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漁夫

早晨七點以前，電話鈴響了起來。只有鄺才會在如此一個豈有此理的時刻打電話來。我讓錄音電話去應答她。

“利比—阿？”她低聲說，“利比—阿，你在聽嗎？是你的大姐，鄺。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告訴你……你想聽嗎？……昨天晚上，我夢到了你和西蒙。很奇怪的夢。你去銀行，核查你的儲蓄。突然之間，銀行劫盜衝進門來，你飛快地藏好了你的錢包，所以銀行劫盜搶走了所有人的錢包，卻讓你給倖免了。後來，你回到家，伸手到錢包里去——啊！——到哪兒去了？——沒了！不是錢，而是你的心，被偷走了！現在你沒了心，怎能活下去？沒有力氣，臉頰上沒有血色，蒼白，憂傷，疲乏無力。你存取所有你的積蓄的那個銀行的總裁，他說：‘我借給你我的心，不要利息，你什麼時候還都行。’你抬起頭，看到了他的臉——你知道是誰嗎，利比—阿？你猜猜看……是西蒙！對——對，給了你他的心。你清楚了吧！他仍然愛着你。利比—阿，你相信嗎？不只是夢……利比—阿，你在聽我說嗎？”

由於鄺的緣故，我具有了記住夢的本事。即使在今天，我還能回想起八個，十個，有時是十二個夢來。當鄺從瑪利亞援助中心回家后，我學會了怎麼記住夢。一等我開始醒過來，她就會問：“昨天晚上，利比—阿，你遇上了誰？你看到了什麼？”

介於半睡半醒之間的我就會抓住一小束正在逝去的世界，把自己再拉進去，從那兒為她刻畫我剛剛離開的那種生活的細節——我鞋子上的磨損處、取出的石子、在下面叫我的我的合法母親的臉。當我停下后，鄺會說：“在那以前，你去了哪裏？”就這樣步步誘導，我會追溯回先前做的夢，然後是再前面的那個夢，十幾條生命，有時還有他們的死亡。這些都是我永遠不會忘卻的夢，只有在我死後才會消逝的瞬間。

通過那麼多年的做夢，我嘗過了飄落在霧氣瀰漫的夜晚中的冷寂的灰燼的滋味；我看到過山顛處閃爍如火焰的成千枝梭嫖；我在等着殺頭時撫摩過石牆的細微碎屑；當繞在我脖子上的繩索勒緊時，我聞到過自己麝香似地分泌出來的害怕；我也感受過在輕如無物的空氣中飛行的那種沉重；我還聽到過在生命喀嚓一聲結束之前自己那倒抽冷氣的吱嘎聲。

“在死後你看到了什麼？”鄺總是要這樣問。

我會搖搖我的腦袋：“我不知道。我的眼睛閉着。”

“下一次，要張開眼睛。”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我以為每個人都把夢作為另一種生活、另一個自我而記在心中。鄺就是這樣做的。在她從精神病院回家后，她就躺在床上睡覺前給我講他們——陰間人們的故事，其中一個女的叫班納，一個男的叫凱普，一個是只有一隻眼的女匪徒，一個是個雌雄人。她講得似乎這些鬼魂都是我們的朋友。我沒有告訴母親或鮑伯爸爸鄺在講些什麼：瞧瞧上一次我這樣做后發生了什麼。

當我上了大學，從而終於能逃離鄺的世界時，一切都已遲了。她已經把她的那種想像力移植到了我的身上。她的鬼魂拒絕從我的睡夢中被趕出去。

“利比—阿，”我仍然能聽到鄺在用中國話說，“我究竟有沒有告訴過你班納小姐許諾在我們死以前要做的事？”

我看到自己假裝睡著了。

而她會繼續說下去，“當然了，我無法確切地說出這事發生在多久以前，在這一生和下一生之間，時間尺度是不一樣的。但是我認為是在1864年期間，至於是中國的陰曆年還是西洋日曆的年份，我就搞不清了……”

最終我是睡著了，其時她的故事正講到什麼份上，我總是給忘了。所以，哪一部分是她的夢，哪一部分是我的夢呢？它們又是在什麼地方交錯的？我並不知道。每天晚上，她都會給我講這些故事，而我則無助地靜躺在那兒，但願她能閉上嘴。

是啊，是啊，我確信那是在1864年，我現在記起來了，因為那年份聽起來很怪。利比—阿，你聽聽看：一、八、六、四，班納小姐說，那就像在說：失去希望，溜進死亡。而我則說，不，那意味着：獲取希望，死者留下。中國話就是這樣的又好又壞：有那麼多的含義，全在於你心裏是怎麼想的。

總之，我送班納小姐茶葉就是在那一年。而她則給了我那個音樂盒，那個我曾從她那兒偷來過、後來又歸還給她的音樂盒。我至今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把那隻盒子放在我倆之間，裏面盛着所有那些我們不想忘卻的東西。當時就只有我們兩個，別無他人，地方是在那幢鬼商大屋裏——我們在那兒與拜耶穌教徒一起住了六年。我們站在聖樹的附近，那棵矮樹與長着特殊葉子的灌木相同，而與此同樣的葉子我是常用來制茶的。只是現在那棵矮樹被砍倒了，而班納小姐則在說她很抱歉讓凱普將軍弄死了它。那個夜晚是如此的炎熱和令人傷感，汗水和眼淚小溪似地從我們的臉上流淌下來，知了的叫聲越來越響，然後歸於沉寂。後來我們站在那條拱道上，嚇得魂不附體，但也很快活。我們開心地得悉我們是由於同樣的理由而不開心。那是我們兩人頭頂的天空都在燃燒的年頭。

六年以前，那時我初次遇到她，年方十四而她二十六，或許比這更年輕或更大些。我出生於長鳴以南的薊山山區的一個小地方。我們不是本地人，也就是那些聲稱自己的血脈中流淌着更多的黃河漢族血液，從而一切東西都應該屬於他們的人；我們也不是某個壯族部落中的人，那些部落總是村子對村子、氏族對氏族地互相爭戰；我們是客家人，作客的人——意為未曾邀請過久地呆在任何好地方的客人，所以我們就住在這山區的一個窮困地方，棲身於那許多客家圓屋群中。在那個窮地方，你必須在懸崖峭壁上耕作，像山羊似地站立，為了收穫一把稻穀得先挖掉兩手推車的石塊。

所有的女人都和男人一樣地奮力苦幹，不分由誰來運走石塊、誰來燒木炭、誰來防範夜間的穀物盜賊。所有的客家女人都這樣，健壯強悍。我們不像漢族姑娘那樣纏腳——她們的殘腳就像放久了的香蕉一樣又黑又爛，可還得用它們跳來跳去。我們不得不滿山遍野地到處跑去幹活兒，沒有束身的衣服，也不穿鞋子。我們的赤腳就直接踩在那些給了我們的山巒鼎鼎大名的尖利的薊草上。

在我們山區，合適的新娘是腳上有着厚厚的老繭，長着一張顴骨高聳、漂亮耐看的臉。靠近大城市永安——位於群山中——和金田——位於河流旁——的地方居住着另外一些客家家庭，那些出生於較窮困家庭的母親喜歡給她們的兒子找個來自於薊山山區的勤勞而漂亮的女孩子作配偶。在婚嫁節期間，那些男孩子會攀山過嶺來到我們的山村，我們的姑娘則唱起古老的山歌——一千年以前我們從北方帶過來的。男孩必須與他想娶的姑娘對唱，要找詞來對她的歌。如果他的聲音是柔弱的，或者他的歌詞是拙劣的，那就太糟糕了，休想有什麼婚嫁。這就是為什麼客家人不僅異常強悍，而且也有一副好嗓子，以及一顆為贏取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所需要的玲瓏剔透心靈的原因。

我們中流傳着一句俗話：娶個薊山姑娘，你就獲得了等於三頭牛的一個妻子：一頭是母牛，一頭是耕牛，一頭是照料你母親的腳力牛。那說明了客家姑娘是如何的吃苦耐勞。她永遠不會抱怨，即使山邊滾下一塊石頭砸破了她的眼睛。

那次出事時我才七歲。我很為自己的傷處驕傲，僅僅哭了一會兒。在我的祖母縫合那曾經是我眼睛的洞時，我說那塊石頭是被一匹克馬弄鬆的，那匹馬上騎着著名的鬼女怒目——女意為“姑娘”，怒目的意思是“目光像匕首那樣犀利”。女怒目，就是有着匕首般眼睛的姑娘。她也在年輕的時候失去了眼睛。她目睹一個本地人偷了另一個人的鹽，在她能跑開以前，那個本地人用匕首戳到了她的臉上。打那以後，她總把她頭巾的一隻角拉下來蓋住瞎眼，她的另一隻眼睛變得更大、更黑，就像貓頭鷹的眼睛一樣犀利。她僅僅搶劫本地人，而當他們看到她那匕首般的眼睛時，哦，瞧他們是怎麼哆嗦的。

在薊山地區，所有的客家人都欽佩她，僅是因為她搶劫本地人，而且因為當天王回來找我們求助時，她是第一個參加太平天國的客家土匪。那個春天，她帶着一支由客家婦女組成的軍隊去了桂林，清朝軍隊抓住了她。在他們砍掉了她的腦袋之後，她的嘴唇仍然在嚅動，詛咒說她會回來毀掉他們家族一百代人。就是在那年夏天我失去了一隻眼睛。當我告訴大家有關女怒目騎在她那匹鬼馬上疾駛而過的事時，人們都說這是個信號，表明女怒目已選擇了我作為她的信使，就像基督上帝選擇了一個客家人作為天王一樣，他們開始叫我女怒目。有時，在夜深時分，我覺得自己真的能看到到個女匪徒，當然了，不太清楚，因為在那個時候，我還只有一隻陰眼。

在那以後不久，我遇到了我的第一個外國人。不管什麼時候外國人抵達我們的省份，在這地區——從南寧到桂林——的所有人就都在議論他們。許多外國人是來做外國那種黑糊糊的東西——鴉片——的交易，那種鴉片使得外國人對中國滿懷瘋狂的夢想；而有些則是來出售武器——大炮、火藥、來複槍，不是快速、新穎的那種，而是緩慢、老式的武器，早已湮沒無聞的外國戰役的剩餘物，得用火媒去點燃；傳教士來到我們的省份是因為他們聽說客家人是拜上帝教徒，他們想幫助我們中更多的人去他們的天堂。他們不知道拜上帝教徒與基督教徒並不相同，後來我們意識到我們的天國也不一樣。

但是我遇到的外國人並不是個傳教士，他是個美國將軍。客家人叫他凱普是因為那就是他老是穿着的東西：一件巨大的斗篷。他還戴着黑手套、黑靴子，沒戴帽子，穿着一件灰色的短夾克，上面有着就像閃光的硬幣一樣的紐扣，從腰部一直到他的頰部。他的手上捏着根長長的手杖，是白色的藤杖，有着銀杖尖和象牙手柄，手柄上刻着一個裸體女人。

他來到薊山地區時，所有村子裏的人們都擁下山到那個廣闊的綠色盆地來看他。他抵達時騎在一匹騰躍着前行的馬上，帶領着五十個廣東人士兵——以前的船夫和乞丐，現在則騎着矮種馬，身穿色彩鮮艷的軍服（據說不是漢族或滿族的軍服而是法屬非洲戰爭的剩餘物資）。士兵們喊着：“拜上帝教徒！我們也是拜上帝教徒。”

我們中有些人認為凱普就是耶穌，或者像天王一樣，是耶穌的另一個弟弟。他個子很高，短須，大絡腮鬍子，一頭波浪形的黑髮垂落在肩膀上。客家男人也留着同樣的長發，沒有了辮子的蹤影，這是因為天王說我們的人不該再服從清朝的法律。我以前從未見過外國人，從而也無從知道他的真實年齡。但在我看來，他似乎很老。他的膚色就像蕪菁的顏色，眼睛如淺水般迷迷濛蒙。他的臉上到處是深凹和突出之處，就像患了耗竭性病症的人一樣。他很少微笑，但是經常哈哈大笑，並用一種驢叫似的聲音說著刺耳的話。他的身邊總是站着一個人，作為他的中介入，以一種優雅的聲音翻譯著凱普說的話。

第一次看到那個中介入時，我覺得他像個中國人，而下一分鐘他又像個外國人，而後則什麼也不是。他就像是那些變成枝條和樹葉顏色的蜥蜴。後來我得知這個人的母親是個中國女人，其父親則是個美國商人，他受到了他倆的血緣影響。凱普將軍叫他一半人，也就是半個兒的人。

一半告訴我們凱普剛從廣州過來，在那兒他成了太平天國天王的朋友。我們全都大吃一驚：天王可是個聖人呵，他生為客家人，然後被上帝選為他珍愛的小兒子，耶穌的小弟弟。所以我們都小心地聽着。

凱普，一半說，是個美國軍事領袖，一個最高級將領，有着最高軍銜。人們喃喃低語起來。他遠涉重洋來到中國，來幫助拜上帝教徒，太平時代的追隨者。人們喊叫起來：“好！好！”他自己也是個拜上帝教徒，他欽慕我們，欽慕我們反對鴉片、偷盜、淫慾的法律。人們都點着頭，我則用我的一隻眼凝視着刻在凱普手杖柄上的裸體女人。他說他是來幫助我們與滿族人作戰的，這是上帝的安排，千年以前就寫在了他手持的聖經上。人們都擁上前去看，我們也知道同樣的安排。天王早就告訴我們客家人將繼承這土地，統治上帝治下的中國王國。凱普通報說，太平天國軍隊早已佔領了很多城市，聚集了許多的錢財和土地，而現在，鬥爭準備移向北方——只要薊山地區餘下的拜上帝教徒參加他的軍隊就行了。他又補充說，那些參加作戰的人將分享恩惠——暖和的衣服、大量的食物，以及在晚些時候，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新的身份和地位、學校和家庭、男人和女人一視同仁。天王還將給他們留下的家庭送去食物。到了此時，所有的人都喊了起來：“太平天國！太平天國！”

接着，凱普將軍用他的手杖敲敲地面，所有的人再度安靜下來。他讓一半給我們看天王要他給大家帶來的禮物：成桶成桶的火藥！成捆成捆的來複槍！成筐成筐的法屬非洲的軍隊服裝——有些已被撕破並已血跡斑斑。但是每個人都認為它們仍然非常漂亮。大家都在說：“嘿，瞧那些紐扣，摸摸這料子看。”那天，許多人，男人和女人，都參加了天王的軍隊。我不能參加，因為我太小了，只有七歲，所以我在人群里非常的不開心。但是接下來那些廣東士兵遞過衣服來，只給男人，一件也沒給女人。等見了這情形，我就不再像先前那樣不開心了。

男人們穿上他們的新衣服，女人們則審視着她們的新來複槍、點燃引線的火煤。然後凱普將軍再次敲敲他的手杖，要一半把他的禮物拿給我們。我們全都擠上前去，急切地想看到另一個驚喜。一半拿回來一個柳條籠子，裏面是一對白色的鴿子。凱普將軍用他那怪聲怪氣的中國話宣佈說，他向上帝請求一個我們會成為戰無不勝的軍隊的兆頭，上帝就送來了這些鴿子。這些鴿子，凱普將軍說，意味着我們窮苦的客家人將擁有我們在以往的數干年來一直渴求的太平盛世。接着他打開籠門，拉出鴿子，把它們投入空中。人們喧騰起來，奔跑推搡着，跳將起來，想在那鴿子能飛走之前把那些生靈捉住。一個男人向前翻倒在一塊石頭上，他的腦袋崩裂開來，腦漿都開始流出來了。但是人們跳過他的身子，繼續追逐着那些罕見而珍貴的鳥。一隻鴿子被逮住，另一隻則飛走了。於是，某個人在那個晚上就吃了一頓肉。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參加了這場鬥爭。參加的還有我的叔叔、我的嬸嬸、我的哥哥們、在薊山地區以及山下城鎮的幾乎每一個超過十三歲的人，共有五萬或六萬人。其中有農民和地主、賣湯的小販和教師、土匪和乞丐，不僅有客家人，還有瑤族、苗族和壯族人，甚至還有貧窮的本地人。對於所有像我們那樣聚到一起來的中國人來說，這真是個偉大的時刻。

我被留在薊山與我的祖母一起生活。我們是些可憐的村莊廢物，都是嬰兒和孩子、老人和殘廢、懦夫和白痴。然而我們也很快活，因為正如他所許諾的，天王派了他的士兵給我們帶來了食物，種類之多要超出我們在幾百年裏所能想像的。這些士兵也給我們帶來了偉大勝利的故事：天王是怎樣在南京建立了他的新王國；銀兩是怎樣比稻穀還多；大家住的是什麼漂亮房子——男人一個大院，女人住另一個大院；過的是什麼樣的寧靜生活——星期天上教堂，不做工作，只有休息和開心的事。我們非常高興地得知自己現在是生活在太平盛世。

接下來的一年，士兵們帶來的是稻穀和鹽魚。再下一年，則只有稻穀了。更多年過去了，一天，一個一度曾住在我們村莊的男人從南京回來，他說他對太平天國極其厭惡。當面臨苦難時，大家都能同樣奮鬥；然而處在和平之中時，卻沒人想人人一樣。富裕者不再與人分享所有，貧窮者則妒忌和偷盜。在南京，他說，人們都在尋求奢侈、享樂、女人。他說，天王現在住在一處富麗堂皇的宮殿裏，有許多嬪妃，他允許自己的王國由一個聖靈附體的人來統治。而凱普將軍，也就是召集了所有客家人去戰鬥的那個人，被一個中國錢莊老闆的金子和與他女兒的婚姻所收買，已經參加了滿族軍隊，現在是個叛徒。太多的幸福，那個返歸者說，總是會泛濫成哀傷的眼淚。

我們能從自己的肚子感覺到那個人說的話是真實的。我們處於飢餓之中，天王已經忘了我們，西方朋友也已背叛了我們。我們不再收到食物或勝利的消息。我們很窮，沒有母親，沒有父親，也沒有了唱歌的少男少女，在冬季更是凍得簌簌發抖。

第二天早晨，我離開村莊下山去了。那時我十四歲，年齡已大到足以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祖母上一年已經死了，不過她的鬼魂並沒有來阻攔我。那是九月的第九天，這我記得，這天是中國人該去登高、而不是下山的日子，是個紀念祖先的日子，是個拜上帝教徒用忽略它來證明他們遵循的是有着五十二個星期天的西洋日曆，而不是中國年曆的神聖的日子。所以我走下山去，接着穿過了山間的峽谷。我再也不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該信任誰。我決定我應該等待一個徵兆，看看發生了什麼。

我來到了瀕臨水邊的那個名叫金田的城市。對我遇到的那些客家人，我說自己是個女怒目，但是他們不知道那個匪女是什麼人，在金田她並非著名人物。那兒的客家人並不欽慕我的被鬼馬砸掉的眼睛，他們可憐我，把一隻舊的飯碗塞到我的手掌里，試圖讓我成為一個瞎了一隻眼的乞丐。但是我拒絕變成人們認為我應該是的那種人。

於是我再次在城市裏流浪，心裏想着自己可以做什麼工作來換取食物。我看到了修腳的廣州人、拔牙的瑤族人、用尖針刺戳腫腿的本地人，可我對從別人身體上的腐爛處弄出錢來的本事卻是一竅不通。我繼續前行，直到來到一條大河的低堤旁。我看到客家漁夫從小船上把巨大的魚網撒到水裏，可我沒有網，也沒有小船，更不知道該怎樣像一條飛速、靈巧的魚那樣去思索。

在能夠決定做什麼之前，我聽到人們沿着河岸在喊叫：外國人來了！我跑到碼頭，看到兩個中國苦力船夫，一個年輕，一個年邁，走下一條狹窄的木板，正從一條大船上卸下盒子和板條箱。接着我看到了那些外國人，站在甲板上，——三個，四個，五個，全都穿着沉悶的黑色衣服，只有最小的那個例外，她的衣服和頭髮是吃樹甲蟲的那種亮閃閃的棕色。她就是班納小姐，當然了，那時我並不知道。我的一隻眼盯着他們看，而他們的五雙眼睛則注視着那個年輕和年邁的船夫搖搖晃晃地走下那條狹長單薄的跳板。船夫的肩膀上是兩根杆子，在杆子下垂的中央則是一隻懸吊在絞股繩上的大衣箱。突然，那個亮棕色的外國人跑下跳板——誰知道是為什麼——去警告他們，要他們多加小心。而同樣突然的是那塊跳板也開始彈跳，箱子開始搖晃，船夫開始搖擺，船上的五個外國人則開始叫喊起來。看着那兩個船夫繃緊他們全身的肌肉、而那個亮閃閃的外國人則像只企鵝似地扇打着她的手臂，我們的眼睛也前後上下地跳來跳去。接下來的一瞬間，那個處於跳板底部的年邁船夫，發出一聲尖銳的叫喊——我聽到了碎裂聲，看到他的肩膀骨頭戳了出來。然後兩個苦力、一隻衣箱、以及一個衣服閃亮的外國人水花四濺地落入腳下的河水裏。

我跑到河邊。那個年輕的苦力早已游上岸來，一隻小船上的兩個漁民正在追撈衣箱裏散落的東西：像船帆一樣翻騰着的色彩鮮艷的衣物、像鴨子那樣漂浮着的羽毛帽子、長長的像鬼的手指那樣梳耙着河水的手套，但是沒有人試圖去幫助那個受傷的船失或者衣服閃亮的外國人。另外的外國人也沒去援手：他們害怕走下那塊跳板。岸上的本地人不會去幫忙：如果他們干涉命運，他們將為那兩個未曾淹死者的生命負責。可我並不這樣想，因為我是個客家人。客家人是拜上帝教徒，而拜上帝教徒是人類中的漁夫，所以我抓住一根掉在河水裏的竹竿，沿着河堤跑過去，伸出竹竿，讓竿上的繩索順水流蕩下去。那個苦力和外國人用他們急切的手抓住了繩索，然後我使盡全身力氣把他們拉了上來。

一等我把他們拉上來，那些本地人就把我推到一邊。那個受傷的船夫被他們棄之地上，任由他呻吟咒罵著。他就是老魯，後來變成了看門人，因為肩膀斷了后他無法再干苦力的活兒了。至於班納小姐，那些本地人把她拽到堤岸高處，她在那兒嘔吐出河水，接着哭叫起來。當那幾個外國人最後終於從船上下來時，那些本地人圍擠在他們身邊，高喊着：“給我們錢。”一個外國人把一些小鋼板扔在地上，那些本地人就像飛鳥似地撲向它們，攫奪着，然後四散而去。

那些外國人用一輛車載班納小姐，一輛車載斷了骨頭的船夫，再用三輛車裝載他們的盒子、板條箱和衣箱。他們一路走向在長鳴的傳教會館，而我則跟在後面跑着。這就是我們三個怎麼會住在同一幢房子裏的經過。我們三人不同的命運就是在那條河裏匯流到一起，而且像溺水女人的頭髮一樣糾結纏繞在一起。

事情就像這樣：如果班納小姐沒在跳板上蹦跳，老魯絕不會折斷他的肩骨；如果他的肩骨沒有折斷，班納小姐絕不會幾乎淹死；如果我沒救班納小姐，使她免於淹死，她絕不會為老魯肩骨的折斷而感到難受；如果我沒救老魯，他絕不會告訴班納小姐我做了什麼；如果班納小姐不知道這一點，她絕不會要我做她的伴當；而如果我沒有成為她的伴當，她就不會失去她所愛的男人。

那幢鬼商大屋在長鳴。長鳴也位於薊山，但在我的村莊的北面，距金田是半天的路程。可由於有那麼多的箱子和在車上呻吟的人，我們費了兩倍的時間。我後來知道長鳴的意思是“永遠不結束的歌唱”：在這村莊的後面，高聳入雲處，有許多洞穴，成千上百。當風刮起來時，洞口就會發出嗚嗚的聲音——恰如那為失去了兒子而傷心的母親所發出的聲音。

我生命的最後六年就是在那兒度過的——在那幢房子裏。我與班納小姐、老魯以及傳教士——來自英國的耶穌信徒：兩位夫人、兩位先生——住在一起。那時我並不知道這些。這是很多日子以後，當我們能夠以一種共同語言相互交談時，班納小姐告訴我的。她說那些傳教士航海來到澳門，在那兒佈道了一段時間，然後來到廣東，在那兒又佈道了一段時間。那也是他們遇到班納小姐的地方。在這期間，一個新的條約出來了，說外國人可以在他們所喜歡的中國任何地方居住。所以這些傳教士就沿西江坐船到內地，來到了金田，而班納小姐則與他們同行。

那傳教士住處是個很大的場所，中間是個大院於，旁邊是四個小院子，主屋是間巨大而奇特的房子，旁邊則是四間小一點的房子。把各個院子和各幢房子連接在一起的過道上有着遮蓋。這地方的四周則環繞着高牆，把裏面和外面的世界分割開來。已經有一百多年沒人在那地方住過了。只有外國人才會呆在一幢受過詛咒的房子裏。他們說他們不相信中國的鬼魂。

地方上的人們告訴老魯，“別住在那兒，有狐狸精在那兒作祟。”但是老魯說他什麼也不怕。他是個已經相傳十代的廣州苦力！他非常健壯，足以工作到死；他也非常精明，完全能找到他所想知道的任何東西的答案。例如，如果你問他那兩個外國夫人擁有多少件衣服，他會猜測說或許每人二十幾件。他還會在夫人們去吃飯時進入她們的房間，逐一清點，當然嘍，絕對不會偷。他告訴我說，班納小姐，有兩雙鞋子、六副手套、五頂帽子、三件長外套、兩雙黑色的長統襪、兩雙白色的長統襪、兩條白色的內褲、一把雨傘以及七件另外的東西，應該是衣服，但他無法確定它們要遮蓋的是人體的哪一部分。

通過老魯，我很快就了解了有關外國人的許多事。不過直到後來他才告訴我為什麼當地人認為這幢房子受到過詛咒。許多年以前，它是為一個商人所擁有的一幢消夏的宅邸，這個商人後來神秘而可怕地死去，然後他的四個妻子，一個接一個，也神秘而可怕地死了，先是年輕的，后是年老的，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從一個滿月到下一個滿月之間。

就像老魯一樣，我也不會輕易被嚇倒。但我必須告訴你，利比—阿，五年以後在那兒發生的事卻使我相信那個鬼商回來了。