魚的攤位前，胡蘭告訴我，她剛收到家國的一封信。她抽出信，給我看信封。
儘管家國一直在教她讀書寫字，她學得不用功。所以結婚四年後，上了四年認字課，她只認得市場上的標價，和所有代表她喜歡的食物的字，像"魚"、"排骨"、"麵條"等等。
當然，在家國面前她小心掩飾這一點。她假裝什麼都看得懂！如果我看了市場上貼着的通告什麼的，她就要問我上面說些啥。當天晚上，我就會聽見她對家國說，"嗨，我今天在市場上看到有關鐵路的通告，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家國肯定以為自己是個好教師，胡蘭是個好學生，才給他太太寫了一封長信，肯定以為她自己能看懂。
但她當然看不懂。她把信遞給我，借口說今天她的眼鏡不夠好，看不清信上那麼小的字。完全是胡說。家國一筆一劃寫得很仔細，像學校里教學生寫的那樣，像他教胡蘭寫的那樣。
"'親愛的太太，'"我大聲讀了出來，"'我老早想給你寫信了，但一直拖到今天才動筆。今天我回想起我們在綠湖邊的談話，我們在離別前說的話多痛苦呀！'"
"哇！"胡蘭連忙把信從我手中抽走，"他沒說這話！"她笑着，好像這封信是在開玩笑。她瞧着信，想看看憑自己的眼鏡是否能看出意思來。
"你到底還要不要我讀了？"我問。
她慢慢把信遞還給我。
我很快掃了一眼，然後又讀了下去。這次讀得慢一點："'我希望你眼淚不要哭幹了。我的心肝都為痛苦而燃燒，雖然我知道，作為你的沒用的丈夫，我給你帶來的痛苦更大。'"
"不要念下去了，不要了！"胡蘭喊道，一隻手捂住我的嘴，另一隻手就來搶信。我慢慢把信還給她，她轉過身去，很快把信塞進錢包里。然後轉過身來，神色很緊張。
我們靜默了幾分鐘，我覺得沒話好講。我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已經知道了她不想讓我知道的事情。在還信以前，我已經很快地把後面幾句掃過了。我知道了秘密：家國很後悔他沒對妻子盡到丈夫的責任。現在他發誓，只要他還活着，就要做個真正的丈夫。他希望到明年，她就能做他孩子的母親。
當然，我大吃一驚，沒想到他們的婚姻竟是這樣的。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們倆婚後一直像兄妹那樣生活，一個做和尚，一個做尼姑？難道還會有別的意思嗎？為什麼胡蘭沒有孩子？難道家國對她沒有慾望？難道他一直忠於她的死去的姐姐？要不，他就像文福，看上了別的女人？
一下子我更加了解她了。每當我抱怨文福對性的要求大強，她就責備我；每當我把淡着抱在膝頭，她就妒忌地看着我。我馬上原諒了她，後悔自己總把她往壞的方面想。
可我還是妒忌她。她的婚姻沒有性，我的婚姻沒有愛，她還是比我強。我弄不懂她——這個女人對我來說成了一個謎，那麼多事情她都隱瞞着。
"你千萬不要以為家國做了什麼錯事。"胡蘭嚴肅地對我說，"只不過稍為爭了幾句，都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我都忘了是什麼了。"
"我當然不會那樣想，"我說，"我一直覺得家國很通情達理，待人很和氣——"
就在這時候，警報響起來了。
胡蘭皺起眉頭說，"怎麼可能呢？"
"天不早了，已經快到傍晚了。"說著她就往回家方向走了。
我叫她回來，"別傻了！別人不會在家的。他們已經跑出家門，正朝城門跑呢。"
我決定我們該怎麼著。胡蘭走北門，我走東門。然後我們就往回走，一路上互相找對方。我的想法比較實際，我說，如果天不晚，我們就回到市場去買魚，還趕得上做晚飯。我們笑着分手了。
我一路匆忙走着，一路還作着各種各樣的決定。我拐進一條小巷子，因為那樣就可以抄點近路。我一路上不斷張望着，心想萬一能碰到杜阿姨和淡若呢。然後我又盤算着，回市場時該買點什麼呢，當然，買點豆腐皮，回家炒青菜。
我正在盤算晚飯的時候，飛機聲響起來了，打斷了我的思路。我有點納悶，它們幹嗎不掉頭飛到市區的另一頭去。飛機聲越來越響，我腦子更亂了。不知不覺走到大街中間，我簡直瘋了，飛機就在我腦袋上呢。我正想，它們真傻呀，肯定是迷路了。
突然，機關槍射出的子彈打在我的面前一幢白色的建築物上——牆壁上頓時出現了一排彈孔，就像一下子拉掉線頭露出針腳一樣。針腳下的牆壁碎片飛濺，接着上半堵牆壁也倒了，就像一大堆麵粉從口袋裏倒出來一樣。一剎那，——就那麼快——我腦袋裏的聰明念頭一下子全冒出來了。我尖叫起來，灰塵馬上嗆了喉嚨，刺痛了眼睛。
我感到一陣窒息，不斷地咳嗽。我揉揉眼睛，想再看看。警報還在響。飛機在頭頂盤旋，到處是機槍聲、炸彈爆炸聲。我終於睜開了眼睛，發現眼前站着一個女人。她手中拿着一把破管帚，眼睛像雞蛋那樣睜得大大的，獃獃地望着天空。然後她的嘴巴耷拉下來了，越來越大，樣子很可怕，好像她喘不過氣來了，就想把嘴巴拉開來。
於是我也抬起頭來看天，兩個樣子像魚的影子落下來了，搖搖擺擺的，越來越大。我還沒來得及對自己說"炸彈"，就趴倒了。大地抖動起來，耳中一片轟鳴，四面八方都有玻璃打碎的聲音。
我神志清醒過來后，發現自己臉朝地面趴着。我不知道是自己趴下的，還是被氣浪推倒的，是過了一秒鐘，還是一整天。我抬起頭來，世界變了，天上落下沙子來，我以為自己在做夢，因為人們走路都很慢，好像還在夢中一樣。或許我們已經死了，正等着發配到陰間去。但這時我咳嗽起來，喉嚨里嗆得好痛。
警報停了，我站起來，開始往回走。在我的左面，我看到屋頂後面在冒煙，也許是遠處的大街上着火了。屋子裏的所有東西都被拋到了屋頂和大路上，什麼毯子、凳子、自行車輪、煤爐和茶壺，還有衣服碎片——不光是衣服，還有一隻帶胳膊的袖子，帶一隻腳的鞋子，真是慘不忍睹啊！
我慢慢地經過這些東西。我看到那個拿掃帚的女人還在，炸彈還沒落她就發出了叫聲。她坐在地上，胳膊舉起又放下，向天哀求着，"你在哪裏啊？我叫你不要出門。現在你還聽不聽你媽的話？"
這時我忽然想起來了：淡若——他在哪兒？
我拔腿就往家裏跑。一路上見到在爬的人，在哭的孩子，有個男人耳朵里流出血來，可他還在傻笑呢。離家越來越近，我看到街上擠滿了通常那些幸運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聊天，跟平時警報解除后一樣。
我進屋的時候，胡蘭已經在喝茶了，她把眼鏡慢慢架上鼻樑，打量一條浸在大碗裏的乾魚，"啊喲！回來不到一個鐘頭，瞧，現在至少有十個蟲子在我們的晚飯里遊動了。"
"他們在哪兒？"我問。
"在這碗裏，和魚在一起。"
"哎！我說的是淡若和杜阿姨——他們在哪兒？"
"啊！啊！啊！"她笑了笑，"還沒回來呢。或許馬上就回來了。"
門開了，我馬上迎上前去——但是廚師和傭人，這兩人也在笑。我衝出門去，朝路上張望。
"別擔心，"胡蘭叫我，"他們馬上就回來了。先喝點茶吧。你擔心也沒用，他們不會跑得快一點。"
"我怎麼能不擔心？"我沖她喊道，"我眼睜睜看到炸彈落下來，差一點就落在我頭上。我看到很多人死了、傷了，場面好慘哪，沒有腳的鞋子，沒有腿的腳——"
"你在說什麼呀！"胡蘭打斷了我，"你看見了？在哪兒？"
於是我們倆就馬上衝到路上。半路上，開始打雷了。我們剛跑到炸彈落下的地方，雨就落下來了。胡蘭只好不斷擦她的眼鏡。
街上一片忙亂，警察、部隊和美國服務人員全在那兒。五輛卡車和一輛救護車把路給堵塞了。我們爬上了一個小山坡，上面站滿了人，他們的背全濕透了，分不清是汗水、雨水、泥水還是血水。
"怎麼回事？"胡蘭說著，用手指頭擦擦眼鏡，"你看到什麼了？"
我們往前走了幾步，我看到很多人跪在一座小山頂上，那兒本來一定是什麼建築物。他們全都在用鏟子、鍋鏟和破木板拚命地挖着。
這時我看見了那個在大街上尖叫的、拿掃帚的女人。她也轉過臉來看到了我，一臉驚訝。一剎那，就像在鏡子裏那樣，我們都看到了同樣的恐怖的神情。
她轉身走開了。"不要這樣！你們幹得太蠻了！"她對另外人吼道。但沒人理睬她。
"輕一點，輕一點。"她哀求道，"要這樣。"我見她跪在地上，用她血肉模糊的手指頭刨出一塊磚頭、一塊木板、一塊石頭。這些危險的東西拿掉后，她就把臉俯到地上去，輕輕地找她要找的東西。
我還是不明白這兒到底出了什麼事，那女人在滿是磚頭瓦片和碎骨頭的山上扒。我不知她失蹤的是男孩還是女孩，因為當他們找出她的孩子的時候我再也看不見了。只聽見她一個勁地哭着，罵著自己，"都是我不好呀！是我不好呀！"我不想再看那個粉身碎骨的孩子，因為這當兒我們還在找淡若。
但我們沒在這人堆里找到淡若或杜阿姨。大街上倒塌的房子裏也沒他們的蹤影。我和胡蘭在這個地方待了好幾個鐘頭，聽着其他的母親們哭着自己失蹤的孩子，眼看着希望一次次落空，喊叫聲，哭泣聲，不相信親人已死的嗚咽漸漸變成後悔的低語。
每次希望破滅，救出來的是別人的孩子，我都許一個願。我許了一個又一個願。我大聲地說出來，我向每一位男神女神發誓，保佑保佑我的兒子淡若吧，我一定當好賢妻良母，真誠地待我的朋友胡蘭，對她忠心耿耿，原諒我的丈夫文福，並好好服侍他，尊敬我的長輩杜阿姨，聽她的話。我無怨無悔地認命了。
我許完最後一個願，忽然看到我的傭人跑過來了，一面哭着，喊着，"總算把你找到了。"好像我們失蹤了似的。啊，當她告訴我的時候，我哭得多傷心啊！我憋在心裏的念頭，——我以為我真的失去他了——全都大口大口地吐出來了。傭人告訴我，杜阿姨和淡若就在家裏，我們出門不到兩分鐘，他們就回來了。大家想到這一點都很傷心，他們沒失蹤，我們找他們肯定找得擔心死了。
所以，淡若一點沒事。現在我知道我不得不信守諾言。我許的願胡蘭全聽到了，尤其是我說要做她的忠心耿耿的朋友那段話。當然我一點沒想到要收回諾言。要是我許願許得少，說不定淡若已經死了。說不定他人雖活着，卻少了一隻眼睛，或一條腿。誰說得准？誰知道希望是怎麼實現的？
當然，後來，我記起來了，我很幸運，就在我許願的時候，他們已經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