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捉鬼的人

我得感謝國內稅務署把我們領向了舉行婚禮的教堂。

我們——兩個函授大學生——在一起住了三年。為了堅持我們共同的夢想：“形成一種實質性的差別”，我們都到社會服務領域去工作：西蒙是清除違規——一個幫助有着犯罪記錄、陷入麻煩的青少年的組織——的顧問；我則是另一個機會——一項針對懷孕的吸毒者的工程——的延伸工作者。我們掙得不多，但是在看到國內稅務署從我們每月支付的支票中扣除了那麼多的稅後，我們計算了一下如果提出聯合申報我們能夠節省多少錢：一年整整三百四十六美元！

伴隨着這筆數目在我們貧窮的眼睛前晃來晃去，我們爭論著政府偏袒結婚者的做法是否正確。我們倆都同意稅收是政府強制性權力的一種陰險狡詐的形式，但是為什麼要給這個政府三百四十六美元去買更多的武器呢？我們可以用這筆錢去買新的立體聲喇叭。我確鑿無疑地記得，是西蒙提議我們結婚的。“你認為怎樣？”他說，“我們該合併起來聯合申報嗎？”

婚禮在金門公園的羅多登郎花園附近一個我們揣度是既自由自在又富於浪漫氣息的露天場地里舉行。但是在那個6月的日子裏，卻有陣陣寒風吹進來漫天的白霧，拂甩着我們的衣服和頭髮，所以在結婚照片上，我們和我們的客人看上去都是衣冠不整的樣子。當眾生教堂的牧師正吟誦着婚禮的祝福詞時，一個公園的官員又來大聲宣佈說：“請原諒，各位，舉行這樣一個集會是需要獲得許可的。”於是我們匆匆忙忙地交換了婚姻誓詞，打包裝起婚禮野餐食品和禮物，把它們都拖回到我們在斯坦洋街擁擠的公寓裏。

就像雪上加霜一樣，結婚禮物中沒有一件實用的東西，而那卻是我們非常非常需要用來置換我們那亂七八糟地湊起來的床單、毛巾和廚房用品的。大多數我們的朋友送的是各種各樣夫妻間的玩笑性禮物；我的前繼父——鮑伯——送了我們一隻水晶花瓶；西蒙的父母贈給我們一隻雕刻的銀質盤子。

我家裏其餘的人則一個接一個的試圖在找到“某個特殊的東西”——我們未來的重孫將在作為遺產來繼承上勝過別人。我的母親送來的是一個男人和女人在擁抱的金屬雕塑創作，一件巴拉特·辛——她現在的男友——創作的藝術品；我的弟弟湯米提供的是一架老式的彈球機——他每次來訪都要玩一下；凱文給了我們一箱紅葡萄酒，要我們把它們給放上個五十年。但是在與朋友們過了幾次即興的周末聚會後，我們只有一個頗為不錯的空酒瓶收藏了。

鄺的禮物事實上相當漂亮，也極其令人驚異。那是個中國黑黃檀木盒子，盒蓋是雕飾出來的。當我打開盒蓋時，那《我們是路》的音樂就以一種生硬而愚蠢的節奏響了起來。在放珠寶的空格里放着的是一包茶葉。“讓美好的感覺長久地延續下去。”鄺解釋說，同時給了我一個會意的眼色。

在我們婚姻的最初七年裏，西蒙和我在幾乎一切事情上都想盡辦法達成一致意見。而在隨後的七年裏，我們做的似乎恰好相反。我們不像他和艾爾薩那樣在諸如適當的過程、肯定的行為以及福利改造等重大問題上爭論，而是在瑣碎小事上辯論不休：如果你在倒入橄欖油之前把鍋子加熱，食物的味道會好點嗎？西蒙說會的，我否認。我們並沒有大吵大鬧，但是經常拌嘴，彷彿出自於習慣似的。而這使得我們相互間沒有好聲氣，更不用說愛情了。

至於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夢想，我們的秘密慾望，我們無法再討論了。它們太模糊，太唬人，太重要了，所以就呆在我們身內，像個惡性腫瘤似地生長，成了一個自我吞噬的實體。

回顧往事，我感到驚異的是我們的婚姻竟然持續了那麼長的時間。我不知道其他人——我們的朋友——婚姻的持續，是不是出自於習慣、或者冷漠、或者某種恐懼——反饋成希望，然後希望又釋放出恐懼——的奇怪結合。我從未覺得我們的婚姻要比任何別的什麼人更糟糕，就某些方面來說，我感到我們的婚姻還要比大多數人好些：在聚餐會上，我們是有模有樣的一對；我們保持良好的體形，過着不錯的性生活；而且我們還在一件很大的事情上是一致的：我們自己的事業——主要是為公益和醫學團體處理公眾關係。

在過去的這些年裏，我們發展了一批穩定的顧客——國家腎移植基金會、腦瘤研究基金會、幾個醫院以及一個頗能生財的戶頭：一個堅持要用大量吸脂之前與之後的女人屁股照片來印製廣告的邋遢診所。西蒙和我在我們公寓的一個房間裏工作，我是攝影師、設計師、桌面排版工、粘貼藝術家；西蒙則是撰稿人、顧客接待經理、印刷聯繫人、財務總管。在美學方面，我們各自都很尊重對方；在小冊子的佈局、字體大小以及標題上，我們則尋求達成共識。在這一行里，我們是毫無愧色的專家。

我們的朋友過去常說：“你們兩個可真幸運。”在很多年裏，我都想讓自己相信我們就像他們羨慕地認為的那樣幸運。我推想我們的那種爭吵僅僅是微不足道的惱怒之舉，就像皮膚下的小刺，汽車上的凹痕，一旦我們對此花點兒工夫，輕而易舉就能夠排除掉。

然而，到現在已過去幾乎三年了。我的教父達德利——一個退休會計師，自從嬰兒時代后我還沒見過他——死後留給我一個小型基因拼接公司的股票，它們在他死時值不了多少錢，但是到遺囑執行人把這些股票轉到我名下時，這個基因公司上市了，股票則因拆細而增加了幾倍。由於去氧核糖核酸在商業上造成的奇迹，西蒙和我有了足夠的錢去買——甚至是在價格飛漲的三藩市——位於絕好地段的一幢漂亮房子。我們是想買，但後來我母親建議我與我的兄弟和鄺共享我的這份幸運。她指出，說到底，達德利是父親的朋友，而不是我曾特別親近的別的什麼人。她說得沒錯，但是我希望凱文、湯米以及鄺會說：“留着它吧，謝謝你想到了我們。”我的希望是過大了。最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鄺，她竟尖叫着跳起舞來，就像在幸運之輪節目中的競賽者。在我們分割了這塊繼承來的餡餅並且交了一大筆稅後，西蒙和我只足以在一處有問題的地段付現款買下一幢樸素的房子了。

結果則是，我們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在尋找一個家。西蒙建議買的是在塵霧纏繞的落日地區的一幢五十年代的整修過的房子，他認為我們在幾年後把它賣掉就能夠使我們的投資翻番。而在我心目中的則是位於很有前途的貝納爾高地的一幢頗顯陳舊失修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一個可以改造成甜蜜之家的家的地方，而不是一種投資。“你是在說甜蜜之案的茅舍吧。”在看了一處房產後西蒙說道。

在我們稱之為“未來的潛力”的這個方面我們的看法完全不同。當然了，這種潛力與我們有着極大的關係。我們倆都知道住在陋室狹居需要清新和豐富的愛情，這種愛情會使得愛人們除了幸福地在同樣狹窄的雙人床上依偎着取暖外，對一切都毫無所謂，可西蒙和我卻在很久以前就發展到了享用一張特大型床及有着雙重控制的電熱毯的境地。

在夏日一個濃霧瀰漫的星期天，我們在太平洋高地區域的邊緣一幢六單元的建築上發現了一塊歡迎來訪洽購一套合作公寓的牌子。說邊緣，我指的是它憑一些破破爛爛的組成部分依附於這個時髦的社區。這幢建築的後部坐落在西艾迪遜區域，朝那兒的門和窗都裝着防鋸的鋼柵欄。它距太平洋高地區域中最繁華熱鬧的街道有整整三個街段和兩個稅收等級，居住的都是些有能力養得起寵物狗、情婦和第二家庭的人家。

在公共門廳中，西蒙撿來一張賣房傳單，上面儘是些用連字符連接起來的令人迷惑的陳述：“一套中等奢侈、雙重標準、下太平洋高地區域的合作公寓。”他大聲讀道，“位於一幢由聲名卓著的建築師阿奇博爾德·梅修建於一八九三年的顯赫而一度壯觀的維多利亞風格的大廈。”令人驚奇的是，這張傳單上還吹牛說有十個房間和一個停車位置，而全部的要價僅占我們預算的一小部分。可我們所看到的能提供使用的一切決沒有多於五個房間——如果把車房也算上，則是六個。

我批了第五單元的門鈴，“這價錢就這個地段來說倒是不錯。”我評論道。

“可它甚至都不是分套購置的公寓，”西蒙說，“與合作公寓的人住在一起，我聽說，你甚至連改變你燈泡的瓦數都不得不遵守那愚蠢之至的規定。”

“看那個樓梯扶手，我懷疑它就是最初的木製品。那難道不妙嗎？”

“那是假的，你從那比較精巧的捲曲可以分辨出來，它們太規則了。”

由於西蒙對這個地方似乎絲毫也沒有興趣，我準備提議我們離開。但是隨後我們聽到樓梯上傳來迅速的腳步聲，一個男人叫喊道：“我馬上就來。”西蒙漫不經心地十指交叉握住我的手，我都已記不得上次他那樣做的日子了。不管他怎麼批評，他必定是喜歡上了這幢建築的可能性：無論如何它足以要我們去擁有一對幸福婚侶的外表、要我們有堅實的經濟收入並能在整個契據待完成期間充分穩定地持續下去。

地產代理人原來就是那份賣房傳單的炮製者，是個穿着漂亮的禿頂年輕人，名叫萊斯特·羅蘭或者羅蘭·萊斯特。他有個令人惱火的習慣：經常“咳咳”地清喉嚨，從而給人一種他不是在撒謊就是在準備做令人難堪的仔悔的印象。

他遞給我們一張商務名片，“你們以前在這個地區買過房子嗎，——先生與夫人？”

“畢曉普·西蒙和奧利維亞。”西蒙回答說，“我們現在住在馬里納地區。”

“那麼你們知道這裏是這個城市最好的住宅區嘍。”

西蒙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你是指太平洋高地，而不是西艾迪遜吧？”

“哈！你對此必定是個行家裏手。我想，你們是想先看看地下室吧。”

“好的，我們就去看一下吧。”

萊斯特負責地領我們看了分開安裝的各種儀錶和熱水櫃、普通的熱水器和銅製管道，與此同時我們則富於經驗而又無所承諾地咕噥着。“就如你們注意到的，”——萊斯特清了一下喉嚨——“這房子的基礎就是原來的磚結構。”

“不錯。”西蒙讚賞地點點頭。

萊斯特皺起眉頭，有那麼一瞬間把我們留在了深沉的靜默中。“我提起這一點是因為——”他咳嗽了一下，“就如你們可能早已知道的，大部分銀行不會給一幢磚基礎的大樓籌措資金。你們知道，是擔心地震。但是所有者卻想要進行二次抵押，而且是以類似的市場抵押率。當然了，前提是你有這個資格。”

這就是了，我心想，為什麼這個地方賣得那麼便宜的理由就在這兒。“這幢大樓曾出過什麼問題嗎？”

“哦，沒有，絕對沒有。當然嘍，它經歷過通常的整修——諸如裝飾的裂紋等等的毛病。所有古老的建築都會有幾條皺紋的——那是歲月的特權。真的，面對一個上了百歲的老人，我們看上去都該是光彩照人了。此外你們也必須記住，這位塗粉飾彩過的老太太早已經歷過1889年的地震而毫髮無損，更不用提1946年的那次大地震了。而對於較新的大樓，你們卻無法這樣評說，是吧？”

萊斯特的話聽上去太迫不及待，而且我還開始聞到垃圾堆的那種令人不快的霉臭味兒。在黑暗的角落裏，我看到了一隻只飽經風霜的箱子，被老鼠咬嚙過的箱皮和開裂的塑料上儘是塵蒙灰積。在另一個貯藏區則散落地堆放着銹跡斑斑的笨傢伙——汽車零件、杠鈴、一隻金屬工具箱——某個早先的住戶雄激素過剩的紀念物。西蒙鬆開了我的手。

“這個單元只有一個停車位置，”萊斯特說，“但是很幸運，二單元的那個男人是個盲人，你們可以租用他的位置來停第二輛車。”

“多少錢？”西蒙問道，剛好我也在同時宣佈說：“我們沒有第二輛車。”

就像只貓一樣，萊斯特安詳地看看我們兩個，然後對我說：“哦，那就會省了不少麻煩，是吧？”我們開始從一個狹窄的樓梯並登上去，“我帶你們從後面的進口上去，這過去曾是僕人的樓梯，通向合用的單元。哦，順便說一句，過去幾個街區——步行的距離，你們知道吧？——那兒有一所極好的私立學校，絕對頂級。到了三年級，那些小怪物已經曉得怎麼卸開一台386計算機並把它升級到486。簡直難以相信這些日子裏他們能教你們的孩子多少東西。”

這一次，西蒙和我以同樣的兩音節說道：“沒有孩子。”我們互相注視，顯得有些吃驚。萊斯特微笑起來，然後說：“有時那是非常明智的。”

在我們婚姻的初期，生孩子是我們共同擁有的一個大夢想。西蒙和我都被我們遺傳基因合併的可能性沖昏了頭腦。他想要個看上去像我的女孩子，我則想要個看上去像他的男孩子。經過六年的每天測量我的體溫、兩次月經期間戒酒、用鬧鐘來控制性交以後，我們去看了一個生殖專家布雷迪醫生。他告訴我們西蒙不會生育。

“你是指奧利維亞不會生育吧。”西蒙說。

“不，化驗結果指出是你。”布雷迪醫生回答說，“你的醫療記錄也表明你的睾丸直到你三歲才降到位。”

“什麼？我不記得有這回事，何況，它們現在總是降到位了，那又會礙什麼事呢？”

那一天，我們學到了許多有關精子的脆弱性、精子是如何必須保存於比身體溫度更低處——那就是睾丸為什麼懸挂在體外的原因：自然的空調——的知識。布雷迪醫生說西蒙的不會生育並非僅是精子數太少或者活性不夠，說他可能自從青春期開始，也就是從他第一次射精開始起就喪失了生育能力。

“但那是不可能的，”西蒙說，“我早就知道我能——哦，不可能的，化驗弄錯了。”

布雷迪醫生以一種精於安慰成千上萬懷疑的男人的口吻說道：“我向你保證，不能生育並不影響你的男子氣、精力、性慾、勃起、射精或者你滿足你的性交夥伴的能力。”我注意到醫生是說“性交夥伴”而不是“你的妻子”，彷彿是想概括許多的可能性：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然後他繼續討論射精的內容，勃起的物理機制以及其他的瑣屑小事，而這些小事根本無關那雙擱在我們的抽屜里的小寶貝的雨靴、那些我的母親早已為她未來的外孫所收集的連環畫冊以及對懷孕的艾爾薩在一座即將雪崩的斜坡頂部朝着西蒙尖叫的回憶。

我知道西蒙在想着艾爾薩，懷疑她是不是搞錯了懷孕的事。如果是搞錯了，那就使得她的死亡——基於一個又一個愚蠢的錯誤之上——更充滿了悲劇性。我也知道西蒙不得不考慮到艾爾薩是在撒謊，也就是她壓根兒就沒有懷孕。但那又是為什麼呢？而如果她懷孕了，那麼誰是她的另一個情人呢？還有，為什麼她要痛斥西蒙呢？沒有一個可能的回答是有意義的。

自從幾年前我們與鄺談起了陰間之後，西蒙和我就避免提到艾爾薩的名字。現在我們發現自己的舌頭加上了雙重的鎖鏈，無法討論西蒙的不能生育問題：這個問題會涉及艾爾薩，或者就此而言，我們對人工授精和收養的情感。年復一年，我們避免談起嬰兒——不管是真的，想像的或者是希望有的的嬰兒，直到我們站在這兒，在這三樓的樓梯平台上，兩人都在告訴那個可惜的、名叫萊斯特的陌生人：“沒有孩子。”宛如我們在多年以前就作出了決定，而且在那時就和現在一樣，是最終的決定。

萊斯特正在被一根電線串着的十幾把鑰匙里尋找，“它就在這兒的什麼地方，”他喃喃自語，“可能是最後的一把，對，你怎麼會不知道它呢——瞧，這就是了。”他打開門，用手在牆上拍着找到電燈開關。這房間起初給人一種熟悉感——彷彿我以前已經成百上千次秘密地訪問過這個地方，這個夜間夢想的集合之所。它們就在那兒：沉重的、配有古老的波紋玻璃的雙層木門；裝飾着黑色橡木的寬敞門廳；投射進一條閃爍着古老塵埃的光柱的氣窗。那就像返回了一個以前的家，我無法確定我的熟悉感是令人寬慰的還是令人窒息的。隨後萊斯特快活地宣佈說我們應該從“客廳”開始參觀，於是那感覺就煙消雲散了。

“這就是我們稱之為伊斯特勒克和哥德式復興的建築。”萊斯特介紹說。他繼續解釋這個地方在二十年代曾如何變成了流動售貨員和戰爭寡婦的寄宿所；在四十年代，當這幢建築改成了二十四套小型公寓房間——便宜的戰時寓所——時，“哥德式復興”進化成“特殊的心靈手巧者”；在六十年代，它變為了學生公寓，而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房地產繁榮中，這幢建築再度被賦予了新生，這次是成為六套“半奢侈”的合作公寓。

我揣想“半奢侈”涉及的是門廳里的廉價玻璃吊燈，其實“半時髦”倒是刻畫這套房子的更為實在的途徑，因為這幢房子體現了其前一階段的那種互不協調的雜燴風格；有着西班牙紅色瓷磚和木壓層板碗櫥的廚房已失去了它所有維多利亞血統的痕迹，反之，其他的房間卻仍然在天花板的角落裏大量地裝飾着毫無用處且華而不實的拱肩和石膏中楣；散熱器的管子不再接着發熱器；磚砌火爐也有了自己的磚塊贅飾；肯定是最近做的空心門臨時湊成了壁櫥。通過萊斯特的那種地產商的誇大其辭，毫無用處的維多利亞式空間一躍而成了重要的新目的：一個由一塊琥珀色玻璃從背面照亮着的以前的樓梯平台變成了“音樂大廳”——我心想，這對於一隊誅儒四重唱來說倒確實是夠完美的；一塊曾經是屬於處在最底層的洗衣婦的令人窒息的空間，現在在萊斯特的建議下，成了“孩子們的圖書館”——這並不是說還有個成人的圖書館；半個一度是很寬敞且有着嵌入式衣櫥的梳妝間——另一半在相鄰的套間裏——現在變為了“文書室”。我們耐心地聽着萊斯特說，詞語從他的嘴裏飛掠出來，就像跑在剛打過蠟的漆布上的卡通狗，瘋狂地奔向不知何地。

他必定是注意到了我們的興趣在減退，於是降低了語速，改變方針讓我們把目光投向“那古典的輪廓和一丁點兒辛勞所顯示的叫人嘆絕的合算”。我們敷衍了事地察看了剩下來的房間：一個鴿子籠似的小房間構成的迷津，同樣充斥着虛假豪華的東西：育嬰室、早餐廳、盥洗小間——實際上只是個大小僅夠容納一隻抽水馬桶和其坐着的使用者，而且膝蓋還得緊擠着門的壁櫥。在一套現代化的公寓裏，這整個面積充其量只能劃分成不多於四個平均尺寸的房間。

只有一個在頂層上的房間還沒有看過了，萊斯特邀請我們爬上那狹窄的樓梯去以前的閣樓，現在的“大閨房”。在那兒，我們譏諷的臉張大嘴巴合不起來了，我們就像由於突然的宗教信仰轉變而受到驚嚇的人那樣緩慢地凝視着四周：眼前是一個巨大的房間，其天花板傾斜着成為牆壁。它的地面面積等干下面所有的九個房間的面積。與那發著霉臭味兒的黑暗的三樓相反，這頂樓是光線明亮，空氣清新，並且還刷成了潔凈的白色。八個老虎窗凸現在傾斜的天花板上，把我們的目光引向點綴着朵朵雲彩的天空。在我們的腳下，寬木條地板猶如冰場似地閃閃發光。西蒙再次抓起我的手緊緊捏住，我也以緊捏作為回應。

這兒有潛力，我心想，我和西蒙能夠構思出許多填滿這空間的途徑。

自我們搬進來的那天起，我就開始從前育嬰室的牆上往下扒塗層。不久這房間就被取了個綽號：我的“家內聖所”。萊斯特曾說過，這兒原先的牆是鑲嵌着樹瘤切片的桃花心木，所以我急切地想揭示出這個建築的瑰寶。在令人頭暈目眩的油漆稀釋劑氣味作用下，我想像自己是個考古學家，正在發掘着以前生活者的階層，他們的歷史可以由他們對牆壁覆蓋物的選擇而重建起來。最初揭開的是一層類似夏敦埃酒顏色的乳液形成的雅皮士風格的牆皮，採用的是點畫手法，使之看上去就像是一座佛羅倫薩修道院的牆壁。緊隨着的則是前幾十年裏形成的層層易剝落的硬殼——八十年代是美元似的綠色，七十年代是幻覺劑似的橘黃色，六十年代是嬉皮士似的黑色，五十年代是適合幼兒的柔淡色彩。而在這些下面則撕起來卷卷牆紙，牆紙上的圖案是群群金色的蝴蝶，許多美少年攜帶着成籃的櫻花。以往一代代的男女愛人都曾在不眠之夜注視着這些同樣的牆壁，一邊安慰着腹痛的嬰孩、發燒的少年、患着結核病的嬸嬸。

一個星期之後，隨着手指尖的粗糙破裂，我揭到了最後的石膏層，然後是毛坯木頭。那不是如萊斯特所說的桃花心木，而是廉價的冷杉木。不但是燒焦了的，而且還因發霉變成了黑色——這大概是在世紀之交一支過分狂熱的水龍造成的結果。即使並不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這次我也忍不住踢起牆來，且用勁是如此之大，以至把一塊木板踢出個洞來，露出了一大堆粗粗拉拉的灰色毛髮。我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尖叫——B級恐怖片里的高音，於是西蒙蹦進房間來，手裏揮舞着一把泥刀，彷彿那刀能夠成為抗擊一大群殺人者的有力武器似的。我用一隻指證的手指直點着那堆我相信是一樁幾十年未曾破獲的罪案的毛髮遺剩物。

一個小時以後，西蒙和我扒下了幾乎所有毀爛了的木頭，在地板上形成了一大堆就像是只巨型老鼠的窩似的毛髮。一直要到我們叫來一個建築承包商安裝干砌牆，我們才發現自己移走的是許多蒲式耳的馬鬃，一種維多利亞時代人的絕熱材料。承包商還說馬鬃能夠有效地隔絕聲音。我們這才懂得：富裕的維多利亞時代人如此建造他們的家，是為了不必去聽那種有傷大雅的聲音：諸如發自相鄰房間的一聲達到性慾高潮時的顫音或者因為消化不良而造成的高音長鳴。

我提起這是因為西蒙和我並沒費心把馬鬃再塞回去。起初，我相信這與我們在第一個月裏開始經歷的奇怪的音響效果不無關係。在我們的牆壁和相鄰公寓牆壁之間的空間變成了一個大約有一英尺寬的空心豎井，這個豎井，我覺得是成了傳聲結構，能夠把整幢建築的聲音都傳輸過來，然後再轉換成重捶聲、嘶嘶聲以及有時聽起來像是在我們卧室樓上教授的希臘語課程的聲音。

不管什麼時候想描述我們的噪聲問題，我就會模仿我所聽到的聲音：汀克——汀克——汀克、喔吧——喔吧——喔吧、吁——吁——嘶。西蒙則會把這聲音與可能的來源作比較：敲打一個走了音的鋼琴琴鍵、一種鳴聲凄楚的野鴿在來回地飛掠、在冰上刮擦。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就是如此地不同——可以說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環境裏長大的。

這一切中還有一個奇怪的方面：當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傳來時，西蒙似乎總是不在家——像那次我在淋浴，聽到有人在吹《危難》的主題曲。由於我在那天餘下的時間裏無法擺脫這惱人的曲調，我覺得這旋律特別的令人心神不定，有一種被人潛近身邊的感覺。

一個結構工程師提出說這種喧鬧聲可能是來自於已廢棄的取暖管道；一個地震安全顧問則告訴我這個問題可能只是一幢木結溝建築的自然沉降。他解釋說，只要稍微一點兒想像力，你就能想到那些吱吱咯咯聲和呻吟聲無非是形形色色的關門、人們跑上跑下樓梯等引起的——然而他卻壓根兒不知道還有別的人在抱怨玻璃的破碎聲以及隨之而來的竊竊嗤笑聲。我的母親說那是老鼠，甚至有可能是烷熊。她自己就曾遇到過這種事。一個煙囪清掃工的診斷是鴿子在我們已廢置的煙道里做窩造成的。凱文說牙齒的填充物有時能夠傳輸無線電波，所以我應該去我的牙科醫生湯米那兒檢查一下。但是不管怎麼樣，問題卻依然存在。

可也真夠奇怪的，我們的鄰居說他們並沒有被什麼異常的聲音所打攪，雖然住在我們樓下的一個盲人尖酸地提及他能夠聽到我們那開得過於響亮的立體聲音響，特別是在早晨。他說，那正是他在做每日禪思的時分。

當我的姐姐聽到了那重捶聲和嘶嘶聲后，她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問題不是什麼東西而是什麼人，嘿嘿。”在我繼續取出打包的書時，鄺在我的辦公室里走來走去，鼻子翹起，就像一隻狗在搜索着它感興趣的灌木叢似地嗅來嗅去。“有時候鬼魂，他們也會迷路。”她說，“如果你需要，我來試試為你抓住他們。”她伸出一隻手，就像伸出魔杖似的。

我想起了艾爾薩。很久以前，她就從我們的話題中消失了，但是卻成功地留在了我大腦的背面，在時間中凍結起來，就像一個處於租約權限下的房客，你不可能把她給趕出去。現在，隨着鄺的鬼魂，她又千方百計地掙脫了出來。

“那不是鬼魂，”我堅定地說，“我們取出了絕熱材料，所以這房間就像個共鳴箱一樣了。”

鄺專斷地嗤了一下鼻子，根本不理我的解釋。她把她的手置於地板的一個點位上，然後又在房間裏轉悠着，她的手在顫抖，就像一隻獵狗似地在追蹤着什麼。她發出一連串的“哼——”聲，每一聲都變得越來越確定：“哼——！哼——哼哼！”最後她站在門口，一動也不動地靜止下來。

“非常奇怪，”她說，“有人在這兒。我感覺到了。但並不是鬼，而是活人，充滿了電，呆在牆裏，也是在地板下。”

“好啊，”我開玩笑說，“或許我們應該向這個人收取房租了。”

“活人總是比鬼更為麻煩，”鄺繼續說道，“活人來打擾你是因為生氣。鬼製造麻煩只是因為哀傷、無望、困惑。”

我想起了艾爾薩，祈望着西蒙能夠聽到她的話。

“我知道怎麼抓鬼，”鄺說，“我的三嬸嬸教過我。我叫鬼：‘聽着，鬼！’——是一個心靈在對另一個心靈說話。”她朝上凝視着，一臉真誠，“如果她是老年婦女，就給她看舊拖鞋，鞋的皮底早已變得柔軟，穿着非常舒適；如果她是年輕姑娘，給她看屬於她母親的梳子：小姑娘總是喜歡自己母親的頭髮的。我把這種鬼極其喜愛的珍寶放進一隻大油桶里，當她進去時——趕快！——我就把桶蓋緊緊蓋上。現在她準備聽我說話了，我告訴她。‘鬼！鬼！是你到陰間去的時候了。’”

鄺看着我雙眉緊蹙的臉孔補充說：“我知道——我知道！在美國沒有大油桶，甚或大家還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對美國鬼魂，必須使用別的什麼東西——也許像大的家用塑料桶就行。或者旅行手提箱，薩姆森牌的；或者從時興商店而不是折扣店裏買的盒子。對對，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利比—阿，那個時興商店叫什麼名字呵，人人都知道每一件東西都是大價錢的那個店？去年西蒙在那兒給你買了一支上百美元的鋼筆。”

“蒂法尼。”

“對對，蒂法尼！他們給你藍色的盒子，與天空同樣的色彩。美國鬼魂喜愛天堂，美麗的雲朵……哦，我知道了。我在你結婚時給你的音樂盒在哪兒？鬼魂喜愛音樂，以為是小人在裏面唱歌，就會進去瞧瞧。我的前一生，班納小姐就有個像這樣的音樂盒——”

“鄺，我得去幹活兒——”

“我知道——我知道！不管怎麼說，你這兒沒有鬼，你的房子裏是有活人在偷偷摸摸地跑來跑去。也許他是做了什麼壞事，現在躲藏起來，不想被抓着。太糟糕了，我不知道怎麼抓無約束的人。你最好給聯邦調查局打電話。啊——我知道了！給那個電視節目——美國最大通緝犯——上的男人打電話。你打吧。告訴你，每個星期，他們都逮住某個人的。”鄺就是這樣勸告我的。

而後又發生了一些別的事，我試圖把它作為偶然事件給打發過去：艾爾薩以一種相當戲劇性的方式又回到了我們的生活中。她的一個大學同學——後來成了新世紀音樂公司的一個監製人——重新演奏製作了艾爾薩所作的一首名叫《更高的精神》曲子，這首樂曲後來作了一部描寫天使的電視系列劇的配樂。這事，就如西蒙指出的，由於艾爾薩不喜歡基督教的神話傳說，所以頗具諷刺味兒。可是在那個時候，似乎是一夜之間，人人都在為與天使有關的任何東西而發狂。這個電視系列劇獲得了很高的收視率，而其配樂的CD碟片也賣得相當不錯，於是西蒙開始在艾爾薩的菲薄名聲中發現了新的自我價值。我從未想到過我居然會如此痛恨天使。而一度對新世紀音樂公司嗤之以鼻的西蒙每當有朋友來訪，就會開機放她的碟片，並且還會漫不經心地說作曲者是把這首樂曲獻給他的。那是為什麼，他們會問。哦，他們曾是情人，最好的朋友。自然了，這使得某些朋友安慰似地朝我笑笑，然而我卻發現這簡直讓人發瘋。接着我會實事求是地解釋說艾爾薩在我碰到西蒙之前就已去世了，可是這不知怎麼的聽起來更像是在懺悔，彷彿我說過自己殺了她似的，然後沉寂就降臨到整個房間裏。

於是，伴隨着所有這些在我們房子裏的聲音效果，我試圖假裝自己並沒有被艾爾薩的音樂弄得心神不定，試圖對我和西蒙之間日益增加的距離視而不見。我試圖相信，在婚姻這件事上，就像面對地震、癌症、戰爭行動一樣，像我這樣的人對突發的災難是具有免疫力的。但是要假裝這個世界一切正常，我首先必須了解什麼是不對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